四、用于个人的哲学 　　 　　成功不居 　　 　　范蠡运用自己的行动哲学，辅助越王灭亡吴国，达到了当初出山的目标之后，下一步面临着新的问题，是留下来继续做越王的辅臣，还是不贪图荣华富贵，离开越王。这就是前面所说其哲学用于个人方面的内容。据史书记载，范蠡在灭吴之后，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用之家”，就是用于个人，于是他向越王告辞：“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 　　 　　范蠡所以成功而不居，不贪图物质享受，不恋荣华富贵，是因为知道在“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再者他通过与越王相处，已清楚认识了越王的性格特点，是“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因此毫不迟疑辞越而去。他离开越国后，又写信给文种，告诫他应尽快离开越国，不要贪图富贵：“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但文种不如范蠡，对“成功不居”的原则没有坚决实践之意，贪恋官位与财富，不能果断离去，结果越王在胜利之后不能再容留文种，而对他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意思是说你的智慧还没有用完，留在自己心里，谁能保证你以后不用这智慧来对付我，所以你还是先用它们对付你自己吧。此时文种才明白范蠡当初劝说自己离去的远见，但已来不及了，既然越王已不再信任自己，就只好以自杀结局。 　　 　　范蠡、文种二人当初一见而相赏，共同赴越，以成大业，在指导国家大事时，二人各能发挥特长，成就一番功业，但在面临个人处世问题时，二人的选择有所不同，范蠡坚决实践“成功不居”的思想，文种则犹豫不决，遂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范蠡离开越国，为了自身的安全，遂变名易姓，先到齐国，改名“鸱夷子皮”，率全家耕于海畔，苦身戮力，不长时间，就使家产达数十万。齐人听说他有过人的能力，就聘他为相。范蠡则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于是再次辞去官职，尽散其财，分给知友乡亲，闲行以去，移居于陶。认为此地乃天下之中，交通四通八达，便于贸易，可以致富。于是又改名“陶朱公”，“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这些经历也证明了范蠡用于个人的哲学，也是具有实践性的，同时也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 　　 　　从另一方面看，范蠡对其哲学的实践，能及时地从用于国家的哲学转换到用于个人的哲学方面，以及他后来经商时的“与时逐而不责于人”，都与他指导越王时所说的“圣人之功，时为之庸”一脉相通。 　　 　　范蠡用于个人的哲学之成功，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战国时的蔡泽曾说：“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报夫差之仇，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践终负而杀之。功成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公。” 　　 　　汉代的太史公也说：“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 　　 　　都对范蠡的个人哲学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之意，从他们的理解中，也可看出范蠡用于个人的哲学之特点：知天地之常道，知事物盛衰满亏转变之理，能进能退，能伸能屈，能往能返，超然避世，长享平安，非一般人可及。 　　 　　五、范蠡与《老子》 　　 　　范蠡与《老子》相通 　　 　　通观范蠡的哲学，可以看出，与《老子》中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范蠡的实践，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老子》思想并非完全与世隔绝的出世主义，而是以特有的思路来处理个人与世事的哲学思想。如范蠡阐述“持盈”原则时，对越王欲抢先进攻吴国，认为是“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与《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的思想是一致的。 　　 　　“持盈”原则是要求君主不要好大喜功，轻易发动战争，狂妄地追求过分的利益。这都属于老子思想，就连“持盈”二字，也是来自《老子》。《老子》第9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己。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第15章：“保此道者不欲盈。”这与与范蠡的“持盈与天”思想一致。 　　 　　范蠡的“定倾”原则，是要在形势不利时以示弱的姿态，求得缓和形势的效果，这与《老子》的“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及“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一脉相通。 　　 　　范蠡的“节事”原则，要求等待事情向反面转化，也与《老子》思想一致：“反者道之动也”。“节事”原则中的“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完全是《老子》顺其自然的思想。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范蠡针对越王急于发动战争，向吴国复仇的想法，而提出：“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这与《老子》中反对逞强用勇，反对用兵，提倡不争的思想一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对祸福的看法，也与《老子》相同。当越王被吴国大军困于会稽山之时，他喟然叹道：“吾终于此乎？”文种开导他：“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此即《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思想。文种、范蠡二人思想接近，可以想见，范蠡也有此种看法。 　　 　　范蠡论治外之事时说：“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天因人，圣人因天，……圣人因而成之。”这与《史记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道家思想非常相似：“道家因阴阳之大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因者君之纲也。” 　　 　　而范蠡在灭吴后辞官而去，成功不居，更是《老子》所说“成功而弗居”思想的实践。 　　 　　以人为中心的哲学 　　 　　如前所述，范蠡的治国哲学，是从天地人三方面来考虑问题的，但不是三者并列，而是以人为中心，为根本的，人是其哲学中的主体，天、地，归根结底是为人的事情服务的客观因素。但这里所谓的人，是指特定的人，即国王君主这一类人。范蠡在说明了其治国哲学的三原则之后，直接点明了这种哲学的主体：“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圣人”，既是指掌握了这种治国哲学的人，又是指有条件来实践这种哲学的人。范蠡当然是掌握这种哲学的人，但他不能直接运用这种哲学于国家之事，只有越王才能将它付诸实施。可知这是以君主这种人为主体的哲学思想，这一点也与《老子》思想一致。 　　 　　《老子》所设想的圣人，是治理国家的圣人，请看如下的说法： 　　 　　“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太上下知有之，……百姓皆谓我自然”，“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这些说法只能反映一点：《老子》的“圣人”就是治民之人，是在民之上、治理民众的“侯王”。而范蠡的哲学，也是以君主这种人为主体的，所以说二者的哲学，在“为什么人”这一点上，是相通的。 　　 　　以君主为哲学的主体，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特点，即司马谈所说的“务为治者”。但以君主为主体的哲学，有很大的局限。即必须有一个真正理解并且愿意实践这种哲学的君主存在，才能使之得到真正的实施，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在实际中，君主们常常是无知的或是狂妄的，而掌握这种哲学的人（如范蠡和老子），则不具备君主的地位与权力，所以这种哲学的真正实现，其条件是君主与哲学家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彻底的沟通，而这又是非常困难的。范蠡所以能让越王勾践最终执行了这种哲学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方面是范蠡费了很多口舌，反复地加以说明，但更重要的，则是越王在实践中不断通过事实的教育，而逐步地相信范蠡的哲学是可行的，而逐步地改变自己的态度，逐步地执行了这种哲学。而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则是十分罕见之例。 　　 　　总之，范蠡的哲学中，有不少内容与《老子》思想相通，因此可以说范蠡思想的主流乃是道家的，或者可以说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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