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楚哲学>中的一篇,楚哲学是应友人之邀而写的一本书,是友人所编的楚文化丛书的一本,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本篇中认为范蠡的哲学中有与老子思想相通之处,故放在本站.----------作者记 　　 　　一、哲学实践的条件与意义 　　 　　楚国哲学有一大特点，即行动性或曰实践性。既知之，即行之，不满足单纯的知，要在知的基础上进行实践，用来指导自己的人生。这种付诸行动的实践性特色，不是个别现象，在楚人中普遍如此。如老子、庄子、屈原及楚国的君臣，乃至许多不知名的隐者，都是如此。这里只以范蠡为例，来说明这种行动哲学的特色。 　　 　　楚材越用，是哲学的实践 　　 　　范蠡因助越灭吴而垂名青史。吴与越不属于楚文化的范畴，但范蠡却是道地的楚人。春秋时期，楚材晋用是引人注目的现象，许多楚国的人材出于各种原因逃到晋国，为晋国出力，来对付自己的母国楚国。这就是所谓的楚材晋用。范蠡是楚材越用，虽然也为异国效力，但非帮助他国对付自己的母国，这比那些只顾自己而不顾母国的人，更值得尊重。当然，无论楚国的人材在哪一国发挥作用，都可证明楚国哲学的普遍适用性。 　　 　　据史书记载，范蠡，字少伯，是楚国宛县三户人，他没有入仕做官，但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平民，他为人佯狂倜傥，所做所为完全与俗人不同。当时宛县的县令文种听说了范蠡的这种行为，不但不觉得怪异，反而认为：“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他深知这种人不能按一般人的标准来衡量。文种如此看重范蠡，表明他了解范蠡采取反俗行为背后的特定哲学，可谓知音相赏。 　　 　　文种遂亲自来找范蠡，二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史书上说他们见面后“抵掌而谈”，非常亲密，文种的随从们对他们的玄妙谈话无法理解，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这表明二人所谈已相当高妙，进入了超出普通人常识的哲学层次。二人经过深谈，文种竟然当即辞去县令官职，愿与范蠡离开楚国，前往吴越，要运用自己的哲学，辅佐外国的君主，以成就一番事业。 　　 　　范蠡和文种最终挑选了越国，做为实践自己哲学思想的目的地，这一选择，想来一定经过了深思熟虑。 　　 　　越国有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国，即与之毗邻而居的吴国。越、吴二国是世代仇国，几代人攻伐不已，互有胜负，却又不相上下，谁也未能吃掉谁。这种局面，在范蠡看来，不是双方客观上不具备消灭对方的可能性，而是由于双方的国君不具备实现这种可能性的主观能力。若是有人用一种高明的哲学思想指导他们，就能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范蠡所以这样断定，是在仔细分析了越、吴二国的实际形势后得出的结论。因为越、吴二国的国土、人口、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都大体相当，又相邻而居，正是天生的一对敌国。若是其中一国国力太强，一国太弱，就不能成为敌手之国，谁胜谁负，可以一目了然，不须他人的帮助，自可走向一个可以预料的结局。而越、吴二国不是这样，所以经过长期的相争而至于僵持局面，必须有外人来参与其中，才能打破僵局，实现突破。从另一个方面看，象楚国与秦国，或秦国与齐国，都是相当大的国家，但相互间国土并不紧邻，故不能简单地象越、吴一样打破均势，取得突破性的胜负。所以，范蠡（文种只是跟随范蠡而去，并非他自己有这样的认识，后来文种不能象范蠡一样成功而退，也证明了这一点）选择了越国，来实践自己的哲学，帮助该一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完成历史性突破。 　　 　　本来范、文二人准备前往吴国，但得知楚国伍子胥已先期到达吴国，且受到了重用。范蠡明白一山不容二虎，于是去吴至越。这表明他当初并不是对越或吴的任何一方怀有偏见，只是认为这两国正是实现自己哲学思想的理想之地而已，至于选择哪一国来采取行动，都是无关紧要的。 　　 　　实践性，哲学的重要意义 　　 　　范蠡和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不是靠武功博取功名，而是要用特定的哲学指导越王勾践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借此实现自己所信奉的哲学思想。这表明他们的哲学，是以行动性或实践性为重要特色的。 　　 　　任何一种哲学，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局限在书斋里，那它就不是具有行动性或实践性的哲学。这样的哲学，不管构思得多么完满与成熟，意义都不大。马克思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时说，以往的哲学，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则是要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是人民群众用来创造历史改造历史的思想武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思想武器，来进行武器的批判，以彻底改变旧世界，而不是满足于仅仅为人们提供一种批判的武器。马克思如此强调哲学的行动性或实践性，在世界哲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范蠡的哲学，当然不可能象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具有改变整个世界的宏大抱负，但他确有应用哲学于现实，以求获得一定效果的意图，这就体现了其哲学的行动性特色。后代许多学者都强调“经世致用”，范蠡的思想及其实践，可以说为“经世致用”思想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范蠡的哲学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国家方面，一是用于个人方面，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共同特色。如儒家的哲学，常被人归纳为修身治国平天下，这种哲学，分析起来，无非就是国家与个人两个方面的内容。又如道家的哲学，一般认为是退隐的，不关心国家社会，只注意个人的修身养性。其实，老子的哲学思想也象儒家一样，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基本思路的，只是它所设想的具体方法途径与儒家不同而已。道家的庄子，其哲学思想虽然不象老子那样关注国家社会之事，但对于国家社会之事也有其独特的看法。所以，道家的哲学思想也如儒家一样，包含国家与个人两个方面的内容，详可参见本书叙述老子与庄子哲学的部分。又如法家，其哲学思想是以关心国家之事为主的，但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也有着关于个人如何处世与自律的内容。只不过它的具体内容，与儒家和道家有所不同而已。 　　 　　中国哲学的这种鲜明特色，古人早就予以明确指出了。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撰述其史学巨著《史记》时，曾对秦汉以前的各家思想做过精彩的总结，形成一篇著名的文章，即《论六家要旨》。其文开篇就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不管是哪一家的思想，若要找出他们的中心思想，所关心的都是国家方面的事情，即所谓的“务为治者”。然后才有与之相关的关于个人问题的哲学思想。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体现了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以人群为本的人文特色。范蠡也不例外，他的哲学思想不会超出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共同思路，只不过其具体内容更有特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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