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治国哲学三原则 　　 　　治理国家的三项原则 　　 　　先来看范蠡关于国家之事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是范蠡与越王勾践讨论如何处理与吴国相争的具体事务时，逐步加以说明的，这与一般思想家以著书立说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春秋晚期，越国与吴国成为中国东南地区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国，都想消灭对方，称霸一方。做为越国的君主勾践来说，他满脑子所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尽快地在与吴国的争战中取胜而制霸。他录用了来自楚国的两个人才----范蠡与文种，做自己的谋臣，与之商讨的事情也以此为中心。从越王勾践的角度讲，他的心理受这一功利性目的的强烈支配，无意中忽视了追求最佳方法与途径，产生了急功近利的倾向。这也是一般的统治者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标时，常见的病态心理。事实证明，以急功近利的心态指导国家政治，即使暂时可以获取一点点利益，其最终的结局，也往往以失败告终。这种现象，对于具有深刻哲学思想的范蠡来说，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当越王勾践一再要求尽快伐吴之时，范蠡耐心地为他阐述了真正有效的治国争胜之道。这一套理论，完全可以看做范蠡关于国家之事的哲学思想，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持盈”、“定倾”、“节事”，就是办好国家之事必须遵循的三项原则。“持盈”，是用于形势大好时的原则，用于长久地保持盈满状态而不走向衰败。“定倾”，是用于形势危殆时的原则，用于有力地挽狂澜于既倒，稳定即将倾覆的局势。“节事”，是用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原则，用来发展生产，积蓄实力，等待时机，以求反攻。 　　 　　持盈原则，治国首务 　　 　　“持盈”原则的前提在于“天道”：“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持盈”的方法是“与天”。所谓“与天”，就是按“天道”行事。“天道”是天的基本规律，其中心思想是“不溢”、“不骄”、“不矜”。古人认为，天有四时的变化，万物因此得以不断生长消亡，使自然界永远保持兴盛，生生不息。但天又是无意志的，从来不对此伟业有任何骄矜之心，所以能使自然界万物的兴盛永远持续下去。正因为此，所以说“天道”就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与天相比，人在成功之时和盛满之际，非常容易产生溢、骄、矜的心态，这正是不能保持成功与兴盛，很快由盛到衰的原因所在。一个普通人的事业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大事更是如此。 　　 　　在封建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里。因此，做为君主能否懂得持盈的道理，并按其原则行事，对这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出现兴盛形势，是国家之事取得成功的表现，但君主不能把功劳完全记在自己头上，而居功自傲，所以要象上天那样，“劳而不矜其功”。这是“持盈”原则最为重要的一点，因为“劳而不矜其功”乃是达到“盈而不溢，盛而不骄”的思想基础。思想上只要有一点点的矜功之心，则会肇开溢骄之端，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导致盛衰之变。在国势兴盛之时，一个君主，能否保持头脑清醒，不骄不矜，是能否长久保持兴盛国势的关键所在。人类的实践证明，能做到这一点的君主少之又少，所以，范蠡把它列为治国哲学的首要原则。能认识“持盈”原则且能自觉实践的人，就是范蠡所说的“圣人”：“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 　　 　　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如何才能做到“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只有不溢不骄不矜的愿望，还不能保证完全实现这一愿望，必须要有可以依循的方法，才能使这一愿望具有可行性，这就是此处所说的“随时”或“守时”。 　　 　　如前所说，因为天有四时，才使万物生生不息，由此可知“时”在“天道”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这样看来，圣人要按“天道”行事，实际上就是遵循天时以行事，这就是所谓的“随时以行”。要做到“随时”，关键是能识时，然后则是“守时”。天时的变化，并不是刮风下雨，可以一望而知的，所以要善于通过各种征候来认识天时的变化。能准确认识天时变化了，就要老老实实地“守时”，按照天之时节来做应做和可做的事，不可随意地胡作非为。这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尊重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所以范蠡才说：“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这是针对越王想要进攻吴国的想法，告诫越王：不要违背天时，在合适的时机到来之前而抢先动手，不要在对方未出现内部裂痕之前，主动肇开战端。因为这都不符合“随时”“守时”的原则，因此也就违背了“持盈”的原则。 　　 　　范蠡明白此时的越王还不能完全信服自己的哲学，所以他又明确提出警告：“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 　　 　　指出越王急于进攻吴国的想法，正是违背了“持盈”的原则。当时的越国还根本谈不上兴盛和成功，连“持盈”的前提都未具备，就要溢、骄、矜，这比已经兴盛成功之后的溢、骄、矜，其后果更为可怕。在天时与人事方面，也都不具备采取行动的条件，所以此时进攻吴国，完全是“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的妄动。可惜此时的越王勾践急功近利思想太强，急着要消灭吴国，认为只须一战即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他根本听不进范蠡那一套富有哲学意味的劝谏，执意决定出兵攻吴。其结果只能是范蠡所警告的：“妨于国家，靡王躬身”。国家与君主自身，都要直受其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此次越王出兵，与吴国战于太湖，大败而退，只剩下最后一点残余部队，退守到会稽山上，四面被吴兵铁桶般围住，越王及其国家危在旦夕。 　　 　　定倾原则，挽救危局 　　 　　一般而言，执意而行的君主，大都听不进范蠡这类哲人冷静的忠告，所谓忠言逆耳。因此，君主的重大决策经常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其国家不断面临危急形势，甚至是亡国之势。如果此时的君主仍然一意孤行，不听忠告，则范蠡一类哲人就会弃之如敝屣，不会陪他进坟墓。若是如此，范蠡治国的第二项原则就不能得到应用。可喜的是，此时的越王勾践面临危局，不甘败亡，承认范蠡比自己高明，虚心向范蠡求教：“我不听你的话，所以才有这次大败，现在应该怎么办？” 　　 　　范蠡见越王尚能听取意见，故没有弃之而走，于是要用他的“定倾”原则帮助越王挽救危局。他问越王：“君王难道忘了我以前说的三项原则了吗：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越王说：“现在就要定倾，可按你所说的‘与人’，又是什么意思？具體又該怎么办呢？”于是范蠡向他说明“定倾者与人”的含意，就是“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 　　 　　意思就是要向大兵压境的强敌暂时表示屈服，以示弱的姿态，要求与敌人媾和，以换取生存的余地，然后再图后计。具体说来，就是以“卑辞尊礼”的态度，表示愿意为之提供“玩好女乐”，并给对方送上“天王”等美名尊号。如果还不能使之满足，或对方还不放心，就向对方奉献更多的物资器物，甚至君主亲自到敌国，做为人质，直到对方满意放心，而不彻底灭亡己国。 　　 　　其具体做法是：派文种去见吴王，“请以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随之以国家之重器”，乃至“请委管籥属国家，以身随之，君王制之”。与此同时还使用离间计等，让吴王自己杀掉其身旁冷静而理智的辅臣伍子胥，除掉了实现范蠡“定倾与人”计划的最大障碍，最终达到让吴王退兵、保住越国的目的。 　　 　　“定倾者与人”的用意有二：一是尽量让对方得到满足感，利用人性中的怜悯心，使之一时心软，不斩尽杀绝，二是由此而使本国获得最后一线的生存可能性。总之是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以卑屈示弱的行动，让吴国退兵而不灭亡越国，这为越国的生存及以后的东山再起争取了重要的条件。 　　 　　节事原则，为了反攻 　　 　　越国虽然得以不亡，但要达到东山再起乃至最终反攻灭吴的战略目标，仍需正确的哲学指导。这时范蠡提供的原则是“节事”，其方法是“节事者与地”。《史记·越王世家》的《索隐》解释“与地”是“地能财成万物”的意思。范蠡自己对此也有详细说明： 　　 　　“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 　　 　　大意是说，只有土地能容纳万物，为万物提供生存生长的空间，对万物一视同仁，无偏无爱，使万物各自生长，又各有其用。这是告诉越王勾践，要想东山再起，反攻吴国，一定要有充足的物资基础，而大地就能提供所需的各种物资。但如何使用大地所提供的各种物资，不是光凭蛮干所能奏效的，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所以范蠡又来说明人应如何利用万物： 　　 　　“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 　　 　　万物可以为人所用，但人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而用万物。所谓自然规律就是范蠡所说的“时”和“事”。万物的生长都按一定的时节，这就是自然的规律。人用万物，必须“不逆天时”，不可急功近利，不可揠苗助长，要让万物按照自然的时节（此即所谓“时”）和自己的生长规律，完全生长成熟之后（此即所谓“事”），才可加以利用。所以人对万物的态度，应该是“自若以处”。自若就是自如，自如以处，就是在筹备所需要物资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急不躁，按照万物的自然生长成熟过程，循序渐进，按部就班，不得妄动。这里体现了道家的顺从自然的思想。 　　 　　顺其自然，也不是一味地等待，啥事不干，人们要在顺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积极组织人力，发展生产，以丰富大地的物资：“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 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 　　 　　“同男女之功”，是要将把男女都视为劳动力而投入到生产之中，这就是“不乱民功”。“除民之害”，是消除那些对人民的生产造成危害的因素，即所谓人祸。“以避天殃”，是避开妨碍生产的自然因素，即所谓的天灾。如果天灾人祸都能通过适当的措施而得以避免，民众就能充分发挥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可以收到“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的效果，这是国家组织民众生产最为理想的局面。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在生产发展之后，不要因为生活富足了而让民众之中出现“旷其众”的现象，因为生活富裕了的民众若是不再专心从事生产，就会在社会中造成许多纷乱，所以治国者一定要注意，不能以为民众生活富足了就万事大吉，还应懂得此时的社会管理更为重要，以保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不要让民众脱离生产，而成为社会动乱的“阶梯”。“无旷其众，以为乱梯”，就是这样的意思。若是能够在民众生活富足之后，仍能引导民众不脱离生产，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因为人的天性之中，有贪图享受的因素，生活富足之后，往往不再努力从事生产，而去享受，这时就会使人际关系变得不再纯朴，这就是国家社会中民众之间产生民事纠纷的原因之一。 　　 　　范蠡对此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范蠡此时所说的生产，还不只是单纯为了国家与民众的生活富足，而有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反攻吴国，所以更要注意引导民众一刻也不要脱离生产，更不要因为脱离生产而引起国内社会秩序的混乱，这都是为了完成总的战略目标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生产发展了，物资丰足了，是不是马上就可向吴国发动反攻，大举开战了呢？并不是这样简单。所谓的“节事”原则还包括第二层内容：“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間，则抚民保教以须之。” 　　 　　时势的发展终会走向它的反面，比如原来吴胜越败，吴强越弱，这是时势的一种形态，但不会永久如此，事物的发展到达一定的极点，就会向反面转化。越国在聚集民力，发展生产之后，就会逐步由弱到强，双方力量对比就会逐步发生变化。这就是“时将有反”。时势虽然终有反向转化的趋势，但己方若欲采取大的行动，则还要等待对方国家内部出现可乘之隙。因为越国由弱到强，吴国不一定由强到弱，它还具有一定的实力，所以越国虽然力量增强了，与吴国相比，还是势均力敌，不能贸然开战。这就要等待吴国内部出现毛病，给越国以可乘之机。这就是“事将有间”。“间”即间隙，即对方可以利用的空子。事情的发展，总是这样的，所以说是“天地之恒制”。“恒制”可以理解为常规。 　　 　　做为一国君主，能知这样的客观常规，按照客观常规进行决策，采取行动，才能得到“天下之成利”。如果对方内部尚未出现裂痕缝隙，没有可乘之机，则己方只能“抚民保教以须之”（“须”是等待的意思）。这时的抚民保教，就是继续做好己方的工作，使准备更为充足，力量更为强大，待到时机一来，就能在决战中处于更为主动有力的位置。 　　 　　看来，“节事者与地”包括“节”与“地”两方面的内容，而“节”与“地”又都包含着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涵义。 　　 　　“节”，一方面是指事物发展的时机或时节，这是客观方面的涵义，另一方面则是“行事有节”，不可只按主观意志，不顾客观形势，要顺乎事势的发展，不可超前也不可滞后，等待事物走向反面，等待事物转化。这是主观方面的涵义。 　　 　　“地”，一方面是指土地包容万物，为万物的生存与生长提供条件，这是客观方面的涵义。另一方面，是要顺乎土地的特性，利用土地产生万物的客观规律，通过人的劳动而生产各种物资。这是主观方面的涵义。 　　 　　“节事”原则的另一要点在于，“节事”和“与地”，都不是一次性的措施，不可能一劳永逸，二者都是长期的活动，需要持之以衡地进行下去。因为要让事物走向反面，促进事物出现转化，不是一两次行动，在短时期就可以完成的。生产也好，国家实力的增长也好，都要无限次反复进行，要长期坚持，才会有得到成效的。所以范蠡强调要“无旷其众”，不要由此产生“乱梯”。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产生一切物资财富的源泉。一个国家要想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物质基础。平时的国计民生，要靠土地所产生的物资财富，战时的军需战备，同样也要靠土地产生的物资财富。在危难形势下，通过“定倾与人”的原则，获得了苟延残喘以图恢复的机会，下一步的任务就是恢复实力，以图反攻取胜。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靠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所以，范蠡的“节事者与地”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到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也都以富国强兵为宗旨，无非就是向土地要物资，要实力，这种思路，可以说是由范蠡开其端的。 　　 　　治内治外，各用其才 　　 　　越王在范蠡的指导下，最终战胜并灭亡了吴国，事实让越王懂得范蠡的哲学确实高明，因此希望范蠡继续运用他的哲学指导越国。越王说：“我的国家，就是你的国家，请你来治理它吧！”范蠡当初前来越国，就是要用自己的哲学来指导一个国家，这一实践可说已经取得成功。但范蠡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以为治国大任，非我莫属。他告诉越王勾践，治国还有内外之分，并非一种人才就可胜任，应选择最为适当的人才担任不同的任务。治理国内，其特点是：“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 　　 　　治理国内之事，主要是治理百姓，任务就是指导百姓按照自然的季节，进行各自的生产活动，为此需要给百姓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不扰乱他们的生产与生活，让他们安居乐业，不违背天时，这样的话，就会获得丰收，五谷丰登，国家的人口就会随之增多，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足。一个国家的国力，如果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生产活动中，自会顺理成章地增强起来，而君主与大臣也会因国家兴旺而团结一致。范蠡认为能胜任这一任务者，是文种，自己则比不上他。所以，越王宜用文种治理国内之事。 　　 　　国外之事的特点是与异国打交道，因敌我心愿不一，故比治理国内之事更为复杂困难，处理国外之事的要点是： 　　 　　“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 　　 　　这里所说的处理国外之事的哲学，其中心思想就是根据客观规律，采取与之相应的措施，不可只凭主观意志决断。“阴阳之恒”、“天地之常”，就是客观世界的规律，而“因”、“顺”，就是主体对于客观的顺应与遵循。“柔而不屈，强而不刚”，是要适中，不要过分偏于一极。只知柔而不知不屈，就是无条件的屈服。只知强而不知不刚，就是不讲理的蛮横。都会在处理国外之事时使己国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要柔中有强（不屈），刚中有柔（不刚），柔是灵活性，刚是原则性，二者的分寸必须适当，这就是“柔而不屈，强而不刚”的丰富含意。 　　 　　一方面是遵循客观规律，一方面是柔刚适中，二者本身也是统一的。因为客观世界的阴与阳，就是人事活动中的柔与刚。客观世界中的阴与阳，是对方统一，从两个方面各自发挥作用，相互配合着，使自然界趋于和谐，而人要因顺此种客观规律，所以必须柔刚适中得当，相辅相成，不可偏于一极。 　　 　　国外之事，从性质上看，大体可分为两类，即所谓的“德虐”二者。“德”是给人以利，“虐”是给人以害，实际上正是柔与刚的体现。是用“德”还是用“虐”，决定分寸与时机者，都来自永不改变的客观规律，这就是所谓的“恒”或“常”。人对于客观规律，所能做的只是“因”和“顺”。能这样做的人，就是所谓的“圣人”，而他的这些行事原则，都是遵循客观规律的结果，正因为此，所以说“圣人因而成之”，能取得成功。如果按照这种哲学做了，就能： 　　 　　“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不如蠡也。” 　　 　　因为是彻底的战胜敌人，所以敌人不可能再有还手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战胜而不报”。因为敌人不能再复仇，所以从敌国得来的土地，也不会再被敌人收复，这就是所谓的“取地而不反”。这样的胜利，是取胜于国外，而利益收效于本国国内，所以说是“兵胜于外，福生于内”。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与利益，可以说是用力不多而名声大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胜利，因为只有利而无害。能按这种思路治国并取得实效，文种就不如范蠡，这是范蠡自己的评价，所以说“种不蠡也”。 　　 　　如上所述，一国内外之事既有不同，则处理其事的思路也不相同，适用的人才也有不同，但它们都统一于治理国事的哲学思想之中，是很有实践意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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