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献_中国近现代文献～文集_494号馆文选__天演论

天演论自叙 第一会 　　 　　严先生曰：余治天学，至于有明之世，波兰人歌白尼，尽破地静天动旧说，证地为日局行星之一，岁岁绕日，与诸纬彗孛同以定时循轨，即日亦非常静不徒者。群从围绕，太阳居中，以空游悬行，趋于御女。盖一出入息间，不知其几千万里也。喟然叹曰：伟哉科学!五洲政治之变，基于此矣。盖自古人群之为制，其始莫不法于自然。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上以为吾覆，有其至卑者居下以为吾践。此贵贱之所由分，而天泽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说确然不诬，民知向所对举而严分者，其于物为无所属也。苍苍然高者，绝远而已，积虚而已，无所谓上下也。无所谓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随地皆可以为极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断断乎无此别也。此贵贱之所以不分，而天泽之所以无取也。三百数十年之间，欧之事变，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日张而不可遏者，溯其发端，作由此乎？且天演者，时进之义也。古之人发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载籍，莫不有考，然而最后百年，其学乃大盛，得此以与向之平等自由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于谋新，而率旧之思少矣。呜乎!世变之成，虽曰天运，岂非学术也哉!虽然，尚有说焉，夫背苦而向乐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恶恶者，人性所同具也。顾境之至也，苦乐未尝不并居；功之呈也，善恶未尝不同域；方其言乐，而苦已随之；方其为善，而恶已形焉。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况富贵利行之污者乎？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课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收其至多。噫!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一会 　　 　　不佞近徇青年会骆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非敢谓能，但此所言，语语必皆有本，经西国名家所讨论，不敢逞臆为词，偏于一人政见。数会以后，诸公将见此是格物穷理实事求是之学，固无虑意见之偏，宗旨之谬也。 　　查政治一学，最为吾国士大夫所习闻。束发就傅，即读《大学》、《中庸》。《大学》由格致而至于平天下，《中庸》本诸天命之性，慎独工夫，而驯致于天下平。言政治之学，孰有逾此者乎？他日读《论》、《孟》、五经，其中所言，大抵不外德行、政治两事——两事者，固儒者专门之业也。然则诸公今日，更何必舍其家鸡，而更求野鹜乎! 　　虽然，诸公来意，不佞有以微窥。盖缘生于二十世纪之中，当天下开门相见之会，亲见外洋学术事理，有实比吾国进步为多者。又数年以来，异说纷起，或称君臣之伦为可废，或谓吾人向称唯一无二之法制，每为西人所不由，而其众亦未尝去治而就乱，是其所以然之故，必有可言。故欲知西国见行政法的实如何，以与旧闻者比较，使论议有所折中。诸公之意，非如是乎？ 　　此意甚佳，但有不可一蹴而至者。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迩。故当开讲之始，不妨先告诸公：欲得真知，先须耐性。且讲科学，与吾国寻常议论不同，中有难处：一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二是思理层折，非所习惯之难。故或言者视为无疑，而闻者犹或待辨；有时语意已极明白，而犹以为深远难明；或自谓已悟，而去实甚远。今不佞惟有极力求其显易，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若有未即领会之处，每期开会之先，祈诸公即便坦然质问，不佞当依次作答也。 　　今夕所论，未及政治本题，乃先言政治与历史相关之理。此语自表面观之，似若无甚奥义。虽然，侯闻吾言，始知其中大有新理也。盖二学本互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诸公无谓此是陈言，须知十八世纪以前，已有言治不由历史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是故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我们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虽然，外国亦有然者。故当前说出时，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纪述无文，即难行远云云。然此皆明于一方之论，不知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此不独读史宜尔，即仰观俯察，人欲求智，莫不当然。尚忆东坡有言，后生读史，当作数次，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求治乱盛衰之故，则专意在此，而置其余，他日再读。或为地理，或为官制，或为词章，亦循此法。如此学成，自然八面可以应敌。其言甚当。此虽古法，至今尚可用也。 　　盖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言其浅近，虽三尺童子能之。今日持火而烫，明日持火又烫，不出三次，而火能烫之公例立矣。但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一人之阅历有限，故必聚古人与异地人之阅历为之。如此则必由纪载，纪载则历史也。 　　是故历史者，不独政治人事有之，但为内籀学术，莫不有史。吾国或谓之“考”。如钱币考，钱币之历史也。《三通》之属，至于一切之掌故，盖皆为史，不仅编年纪事，而后可得此称。西人于动植诸学，但凡疏其情况，而不及会通公例，与言其所以然之故者，亦称历史，如自然历史是已。 　　东西旧史，于耳目所闻见，几于靡所不书，如李费《罗马史》所纪牛言雨血诸事，与《春秋》之纪灾异正同，而《史》、《汉》书志，刘知几《史通》论之详矣。 　　而近代之史，置此等事不详者，亦非尽由人类开化之故，乃因专门之学渐多。如日食、星陨，则畴人职之。大雨、风、雹，则有气候学家。甚至切于人事之刑政，亦以另有纪载，得以从略。如钱币则计学，瘟疫则医学，罪辟则刑法之学，皆可不必如古之特详。大抵史亦有普通专门二部，专门之史，日以增多，而国史所及，乃仅普通者。 　　或曰：前代之史，所以为后人宝贵者，不因事实，亦由文辞，顾古史之最以文辞称者，亦由闳识孤怀，见微知著，其理关于哲学。若第论文辞，则史且不及诗赋。又以其事之重纪实，故其娱人，不及小说家言。虽然，科学日出，史之所载日减于古矣。而减之又减，终有其不可减者存，则凡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 　　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问中国古有此乎？曰有之。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而《论》、《孟》、《学》、《庸》，亦圣人见其会通，立为公例，无疑义也。顾中国古书之短，在德行、政治杂而不分。而西国至十九世纪，政治一门已由各种群学分出，故其理易明，其学易治。 　　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谋而合之一事。其不谋而合者，以民生有群故。群之所始，《社会通诠》所言，已成不易之说。最始是图腾社会，如台湾生番之“社”，西南夷之“峒”。其次乃入宗法社会，此是教化一大进步。此种社会，五洲之中，尚多有之。而文化之进，如俄国、如中国，皆未悉去宗法形式者也。最后乃有军国社会。不佞今所讲者，大抵皆此等社会之政制矣。宇宙有至大公例，曰“万化皆渐而无顿”。是以三社会之变化，方其始异，若不可分，当始成国，若无异于家族者然。虽为家族之时，其人所属，常有更大于家族者。譬如遇人，叩其籍贯，其人必有姓有名，有郡望地邑，最后有国，而所以别异其人者始全。名，其身之名也。姓，其族之姓也。郡望，其所居之地，抑所由出之地之名。而所最有关系重要者，莫如其国。国者，多数众民所合，而成一特别团体之名也。 　　是故当知国之为义，与所居地土之义大有悬殊。吾国之人，所以于政治之学，国家之义，自西人观之，皆若不甚分晓者，止缘大一统之故。吾所居者，只有天下，并无国家。而所谓天下者，十八省至正大中，虽有旁国，皆在要荒诸服之列，以其无由立别，故无国家可言。如今云“爱国”二字，今义与古义绝殊。即言国家思想，亦非箇中人，真不知为何等思想矣。今假吾对众言曰：吾是中国人。诸公试察吾作此言时，意主何义？将谓吾所言者，意主所生长之种族乎？非也。顾此语虽不得以为全是，要为近之。何以云其近耶？盖不佞与四百兆人，粗而云之，固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设此语宣于伦敦巴黎之间，其意尤为显著。吾与彼人，语言不通，形貌有异，宗教不一，所谓黄、白二种之分是也。所不得以为全是者，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岛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可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 　　夫人类之为分，众矣。治民种之学者，其分法本之外形为多。如卜鲁门拔(Blumenbach)以色，烈支孺斯(Retzius)以颅，而今有人，又分之以发，如云将西人之发横断，其割面为椭圆。黑色人之发，其割面如腰子小豆。中国人之发，其割面成正圆形是已。而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彼谓印度与欧人，所以同为伊兰种人者，以其言语，推至古音，大概相合。如“耕田”，如“磨麦”诸语，如“父母”、“君民”、“上帝”等称，其原皆出自梵语，所以知之。 　　顾不佞之意，则不甚谓然。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占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mill，吾则云磨。西云ear，arare，吾则云犁。西云father，mother，pa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King，吾云君。西云Zeus，Dieu，吾云帝。西云terre，吾云地。甚至西云judge，jus，吾云则，云准。西云rex，ricas，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且其分也，在教化甚高之会乎？虽然，种族之异，非邦国之分。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故美、英不为同国，而海峡中诸岛之民，其上语往往为英人所不省者，可以证之。 　　何以言邦国之分，于人民有最大关系耶？一因其事为人类所同有之区分；二缘自有此分，而生出无穷之效果。吾谓人类所同有者，亦以大经言之，盖社会必入军国程度，而后乃真有此分。其始只分种族、峒社、宗教，但随地之民，皆觉此身于一家而外，另有一团体，甄录治保其身。此利团体，程度高下迥殊，是为邦国，或称国家，西文所谓state是已邦国之为团体也，吾人一属其中，终身不二，生死靡他，乃至紧要时会，此种团体其责求于我者，可以无穷，身命且为所有，何况财产。但其责求既已隆重如此，故必有至精至严至善之法制行乎其中，此则讲治理者之所有事也。欲识此等团体为何物，必察其物之所由生，与其团体之逐层进步。进步之际，形式不同，变象不一，此其自内因言之者也。至于外缘，则二团体相遇，其对待相加之形势，不相得而为战，为剋灭；相得为联合，为交通。此皆有绝大果效者也。内因外缘而外，尚当察其中分子为何如。盖人以所居邦国之异，其形体精神，理想行谊，皆从以悬殊，凡此之谓教化。是故充而论之，人类万殊，由于所居团体之各异，而此团体，即政治家所指之国家。 　　双称“国家”，单举曰“国”。国之为言，与土地殊，与种族殊，又与国民国群等名，皆不可混。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诸公务察此意。 　　政治问题曰国家。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之器，故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政治之论治权、政府，犹计学之言财富，名学之谈思理，代数之言数，形学之言线、面、方、圆。而其论国家也，分内因外缘为二大干。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进、变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 　　学有问题，乃其正鹄目的。但达此目的，得此正鹄，又将由何种之涂术而后能？诸公知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此于讲求群学之事，所系尤深，盖其关于人事最为密切矣。而其物为人人口头共有之谈，因其习惯，自诡已明，而其实不尔。若谓他物，吾或不知，至于国家政府，吾何不知之与有？吾今所欲闻者，政治以何术为最善，政府以何形式为最高耳。以此之故，其入手之始，往往不求知物，不问此系何物，而先问物宜如何。其言政也，则先欲知何者应利，何者应害。其言政府也，则先叩何式为合，何式为离。夫假以是为术，则所求之第一事，将在何者为最文明之国家，最为利益生人之治制。此吾国言治之书，自古迄今，莫不如此。且不独吾国然，欧洲十九世纪以前言治之书，亦莫不尔。柏拉图《民主主客论》，其职志也。 　　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将视各种国家，凡古今所发现者，如动植学家之视虫鱼草木。然彼之于所学也，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初不问何等草木为良草木，何等虫鱼为良虫鱼。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而所求明者，止于四事：(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用，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病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 　　故吾党之治此学，乃用西学最新最善之涂术。何则？其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诸公视此，吾党岂有丝毫之成心，惟祛其成心，故国家之真理可以见。 　　诸公将曰：异哉所闻!夫动植之学，所可用若前之涂术者，以其物天之所成，而非人之所设也。国家政府之为物不然，故其治之也，必问其良否，必分其功过。但如草木，区以别之，未见其术之有当也。则不知邦国政府虽属人功，而自其大分言之，实游于天演之中而不觉。大抵五洲民人所共有者，其事皆根于天性。天性，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法人萨维宜：“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既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 　　更有进者，夫世之勤勤于一学，孰不有意于人事之改良乎？顾求至美之物，而卒至于无所得，或所得者妄，而生心害政者，其故无他，坐用心躁耳。故言天学，而沦于星命，言化学而迷于黄白，言政治而乃主民约，皆此类也。 　　苟必始于知物，则所由内籀之术明矣。内籀必先考求事实，考求事实则一切如《群学肄言》之所戒，皆必除之而后可。此虽繁难，不可以已也。且政治之考求事实，有较他科不同者。他科可用试验，如治化学，欲知轻养之合而为水，取而试之足矣。乃至动植，亦有可试者。顾国家者，天地之大物也。而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行，而惟资于观察。且观察矣，又不若天象、地文之事也。盖国家有性情之物也。其行事发现，虽关团体，而常假手于一二人；又常出以秘密，而故为混淆以贸视听者有之；又以纪载者之不能无成心，而或出于轻忽。此史事所以如时下报章，最为难信。欲为考辑，必待能者，而能者则今日所称之良史也。 　　古之史家，其亦略知吾说者耶？人或笑左氏为相斫之书，或谓中国之史，不过数帝王之家谱，此其说似矣。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固〕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文明史》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大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夫天地之实纪者，自有专家。且十常侍之乱汉，与郑康成之诂经，二者于社会所关皆巨，而史家终略于此而详于彼者，何则？以彼之关于政治尤深切而著明耳。 　　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已误，而立例自非。今吾八会所为，重在会通提挈，而考订沙汰之事，又不得不藉手于他人所前为者。吾闻西师有言：一二百年以前，欧洲几无信史可用。史之可信，大概不过百年。是故当时政治大家，如郝伯思、如洛克、如孟德斯鸠等，皆以盖世哲家，所成就不过如彼。而此学演进，全俟后人。夫后人之所为，非果胜于前人也。穆王得八骏，有王良、造父为之先后，而后日行千里。近世走卒病夫，安坐三等汽车，其所行倍之，亦其所权借优耳，后人非能果胜前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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