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_中国古代文献～集部_348号馆文选__日知录之馀

日知录之馀卷四(下) 　　 　　谲觚十事 　　仆自三十以後，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岁月既久，渐成卷帙，而不敢录以示人。语曰：“良工不示人以朴。”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若方舆故迹，亦于经史之暇时一及之。而古人之书既已不存，齐东之语多未足据，则尤所阙疑而不敢妄为之说者。忽见时刻尺牍，有乐安李象先（名焕章）《与顾宁人书》，辩正地理十事。窃念十年前与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尝与之札，又未尝有李君与仆之札；又札中言仆读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谱》而深许之，仆亦未尝见此二书也。其所辩十事，仆所著书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尝见，似道听而为之说者。而又或以仆之说为李君之说，则益以微李君之未见鄙书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质之君子，无惮贻误来学，非好辨也，谅之。 　　来札：（据李君谓仆与之札。）孟尝君封邑在般阳，不当名薛。薛与膝近，《孟子》篇中齐人将筑薛。此足下泥古之过。汉淄川郡即今寿光，今淄川即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孟尝封邑在淄川今寿光地，墓在寿光西四十里朱良镇。後人以淄川之般阳为淄川，如以琅邪之临沂为琅邪，乐安之博昌为乐安，孟尝封邑偶名同薛国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颇远，当何说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淄川非薛”一事曰：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留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菑川者，误耳。今人有谓孟尝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与齐相接，何不言齐而言邹鲁乎？又按《後汉志》云：“薛，本国，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孟尝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尝君家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尝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留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菑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 　　仆所考论如此，乃言孟尝君之薛不在般阳，不曰孟尝君封邑在般阳而不当名薛也。李君之辩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昔人注书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无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尝君墓在寿光，其昉于何书邪？《史记?孟尝君传》：“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婴于薛。”正义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县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尝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传皆非也？又《汉书》有曹川国，无淄川郡，而般阳县自属济南。今日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远，并《史记入《汉书》而不之考邪？ 　　来札：营丘在临淄，今营丘营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过。大公初封齐营丘，即今临淄。齐三迁，一蒲姑，今博兴；一营陵，今昌乐；後又迁临淄，统名营丘，後改临淄而营丘之名遂废。 　　鄙著无此一事，今考《史记》：“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正义曰：“《括地志》云：‘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义曰：“《括地志》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胡人弟献公徙治临菑。’”据此所引《括地志》，营丘与临菑乃一地。又考《汉书》，齐郡治临淄，北海郡治营陵，或曰营丘。二郡并云师尚父所封，而臣玻与应劭之说各主其一，则当时已不能明矣。今昌乐、潍县之间亦有营丘城，按《史记》云“营丘边莱”，而不言献公之临菑即大公之营丘，则《括地志》谓营丘在临淄者失之也。 　　来札：潍水今呼淮水，古滩字似淮，当是点画差讹，此足下泥古之过。伏生授《书》曰：“潍淄其道。”欧阳生、儿生、张生诸博士岂考究之未详邪？史韩淮阴破龙且潍水上，以淮阴故，如浙水国钱镠曰钱圹，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笼水因颜文姜曰孝妇河也。如以厶隹似淮，则潍水在今潍邑，不闻古作厶隹县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淮河一事，曰：潍水，土人名为淮（户佳反）河。《齐乘》云：“《汉书.地理志》：潍，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诸城志》：“俗传箕屋山旧多产櫰，（《尔雅》：櫰，槐大叶而黑。《汉书?西域传》：奇木檀、櫰、梓、竹、漆。）水从櫰根出，故呼为淮河，以音之同也。”并误。愚按古人省文，“潍”字或作“维”，或作“淮”，总一字也。《汉书》：“或作淮者”，从水，从鸟隹之隹，篆作隹，即“潍”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为淮，则竟为“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篆作佳。于隶则差之毫厘，于篆则失之千里矣，如开封之氾水，《左传》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讹也。又曰：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堂邑涂圹，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伷出涂中。”产是“滁”字。古“滁”省作“涂”，与“潍”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户佳反之音出于土俗，本不足辩，仆与李君皆臆为之悦尔。审如所言，欲表韩侯之功，则木罂所渡之津，破赵所背之水，皆可名之为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岂不益新而可喜乎？ 　　来札：孔子虽圣，亦人尔，何能泰巅一千八百里外现吴门之马？足下来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吴门直吴，如苏州北门曰齐门之类是也。 　　鄙著无此一事。今之曲阜并无吴门，古之鲁城亦不载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论衡》云，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上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今详其文，于泰山则系以“鲁”，于阊门则系以“吴”，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谓是鲁城之门？又云：“人目所见，不过十里，鲁去吴千有余里，使离朱望之，终不能见，况使颜渊，何能审之？”此又《论衡》之言，而非仆之言也。 　　来札：景公墓在临淄东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长白山下今长山境内，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无多为官者，必景延广。延广，陕州人，後晋出帝与桑维翰同时，非周臣，又不当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传》：“景范，邹平人。世宗显德中，官宰相。显德六年罢。”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邹平，今割入长山界。在临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齐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记》有《後周中书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邹平县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鉴》：“五代周显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时属长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间有两举人，今亦尚有诸生，不能记其祖矣。不知何年谬传为晋之景延广，而邑志载之。以後《山东通志》等书袭舛承讹，无不以为延广墓。後有令于此者，谓延广于晋为误国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毁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诸生二人来，称景氏之孙，请问其祖为谁。予乃取《通鉴》及《五代史.周世宗纪》示之，曰：“显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广传》，曰：“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距此远矣，”乃谢而去。间一日，往郊外，视其墓碑，其文为“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知制诰柱国扈载”撰，虽剥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书待郎平章事景公讳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没赠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汉室，为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旧臣。”又曰：“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叹近代士人之不学，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以子孙而不识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鳞友人《袭克懋妻景氏墓志铭》，亦以为延广之後。虽本其家之行状，然王，李二公亦未尝究心于史学也。 　　此仆在邹平，与邑人宛斯马君。亲访其墓而录之者，不知李君何所闻之，而剿为己说。且与齐之景公何涉，而横生此一辩？又此墓旧属长山，今割人邹平；今反曰旧属邹平，今割人长山，又景相，长山人；今反曰邹平人。知李君之道听而途说也。 　　来札：临朐西十里逢山；俗传逢萌隐处。史：逢萌浮海，归隐大劳，东莱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长。墓在今营丘昌乐地。又都昌，昌邑也，皆与临朐远。史：夏东方诸侯逢伯陵居青州，旧城在郡西二十里马山，李于鳞所谓“龙斗马山之阳”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无此一事。《汉.地理志》：“临朐有逢山祠。”则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传》：“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诸侯，居齐地者。”《二十年传》：“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为夏，未知其何所据也。 　　来札：黄冠别说劳山有吴子宫，是吴子夫差请《灵宝度人经》处。《春秋众吴伐齐，至艾陵。艾陵，齐南境，令郯城，去劳六七百里。甚为牵合难据。足下来读道书，道书云：“许放阳弟子吴猛，东昌人，入劳，请《灵宝度人经》。吴子、吴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宫，不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说，不足辩。《莱州府志》：“传疑”一条云：“春秋时，吴王夫差登劳山，得《灵宝度人经》。”今欲去其年代，而改为吴猛，庸愈乎？按《晋书》，“吴猛，豫章人。”晋时亦未有东昌之名也。 　　来札：泰山无字碑非始皇，乃汉武时物，别史：“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风雨，大怒罢。”此可信者，汉武何故立无字碑？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鄙著《日知录》，有《考泰山无字碑》一事，曰：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词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援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呆，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蝎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灵乎？ 　　李君似未见仆此论，不知其所谓别史者何书：将考千载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记》而征别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风雨之阻，大怒罢之。且如《水经注》：“孔子庙，汉魏以来列七碑，二碑无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录于《史记》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罢其一，不罢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风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罢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时，又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来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为制始于王莽，则见于刘熙《释名》之书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谬矣。是其所引别史，不过二十馀字，而谬妄已有数端。又考《山东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无字碑。”此志作于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于古书之传也。又从而文之，无乃为前人所笑乎？ 　　来札：俗以丈人为泰山。唐明皇封禅，张说婿韦晤扈驾，以说婿，增三级。後帝忘其故，问群臣。伶官黄幡绰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为泰山。不知春秋时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荣启期处也。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辩。乃谓春秋时有丈人峰，其何所据？《列子》：“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成阝之野。”无“丈人”字。夫纪载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实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吴门于曲阜，即去一“阊”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谓天下遂无读《列子》、《论衡》二书之人哉？ 　　来札：大公封营丘，地泽卤，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国，未便夺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于上游也。古史万国，商三千，周千八百，当伐纣时，不知其如何变置，殷都朝歌，千里内不免改王畿为候国；周都镐京，千里内不免改侯国为王畿。涧水东、瀍水西皆诸侯，营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东方诸候附纣者众，故封大公以弹压耳。足下乃过信《货殖传》，未敢以足下为是。 　　鄙著《经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澙卤，人民寡。而《盂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且五世反葬于周，而地之相去二千余里。夫尊为尚父，亲为後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 　　《汉书》曰：“齐地，虚、危之分野也。少吴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大公。而《史记》以大公为武王所封。当武王之时，而大公至国修政，人民多归齐，为大国矣。考《左氏传》管仲之对楚子，展喜之对齐侯，并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郑康成注《檀弓》，谓大公受封，留为大师，死葬于周。又《金滕》之书有二公，则大公在周之明证。二说未知孰是。李君变置弹压之论，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测量古人也。 　　初刻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又与人书十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又与人书二十五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余耳。 　　又与潘次耕书 　　《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复年”之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预期也。 　　又与杨雪臣书 　　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与友人论门人书 　　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已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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