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时，爷爷给他起了一个大名叫“池硕儒”。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时，他自己改名为“池一平”。在不长的人生中，这个名字成了他真正的心境写照。 　　 　　为人民服务 　　　　父亲第一次接触相机，是领导分配给他的任务。 　　　　1949年父亲从军政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台州地委文工团美术组。此间他被抽调到台州地委土地改革工作队。土改结束后，他参加三反工作组进驻人民银行台州支行，此后，被调到台州中心文化馆、台州艺人训练班担任中队辅导员。1952年，父亲被调入《台州大众》报社任记者、编辑，领导要求他把“拍照”工作兼起来。于是报社唯一的一台照相机交给他使用了。我懂事后，看到过报社办公房、编辑室、排字间、印刷车间的历史资料照片。1954年，父亲被调到杭州，在浙江《农民大众》报社美术编辑部担任编辑、记者，报社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合署办公。因为他摆弄过相机，领导叫他把“摄影”工作兼起来，并把出版社最好的“禄来福莱克斯”120双镜头反光相机交给他使用。次年，《农民大众》撤销，父亲留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这使他无意间成为浙江出版界的第一位摄影师和美术编辑。 　　　　从“拍照”到“摄影”，父亲开始走向专业。我懂事后，曾翻阅过他买的一摞有关摄影原理、暗房技术、摄影艺术、出版印刷方面的书。那些书都精心包着封皮，里面夹着不少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纸条。二姑说我父亲打小喜欢帮着奶奶画鞋样，描绣本，心很细，常常琢磨出不同于样本的花样。父亲做书籍封面设计，都先用水粉和狼圭小笔做几个半张扑克牌大小的彩样，连花纹、美术字都十分精细地做到位，真的像画绣花花样一样。有一次看他趴在窗前往外拍碎点玻璃的照片。过后知道他洗出那张照片是为了做《鲁迅诗歌注》封面的底纹，那本书的封面设计据说获得很多好评。此后，他的照相机经常会对准许多莫名其妙的石纹、野草、木板、云空、树叶…… 　　　　摄影师都有一种天生的服务意识，改革开放前，出版社的活动资料照片大多数出自父亲的相机和他几乎每周都要加班的暗房。早先，出版社隶属于浙江省文化局，全省的一些文化活动的摄影工作也少不了父亲的参与，比如全省戏剧调演、全省农村俱乐部调演等等。出版社同仁们野营拉练回来，都说最辛苦的是老池。他为了找拍摄角度、抢拍好镜头，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落在后面，一会儿爬上山坡，一会儿走进田野，走的路远比大部队要多。父亲经常说起吴印咸、徐肖冰、侯波的事，在他眼里摄影之所以伟大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 　　　　早先拍的都是黑白照片，拍好了要把胶卷冲洗出来，然后还要用胶卷洗印或放大照片，每一个环节都要掌握时间，确定效果 ，那是一个非常繁琐的、既动脑力又费体力和精力的事情。所以摄影师每按一下快门意味着后面跟随着好几倍的工作量才能把照片拿出来。出版社最早的暗房在办公楼三楼的第一间。从设计、装修、到采购瓶罐盆钳、冲洗药水、相纸烘箱和放大器材，全由父亲一手操办。他还自己用红布黑布制作复合的窗帘门帘，制作曝光用的灯箱。那时印制和放大的曝光时间靠人工看手表读秒，父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个继电器，改装成一个自动的读秒器。有了这个暗房后，父亲成了最早到达单位最晚离开单位的人。工作最忙时，在暗房里通宵达旦，且感觉不到时间。我读中学后去帮过几次忙，专门负责把放大洗印好的照片用烘箱烘干。记得有刀美兰、李谷一等艺术家的演出照和采访照，有浙江歌舞团的一些舞台剧照。还旁观了二次曝光、多张底片叠加曝光、遮挡曝光等等许多激发我想象力的技术。 　　　　摄影师默默地在热闹场面中捕捉一切闪光的事物，不会有丝毫懈怠。而当灯灭曲尽人去楼空时，在那间孤单的暗房中却开始了更繁重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任何相应的奖励。我不懂事，会问父亲，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加班？父亲会笑着说：为人民服务啊！ 　　　　摄影师的镜头对着别人，而自己的形象留下来却很少很少。以至于父亲去世时，我们竟然很难找出一张合适的照片作为遗像。只好在2009年我为他拍医保卡标准像的几张数码照片中挑了一幅带点微笑的。 　　 　　活到老学到老 　　　　父亲到出版社主要做的是书籍装帧设计、插图和美术类书籍编辑工作。最初的摄影工作以服务、记录为主。他真正以摄影为重要手段做的书应该是《十五贯》（昆剧剧本）和《孙悟空三大白骨精》（绍剧剧本）。这两出五、六十年代浙江创作的大戏在全国引起轰动。《十五贯》号称“一部戏救活一个剧种”。毛泽东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演出后，特别和郭沫若七律词一首。为此，出版社出版剧本也算是大事。父亲为此书担任设计，并专程去拍了为书中插图用的剧照，同时与六龄童、王传淞、周传瑛等老前辈成了朋友。此后父亲还为很多剧本的出版拍剧照，做装帧设计。也为他日后的舞台摄影和戏曲摄影做了铺垫。 　　　　1955年下半年，新中国浙江最早一本纯摄影风光画册《人民西湖》是父亲做的书籍装帧。父亲用杭州都锦生丝绸厂的织锦做了软包精装封面，还专程到北京请郭沫若为画册题字。这部画册在莱比锡博览会上获了奖。这之后，父亲发挥了摄影的优势，接连编辑制作了一些风光导游的画册，比如莫干山、天台山、普陀山等，从文字、图片到装帧设计，事无巨细操心到底。他的足迹开始遍及浙江的山山水水。出版的东西多了，许多地方为了出当地的画册都会请他去拍摄，担当编辑顾问，或者干脆整本画册都交给他编辑制作。因为当时浙江只有一个出版社，所以好多年的浙江省地图、杭州市地图也请父亲参与编辑制作，并编排上一些摄影风光，很受大众欢迎。 　　　　父亲很忙。曾有一段时间，出版社美编室只有他一人撑着。他自己开创出许多很有销量的新书目，还要完成科技、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其他图书的美编、摄影工作。60年代，出版社陆续从美院调入毕业生充实美编室的力量，领导让父亲担任负责人。父亲由此渐渐脱开装帧设计和插图的工作，把重点偏向开发摄影、美术的书目。尽管如此，摄影师依然是人人都需要的特殊行当。记得上中学时有一年暑假，父亲带我到萧山临浦农村一生产队的宰牛现场，拍摄宰牛过程和许多切割好的牛部件。原来是为了一本农村科普读物制作牛的解剖图。 　　　　早先的印刷技术很落后，彩色印刷靠黑白稿做套色锌板印刷；文字靠铅字排版印刷；超大号的字体没有现成铅字，只能靠手写。记得我读小学时，出版社要出版高度有一米多，整张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的歌谱。父亲用魏碑体书写歌词，用美术字写出音符和所有的标点符号，再把同样的字和符号用相机拍下来，按纸上画格后定好的大小去洗放出合适大小的照片。忙碌几天后，再请出版社一群前辈把所有照片按位置黏贴上去，硬生生做出整张纸的版样，再去印刷厂制作锌板印刷。那天，一大群人为了这两张歌谱一直忙到后半夜。所以，那时很多书籍装帧和大幅印刷品几乎可以说是半手工产品。为达到高质量的印刷效果，父亲还经常泡在新华印刷厂，与印刷厂制版、修版、印刷的师傅们成了好朋友。有时，我在想，他们年轻时半手工做出的版样如果留到现在，无疑是中国印刷史的重要文物，甚至有点像斗笠蓑衣那样负载着一个时期的文化。同时，又让人看到新技术对人力的解放。 　　　　从社会的需要出发，父亲逐步在风景摄影、戏曲摄影和人物摄影上开拓出摄影条屏、挂历、独幅年画等类型，很受群众欢迎。这些项目在全国领先，所以也为出版社创造了不少财富。1980年从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室和《工农兵画报社》为基础成立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把年画和摄影合成一个编辑部，与父亲当时开创的工作局面有密切关系。 　　　　父亲一直追逐着任何可以利用的新技术。所以，他这一辈子堪称“活到老学到老”。 　　　　当图片可用彩色反转片摄影制版，四色胶版印刷机刚刚进入我国时，父亲很快开始拍摄反转片用在图片出版上，还自学掌握了反转片的冲洗技术。为摸索经验，保证照片质量，他一直坚持自己拍的反转片都由自己配制药水进行冲洗。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省只有出版社和宣传部下属的浙江新闻图片社能够冲洗出高质量的反转片。 　　　　70年代中期，出版社引进浙江第一台120单镜头反光相机，用大底片大幅度提高了摄影出版物的质量。父亲是这件事情的发起者和操作人。他凭着自学和多年出版工作中自主解决许多外文问题的的经验积累，完全靠查字典，从很多国外摄影器材资料中甄别比较，选定了玛米亚相机，并向上级写报告报预算，跑各个有关部门。当时国家没有对外开放，国外进口的摄影资料、进口器材指标、外汇使用指标等都必须特批。在宣传部分管领导于冠西的直接过问下，这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以后，进口摄影、冲印、灯光器材和材料也都是父亲一手操作。在使用上，他根据多种摄影的需要做出各种器材搭配方法。为了保证每次出行工作的万无一失，他起码会背上3个器材箱子，多的时候有6个，外加三脚架和灯具架。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成为他忠实的下手。 　　　　1992年父亲离休了，但依然有很多地方请他编书、拍照、审读书稿、担任出版顾问和摄影顾问。1996年，当很多单位还没有电脑时，连我的同辈中许多人还不懂电脑时，父亲用上了电脑，并且用五笔输入法写文章，熟练地用Photoshop修图片，用Coreldraw搞装帧设计，用Pagemaker排书稿。2002年，病重的父亲用上了第一只数码相机、第一台扫描仪。尽管他已经不能像健康时那样走很多地方，但他却拥有许多乐趣。就在他弥留之际，还在念叨买一台手提电脑，能够躺在病床上使用。 　　　　我想，如果他依然年轻，他肯定是站在事业最前列的人。 　　 　　留住人文自然 　　　　自从在50年代编辑了《人民西湖》画册后，父亲深深迷恋上风光摄影。尤其是开始用大机器拍反转片，能够出版一些风光屏条、单页画，受到群众欢迎以后。记得他拍摄和编辑过《黄山》《雁荡山》《浙江风光》《西湖风光》等等许多屏条。为拍浙江风光，他先做文稿，确定题材，然后或专程前往，或在其他工作的同时搂草打兔。 　　　　曾经有一段时间，父亲与司徒虹、叶赐真两位编辑合作得相当愉快。那时彩色摄影刚兴起，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些彩色的风光图片，发行量非常大。于是，他们仨经常外出，几乎跑遍全省，哪儿有新鲜的题材就往哪儿奔。瓯江放排、拖拉机夜耕、千岛湖捕鱼、插秧机试验、运河拖轮如龙、温岭养殖对虾成功、嘉湖地区蚕茧丰收、舟山大批机帆船取代老帆船……三个人常常几天不着家。大清早赶火车和长途汽车、半夜里回家是常事。司徒虹肩膀上被夏日晒出的大水泡、叶赐真手臂上被茅草拉出的大把划痕、父亲难得的拉碴胡子历历在目，也曾听他们笑说挤在火车里站上六七个小时所碰见的趣事。他们自嘲“拼命三个郎”。那时，父亲每年都有许多风光照片在全国摄影展览中入选，有的被《人民画报》等国家级报刊选用。因为都是工作拍片，社会又不鼓励成名成家，所以他每次送展都用个笔名叫“山谷”，那是“三个”的谐音。因为成果多，领导很支持他们，只要社里的吉普车有空，就让司机吴长海出车配合他们。那时，摄影界的同好交流甚多。听他们常谈起的好像有谭铁民、徐永辉、潘文甫、查淼顺等诸位。父亲和许多摄影同道都有很好的交往，与宁波的郭一清更是情同手足。他交友不泛，最看重人品，所以司徒虹和叶赐真是很难得的合作者。 　　　　可惜，70年代中期，司徒虹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叶赐真全家移居香港。很长时间里，父亲有一种落单的感觉。 　　　　我从农村回到杭州后，陪同父亲出去多次。曾有一次傍晚上宝石山，他拍下一张片子，没有动窝，等到天黑，说要二次曝光。他把相机开了个B门，让我用一块黑纸挡住镜头，等他手电筒信号便放开镜头，等他用了闪光灯，再挡住镜头，如此往复。他则望前跑去，给保俶塔、小亭、大树、石栏杆等二十多个地方打了闪光灯。一张照片拍完，他在山上跑了一大圈。几天后，他冲出反转片，却不太满意。后来，又让我陪他上了两次山才获得一幅比较满意的图片。三十多年后，我在父亲的病床边还说起这事。他说那时有数码相机，当场看见效果，该有多好，而且不用那么折腾。 　　　　1980年我在大三的暑假，陪父亲去舟山20多天。看在我这个壮劳力的份上，他居然带上了5个摄影器材箱加一个大三脚架，俩人的日用品用了一个超大的行李背包，另外还有水壶草帽叮当外挂。经过宁波到舟山，除了麻烦当地的朋友安排住宿和车船票外，父亲坚持我俩单独行动。他说我们的劳动量会很大，不好意思让别人受苦。我们走遍了普陀山、桃花岛、蚂蚁岛、嵊泗本岛和黄龙岛的角角落落。每天天不亮出门，最早是4点半，或上山顶或到海边“抢太阳”。白天烈日当头，我跟随他四处行走攀爬，细细搜寻第二天早上和傍晚可以拍摄的地方。中午休息一下后，我们又要出门“抢落日”、“抢晚霞”。在黄龙岛遇台风，父亲会带135相机出门“抢海浪”。每晚天黑透，人湿透，我们都是精疲力竭地回到驻地，那情景不会亚于在农村“双抢”。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微驼的背和几个大黑箱子，我真正有点心疼这个老爸，也对摄影师这个行当起了敬意。 　　　　拍摄风光，父亲都要把玛米亚相机用三脚架架稳。那时照相机都没有自动对焦，他带上老花镜加放大镜，按快门必定用快门线。他说出版讲究图片的清晰度，不可有一丝“虚”。他讲究图片的构图完整、内容丰富、信息容量大，他的风光摄影以全景居多。他说，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偏好完整、饱满，出版图片主要为了给老百姓看，农村更是把这些图片挂在中堂。他还说，摄影成本很高，所以每幅图片的取景、曝光配比都要仔细琢磨，一次到位，最多变换一组曝光值，再拍一张。所以，他按一下快门都慎之又慎，常常会等待许久。有时是为了等一片云彩一艘船一个人或什么东西，有时真的就是不想浪费了胶卷。甚至有机器架好后等了好久居然放弃了拍摄的事情。我玩笑说：“惜墨如金”。 　　　　晚年用上数码相机，他还是要端详琢磨许久才肯按下快门。不过相比早先，已经非常地“奢侈”了。 　　　　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愿望，就是走遍中国，但是，他离休前工作忙得累趴下，以致于1992年离休后基本在医院养病。这个愿望也就成为梦想。他说自己所有精力体力都在对付困难的环境和条件，等到技术发展、摄影条件如此优越时，人却倒下了，实乃人生大遗憾。 　　 　　留住舞台光彩 　　　　父亲的摄影人生中，舞台摄影是最丰富的。 　　　　自五、六十年代拍摄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十五贯》《胭脂》后，父亲给许多剧目拍摄了剧照。儿时我因此看了不少戏。剧团给摄影师们留着第一排的票，方便他们跑来跑去抢镜头，或在座位上也能拍到演员的特写。文化大革命以后，传统剧目都被禁演，革命样板戏都事先有了样板剧照。所以父亲主要的精力放在风光摄影上，仅拍摄过数量有限的现代戏，记得我曾陪他去拍摄了越剧《半蓝花生》。那时，父亲已经在尝试用专门的摄影灯光补充舞台灯光的不足，以舞台摆拍取代抢拍，弥补离出版要求较远的遗憾和成功率太低造成的浪费。所以在此前，他先看过几遍戏，与导演商量选取最说明问题的情节场面，并画好小构图，设置灯光预案。然后确定哪一天戏演完后，请导演和演员留下来，专门为剧照摆拍。这样的剧照完整而精致，内容突出，演员情绪饱满，光影关系到位，明显优于演出时的抓拍效果，大幅度提高了剧照的质量。 　　　　七十年代末，传统剧目开始上演，父亲敏感地抓机遇，依据他在舞台摄影上的突破，利用彩色反转片摄影出版的优势，开发出舞台艺术四屏条、挂历、明信片、年画各种出版形式，这类出版物深受城乡老百姓的喜爱，发行量飙升。我记得浙江歌舞团的《采茶舞》《织网舞》、上海芭蕾舞团的《天鹅湖》都发行过全张的独幅摄影。戏曲剧目更多，每年都有以各路演员为模特的挂历。 　　　　最出彩的是戏曲屏条。那是由16幅摄影画面，每幅画面下有一段诗文，完整反映剧情，用两个全张纸印刷组成的。一直到九十年代我依然能够在很多地方看到老百姓家中张贴着这类印刷品。记得他和池长尧等同事从以彩色摄影重拍《十五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入手。那些屏条立竿见影地赢得市场。这以后他拍了京、越、昆等剧种的《武松》《白蛇传》《失、空、斩》《胭脂》《小刀会》《孔雀东南飞》《牡丹亭》《祝福》等一批剧目，屏条的诗文请评论家沈祖安等人撰写。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后，他又拍摄了《五女拜寿》《汉宫怨》等剧目，有些屏条的文字是剧作家顾锡东亲自操刀的。 　　　　除了省城的剧团外，他还多次去过浙江绍剧团、浙江婺剧团等外地剧团。北京、上海等省外剧团来杭演出时他也去拍摄过。父亲每拍一部戏的屏条都会看几遍戏，做好策划，与导演讨论，突破一般剧照的局限，勾出近景、特写、全景都有的各种小图，使得屏条的整体更为丰富好看。最后根据确定的小图，重新摆布舞台布景、灯光、确定演员站位、动作表情、拍摄角度等等，几乎成了一部戏的二度创作。他甚至还想把戏拉到实景中去拍摄。曾有同事说父亲是集编辑、灯光设计、舞台调度、导演、摄影于一身。父亲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人，一个戏有时会拍两个晚上，把所有细节都考虑周全、安排妥帖才下定决心按下宝贵的快门。每个镜头保证两张片子完成，加上自己冲洗，所以，从来没有废片，以最低的代价换得最好的结果。 　　　　父亲对朋友毫无保留，他会仔仔细细将所有心得、经验、理论抽丝剥茧地告诉任何希望了解或想参与舞台摄影的人。有很多人向他学习技术，出版社也有意识安排年轻人跟着他。我曾讨教，如果别人都掌握了你这一套，不把你饭碗砸了？他说，每一部戏都是新的，都会有新的方法，技术永远在更新。再说对戏曲的了解和研究，与戏曲界真诚的关系不是靠技术能够做好的，靠的是心，是长年的文化修养和知识积累。父亲在很多向他学习的人中最看重省艺术研究所的陈坚。在他看来陈坚不仅悉心学习，难得的是人品正，有全面休养，有新的创造，并热爱这样的工作。 　　　　舞台摄影成为父亲一生中付出最多的部分，也是发行量最大的部分。我在学习、工作中经常在城乡各地看到他拍的作品挂在平常百姓家。甚至去莫高窟采风，在柳园的小旅馆里也能看到他的戏曲屏条。 　　 　　生命之重 　　　　年轻时，父亲身强体壮，如同“踩不死的草”。他仗着这笔本钱长年累月地为工作操劳，透支着有限的精力和体力。 　　　　加班加点是他的家常便饭。晚上，整个大楼安静得可以与魔鬼对话，父亲却常常在夏日如蒸笼冬日似冰窖、充溢各种药水味、只能用红色灯泡照明的、没有时间概念的暗房里工作到第二天人们来上班。我很早就知道，显影和定影的药水有毒，手不能碰，照片进出都用竹钳子夹。冲洗反转片不用暗房，但药水都得父亲自己配。 　　　　每次外出拍摄，背上几十公斤的摄影器材也是家常便饭。无论天高路远，白天黑夜，他的脑子里只关注最后得到的那几张图片能够不出任何差错，能够出彩。所以，只要扛得动，器材宁多勿缺。连我这个当过知青的人，在陪着他爬山涉水时也深感分外吃分量。 　　　　每次拍剧照都是等剧团演出结束再进行的。等布置好摄影专用灯光和舞台布景，一般都到了晚上11点以后。拍摄过程中他精益求精，甚至会盯住取景框，要求演员多次反复，一切确定无误后才正式开拍，保证每次按下快门都能达到预期效果。每次完成工作往往都要到凌晨3点左右。第二天为了尽快看到结果，确定是否要在该剧目演出时间内返工，他会很早赶到单位冲洗反转片。多少年后，父亲曾对我说，他摆拍剧照从来没有失败过，所有图片都是一次过。这是他唯一在我面前显得得意的时候。 　　　　他那辆自行车是28英寸的，后架绑着两根木棍，夹着一大卷麻绳。他能把7、8个箱子全绑上去。每次骑车去剧场拍剧照，怎么看都像送东西的工人。80年代初，我有几次见过他绑完器材后会扶着车低头默默闭一会眼。他说太用力后会有点晕眩，过会儿就好了。新戏演出都有一个时间段，脱了档期再要召集所有人来完成剧照会非常麻烦，他绝不会因为自己身体而耽搁确定好的工作。更早有一次为购买摄影器材与外商谈判后他也晕眩过，仅在椅子上闭眼静坐了一会儿。 　　　　出版社美术类出版物越多，翻拍美术作品的任务越重。尤其在美术出版社成立后，摄影任务翻了倍，美术的翻拍任务也翻了倍。而扛得住大事的摄影编辑没有翻倍，连轴转的工作成为摄影编辑室的家常便饭。父亲保持着他一贯的微笑，从未在众人面前显出半丝疲惫。同事们亲切地叫他“大师”，以为“大师”就能挡住所有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然而1984年有一天下午在摄影翻拍工作间，父亲第一次在别人面前休克倒地。他没有去医院，只是请大家让他安静躺一会儿，天黑了才独自回家。第二天，他又到翻拍间继续工作。他以为这只是比以前稍稍严重的晕眩而已。此后，他多次在工作中晕倒。这段时间中，父亲去医院检查过，结论是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腱索断裂引起的闭锁不全（中度）。医生建议更换生物二尖瓣，但因技术不成熟，没有进行。 　　　　对于伤病，父亲历来采取能忍则忍的态度。他实在没有很多时间去医院，他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他用他依然年轻的意志力对待他已经十分脆弱的身体，继续着以往的工作节奏，加班、负重、全盘接受各方送来的工作，不断翻新自己的工作。 　　　　1989年，身患重病的父亲去天台越剧团拍摄一部戏的四屏条。他第一次尝试把演员放到自然景观中进行实景拍摄。他为这一策划很久的突破而异常兴奋，但也因考虑自己的身体，邀请母亲随去照顾他。他在天台山的石梁、华顶等地与大家一起奔走，寻找拍摄点，安排演员位置和灯光补充位置，然后拍摄。晚上回到县城继续在演出结束后拍摄舞台剧照。一进入工作，他全然忘却了自己的身体，母亲在一旁的劝诫成了无用功。终于，全身浮肿的他在按下最后一次快门后再次躺倒。紧急送入医院后，发现已经心力衰竭，医生也警告他不能玩命了。 　　　　70年代到90年代初，父亲为出版社创造的经济效益始终名列前茅，许多出版项目领先全国业界，很受社会欢迎。但那时没有奖金、没有分红、甚至没有加班工资，出版物中也很少有署名的。有人问父亲，如此无名无利的事情，你为何如此拼命？他却淡然一笑。 　　　　1992年，父亲离休了。此后他一直与病魔作斗争，在死神手中抢夺生命的权力。1999年，父亲住院手术，换上了机械二尖瓣，奇迹般地又坚持了12年。离休后近二十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医院度过，经历了多少次抢救，多少次生还，愈发强化了他对生命的渴求。 　　　　他依然帮助很多地方编辑县志、回忆录等图书，依然出马指导朋友进行舞台摄影，依然情绪饱满地随着子女开的车到一些地方走走看看，尽力拍一些数码照片。最后几年，他还在病床上戴着深度老花镜应省出版工作协会的邀请，完成审读30多本书稿，约几百万字。为了确定书稿中的正误，他查阅大量资料。对每本书稿提出综合意见外，都按页码标出具体意见和建议，最后用电脑打印审读意见，交出完整、细致而规范的审读材料。 　　　　自从司徒虹、叶赐真离开父亲，我开始多次陪伴父亲外出拍摄开始，我就渐渐感觉到父亲的淡泊之心。他之所以拼命工作，是因为热爱所从事的任何工作。从书籍装帧设计、插图绘画、“为人民服务”式的拍照、风光摄影和舞台摄影，到贯穿所有工作的思维创新、技术革新、器材更新，他都会倾入十分的热情，他的生活如果缺了这些就没有了意义。他一辈子受到过很多不公平的对待，然而他都在繁忙的工作中消解了心绪，在工作带来的惊喜中享受到生活本身的乐趣。 　　　　母亲说：是照相机害了他，也是照相机让他幸福。 　　　　他拍摄的成千上万的底片，堆在办公室，他离休后，被渐渐散落了。他说，那都是为公家拍摄的，不是自己的。 　　　　我们很早就建议父亲整理自己拍的照片出个集子，但他把这事儿看得非常淡。 　　　　他要求在他离开人世后不举办任何告别仪式，一切丧事从简。 　　　　就这样，我更加理解他在参加革命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平”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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