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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池一平从结婚成家, 到如今阴阳相隔,共同度过了整整63个年头(1949年~2011年)。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属于“钻石婚”,可谓结发夫妻,白头偕老。
往事不堪回首。在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我们的日子除了平平淡淡,总是充满了凄风苦雨。但是,在我女儿沙汀、我儿子沙鸿和沙洲的劝说下,我还是下决心动笔,从我的角度追忆老伴池一平,用文字记录下来,作为对他的一份永久纪念。 追溯往昔,历历在目。我坚信在他走过的岁月里,曾经有过很多闪耀的时光。 一、离家入伍 池一平(1931年1月~2011年2月)本名池硕儒,生于浙江黄岩县(今台州市黄岩区)城关镇。兄弟姐妹共6人(其中一人夭折),他排行老四。上有两位善良的大姐、二姐,还有一个大哥,下有一个勤俭的妹妹。 他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父亲池学言(又名质文),早年就患高血压病,36岁(1924年)时中风痴呆,丧失劳动能力。家境从此陷入贫困,一家人在饥饿线上挣扎。 根据池一平现已92岁高龄的二姐回忆:“硕儒从小就喜欢东描描西画画。” 池一平少年时期,母亲因经济困窘,常为人刺绣,补贴家用。而刺绣用的白描花样底稿,很多都出自池一平的手笔。 虽然没有条件学画,但出于对美术的酷爱,池一平对国画、版画、水彩、素描、书法、篆刻等美术门类都琢磨出了自己的路子,竟然无师自通了。 那时县城里有一种为人描绘肖像的店铺,池一平每次经过店门口,都会禁不住诱惑,不由自主地走进去,在一旁观摩画师工作。他将看到的技法默记在心,私下里勤加练习,日久天长,初步掌握了西洋画的技法。 直到后来他离家去当学徒,自谋生路,也没有放弃艺术爱好。 我与池一平相遇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那年7月,台州市的大陆和海岛已基本解放,我在二哥马坤满(时为台州府中学堂简易师范科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的教育指点下,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和三姐马蒙天一起报考浙江省第六区军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军政干校”)。 录取名单一公布,我和三姐瞒着家人去学校报到,从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母亲。 那时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两个多月。按照后来中央组织部的认定,我们这些军政干校的学员,以入学那天开始计算入伍经历,因此现在能够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池一平是第二期学员,于同年9月入学, 10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从军政干校结业后,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宣传队(后改为“中共台州地区委员会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文工团”)。 我们团有108号人,分成两队。我和池一平分在第二队。池一平担任美术组组长,我任某班的班长,和三姐都是演员,唱大合唱,跳集体舞,表演话剧。 虽然“入伍当兵”了,组织上也给每人配发了手枪,但我们不知该用枪来干什么,也没有人教我们怎样使用。我还有两次忘了随身带枪,说是违反了部队纪律,被罚吃了两顿白饭(吃饭时不许添菜)。 其实,那时的危险还是挺多的。一些地区没有完全解放,土匪、特务和蒋军残部气焰还很嚣张,社会上谣传很多,比如有人说:“解放军要把青年人送去打舟山,你们出去是当炮灰的。”还有人问:“国民党回来怎么办?”等等,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恐慌。 有一次,我们第一期干校全体从临海调防去黄岩。临出发前,我就看见有一些家长在码头上拦住队伍,哭着喊着把自己的孩子拉回家。当时沿海的几个岛屿国民党尚有驻军,要到1955年才全部解放。这些家长怕此去有不测,硬是不同意子女参军,组织上也尊重他们的选择,对此没有采取任何强硬措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自从我和三姐走后,我听说妈妈每天在家里哭,于心不忍,觉得我们不告而别,实属不孝。母亲在度日如年中抚育我们长成,不能这样一走了之,于是我想回家看看,劝慰一下妈妈,并作最后拜别。 在这关键时刻,哥哥马坤满批评我太脆弱,如果回家可能就不想归队了,要求我和三姐坚定地跟随队伍。他表示能说服母亲并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我们放心。 那时我们参加革命队伍,都要闯过“离家”这一关,如果瞻前顾后,就会半途而废。池一平也不例外,能够坚持留在队伍里,也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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