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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改风云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解放区开始了分期分批的土改运动。 台州地区的土改试点工作3月份就开始了,到1951年,土改运动由点到面全面铺开。各地都以乡为单位派驻了土改工作队,经过宣传发动,建立乡、村农民协会,民主评定阶级成分,依法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及多余的粮食、房屋和富农部分出租的土地等。 1951年初,文工团绝大部分同志编入“台州地委土地改革工作队”,大队部由地委书记杨心培挂帅,驻扎在黄岩县(今台州市黄岩区)洪家区政府。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土地改革法、联系并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分配土地;消灭剥削制度、建设乡村政权;动员有志青年参加抗美援朝。 第一期,在洪家区的土屿乡搞试点,由革命老前辈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头至尾、巨细靡遗地进行了一次实习,参与了分配土地的全过程。 第二期,我们五六人编为一组,进驻一个自然村,开展独立工作。 第三期,工作范围从一个村扩大到一个乡。 前文说过,当时国军还掌握着制海权,盘踞在靠近大陆的40多个岛屿上,被我们称为“残渣余孽”或“海匪”。临近浙江的“反攻基地”主要是舟山群岛、大陈岛等,白天,涂着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出入晴空,投弹轰炸;夜晚,海匪们不断进行海上袭扰和登陆破坏活动,造出一些声势。 乡村基层干部和村民惨遭海匪杀害。这使得乡村政权及其干部队伍极不稳定,有些干部白天为人民政府办事,夜晚听从海匪指使,甚至本人也加入了海匪。 我们所在的洪家区就有一位农会主任、一位民兵队长和一位办事员被海匪抓去,坚贞不屈,遭受惨无人道的对待:一个被挖掉眼睛,一个被割去阴囊,一个被削尖的竹签从一边耳朵穿进,另一边耳朵穿出。他们被杀害后推下悬崖,几天后,尸体被家属找到时,已经泡在水里发白浮肿,难以辨认。 后来,海匪魁首陆续被抓捕归案,土改大队召开全区万人公审大会。被害者家属上台诉苦,愤然带着剪刀冲上去,想挖掉魁首的眼睛报仇,被我们土改队的同志拦住劝解。 几天后,我工作的西山乡北山村召开妇女大会,我看见会场里坐着五六个妇女披麻戴孝,感到非常诧异。会后我才了解到,她们就是前几天被镇压的几个海匪头子的家属。 我们刚进驻西山乡时,土改大队上级嘱咐我们:暂时不要在夜里下村工作。 然而,我们的小队长同志抱有侥幸心理,革命热情超过了理智。一天晚上,他竟然忽视警告,带领我们到北山村祠堂召开群众大会。祠堂门口虽有民兵站岗,手中持的“枪”只是木棍而已。 会议散场后,我们和群众从祠堂大门出来,只见周围山头上到处是火把,还能听见零星的枪声。同志们都感觉到危险在迫近。 小队长命令大家不要挤在一起,相互分开一定的距离前进。我们走到半路时,突然对面有无数手电光束照朝我们射来。 小队长大声喊道:“哪个!哪个?我们是土改工作队!” 对方肃然而严厉地说:“找的就是你们!” 走近一看才知道,我们遇上的是土改大队。 原来,我们开会的消息被海匪得知,他们计划趁夜袭扰会场。区政府大队部接到情报, 通知正规军赶来增援,敌人才被迫撤退。 我们安全地回到驻所。一进乡政府大厅,大家尚未坐定,大队领导把驳壳枪往桌上狠狠地一拍:“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晚上出去开会的?我们如果迟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领导严厉批评了队长,勒令他做书面检查。 而我和另一位女同志想起来感到后怕,之前蒙在鼓里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两人双手冰凉,心跳加快,睡觉都不敢脱衣服。 对我们这些刚入伍不久的青年来说,能够参加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一次深刻严峻的考验,又是一种艰苦奋斗的锻炼。运动结束以后,中共台州地委给我们每人颁发了一枚土地改革纪念章(见图X)。 土改运动前后三期,共约一年半时间。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条件异常艰苦,生命也时时濒临危险。有一部分人难以承受,中途离开了队伍。 此外,土地改革本身也造就了一批脱队者。他们家庭一般比较富裕,估计有可能被划为地主成分。土地一旦被政府没收,家人将失去生活来源。他们决心趁早回家,走读书深造的路。 这类人如果继续留在队伍里,还必须与封建家庭划清界线,与亲身父母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点是令许多人无法接受的,最终迫使他们与革命分道扬镳。 池一平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在选择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地接受考验,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工作者。 他从一个普通队员提拔为组长,最后又被委任为小队长,负责黄岩县洪家区龙岭乡的土改工作。这证明了组织上对池一平工作能力的肯定与倚重。 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带领一小队人马深入陌生的环境,说服不知“土改”为何物的村民,一步步实施土地改革的工作计划,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种种磨练。 池一平性格中的这种决心和毅力,值得子孙晚辈们敬仰、继承和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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