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026号馆文选__王效曾自传

小学隔壁的农中学生“停课闹革命”了，他们组织起了“红卫兵”，大串联，上北京，打回老家搞批斗，势如暴风骤雨，革命气氛很浓。 　　我带的新一届一个高小班，学生们也组织了“红小兵”，停课了。据说，这是革命行动。我每天没事干，或者在家听广播，或者上街看大字报，旁听批斗会。班里学生碰到我就问：“王老师，上课呀不？”我说：“现在没人管。你们先在这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吧，这也是上课。” 　　浑浑噩噩地在大字报的海洋里和批斗会的炮火声中游历了一段旅程之后，“复课闹革命”了。我放下了医书，又拿起了教科书，走上了讲台，毕业出我教的最后一个高小班。 　　乘着斗批改的强劲东风，我被提升为中学教师使用了。农中被彻底砸碎了，与小学合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扩大了阵容，壮大了声威。我凭借着旧日的声望，实习着新学来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教条，很快理顺了所带的中学班，在“复课”中起了榜样示范作用。 　　不久，备战口号喊得很响，人们很有点情绪紧张。“深挖洞”的指示传下来了，我领着学生三班倒，昼夜不息地奋战在坑道中，创造了最高掘进度及辉煌战绩，班里涌现出一批打洞模范，受到了学校和公社的表扬。 　　这个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教会学生们写记叙文，一动笔就是堆积标语口号，不写人物事情。说它是议论文吧，也是语无中心，不能阐明一个道理。但是，他们都是成绩合格，准予毕业。 　　当我教上第二个中学班的时候，赶上了贯彻执行“五七”指示，学校“小农场”和“小工厂”的重体力活儿，主要靠中学班完成。通过劳动，培养师生的工农感情，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我领着学生积极参加劳动，掏厕所，深翻地，烧石灰，压石膏，什么脏活儿重活儿都干，小农场产的每一颗粮食，粉笔厂出的每一支粉笔，都有我和班里学生们的汗水。我巧妙地让学生把劳动和学习紧密地结合起来，总结会上摆表现，谈认识；作文课上记劳动场景，写劳动收获，思想与学习双丰收。 　　这个班是“文革”时期我教过的班级中最称心的一个班，虽然后来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产物，但学生们学到的文化知识是谁也无法批判掉的。现在，他们已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中各显其能。 　　自从“四人帮”抛出了“白卷英雄”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得国人晕头转向。招生实行了“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制度，手上的老茧变成了升学的“资格”，文化课成绩只作参考。紧跟着，社会上刮起了“读书无用”和“教书倒霉”的歪风。 　　其时，我充当了一个十足的不识时务者，不怕被骂作“臭老九”，强求学生守纪律，一丝不苟搞教学，因为撕了字迹潦草的作业本，得罪了供销社乔主任的“长大就有办法”的宝贝儿子。这个令群众唾骂的主任到公社告了我“体罚学生”的壮，说这是第二“马振扶事件”，还到文教局要求开除我的工职。正直的社员们在供销社门前大骂求（乔）主任滥用权威，打击好教师。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妻子领着孩子们守在了我身边，生活上关心我，精神上支持我，思想认识与我非常一致，要求孩子们遵守纪律，尊敬老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打起了深夜的火把。 　　学校彻底乱了套，再也找不到我往日的乐趣，只有下班回到家里，妻子和孩子们能给我安慰和快乐。我家的物质生活是清贫苦寒的，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足的。我与孩子们讲童话，说笑话，唱儿歌，猜谜语。孩子们高兴得活奔乱跳，妻子乐得合不上嘴。妻子当了我的好后勤，除了保证我和孩子们按时开饭外，她还喂鸡、喂兔和养羊。孩子们可怜妈妈劳累，每天放学后，总要帮妈妈干上点活儿，心里才觉着舒服。 　　学校不用我当班主任了，当了财物保管，也不用我教语文了，教了全学校的音乐、体育和图画，每周22节课。我从教学能手一落而为粗使的杂役，买酒备饭，端茶递烟，取杈杷，放镢头，从生活到生产，随时听从校长和师生们的召唤。每天上六节课，课间时间也有事干，跑前跑后不休息。结果，我劳累过度，得了肝炎，住进了医院。 　　一人生病，全家遭殃。妻子既要照看孩子们，又要到20里外的县城医院看护病人，实在难为她了！当时，我们的长子上小学四年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次子刚满四周岁。妻子只好嘱咐刚满十周岁的长子好好照看小弟弟和小妹妹，她隔一天就往医院跑一趟，把全家仅有一个人吃供应粮的一点白面，蒸成馍，拿给我吃，她和孩子们吃粗粮。每月工资的一大部分给我买了白糖和鸡蛋（医生说肝炎病人必须大量补充蛋白和糖），因为钱少，母子四人连点鲜菜也舍不得买着吃。三个月后，我病愈出院了，妻子和孩子们却消瘦得皮包骨了。 　　 回家养病不到三个月时间，学校领导又指令我去干校学习。我不晓得是谁对我这样狠心，肝炎患者还经得起这样折腾吗？我默默吟成打油诗四句：茫茫大海一小舟，听天由命任漂流；且忍严冬三尺雪，待有春暖花开时。

原文1997年1月 发表于王效曾自传  浏览：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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