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作为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第一把手的景贤，被正式委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要职。并相继当选为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我们的家也从常熟路上的瑞华公寓搬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处的院子里。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慢慢地发现已经当上市委书记的他过得并不快乐。别看他在场面上笑容可掬、从容不迫，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回到家里却时常心事重重，仿佛有天大的难事无法排解。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不开心，全都是为了市委领导间的同而不和。表面上叫亲密战友，实际上争权夺利、倾轧不断。他看不惯从原工总司提拔上来的一些新干部搞特殊化(其实与当今的贪官们相比，那时的一点点特殊化也实在是小巫见大大巫了)，想向在北京的张春桥反映情况，张春桥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真所谓官场风云诡谲，冷暖自知。景贤毕竟是一介书生，虽有做好官的心，却实在不是能做官的料。正因为如此，他这市委书记当得也实在辛苦。一晃十年。 　　1976年毛泽东去世还不满一月，风云突变，一场大祸，突然降临到我们全家头上。时任市委书记的景贤，一夜之间被说成是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组织者！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后来，景贤被判十八年监禁的主要法律依据，竟然就是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这一条！真是匪夷所思。 　　回想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迷惑不解。那年的10月8日，多个渠道传来小道消息，说“中央出事了”，作为上海第一、第二书记的张、姚在北京又迟迟联系不上。又过了两天，中央王、张、江、姚四个人被抓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直到那时上海市委领导班子仍没有收到来自党中央正规途径下达的任何正式文件和通知。因此，大家既紧张又疑惑：搞不明白中央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景贤为此到处打听消息，并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商量，召集民兵待命，准备应付突发事件。10日下午，也是在没有任何明确交代的情况下，市委接到中央通知，要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去北京开会。景贤到北京后，当晚打回上海的第一只电话，就是通知上海市委：立即停止一切应变活动，稳定上海，一切等他和王秀珍回到上海后再说。他所做的这一切，怎么是反革命武装叛乱？ 　　惊魂未定，我还没有来得及听他解释、与他沟通，他便被专案组的人从家里带走了。没有任何手续，不知带往何处，也不允许家属探视。接下来，就是抄家、搬家……当我独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这破碎了的家庭时，一度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但，看到尚未成年的两个女儿，年迈的公公、婆婆，咬紧牙关，承受命中注定的这一切！我想，我是解放前夕参加革命的党员，应该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早晚会有还景贤清白的一天！ 　　1978年6月底，运动办专案组老吴等两位同志来家，向我传达中央12号文件精神，宣布“对马天水、王秀珍从严处理，对徐景贤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的决定。并说：“徐不久可以回家了。”由此，我心情略感宽慰，感到中央的政策还是实事求是的，宽严分明的。可是左等右盼，杳无音讯。直等了十五个月多，到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日，见报载严佑民在北京庆祝国庆的讲话，其中提到“上海马、徐、王死党”字样，才得知不好了，“升级了”。果然又等了八个多月，到1980年6月6日，市公安局发给家属一纸通知书，内书写：“徐景贤因犯反革命罪逮捕法办。”此时我的一颗急切盼望他归来的悬挂着的心彻底沉了下来，冰冷、冰冷。 　　最近一、二年我在翻阅他留下的当年在关押期间的笔记本，见他记载：1980年6月4日逮捕；6月16日被押赴北京秦城监狱；12月4日为公审“四人帮”作证等字样。1981年1月6日晚，我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景贤在审判四人帮时被要求出庭作证的一段录像，他那神态一看就猜到压力巨大、病得不轻，面容憔悴枯槁脱形，精神极度疲惫。回想起那隔离审查的几年里，从他笔记本里我才详细了解到，那时的他既要写大量的检查交代、揭发材料，又要经常被带出去到各系统各有关单位召开的批判大会上去接受批斗，更要写全市上、下、左、右及各省、市有关人物的无尽无数的外调材料，我看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处于绝顶恶劣，最严重的丛集性偏头痛剧烈的持续的频繁发作，心情沉重受尽折腾，根本得不到静心休息和养病，病情怎能不恶性循环、严重加剧呢？听别人说在北京作证前那段日子，已经不吃不喝，是医生强行注射生理盐水、葡萄糖液以维持其精力和生命，得以保证其能在公审四人帮时出庭作证。可见政治就是如此的变幻莫测、残酷无情，任人摆布。我一个弱女子，一个小老百姓，一丁点儿都无法帮助上他。 　　惴惴不安中，1981年1月25日，王、张、江、姚案由北京特别法庭审结，估计景贤也被押回上海。3月6日，有关方面突然通知让我去市监狱医院探视徐景贤。来人简单地告诉我，徐景贤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不大好，要我帮忙去做做他的思想工作。我怀着异常焦急的心情，赶紧收拾了一些他需要的生活用品，跟着来人就走。因为我们已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要珍惜这次见面的机会。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许久不见，眼前的景贤，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人瘦得脱了形，神情呆滞，看到我来，像见陌生人一般，没有丝毫愉悦的表情。据看管他的人说，他拒不吃饭、拒不吃药，大小便在床上。我突然意识到：他是否精神失常了？见他变成这个模样，我心疼得眼泪夺眶而出。我感到，我曾经有过的一些疑虑，终于得到了证实。那就是，特别法庭对王、张、江、姚一案的重判，彻底毁灭了他有可能因为态度好而受到从轻发落的幻想。他终于明白了，在对待王、张、江、姚一案的态度上，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配合乃至迎合专案组的调查，无论他怎样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其结果，都是一个样，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他因此而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他本想争取的较好结果，彻底的失望了。 　　他木然呆立在病房的铁窗前，嘴里说着看到大树开花啦这样的胡话。猛然间，我想到了疯疯癫癫的马天水，也是因粉碎“四人帮”后，审查他的问题，思想不通而逼疯了发精神病的。我想：市委书记马、徐、王三个人中如果有两人因受审查而被逼发精神病，不能出庭接受审判的，那才让社会上好看了，那说明了什么问题？领导上该负有怎样的责任？当然，从我个人感情讲，是绝对不愿看到此情境的。我害怕极了，我的心抽搐着。此时此刻，去对他说党的政策是怎样怎样的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只能克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对他说，会开花的大树当然有了，那是广玉兰呀。我猜，你是想女儿了吧？家里的人，爹爹、孃孃和两个女儿都平平安安的，就是非常想念你，盼望着你能早日回家。那天，我特意给他带了一些风景画报去，想让他放松放松心情。我一边翻动着画报，一边对他说，我俩结婚后，忙东忙西，总也没有机会一起出去走走。将来，等你回家后，我们一定要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游它个遍。我嘱咐他，身体是最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体，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会等着他回家，不管等多久，直到再相聚首的那一天，谁也不许失约。平时特爱说话的他，那天却一直低着头，沉默寡言，只听我说，看来受的刺激太深，病得不轻。 　　自从我去探视过以后，景贤的病情日渐有所好转。也许是亲情在起作用？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在乎亲情的人，也许是他终于从彻底失望的牛角尖里钻出来了？因为，我还知道，他对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只是需要假以时日。记得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曾互相激励：爱情不仅是美好的花前月下，爱情更要时刻准备着去经受人生之路上风霜雨雪和荆棘丛生的考验。……可能还有许多的也许，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他毕竟还年轻，经受的打击虽然沉重，还不至于完全走上马天水发精神病久治不愈的那条路。这是不幸中之万幸。虽然团聚还在遥远的将来，人在就好！ 　　6月30日，景贤从医院转至监狱一所服刑。1982年7月13日至8月23日上海高级法院才开庭判决，过几日，给家属送来了刑事判决书，天哪！这就是我牵肠挂肚、胆战心惊，饱含辛酸血泪，苦苦等待长达六年2150天的日日夜夜的结果啊！其判决刑期竟长达十八年！还得再等十二年哪！真是高处不胜寒！这是为什么啊，我不明白。 9月6日，景贤被投入提篮桥监狱。这是又一次对我这颗冰凉的破碎的心上再撒上一大把盐，心痛良久良久，可能够向谁去倾诉？……我想，不判与判、不判与重判，前后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实在令人闻所未闻、毛骨悚然、匪夷所思，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都应是神圣的 ，判定一个公民罪与非罪，岂可出尔反尔，视同儿戏！如今景贤已经去世四年半多了，我作为他的遗孀，作为生活在宣布依法治国多年的国家的一个公民，理应享有告知权，我等盼着有一天，上海市高法来向我负责地说明是谁有那么大的能量，推翻党中央的文件决定，把中央的决定可以轻而易举地置若罔闻地加以否定！现在终于有了些许眉目，前数月在朋友叙谈中偶尔听到“当年党中央确实是下达过对徐景贤决定不予刑事处理的红头文件，是陈丕显对曾来接管上海市委的领导彭冲拍桌子、发脾气，要求对徐景贤判以重刑，彭冲等领导向中央回报，反映到邓小平处……”。又据另一位知情朋友说：“陈丕显拍了桌子之后，上海方面向中央汇报，上海是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文件中没有作出对徐景贤给予刑事处分的决定，上海不好处理。”邓小平发脾气说：“他们没错，难道是我们错了？”于是一律从严惩处。这也就是我们所遭遇和演绎了几十年的一场大悲剧的来龙去脉！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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