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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奋斗70年的革命伉俪李云扬、伍乃茵

闪光的青春 不朽的爱情 ---记陈铁军烈士

伍乃茵

  闪光的青春不朽的爱情
  记陈铁军烈士
  从叛逆到革命
  陈铁军学名叫陈燮君,广东省佛山市人,一九O四年出生在一个封建思想十分浓厚的侨商家庭。她的家庭管束很严,但她敢于同封建礼教斗争。那时女子入学校读书,被认为是件新奇的事。燮君坚决要求父兄准她读书识字,最初在佛山的坤贤女私塾发蒙。
  五四运动的爱国治潮席卷全国,广东佛山镇也沸腾起来了。镇上来了广州市女子师范学生组织的宣传队。十五岁的陈燮君,急忙拉着妹妹上街听演讲,听着听着,她们走进了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散发传单。
  不久,她又转到一个新学制的桂华小学读书。封建礼教象蜘蛛网一样缠绕着她。原来她幼时,由父母作主,许配给当地的一个大财主当儿媳妇。当型君读到高小最后一年时,她的公公忽然得了重病,要把未婚儿媳妇接过门去“冲喜”。
  陈燮君对这门婚事不满,但又无力违抗,只得哭着上了大红花轿。她行过“拜堂”的仪礼之后,回到洞房,便向新郎提出要求:让她继续读书。她的决心打动了新郎。王朝回门,她便在娘家住下,继续上学。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婆家,给公婆斟茶叩头,行过了媳妇的礼节,便又上学去了。
  一九二二年春,陈燮君读完了高小,她坚持升中学读书,就只身到了广州,进了私立坤维女子中学。
  坤维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人家都叫它是小姐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极力推祟“三从四德”。陈燮君对此很反感;更反对那种爱打扮、慕虚荣的人。
  当时的广州,由于国共合作,成了革命的策源地。坤维中学也受到革命潮流的冲击。中共党员谭夏声(即谭天度)是该校的国文教员,他时常对学生讲中国的现实情况,解释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又讲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要把妇女解放和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理解等等。谭老师还提出问题让同学们思考: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主张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为什么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现在决定国共合作,实行三大政策?谭天度还介绍她们看《向导》、《新青年》和《政治周报》等刊物。这些刊物常常谈论妇女问题,谭天度便组织她们阅读和讨论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以后,陈燮君和同学们又组织了“时事研究社”,经常讨论社会问题、国内国际政治情况的变化。这样,陈曼君从单纯猎取知识过渡到自觉追求真理,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从彷徨苦闷中逐渐得到解脱,朦胧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和妇女真正解放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以后,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省港大罢工。六月二十三日,陈燮君和同学们一齐冲出小天地,参加了广州工人和群众举行的声援“五卅”惨案示威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时,突然遭到帝国主义的伏击,顿时血肉横飞,燮君组织同学一起参加救护和慰问。沙基惨案使她亲身受到一次深刻朗反帝教育,她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参加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出路。从此,她以压抑不住的爱国热情,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行列,积极踏实地进行革命工作。
  一九二五年秋,陈燮君考上广东大学(一九二六年十月改名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预科学习。这是个新旧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地方。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也直接反映到校内来。当时,左派学生组织的“新学生社”,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代表中间派的有“民权社”、“民社”、“知用学杜”等组织,他们的成员不断地向左、右分化;代表右派的有“国家主义派”和“孙文主义学会”。在妇女组织方面,代表进步妇女的有“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中山大学支会”;代表资产阶级妇女的有“女权运动大同盟”(以后该组织的负责人和“孙文主义学会”合流,成为反对进步力量的急先锋)。陈燮君面对着这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头脑清醒,态度明朗。她的好友区梦觉经常给她讲解时事,分析各种派别的性质,教她怎样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因此她不但能识别各派的真面目,而且毫不犹豫地站在左派方面,积极参与反对“孙文主义学会”(又名“士的党”)及其他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活动。此时,她还将名字改为“铁军”,表示要和“士的”(棍棒)斗争到底。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陈铁军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真学习党的刊物《向导》和《新青年》。她踏实细致,善于通过校内各种辩论会、讨论会、个别谈话等方式,在群众中贯彻党的主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广东大学有教授提倡读经尊孔,不要过问政治。这些问题,时常在同学中展开争论。他们争论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俄国式的道路,还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陈铁军非常有兴趣参加这些学术辩论会。她认为列宁领导俄国工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苏维埃政权,正是我国革命妥定的迈路。她还根据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观点,在同学中批驳了“女权运动大同盟”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揭露她们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勾结,破坏反帝运动,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有一次,“女权运动大同盟”的人在女生中发表谈话,认为造成妇女痛苦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私有财产制度产生的社会阶级压迫的根源,而是由于妇女自身能力低劣,才产生男女的不平等,男子压迫女人。她假猩地叹借:目前妇女运动展不开,主要是在女界中无人材,只要女子有能力,便能争取到男女平等,不受压迫。陈铁军和一些进步同学对此加以反驳,指出这是上层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理论,脱离工农劳动妇女的实际,事实上是妨碍妇女解放的。陈铁军又指出,现在压迫我们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只有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最后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彻底解决妇女问题。陈铁军常鼓励同学,要努力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的压迫,争取民主革命的成功,才能取得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陈铁军在中山大学参加学生运动,政治立场坚定,不骄不躁地迎接着各种复杂的斗争。一九二六年四月,陈铁军由区梦觉介绍,中大总支书记徐文雅(即徐彬如)批淮,在党旗面前,庄严地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工人群众中去
  处于革命高潮中的广州,多少新鲜朗事儿出现了。学校里的女生、女教员也跑到大街上去宣传反帝反封建,她们的头发也变了样,有的梳着不抹茶油和刨花胶的大松辫子、∞式”的发髻;有的和家中思想保守的父兄斗争之后,干脆把那条长辫子剪掉;平时赤着脚无日无夜在主人家里做活的佣工婢女,到了黄昏时候,就挟着书包去上平民夜校。省港罢工爆发后,设置了许多工人宿舍、大食堂,罢工的工人和家属男男女女坐在一起开会、吃饭,女工们和家属放开喉咙高唱《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和《国际歌》。她们和男工友们一起搞文化娱乐,公演反帝反封建的和争取婚姻自由的白话剧。她们热烈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沿街散发传单,登台演讲高呼口号。
  住在中山大学女生宿舍的陈铁军,她的活动范围不仅是在学校里。她既是中共中山大学文理学院预科支部的委员,又是中共两广区委委员;还被选为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常委(开始任该会的秘书长,后选为副主席)。同时,还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办的劳工学校的教员。
  省港罢工时,陈铁军响应党的号召,到车衣工会劳工子弟学校教书,到工人家属里去活动,教她们识字,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她们积极支援男工友的罢工斗争。她觉得做这种工作非常有意义。但是在工作中,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她刚和工人家属接触时,家属们对她都很客气,却不亲热。陈铁军回来和同志们细心研究,她从蔡畅、邓颖超等同志的工作作风中得到启发。她懂得了这些家属对自己不亲热,是由于自己的生活、语言、服装和她们有距离。于是她首先使自己的生活大众化。她到工人中去,就换上一件大襟布衫,阔脚裤子,把头发也改梳了,打份成劳动妇女的样子。她和工人家属接触中,感受到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也体会到她们的疾苦,思想感情和她们逐渐接近了。陈铁军到工人家里,总是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扫地、接桌子、洗洗弄弄,忙着搞家务事。她一得闲就给她们读报纸,讲故事,解释革命的道理,教唱革命歌曲。陈铁军平时是不大爱说话的,但和工人群众在一起,就变得有说有笑,工人们都喜欢她,说她“好人事”,不把她当作外人,有心里话都乐意和她说。就这样,她在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子。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广东开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这是为了训练准备去农村工作的妇女干部而设的。党派陈抉军负责这里的工作。她告诉学生们到农村去工作,生活要大众化,切不可摆知识分子架子。向农村妇女宣传要讲究方式方法。她还不止一次地勉励大家说:你们对农村妇女态度要亲切热情,妇女运动如果没有女工农妇参加就没有力量,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就不会成功。
  虎口里的斗争
  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进行“四一二”大屠杀后,紧接着广州的军阀也在四月十五日发动了反革命事变。当天夜里,国民党右派的特务、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学生宿舍,他们点名要捕捉陈铁军。这事被学校一位女工知道了,她立刻通知陈铁军说:“你赶快逃跑吧!外面有警察来捉你呢!”铁军跳过围墙,逃出学校。
  她从虎口中逃出来,便冒着危险设法联络其他同志,要他们及早准备应付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当时邓颖超因流产住在西关长寿路一所妇产医院里,陈铁军便设法去通知她。为怕引起敌人的注意,陈铁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贵妇人去妇产医院,见到了邓颖超,告诉她国民党右派叛变,到处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的情况。陈铁军还告诉她,组织上要她立刻离开广州。在妇产医院一个同情者的帮助下,邓颖超安全脱险。
  陈铁军失掉和党的联系了。当时环境非常险恶。陈铁军以顽强的毅力度过困难,还劝告那些暂时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同志要有信心、乐观、沉着。她一面设法找寻党的关系,一面继续进行地下斗争。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陈铁军回到佛山,被她的哥哥知道了。他以兄妹之情劝铁军,说:“你成天搞工会这些玩意,东躲西藏的,吃不饱、住不稳,要是被警察捉住,怎么得了呀?你还是听我的话,规规矩矩地回到学校里去读书吧。我供你读到大学毕业,只要你愿意,送你出洋留学也可以。”哥哥的话,一点也打动不了她的坚定革命意志。
  这时党因转入地下斗争,党的省委领导机关已从广州转移到外地。陈铁军等同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党。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明确指示对敌人不要存任何幻想。九月省委又指示“准备暴动”。党派陈铁军和区梦觉等先后回到广州工作,建立机关,掩护同志,当交通,运输武器弹药,印送宣传品……。党分配陈铁军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千方百计去完成任务。
  这时,党派周文雍在广州领导工人运动。周文雍搞“暴动委员会”,他在人力车工人、炸药工人、车衣工人中加紧进行组织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为了工作的需要,党选派陈铁军协助周文雍工作。他们租房子建立机关。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他们假称夫妻,陈铁军和周文雍合作得很好。周文雍得到她很多帮助,很敬重她,而且在心里热爱着她。
  贫农出身的周文雍,是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的学生。他很健谈,工人群众都把他当作知己。他对劳动人民有深切的感情,关心工人群众的利益。周文雍教育、组织工人的非凡才能和对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陈铁军十分敬佩。周文雍在负责工运时,对陈铁军就有所了解。但当时他们以革命工作为第一,彼此都没有向对方表示过自己的爱情。
  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残酷屠杀和野蛮压迫。十一月一日,周文雍率领数千工人群众集合在东山“蔡园”汪精卫住所举行示威,当场揭露汪精卫、陈公博等反动分子,把自己打扮成国民党“新左派”是欺骗群众,他带领群众高呼“打倒新军阀”、“释放政治犯”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进到文德路时,周文雍在和反动军警搏斗中受了伤,与三十多个工人一起被捕,投进了监狱。
  为了营救周文雍,党决定陈铁军住在一个工人同志家里,共同筹划进行这件工作。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送食物给周文雍吃,并利用他受刑很重,又患肺病的情况迫使敌人从狱中转送医院治疗。然后,以探病为名,从医院把周文雍抡出来。
  第一步住院的计划实现了,陈铁军和同志们又布置一个工人假装生病,住入医院,靠着周文雍的病房,并派一些人装作病号的家属去探病,好从中打听稍息,和周文雍约好越狱逃跑的计划。
  劫狱前的晚上,汽车工会的负责人安排好一个可靠的司机,将一辆小卧车仔细检查一遍。第二天清早,按照原定时间开到医院门口。几个工人同志从车上跳下来,一人用枪对着站岗的门警:“不准动!”另外几个同志直奔到病房里,把一个蒙着白被单的人背上了汽车。这时司机开足马力飞驰而去。劫狱成功了,同志们都称赞陈铁军做事沉着机警,勇敢细致。因工作需要,党决定陈铁军和周文雍仍作广州作假夫妻,同住机关。
  参加广州起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广州起义,建立了历时三天的工农民主政权。
  起义之前,周文雍和陈铁军的工作特别紧张。周文雍是“暴动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又担任“起义政纲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他在暴动委员会担任工人赤卫队的总指挥。工人赤卫队是他根据党的指示,迅速地把广州各业工人分散的秘密武装组织“剑仔队”、“工人自救队”和“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联合起来改编而成的。
  那时陈铁军在中共广州市委工作。她以最大的革命激情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执行着“暴动委员会”发出的各项指示和具体任务:秘密联系工人,印刷和散发宣传鼓动起义的文告;赶写标语、口号;组织女工分头到各商店买“神红布”(因当时市面上很少红布出卖),缝制红旗、红领巾、红袖章,做起义的标帜。她还巧妙地为工人赤卫队运送枪枝、弹药等。有一次,她把菜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老陈猛地站起来,高兴地说:“武器来了!”原来,篮子里装的是两支手枪和几顾手榴弹。
  十一日黎明前,英勇的工人和士兵经过顽强的战斗,起义取得了胜利。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公安局屋顶上飘扬起红旗。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这里。张大雷、叶挺、周文雍等同志忙着指挥作战。
  在胜利的早晨,一派革命的新气象,陈铁军和每一个起义者一样,激动得热血沸腾,满怀豪情地处理着急需要做的工作。上午八、九点的时候,陈铁军带着周文雍的指示,到东堤八旗会馆和起义的警卫团联系工作。
  陈铁军用最快的步伐走到八旗会馆,根据周文雍的指示,帮助起义的警卫团布防。她解决问题坚决果断。当时有些人对驻防的地点有意见,不肯立即移防。陈铁军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不是讲价钱的时候,只要听起义总指挥的话就没有错。”同志们听后,都无条件地服从命令,立即转移了。
  广州起义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革命军队向东江撤退,把起义队伍转移到农村,准备打到海防丰去,和彭湃领导的红军汇合。周文雍留下来指挥部队,掩护主力撤出广州。陈铁军也留下做掩护撤退的工作。周文雍镇静沉着地指挥赤卫队直战斗到最后,才离开阵地。陈铁军和同志们也急忙整理收拾起文件和枪技弹药,化了装作有计划的撤退。
  烈士精神不死
  一九二八年一月,陈铁军再次接受党的任务,和周文雍一起回广州,重新开展地下工作。她的妹妹铁几也和他们一起住机关。不幸,他们住的机关被敌人发现了。在他们被捕前的早晨,海员工会子弟学校的一个教员知道了有叛徒告密,就去通知陈铁军赶快逃跑。但她想到今天这里还有几个同志来接头,现在已来不及去通知他们了。同时周文雍外出还没有回来,有些事情还需要向他交代,所以不愿立即离开。她说:“同志,在这紧急的时刻,说什么我也不能离开这里,如果我现在就走开,将不利于同志的安全,党受到的损失就大了!还是请你先回去吧。你迅速将情况通知周文雍和其他同志。”她急忙走到窗户前,把窗帘拉向左边,放出和接头同志们预先约好的“危险信号”,然后转过来清理文件。
  不久,敌人果然闯到门外,大声吆喝,急促撞门。陈铁军装着一个少奶奶的派头,馒条斯理地开门“迎客”。
  敌特务进来,翻箱倒柜,搜索检查。他们象猎狗一样,嗅出那挂着的窗帘是别有用意的,便一手把它扯下。他们向陈铁军盘问,周文雍在哪里。这时,陈铁军只是担心着周文雍回家来,看不见窗户前的‘报警”信号,伯他投入罗网。她寻思着怎样才能使周文雍脱险,但时间一分一秒地很快过去,周文雍却突然踏进屋里来,他哪里知道屋里敌人正等侯着他呢!特务见周文雍回来了,狞笑一声,对周、陈说:“好了,你们都到齐了,局里请你们去问话,立刻就走!”陈铁军镇定地说:“你们请我去要问多久呀?你们这些人办事也不是很爽快利索的,让我回去穿件衣服,带床被子再走吧。”
  她从容不迫地回到屋里,换了一件半新的“马蹄袖”长袍,波上一条绒线织的大围巾,又将屋里的东西仔细检查一番,才不慌不忙地迈步走出机关。
  两个重要的中共党员被捕,敌公安局头子亲自审问。陈铁军和周文雍,在监狱里,在法庭上都表现出凛然不屈的气概。匪徒们用“吊飞机”、“坐老虎凳”、“十指穿心”种种残酷的刑罚,逼迫陈铁军招供,陈铁军咬紧牙关,沉住气,一字不说。
  在男监狱里,周文雍同样坚贞不屈。在法庭上,敌人审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周文雍自豪池回答:“就是2”敌人又问:“你为什么要做共产党2”周文雍理直气壮地答:“为了解放中国和人民。”敌人要他供出共产党员的姓名住址,他高声回答:“哼!太多了,全中国的工人都是,你去捉吧I”敌人什么也没问出来,又改用攻心战术:“你难道不想想自己的前途吗?”周文雍斩钉截铁地说:“正是想清楚了,才这样做。”敌人又恫吓说:“难道你不想活,脑袋搬家你也不怕吗?”周文雍玲笑一声,义正辞严地回答:“我很想活下去,因为活着就可以同你们这些反动家伙作斗争,但是背叛党的事业而活着,却是可耻的,你问我怕死不怕死吗?你到牢房里看看墙壁上写的什么吧。”
  原来,周文雍在牢房的墙壁上,写着这样一首诗章,他写道: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反动派软硬兼施,都不能达到目的,无可奈何,公开宣布了陈铁军、周文雍是共产党,判处死刑。周文雍提出他和陈铁军要合拍最后的一张照片。
  一九二八年三月,南粤百花盛开。临刑那一天,陈铁军身穿中式长袖短衫,深色长裙,头上戴着网络绒线帽子,披着一条白色大围巾;周文雍穿着半新的线条西装,白衬衣,外面穿着黑色的呢大衣。他们态度从容地坐在人力车上,沿路不停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万恶的军阀!”……周文雍和陈铁军两人合唱着《国际歌》,声调慷慨激昂,群众用尊敬的目光看着他们,有的感动得掩面而泣;有的跟在他们的车子后面,一直走到了红花岗的刑场,观看这两个共产党人就义的壮烈情景。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陈铁军环视一下周围曲群众,她深深地呼吸着南国清新的空气,用深沉留恋的目光凝视着和她生死与共的周文雍,高声向群众作最后的演说:
  “亲爱的同胞们!姐妹们!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我们的妇女从苦难中求得解放,为了千秋万代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牲,我们一点也没有遗撼!
  “同胞们,过去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我和周文雍同志同住一个机关,我们的工作合作得很好,两人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为了服从革命的利益,我们还顾不得来谈个人的爱情。因此我们一直是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还没有给了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胞们,同志们,永别了1望你们勇敢地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我们的I”
  演说完毕,她迈开坚定的脚步走到周文雍跟前,把最深沉最热烈的亲吻送给自己爱慕的人,周文雍伸手热烈地拥抱着她。就这样,他们在刑场上举行庄严的婚礼。他们那刚强的神采,象英雄的木棉树一般矗立在人们的心里。这一对革命的情人在红花岗上洒下的碧血,将和“广州公社”的红旗相映,万古辉煌I
  陈铁军和周文雍为革命牺牲的消息,和临刑前他俩合拍的照片,曾刊登于一九二八年春,在香港出版的几种日报和日本的《读卖新闻》上。反动派想以此来污蔑共产党人,但适得其反,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刑场举行婚礼的英雄悲壮的动人事迹,在中国、在亚洲、在全世界传开了。
  (伍乃茵)
  
原文1962年10月 发表于中国妇女杂志  浏览: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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