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月，统治新疆12年的盛世才，偕载着从各族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脂膏，在人民的咒骂声中灰溜溜地滚出新疆。但紧接着，又有国民党大批党军政人员越过浩瀚戈壁，像洪水猛兽似地向天山南北涌来。 　　在这社会动荡的时刻，乌鲁木齐“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了，其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新盟’，)是由我们几位多年受党培养教育的革命青年于1944年11月创建的，我记得有张志远(现名张伯中)、赵普琳〔现名赵明)、王笃从(现名王韬)、张玉珍(现名张玮)、姚品兰(现名姚向黎)、韩世翼、王适纯、李玉祥等，年龄小的才十几岁，大的也只有立十五六岁。我们举手宣誓，决心要把关押在新疆狱中的共产党人手中的革命红旗接过来，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干革命，同时尽力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援狱中的中共党员。 　　根据确定的任务，“新盟”派张玉珍、姚品兰等趁狱中中共党员去北门第一医院看病的机会，通过医院药剂员贡秀琴与他们建立了经常可靠的联系。为了寻找党的领导，“新盟”又于1945年10月派张志远去重庆，找到了当时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见到曾在新疆担任过党代表的邓发和宋黎，汇报了“新盟”创建经过、组织与活动情况，并要求党派人到新疆来进行领导。 　　邓发和宋黎向中共代表团团长董必武汇报后，董老指示:当前浅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焦点不在新疆，不在大西北，而在东北。东北拿下来了，关内解放就有了依靠和希望;内地解放了，新疆和整个大西北也就随之解放r。现在东北非常需要地方干部，你们“新盟”中东北人多，应尽量向东北转移，不能转移的，留在新疆，暂时不要打共产主义的旗号，应广泛开展民主运动。 　　张志远将董老的指示用密语写信转告给我们，然后通过父辈的老关系到东北去了。当时“新盟”由我负总责，我接到张的信后，向大家传达了董老的指示，征询大家的意见。结果表示愿去东北的占大半，愿直接去延安的有三人，其余的人愿留在新疆继续干。于是，我把栖牲在监狱中的哥哥赵普源留下来的家当变卖了，又向在新疆银行工作的好友孙哲要了一笔钱，用作补贴大家的路费，开始进行向东北转移的准备工作。 　　就在张志远去重庆不久，“新盟”成员姚廷枢(现名姚民)也随后到了重庆，住在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阎宝航家。一天，阎宝航带姚良去中共代表团，邓发提出，为营救新疆狱中的中共党员，需要一份名单，这在中央组织部档案里查不到，能不能通过“新盟”，搞出一份在押中共人员的名单来?姚民即以密语写信告诉了我，我又通过张玉珍等将中共代表团要名单的事转达给了狱中的中共党员。 　　约在1946年5月初，张玉珍把一份新疆狱中在押中共党员名单交给了我，同时还附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后来得知这份名单和信是两位老红军谢良和罗云章写的)。 　　当时内战烽火已在各地燃烧，稍一迟误，关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就休想出来。这些人许多是久经锻炼的老革命，不少是我的老师，也有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亲密同志。救亲人急如星火，可是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动员时期，没有特殊关系，车、船、飞机票都很难买。而由大西北去大西南又关口重重，路途遥远，怎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名单和信送到重庆，交中共代表团呢?我想不出办法，直在地上打转转。最后，终于托到我在兰州的一个熟人靳士耀，求他想办法搞到一张飞机票。我把新疆狱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给毛主席的信缝在西服垫肩里，急切地乘上飞机，飞过云雾弥漫的秦岭，到达雾都重庆。 　　真巧，这夭雾都重庆没有雾，天气非常晴朗，重重山峦、长江、嘉陵江都历历在目。飞机一降落，我便匆匆提着小皮箱，随着乘客走下舷梯，登上水泥台阶，走上街头，累得满头大汗。街上商店林立、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市声嘈杂，呈现出“陪都”一派虚假繁荣的景象。 　　“到哪里去找中共代表团呢?”当时，我有两个打算:一是要找曾在新疆学院为我们授课的茅盾老师，我知道他在重庆，而且与党有联系，但不知道他的详细住址，需要打听;一是要找曾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教我们英文课的贾丽南老师，他在北暗美国发表。他离开学校时，把满满一柳条包进步书籍留下，对我的思想成长起了作用。 　　我买了一张重庆市交通图，按图由一七星岗乘公共汽车去北暗，打算先找到贾丽南老师，好有个住处。他认识著名的国际友人斯诺，也许能帮助我找到中共代表团，并了解茅盾老师的住处。可是到《时与潮》杂志社一打问，贾老师已离开那里了。我只好又坐公共汽车回到市内，找新华书店，想通过他们问清茅盾老师的确切住址。可新华书店在较场口事件时已被国民党特务砸得稀巴烂，被迫关门了。 　　天快黑了，先找个住处再说吧。我又回到中华路，碰到一家旅馆就走r进去，招待员给我开了一个房间，我正要进房，恰巧新疆学院的一位老同学韩灵锐由对面房间出来。我是政经二系学生，他是教育二系学生，虽不同班，但都在学生会工作，比较熟，他也是东北人，他夫人和我嫂嫂也很熟。 　　我俩一同走进房间，我告诉他:“我是坐飞机来重庆的，有点急事，想找茅盾老师。”他说: “他己不在这里，回上海啦!”这下子我可傻了眼，两个熟识的人都不在重庆了。重庆特务如麻，我又不敢公开打听中共代表团的地址，怎么办呢?在谈话中，韩灵锐告诉我，在重庆还有两个熟人，一个是曾在新疆工作过的宋伯翔，一个是新疆学院的同学李玉祥。宋伯翔我久闻其名，是所谓“十大博士”之一，但从未见过面，现在重庆国民党的一个机关里任职。李玉祥是“新盟”创建者之一，和我们一起活动了几个月之后，不辞而别，由关内找 　　出路到了重庆，现在是“新绥汽车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我考虑，通过这两个人打问中共代表团都不对路，想来想去，只剩下一线希望--一找诗人减 　　克家去! 　　减克家我并不认识，只是在北平读初中时，读过他的诗集《烙印》和《罪恶的黑手》。为什么想起来找他呢?原来减克家的夫人郑曼，是我们“新盟”成员许青航和孙海澜的同学。许、孙俩人由新疆去东北时，曾给我留下一封给郑曼和减克家的信，让我在重庆遇到困难时，可以找他们。现在没有别的门路可走，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这里了。当时我想，他们也许知道中共代表团的地址，说不定和中共代表团还有联系呢! 　　第二天，我就按介绍信上写的地址，到歌乐山大天池s号去找减克家夫妇。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了。他们看了信，知道我是哪一路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们的住房很狭小，陈设简单，生活很朴素。郑曼小产之后不久，头上扎着一条白带子，面容有点憔悴;减克家个子瘦高，双目炯炯有神，性格爽直，不失山东人的特性。 　　我略讲了我与许青航和孙海澜的亲密关系，新疆局势的变化，然后告诉他们:“我有急事，要找中共代表团，但不知道地址。” 　　减克家说:“中共代表团的地址，我也不清楚。可是我知道《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你可以去找找他们，他们会告诉你中共代表团的地址。” 　　我把他告诉我的K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的地址，标在重庆市交通图上。他热情地要留我住下，可是我身负重任，只好推辞说端“等把事情办完了，再来打扰你们。”我把带给茅盾老师的吐鲁番葡萄干和哈密瓜干留给他们，起身就走。葡萄干和瓜干，那时在重庆算是新鲜东西乍解放后我再去拜望他们时，他们一下认不出我来，我一提当年送葡萄干和瓜干的事，他们马上想起来了，欢欣地谈叙了.旧事。 　　告别了减克家和郑曼，我回到旅馆，邀上韩灵锐一起去找《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他为人比较深沉，了解我的思想情况，什么也没有间就按我说的地址，把浅带到《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所在的一条暗巷口。他转身走了，我独自走了进去。 　　一个瘦削的、留着松蓬蓬的分发、穿着一身褪色蓝制服的中年人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是由新疆来的，我是新疆学院毕业的，我的院长、教务长、军事教官、系主任、讲师都是中共党员，我和他们一起坐过监狱，受他们的委托，我有要事会见中共代表团。 　　见他怀疑地打量我，我又急忙拿出新疆学院的毕业证书。他接过去仔细看了一下，交还给我，这才放心地告诉我中共代表团的地址—上清寺路曾家岩10号。我高兴地和他握了握手，告辞出来。在热闹的地方又转了几个圈，看看后面没有“尾巴”，我便径直向曾家岩10号赶去。 　　说明了来意，门房把我领到一间会客室，叫我等着。不一会儿，一个穿白衬衣的中年人由里屋走出来，我急忙作了自我介绍，并掏出新疆学院的毕业证书给他看，他亲切地让我在小沙发上坐下。我问了他的姓名，他说叫魏传统。 　　“魏传统!”我惊喜异常，我读过他写的小册子，专题阐述革命转变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新盟’的张志远和姚枢廷来找过代表团，由邓发和宋黎接待的。代表团要新疆狱中在押中共人员名单，我这次是专程来送名单的，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脱下西服_上衣，当着他的面拆开垫肩取出名单和信，交给了他。他接过去，聚精会神地仔细读着。 　　名单和信都是用浅黄色毛边纸，直行写的，张玉珍转交给我之前是藏在高跟皮鞋后根里的，因而有的字迹己经磨损，不易看清，我只得在一边帮魏传统辨认。名单一共写了162人，大人小孩一个不漏，其中包括已经牺牲了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和在狱中叛变了的孟一鸣(徐梦秋)、潘柏南(潘同)、刘西屏、黄义明、任远光、段进启等，但都是以“听说”这种不确定的口气写的。我以肯定的口气对魏传统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确实是牺牲了，是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杀害的;孟一鸣、潘柏南、刘西屏、黄义明、任远光、段进启等人确实是叛变了，已经离开了监狱。” 　　魏传统读完名单和信，我告诉他:“我们‘新盟’与被关在新疆狱中的中共党人有经常可靠的联系，党如果有什么指示要带给他们，我可以再专程返回新疆去。” 　　魏传统说;“我们考虑，考虑!” 　　我把住的旅馆名称、房间号留给了他，并告诉他:“我们‘新盟’许多同志根据董老指示，正在陆续向东北转移，也有的同志要直接去延安。”我问他:“去延安怎样走比较安全?”他说:“可由甘肃庆阳或环县进解放区，那里我们的力量强，空隙大。”后来“新盟”成员杜芳、王怀品、刘一匡3人由新疆奔赴延安，就是按魏传统指的路径去陕甘宁边区的。 　　魏传统还拿过当日的《新华日报》指给我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在打长春，关内停战，东北要大打起来。东北很需要干部，特别是本地干部，你们转移到东北，非常必要。”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下当时的形势。 　　我告辞出来，双肩上像卸了一副重担，身轻似燕，健步如飞，在热闹的商业区转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后面有“尾巴”，便怡然自得地回到了旅馆‘ 　　名单和信安全送到后，我面临的当务之急便是赶快赴兰州，迎候由新疆陆续出来的同志，一起去东北;迟了，内战一大打起来，交通被切断，就难走了。 　　来时，是由靳士耀想办法买的飞机票;回程，如果与达官贵人预买飞机票.根本不敢去想，就是去川北的长途汽车票，没有熟人，也休想买到票我和韩灵锐天天上街跑车行货栈，寻找去宝鸡的“黄鱼车”。我们整整花了一个多礼拜时间，才找到一辆去宝鸡运送汽油的美国JMC牌军用小轮卡车。我来不及去歌乐山向减克家和郑曼告别.就同韩灵锐一道搭上这辆“黄鱼车”动身了。 　　我们坐汽车爬山越岭，横渡江河，饱尝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险途程。车到宝鸡，本想由天水抄近路，北上兰州，但因铁路塌方，火车不通，我们只好折而向东去西安。 　　在西安，我和韩灵锐在东大街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又像在重庆一样，天天跑车行货栈找“黄鱼车”。又花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找到一部去兰州的“黄鱼车”。这是一辆破旧的卡车，走起来摇摇晃晃的，人坐在上面，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摔下来，而且跑不了多远车就要停下来修理一次。当时有个顺口溜，用十个数字描绘这种情况:“一去二三里，加水四五回，抛锚六七次，八九十人推。”一路上卡车又是加油，又是加水，又是修理。爬行了五六天，才到兰州。 　　光荣的使命圆满完成了。可万万没想到整整二十年后，却因此引来一场灾祸。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死党谢富治唆使手下人以诬陷的手段，将我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关进了监狱。这一关便是6年，每天4个窝窝头，一碗清汤水，令我险些饿死病死在狱中。罪名之一，就是硬说我把新疆狱中在押中共党人名单送给了重庆国民党 　　特务机关，逼我非承认不可。与此同时，康生一伙也给由新疆狱中返回延安的100多名中共党员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迫害。 　　其实这些在新疆工作过的人员，并非一般的地下党，而是应盛世才的请求，或由延安公开派去，或是去苏联治病，顺道留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西路军留下来学航空技术的。当时他们谁是共产党人，盛世才都知道，并被委以要职。如陈潭秋是党代表，毛泽民是财政厅长(后任民政厅长)、孟一鸣是教育厅长、潘柏南是和田警备司令、刘西屏是哈密行政长、黄义明是管军队财务的边防督办公署经理处长、黄火青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后调阿克苏任行政长)、林基路是新疆学院教务长等等。只是到了1942年盛世才利用国内外局 　　势逆转的时机，公开投靠蒋介石时，才把这些“昨日座上宾”变成了“今日阶下囚”，并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二位同志杀害。至于狱中在押中共人员名单，盛早早就报给了蒋介石，蒋还派了个所谓“中央审判团”到新疆复审。他们硬逼我承认把新疆在押中共人员名单送给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篡党夺权的目的，是出于揪所谓“以马明方为首的新疆叛徒集团”，从而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特别是空军许多负责干部都是新疆航空队的)。 　　他们妄想从我这儿打开一个缺口。 　　直到1973年6月末，即在林彪事件之后，对我的诬陷被揭穿r，我才被平反，放出监牢。一天，我到医院去看谢良同志(他曾任炮兵副政委，也是刚放出来不久)。他一见我，就以江西老表的浓重口音激动地说:“赵明同志呀，为了名单的，我不知道挨过多少顿毒打呀!”接着又指给我看他头上和身上的伤痕。他的确不知名单是怎样送到重庆，后又交给了谁。在威逼追问下，他说不清，道不明，白白挨了许多顿揍。这次我去看他，他一定要我讲清送名单的整个过程。当我讲到把名单亲自交给了魏传统同志时，他惊喜地说:“魏传统?!他就在这里养病，在我隔壁住。”我说:“我正想知道知道他收到名单以后怎么办的。”他说:“走，我领你去!” 　　到隔壁病房，见了魏传统同志。他己不是我二十多年前见的那个样子了，那时清瘦，现在胖了，虽然年事已高，但一点不显得老。当说起送名单的事，魏传统说:“文革中有人来调查过，我写了证明材料。我记得很清楚，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青年，穿着一身浅灰色西服，当着我的面，由西服垫肩里拆出来名单，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看后，做为特急件。第二天派专人乘飞机送到南京，交给了周恩来同志。那时中共代表团已随国民党政 　　府迁到南京，曾家岩十号留给了中共四川省委，我当时是四川省委秘书长……” 　　原来，周恩来同志拿到名单和给毛厂主席的信后不久，正值张治中先生要到新疆接任省府主席职务。周恩来同志找到张治中先生说:“新疆监狱中还押着我们一批人，请你到新疆后，务必帮忙给送回延安去。”并把名单交给了他。张治中先生未负重托，到新疆后即亲自到狱中看望了这批同志;然后派了10辆大卡车，由刘亚哲护送，把这批同志安全地护送回了延安。我送给中共代表团的名单上一共开列了162个名字，除去叛徒及其家属外，由乌鲁木齐出发时是131人，路途中有两个孩子病故，到达延安的是129人。其中有马明方、方志 　　纯、李宗林、刘护平、李握如、高登榜、吉合、谢良、张子意、吕黎平、方槐、袁彬、黎明、金生、郭慎先、李志梁、张东月、李何、于村、白大方、陈浩然、王韵雪、朱旦华、陈茵素、沈谷南等党政军和文教方面的负责干部及烈士家属。 　　这批人到延安时，朱总司令曾到十里之外去迎接，毛主席亲自接见，延安各界还召开了欢迎大会。会后，他们又分头走卜各自的工作岗位，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没想到的是，“文革‘，中不少同志又重遭迫害，李宗林、沈谷南、白大方、曹建培、胡鉴等人被迫害致死，马明方、杨之华镶囚死牢中，刘护平出狱后没有离开过医院，张于意出狱后常年生病，死于医院中•.，…“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当年在新疆工作过的100多名中共党员，经受了千辛万苦，走过了坎坷道路，无论是幸存者，、还是牺牲者，他们确实是点污不沽、纯贞有洁的花朵一一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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