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革命之路 　　华南师范大学伍乃茵 　　 　　我们亲爱的党即将迎来九十年华诞，作为一个七十五年党龄的普通老党员，我思绪万千，不禁回想起八十年前我走上这条革命之路，投身于这一壮丽美好的事业的曲折历程。我的那段经历或许可以对今天九零后的年轻人，对华师的莘莘学子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时有些启迪吧。 　　我生长在一个广州的富庶之家。父亲伍川波，台山人，曾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他留过学、从过政、经商也小有成功，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在广州市区建起了一栋中西结合风格的小楼。可以说我的家境十分殷实。一般说来这样家庭出身的富家小姐不外乎找到门当户对的人家，成为有钱有势的贵妇人。实际上我高中没有毕业，踏上门来的说客就没有断过。 　　但是我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927年我进入小学最后一个学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我目睹的一件大事使我惊愕，使我幼小心灵产生巨大的震动。那天我和同学走出家门去上学。刚出家门不久，只见街上血迹斑斑，许多工人、农民模样系着红领巾的平民纷纷倒在血泊中，大多已经失去生命，有些叔叔阿姨还在抢救个别伤员。我的心怦怦跳着，心想这是为什么啊？他们为什么献出自己的生命，谁在杀戮这些平民百姓？那些日子一闭上眼，就会浮现出曾经目睹的悲惨镜头。过后才听大人们说起那是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是国民党的反动派向起义的工人农民举起了屠刀。失败的起义队伍里牺牲了不少人。 　　这些伴随着我的疑问直到高中才渐渐有了答案。 　　在女师高中部时，夜班班主任进步国文教师赵慕鸿对我影响很大。他常常亲切地与我和同学吴绚文(草明，著名工业题材作家)谈话，无论平时还是上课总是启发我们阅读一些高尔基、鲁迅、丁玲等人的进步普罗文艺作品，启发大家关心社会的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后来何干之先生（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特级教授）也来到女师，任国文教员，他组织我们组成读书会，介绍了更多的中外文艺、哲学、社会学著作，把马列主义启蒙知识通俗地讲解给我们。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更激起我们女师同学爱国心。当时我们都满怀激情投入了抵制日货、宣传抗日的一系列群众活动。 　　随着参加活动的日益增多，我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有了更深的观察，认识事物的出发点已经从原来闺房小姐转变到满怀激情的热血青年，视野更开阔，思索更深入了。记得我家街口常有些拉黄包车的师傅，他们日晒雨淋，工资微薄，还要遭人白眼、训斥。怀着同情心，以那些黄包车夫为背景，我写了一篇广州话的短篇作品，由赵慕鸿老师介绍，投稿到一个叫广州文艺的刊物上，第一次以乃茵的笔名发表。这个名字也就成为我走上革命道路以后的名字，自己原来那个伍翠云名字反而被人渐渐遗忘了。 　　《广州文艺》的创办人是欧阳山、赵慕鸿，这个新的广州话刊物面向广州大众，反映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受到社会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我和草明(吴绚文)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不久由赵老师介绍，我们干脆直接参加《广州文艺》社了。在那里我们夜以继日、身兼数职，参与编辑、发行、宣传工作，刊物的影响也—天比一天扩大，不只扩大到香港、澳门，并且扩大到南洋、旧金山—带，大家都感到很有信心。 　　1932年夏天共产党员温盛刚、何干之以及谭国标等以中山大学、省女师、广雅中学为据点，发起成立“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文总)，直接由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总领导，办刊物、演戏、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国．省女师的我和梁未闻、吴绚云(即草明)等是文总的成员。“文总”成立后，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下设3个分社：即“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简称社盟)、“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简称左盟)、“戏剧家联盟广州分盟”(简称剧盟)。不少女同学参加了这些组织。我渐渐觉得我是在靠拢一个能够救中国的党，她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为了把更多的革命宣传品发出去，我们想出许多办法。我曾经不断以丁纪真的名字，假自广州一中发出邮件，将我们编发的党外围组织刊物，如《新启蒙》、《星光》、《上海论坛》，甚至还有红色中华报（当时苏区中央的报纸）及第一次苏维埃会上毛主席的报告发给在台山的学校教书和台山一中就读的我的表兄弟，他们在那里组织了读书会。由于丁纪真这个名字与当时南天王陈济堂的空军司令丁纪强像是两兄妹，很能蒙过检查。这种邮寄方式直到我1934年初被捕，一直没有中断。 　　在文总我最亲密的战友就是凌伯骥，他是中山大学社会系左翼学生，虽然年轻却已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执委。他负责主编《新启蒙》、《新路线》等刊物。我经常与他一起，在三角市，丽水坊57号他家中刻印传单，有时通宵达旦地干，为了避开密探，我们还带上我九岁的小弟弟，假装看电影，在电影院散发传单。最后编印的《新路线》的发行工作主要是由我代办的。这个刊物发得相当普遍，有发给中小学的教师代售的；也发给摆地摊的书贩子——他们专售香港来的如《探海灯》、《天文台》之类，供人作茶余酒后消遣的刊物，我们用很便宜的价钱给书贩子混在一起卖，不容易被发现。 　　1934年初由于叛徒的出卖，“文总”被破坏，社联、剧联一些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我也被特务跟踪，被捕了。在女牢里还有徐英、谭本基等八位女师同学。在狱中，我们顽强、坚定地与敌人进行面对面斗争，沉着、机智地战胜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审讯。温盛刚、凌伯骥等人就关在我们隔壁，我与他们之间通过一个有同情心的看守互相联系。他们一次次受酷刑，甚至发出痛苦呻吟声，虽然使我们非常心痛，但他们坚贞不屈，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极大鼓舞我们几个女学生与敌人斗争。在整整半年的监牢生活中，我们被磨练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后来，反动当局由于找不到定罪的借口，终于在同年6月被迫将我们释放。 　　回到家里我立即被气急败坏的妈妈反锁在房子里，不准外出。妈妈生怕我再去惹事。我感觉像又被禁锢在牢笼里，失去所有的联系，十分苦闷。但更万万想不到的却是八月一日反动当局残忍地杀害了文总六位领导人，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战友、初恋情人凌伯骥。那是八月的一天，狱中一个同情我们的狱卒找到我家，递给我一封小凌的遗书： 　　翠云妹： 　　事情是出人意料的，至此已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遗憾！世界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翠，你给我爱，你是世界上第一个给我幸福的人。现在永别了，你千万不要伤心，还是好好地去做人吧，生离死别，对于我们，原是值不得说什么的。 　　翠，永别了！当我的心脏还在跳动，我还呼吸着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温暖的胸前还挂着你给我的手帕呢！ 　　亲爱的翠，永别了！ 　　 凌伯骥绝笔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 　　我看后悲痛万分，同时也暗下决心，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我更加决心克服千难万险，逃出广州，寻找党。不久我接到在上海的文总领导何干之托人带来的一封信，更促使我迫不及待去上海找到党组织。为此，我耐心地准备。我一件一件收拾自己奔赴北方的衣物等必需品，并且将妈妈买菜剩下的零钱从桌上、抽屉里一点点收集起来，以备买船票。 　　终于1934年冬天在同情我的大姐帮助之下，我逃出家门，先偷跑到一同学家，再去上船。想不到在船上第一夜碰到印度红头阿三查房，我因紧张惊吓过度，几乎晕倒。船到上海，口袋里只剩了两元钱。我正在焦急之时还好看到何干之、梁未闻两人来接船，一颗心才定下来。他们安排我住在戈登路（复兴路）一间亭子间。我就是这样满怀激情，只身一人经香港到上海找到党组织的。 　　当时许多活动都受到王明左倾的影响，我也就开始了一段既冒险，又充满年轻人热情的紧张革命斗争生活。我参加党的文化领域外围组织上海社联以后和以前女师同学张恒姐妹在狭窄的亭子间里刻蜡纸、油印传单，再拿到马路、弄堂散发、张贴。我们也常参加飞行集会，事先约定集合时间、地点，到时以摔电灯泡或砸大酒瓶为暗号，大家迅速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走向街头游行。 　　一次我们集合后从戈登路大戏院出发，沿途我跟大家高呼口号，觉得很痛快，游行至繁华的南京路，突然分散转入小弄堂。但没想到特务一直跟着游行队伍，早已知道谁是领队，谁是发传单的。队伍一解散，特务就跟踪到家，抓了一批骨干同志。有的同志不幸遇难，我们十分难过。当时的左倾幼稚行动，导致每次一“飞行”就会有损失。由于白色恐怖越加严重，党的路线也有问题，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暴露的同志已经不容易待下去了。为了保存力量何干之等人也转移去了日本东京，他来信要我们返回广州，做好准备，想方设法去日本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 　　1935年夏天我和李云扬来到日本，与林基路为书记的东京留学生党组织接上头，参加一系列留日留学生的马列主义学习和斗争。最激烈的一次斗争是1936年春天我参加向国民政府驻日大使王世英抗议政府抗日不利，并要求改选留日学生会领导的留学生示威大游行。那次游行我走在最前面，不顾挨打、受冲撞，和日本右翼势力面对面坚决地抗争，甚至被打伤，又被日本当局拘捕关押。经过一系列严酷斗争的考验，终于翌年由林基路、官一民同志介绍，我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宣誓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真正投入到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大洪流里去了。 　　以上就是我认识党、理解党、寻找党、跟上党的曲折历程。我真心希望新时代的年轻人继续跟党走，在我们伟大的时代里，让我们的祖国更加辉煌，我们的党旗高高飘扬。

原文2011.9 发表于中组部建党90周年征文一等奖  浏览：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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