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厚堂浅谈“修齐治平”之方法及步骤
严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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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养心，从《十善业道经》开始(佛家重视功德)；以道养身，从《太上感应篇》开始(道家强调道德)；以儒治国，从《弟子规》开始(儒家强调品德),以和平天下，从《和谐拯救危机》开始(阿弥陀佛-万德庄严)。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方法。
格物(物格)、致知(知致)、诚意(意诚)、正心(心正)、修身(身修）、齐家（家齐）、治国（国治）、平天下（天下平）,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步骤（红体字为每达到一步的结果）。 一、《大学》的修炼之道 《大学》一曰“大人之学”，二曰为政之学。有三种含义：一是指成年之人，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因此需要知书明理，通晓人生之道；二是指充实而有光辉的伟大人格，可以在社会上表现道德芳表，修己治人，风动草偃，以平天下为最高目标；三是指为政之人，“孰为大？政为大。”因此，“大学”之道也可以说是为政之道。这三种含义并不冲突。所以《大学》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1、《大学》之道——内圣外王之道 《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提出了宋儒称作“三纲领”和“八条目”的理论思想。三纲领和八条目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的根本方法。“内圣”意即“内求于己”，也就是“八条目”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表示“外用于世”，指的是“八条目”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正是表达了“内圣外王”的精义所在。 2、修身的“三大纲领”——修身的基本原则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其意义简释如下： 1）明德 是任何人都禀受于天，至灵而不污染的本性，它能够与天地相沟通。“明明德”是肯定人类与生具有灵明的德性，现在要加以彰明，使之自觉。人之行善避恶，并非社会规范所外加的义务，却有内在本然的基础。道德实践的价值是由内而发的，人性是向善的。 2）亲民 是在明晓自身本性的善德之后，帮助其他人去除污染心灵的东西，使他们同样能够达到与自己同样心灵纯洁的境界。觉悟“明明德”此一天生能力之后，就须“亲民”，亲者新也，日新又新，使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行善之途上前进。人生的一切变化生灭，唯有在遵循内心向善的要求、日新其德方面，可以永远做个新人。 3）至善 是指心灵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达到自然与事物发展相统一的境界。“明明德”和“亲民”的一切方向是“止于至善”。以“止于至善”为方向或目标，等于是永无止境的期许。 3、修身的“八大条目”——修身的方法步骤 “八条目”是《大学》所说的修养方法，它是有顺序的，相互为条件的序列。每一个条目，都以前一个条目为条件，而它们本身都是以“修身”为根本，前四条是“修身”的方法，后四条是“修身”的必然社会结果。 《大学》是如此论述“八条目”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姐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奇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意义简释如下： 【1】格物 格，就是确实研究清楚。“格物”就是要求人们亲历其事，亲操其物，即物穷理，增长见识。在读书中求知，在实践中求知，而后明辩事物，尽事物之理。 【2】致知 就是求为真知。从推致事物之理中，探明本心之知。如一面镜子，本来全体通明，只被事物昏蔽，暗淡不清，现在逐渐擦去灰尘，使恢复光明，有了真知。所谓知，指道德意识而言，知既至，则能明是非、善恶之辨，闻见所及，胸中了然。物格而后知至。 【3】诚意 就是要意念诚实。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发于心之自然，非有所矫饰，自然能做到不欺人，亦不自欺，在“慎独”上下功夫，严格要求自己，修养德性，知至而后意诚。 【4】正心 就是要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不为物欲所蔽，保持心灵的安静。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心得其正，则公正诚明，不涉感情，无所偏倚。故意诚而后心正。 【5】修身 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只有自身的品德端正，无偏见，无邪念，才能为人民所拥护。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功夫的落脚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始发点。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6】齐家 就是要经营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只有教育好自己的家庭成员，才能教化人民。 【7】治国 就是要为政以德，实行德治，布仁政于国中。君主要像保护初生的小孩那样保护人民，以至善之德教化人民，使人民除旧布新，日新又新。统治者要使仁、敬、孝、慈、信的仁爱之风充满全国，国治而后天下平。 【8】平天下 就是要布仁政于天下，使天下太平。平天下最重要的是要求君主具有“洁矩之道”，即以度己之心度人的高尚崇高品质，作为人民的榜样。由于平天下是多方面的，这就要求君主尊老兴孝，敬长兴悌，恤孤爱民，布行仁政。君主要实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坦诚至公，以德为本，举拔贤臣，提倡忠信，开源节流，以义为利，如此则能臻天下太平的境界。 《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此八条目中，“修身”是根本。前四者是“修身”的基础和方法，后三者是“修身”的目的。格物在于明辨事物，只有明辨事物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有了认识才能意念诚实，然后才能思想端正。只有具备了以上的条件，自身的修养才能提高。自身的修养又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和前提，由此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庭，也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最后达到天下大治。《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总纲领，造就了后代儒家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以及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即“内圣”与“外王”之道。 4、心安理得的“六大过程”——科学决策与心理修炼的程序 《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意义简释如下： 1）知止——明确原则，理清期许 “止”指“归宿”、“立场”。“知止”即对目标、归宿和自己的原则立场有明确了解。对佛教而言，“止”为梵文奢摩他的意译，又译“止寂”、“禅定”，指通过坐禅入定，扫除妄念，专心一境，达到寂静的境界。与“止”相对的范畴为“观”，为梵文毗婆舍那的意译，也被译为“智慧”，是在“止”的基础上发生的，指集中详细观察思维预定的事物和义理，获得某种功德和智慧。 2）有定——站稳立场，坚定不移 “定”是定向。朱子《大学章句》解“定”字说：“知之，则有定向”。知止指对归宿有明确了解，则已经是“志有定向”的。所以，“定”字应指坚定不移。“知止而后有定”即是说，能对归宿有明确的了解，然后方能坚守不移。 3）能静——动机纯正，心不妄动 “静”是静心。朱子《大学章句》释“静”字说：“静，谓心不妄动”。对于“静”，《礼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论语》也说：“仁者静”。道教的北派全真道认为清静是修道的基础，故奉《清静经》为玄门日诵课之首，经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4）能安——身心安详，从容有度 “安”是随处而安稳。朱子《大学章句》释“安”字为“安，谓随处而安”。《管子。内业》进一步谈到“安”和“静”、“定”的密切关联：“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又曰：“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再曰：“正心在中，万物得度。”最后则是“德成而智出”。 5）能虑——思虑周到，驱除偏见 “虑”是思考精审。朱子《大学章句》释“虑”字为“虑，谓处事精详”。 6）能得——合理选择，心安理得 “得”有完成、达成的意思。朱子《大学章句》释“得”字为：“得，谓得其所止”。 5、“慎独”——自我修炼的最高境界 何谓“慎独”？《大学》解释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所要表明的是在闲居独处、没有别人监督的情况下更要谨慎地反省自我，进行实践性道德修为，因为诚与不诚、欺与不欺，虽发于内心，但必然会表现出来。 朱熹对此解释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这实际上是提倡一种道德自律，把修己作为自我主观意识较强的一种修养行为，不完全依赖于外界条件的约束，也不自欺欺人地借修为的幌子而专做给别人看，钓名沽誉，这些都是个体修为中的大忌。这一点完全体现了《大学》的理论特点，重视内心道德的严格自律，调节自我情感，坚持所选择的修养之道。后世大儒对“慎独”都是非常看重的，明代王阳明、清代曾国藩等都对此有过精辟的见解。在现代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关系中，“慎独”仍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道德要求和人生修养原则。 从修身过程和步骤而言，知道“德”、“行”都应该“止于至善”的水平上，就要凝神定志。能做到坚定心神志向，才能静下心来，排除杂念的干扰。能静下来，才能安于所处环境、条件，不因富贵而放逸心志，不因贫困而隳堕心志。做到了安，才能专心思考问题，通过思考而有所理悟，分明是非，也就是有所获得了。依是而行，有非即去，达到完善自我的修养目的。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结局，都是有序不紊的，即有本末、终始、先后。修身的“知→止→定→静→安→虑→得”的顺次也是不可不知的，循序渐进，才能有成。 对于儒家的修身学问，梁启超先生有着高度而精确的概括：“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功用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 曾仕强先生对此也有高论：“修己、安人都能够日新又新，这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管理者以修己为第一纲领，从自身内部的修治做起，由格、致、诚、正，然后层层扩大，齐家、立业、治国，推到平天下。所有决策，悉依止、定、静、安、虑得的历程，时刻不忘安人为第二纲领。秉持光明正大的理念，执经达权，以不停滞的精神，适时调整而权宜应变，是第三纲领。这种管理之道，就是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 综观《大学》一书，以简练而内涵丰富的语言涵盖了早期儒家人学思想的精神内涵，揭示了儒家理想人格修为的一般过程。“三纲领”引导人们注重修为目标；“八条目”指示人们修为应该怎样做。“八条目”的内容是一个由内到外、相互关联、不能任意颠倒的统一的整体，是一个穷尽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以“格物”为起点，以“平天下”作为其奋斗目标。尽管《大学》中使用的这些范畴都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但在具体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实践中却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对调适人们的心态、稳定社会关系、保持思想上的连贯性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朱熹如此推崇《大学》正是看到了它对稳定社会、重塑道德人格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潜力。 职业竞争归根到底是个人品格和能力的竞争，也就是职业经理人个性品牌的竞争。能力可以通过学习与实践获得，而品格则必须经过伴随终生的个人修炼方能至真至美至善。职业经理人只有内修品格，外练能力，内外兼修，知行合一，才能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才能达成经天纬地的事业。 二、《中庸》的修炼之道 “中庸之道”，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种道德实践的原则和处世待人的方法。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中庸”一词承载着世人对处世原则的恪守降临在两界凡宇。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然而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新兴人类们更多的赋予了这个词语以贬义。“中庸之道害我们国人不浅。”，“世风日下，中庸横行。”诸如此句不绝于耳。中庸之道成了老好好、无原则、无主见和随波逐流的代名词，实在是我们的先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恐怕与我们这些年来，忙于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大师圣经，而对先人的大智慧缺乏了解甚至几乎忘却有关。 1、中庸之道概述 中庸之道，是手持两端，不偏不倚。不偏的前提是手持两端，就是最激进和最保守的意见都要顾及到，然后达到不偏不倚的最佳效果。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2、尚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又给《四书?中庸》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平常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极端，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庸，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中，就是要人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不要偏激，保持一颗平常心，人心才会平稳，社会才会稳定。中，就是贫穷也不要心浮气躁，富贵也不能为富不仁；中，就是做平民不要低三下四，为官不要专横跋扈；中，就是做人要不卑不亢，不左不右；中，就像孟子说得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联系我们目前浮躁的现实社会，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吗？ 3、时中——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趣时，即变化日新。能趋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此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传）。也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4、中正——恪守规范，正心正身 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说，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很明显，在这里，“礼”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场游戏规则。 同时，孔子很强调“正”，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身正”就是行为合于礼。由“正身”，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以礼为规范，衡量人们的等级名分，以使人们的等级与其名分相当。名分相当，就合乎礼，也就是“正”，就是名正言顺，以身作则，不越位，不缺位。 5、中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昭公二十年）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 6、控制情绪，和谐共赢——小不忍则乱大谋 “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这叫做“中”，表露出来但符合常理，这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到达了“中和”，天地便在自己的位置上运动了，而万物都开始生长发育了。 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作为履行职业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一些特殊的人与事上，必须做到隐忍不发，含而不露，喜形不能于色，愠怒不能于外。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不仅可能会祸及公司的重大利益，也可能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锦绣前程。 曾国藩的“忍”功世人皆知。“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但是，他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参人一本，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但没有抟扶摇直上九霄，也没有一失足掉进深渊。虽然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总能启动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 7、诚信为本——至诚诚己，厚德载物 《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与天地并列为三，说明是人的思想品德智能的无比高尚。这种无比高尚的境界是逐步达到的，而关键的一步，就是要“至诚”，因为只有至诚，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固有的天性，也就是天地无私之性，能尽自己之性就能尽他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就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就能参与天地化育。当然这仅是作者的推理，不一定全是事实，作者据此立论而已，但它说明了至诚的作用过程。 “诚人”必先“诚己”，就是说，要想让别人“诚”，必须自己先做到“诚”，而且永远做到“诚”。《中庸》接着说：“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随着“诚”的不断深化，随着“成物”的不断扩大，诚的主体的道德修养也日益增进，由博而厚，由博厚而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于是“与天地参”的境界达到了，也就是《易经》乾坤二卦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风度和魅力所在。 8、择善固执，金石为开——“诚”的修炼过程 那么，诚的修养主要有哪些过程呢?《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字，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问必审、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笃的要求。审、慎、笃是个态度问题，只要认真、刻苦，也就不难做到。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主要是个下功夫的问题了，所以《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就是说，别人下一个功夫，你下上百个功夫，别人下十个功夫，你下上千个功夫，尽管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无不可至了。这就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致中和”，只要有心，功夫不愧有心人，功到自然成。 《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于是，“择善固执”一词成为儒家的处世原则。但是，有些人误会了“固执”的意思，以为那是顽固而不知变通；同时又以为“择善”是选择自己所认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闭而自大的心态。幸好孟子及时出现，以他的言行做为“择善固执”的见证。择善需要灵活的智能，固执有赖过人的勇气；智能加上勇气，同时还以“仁义”为其核心，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 作为职业领导者都讲究“择善固执”和“从善如流”的领导艺术。所谓“择善固执”，就是指认定目标不予放弃，坚持不懈。它是圣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真知睿智的勇气。所谓“从善如流”，就是指待人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各方意见，并及时消化。领导若无“择善固执”，决策必将动摇不定，前瞻后顾；领导若无“从善如流”，必将处事执迷不悟，刚愎自用。 晚清权臣李鸿章的误国就是因为他在“择善固执”上出现了心误，陷入了思维误区而没有警醒。他错就错在“择善固执”选错了对象，错在对敌人讲“诚”。李鸿章早年也是一条血性汉子，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例如，他曾因为恩师曾国藩待友李元度不公而毅然脱离曾府，也曾因常胜军统领戈登不服管制而除其军权。面对外国列强，李鸿章疾呼：“吾辈如果不迅速求富求强，那么中国将以什么来自立呢！” 李鸿章之所以后来越活越窝囊，主要是因为他误信了曾国藩的一席话。一次，曾国藩问李鸿章怎样与洋人交涉，李回答不管洋人说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曾沉默了很久说：“依我看来，还是在于一个‘诚’字。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一定会受感化的。”李鸿章欣然接受，此后与洋人交往无不以“诚”字当先。 心误导致政误。李鸿章一味强调对洋人讲诚信，却不力求洋人对他讲诚信，这是他最大的心误！所以，李鸿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协为宗旨。例如，在处理1875年至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中，李鸿章明知英国理亏，却为了“了事”而签订了《烟台条约》。在处理1885年的中法冲突时，李鸿章又不顾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军的事实，签订了《中法新约》。而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丢掉了台湾！ 对于朝野批评，李鸿章既不退缩，也不辩驳，因为他认定这是必要的妥协。因为不能“从善如流”，他由“择善固执”变成了一意孤行！如果能听取各方面意见，以从善如流确保择善固执，他就有可能像林则徐、左宗棠那样，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9、见机行事，实事求是——认清环境，认清自我 《中庸》强调的一种重要原则是从实际出发，从自己所处的境地出发，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出发。《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的原本之意指的是什么呢?朱熹解释说：“素，犹现在也。” “君子”行事，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出发，不能有外慕之心：“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就是说人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富贵者的情况行事，处在贫困的境地就按贫困者的情况行事，处在不开化的夷蛮之地就按夷蛮的情况行事，处在患难的境地就按患难中的情况行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外求，不幻想，不眼高手低，这样才“无入而不自得”。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所处的地位是不可能同等的，所以《中庸》又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是从自己所处的实际环境出发，不作人为的拔高，不搞硬性的助长。在上位不凌下以立威，在下位不援上以附势，一切顺其自然，不怨天，不尤人，这样就无时不心地和平。不能持中的小人则不是这样，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冒险行事，以期侥幸取胜。即使偶尔达到目的，也是身心憔悴，离中庸甚远。 中庸之道是一种精深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境界。林语堂说：“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还把“中庸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的最高典型”而大加称赞。他说：“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三、《老子》的修炼之道 《老子》的哲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厚。在此，仅挂一漏万地简单介绍一下。有兴趣的经理人朋友可抽时间专门研读品味相关著作。 1、相生相伴，清醒处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