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 　　山东实行了“阳光”工资，财政部门把各项福利都放进每月的工资里，增加了事业单位和公务人员工资的透明度。各单位原先五花八门的奖金、津贴、补助之类随之取消。有位同事的父亲，官至副省级时退下，月薪近万元。常听这位同事抱怨，父亲干了几十年革命，退下来工资还不足万元，太低了。 　　我因此想到父亲。 　　父亲所在的济南军区炮兵机关的营房为加强战备，迁往距济南市区较远的山区。1979年，父亲因年老体衰多病离开了工作岗位。在搬进军区干部休养所之前，仍在山里的营房住着。麦收时节，父亲象往年一样，去营房附近的村子里转转，看看收成如何，社员能分到多少麦子，劳动力够不够。在职的时候，他还会找队长或村支书聊聊，需要部队支援些什么。我经常听父亲说的一句话“我们是人民子弟兵” ，是老百姓养育着军队，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部队义不容辞。1979年的夏收时节，一个傍晚我陪父亲散步。出了营区，父亲径直走向最近的村子。还没到村头,场院里就有人认出了父亲（“场院”是山东农村麦收时，生产队集中打麦、脱粒、扬场的一块平坦场地，一般设在村头或离村子比较近的地方。），离得很远就 “颜司令来了，颜司令”，边和父亲打招呼边向父亲跑过来。 “颜司令吃了吗？”“颜司令好啊吧？”老乡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问候着父亲。 　　不知是谁通知了回家吃晚饭的队长，几句话的功夫，队长就抹着嘴小跑着出现在父亲面前。队长和父亲很熟悉，见面就知道父亲的来意。他掐着手指头一笔一笔的给父亲算收成账，算公粮，算余粮、算粮价、算提留、算人均能分到多少麦子……最后队长很知足的告诉父亲，按当年的年景和收成，年底决算每人分几十块钱不成问题。 　　回家的路上，父亲没说话，脸上始终没有笑容。陪父亲散步原本是一种享受。挽着父亲的胳膊，边走边摇。他会即兴告诉我一些战争年代的趣事，会说起他美丽的故乡。他说他们老家每到春节前后，家家户户门前开满水仙花，这些花并非人为栽种的，纯属野生。听得我双目圆睁，吃惊不小，父亲却不以为然。说到高兴处他会爽朗的笑出声，但很少低头不语，沉默寡言。 　　快到家的时候，父亲说我们都不工作了，国家一个月还发几百元工资，可老农民面对黄土，背朝天，一年忙到头才分几十块钱。我当时对父亲肃然起敬。他们这些“子弟兵”的心里永远装着老百姓。父亲感恩共和国给他的待遇,同时，更盼望百姓早日富裕起来。我知道父亲参加革命前，家里不缺钱，否则他没有条件从四川去北京念书。他之所以从北京奔赴延安，出生入死干革命是为了自己的信仰，是想天下百姓都过富足的日子。他的信仰一生都不曾改变。当我听到我的同事和他父亲对每月逾万元的工资表示不满的时候,我更景仰我的父亲，他终生不忘的是“为人民谋利益”。 　　 　　一张照片 　　八十年代，孩子上幼儿园的那年春天，带他去山里踏青。顺便去父亲住过的老营房瞻仰高大的毛主席塑像，这是济南市仅存的两座毛主席塑像之一。给孩子讲讲前辈的经历和故事。 　　毛主席塑像前有一块空地，两侧是很矮的花坛，周边是松柏和冬青。正午时分，阳光灿烂。我们坐在花坛边上聊天。一个老汉挑着副猪食桶摇摇晃晃的，不紧不慢的从我们面前走过。“马队长！”我认出老汉是离营区不远，于家洼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外号“马大哈”。六十年代末，我在家里见过他。我自报家门，问他还记得我吧。他嘴上说认得认得，可眼睛里分明是一片茫然。二十多年不见，他肯定觉得应该认识我，实际上对我可能已无印象。 　　“颜司令好吧？” 　　“挺好。” 　　“挺想他的。”老人说着有点神伤。 　　我那天正好身边有着一张父亲的生活照，掏出来给马队长看。他抚摸着照片，眼圈红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不到五十岁眼睛就花了，那年马队长已经七十岁出头了，他可能看不太清楚照片上父亲的模样，但他对父亲充满了感情。 　　“送给你了。”我决定把照片送给老人家。我话一出口，马队长的眼泪就顺着皱皱巴巴的脸颊流下来了。他背过身去，鼻涕眼泪的擦了一把。再转过身来，我就一句话也插不上了。 　　“这一带的老百姓对颜司令太好了。”我知道他想说这一带的老百姓觉得父亲太好了。 　　“那原来，生产队里遇上难为的事办不了，就去和颜司令说说。颜司令多咱（多咱：山东方言‘任何时候’）也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老百姓有困难，我们应该帮’。”他学着父亲说话的口气。 　　“那年队里修水利，计划着年前干完（指春节前）。年根底下，队里真是没钱了，想和颜司令说说，借几十把铁锨。那天中午上你家，赶上吃饭，你爸从食堂买了一碗红烧肉，就我一个人吃了，你和你妈都没吃。”这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可能去机关的办公楼找父亲不方便，村干部和父亲说事，经常是中午或晚上到家里来谈。只要赶上吃饭，父亲就会从食堂给他们买一份肉特别多的菜。父亲常常就看着他们吃，我们也不能伸筷子，这是家里不成文的规矩。 　　“颜司令叫送来的铁锨都是新的。” 　　送铁锨的事是原司令部管理处官松处长具体办的。他与父亲共事多年，他说部队搬到山里来没几年，营区依山傍河，父亲就和营区官兵为周边的百姓在河滩造地千余亩；有一个冬天，部队出动10辆大卡车，和当地百姓奋战一个冬春，在营区前的玉带河上游筑起一座截流大坝，修建导洪工程500米，水渠2500米。使河滩地旱涝保丰收……言外之意，类似送铁掀的事太小了。 　　“我现在日子可好了。孩子都成家了。我自己喂着四头猪。每天来营房挑泔水，有得多，就多挑点，今天是礼拜（天）没大有，就少挑点。我现在多咱(任何时候)想吃肉，就能吃。日子好了，怪想（山东方言‘很想’）颜司令的。” 　　马队长说着，手不停的摸着父亲的照片，在阳光下反反复复的看着。 　　“你见着颜司令给俺捎个好。” 　　我回家把他的“好”捎给父亲的时候，父亲提了一大串问题：农民责任田的灌溉问题怎么解决的？公共水利设施如何维护？村里经济作物多不多？果树长起来吗？…… 　　我只看见果树不少，其它的答不出来，有点惭愧。父亲还是很满意，他说马大哈有肉吃了。他欣慰山里百姓的日子富裕了。 　　 　　打 井 　　今年山东大旱，旱情创建国以来之最。国土资源部计划在山东打井1000口，抗旱夺丰收。在媒体上看到这些消息，脑子里就老是浮现出几十年前的一件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有人贴父亲的大字报，说父亲利用私人关系，擅自调动部队和装备。并要求父亲就此事说清楚。 　　这件事我自始至终都“参与”了。 　　六十年代初，父亲所属的军区炮兵机关驻进了山区的营房。“三年自然灾”害尚未结束，山区缺粮食。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营区周边的乡亲就到生产大队部开一张介绍信，证明自己不是盲流，一家老小只要能走动的，怀揣着介绍信出去要饭，快到麦收时才返回。我曾经和村里留守的孩子一起挖过野菜，与我同龄的一个姑娘比我矮大半头。父亲当时痛惜的说，孩子没得吃，怎么能长个子！为此我还写了一篇周记《挖野菜》，老师把它当范文在作文课上念过，夸我写的“生动”。可这“生动”的一幕却时时刺痛着父亲的心。 　　山区的农田一块地只有一亩、八分的，不规则的散落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看上去真的只有巴掌大小。秋天种上麦子，如果来年春天没有雨水，夏天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所以，大多数土地只能种地瓜（红薯）之类比较耐旱的庄稼，一年只能种一季。又是一年的初春，父亲看着结伴外出要饭的乡亲，自言自语，老百姓打了粮食保障部队吃饭，他们自己却拖着打狗棍出去要饭（父亲一辈子称“拐棍”是“打狗棍”。）。 　　考虑再三，终于有一天，父亲抓起电话，打给时任军区工程兵主任的冯之湘，请他帮助营区附近的村民打深水井，浇地，增产增收。冯司令立刻派技术人员带着工程设备进了山。我跟着父亲去过打井工地。寒风里，父亲握着官兵的手向他们道谢，问他们晚上睡在帐篷里冷不冷，伙食标准够不够吃，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最后一次跟父亲去时，水井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负责浇地的老乡指着山上吐着清水的大管子告诉父亲，经过二级提水，山上大部分土地都能浇上水了。当年春天就敢种玉米，秋后种小麦。以后每年能种两季庄稼了。老乡边说边忍不住呵呵地笑着。 　　听说井深几十米，我好奇的往井口凑，想看一看有多深，父亲拉住我，交代老乡转告队里，井口一定要采取安全措施，防止小孩跟父母过来浇地时发生意外。 　　这就是“大字报”里要父亲说清楚“利用私人关系，擅自调动部队和装备”的全过程。 　　九十年代初，山区巨变，农村的草房变成瓦房，蜿蜒土路修成了柏油路，再也没有人出去要饭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带孩子去山里玩，又看到了那口井，仍在浇地。 　　回来说给父亲听，父亲连连称“好”。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幕，病中的父亲提高了嗓门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打井为他们多收粮食吃饱饭，我有什么错！” 　　大旱之年，我又在电视上看到了战斗在抗旱第一线的人民子弟兵的身影。截止2月12日，近万名官兵在山东境内开渠浇地7000余亩；2月25日，北京军区派官兵在革命老区沂蒙山打井成功；2月28日，驻济某航空旅出动数百官兵和大型设备，为商河县引黄抗旱做贡献……。媒体上不断的有人民子弟兵与山东百姓携手抗旱的消息。如今部队的技术能力和机械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没有变。多么希望四十多年前父亲那一代老军人们为老乡打的那口深井，还能继续造福山区的百姓。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 于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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