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为爸爸献上的一份祭奠与思念 　　2001年7月1日，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为敬爱的爸爸：—位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新四军老战士—顔伏，在南京雨花台红星园，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在那里静卧着许多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从此以后，爸爸将长眠于这些老首长与老战友之中，将与英烈们朝夕相处，他不再孤独、不再寂寞。这里是他理想的归宿，我们深感莫大的慰藉……。 　　面对着爸爸墓碑，情不自禁的思绪，像不能平静的波涛阵阵涌起，爸爸是在沉默了8个月后，永远的沉默了。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像他日常生活准则那样的快捷和出人意料，无奈的遗憾不断地啮噬着我的心，因为我还有那么多的话想对爸爸说，可他已离我们而去。我还能再为他做些什么呢？爸爸远行后，我深深地体会到，即使作为血脉相承的女儿，我对他还是了解的太浅薄。我经常在脑海里搜索着与爸爸一起生活时的情景，并有心地四处搜集着与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只言片语……。许久，许久，他完整的形象，渐渐地在我脑海里勾画出来。爸爸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是伟大而幸福的，他们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去追求，他们有肝胆相照的战友能生死与共，他们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亲手建立了新中国，他们一生清白坦荡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爸爸当年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那些故事，我至今也知道的很少。因为爸爸生前从不愿给自己写点什么。他曾对我说过：要写，就写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战友。我亲眼看到，爸爸为“红日”这个电影的剧本，写了十次修改稿，两次专程到上海与编剧作者面谈。因为那里面写的都是他战友的故事，所以他对这件事是非同一般的重视。 　　爸爸1911年1月，出生在四川省梁山县大南路太安乡，从我上小学时就知道，爸爸从来不愿提起他的那个家庭，即便提起，也是嗤之以鼻。他说他的父亲是不劳而获的地主，就因为爸爸对他父亲的种种不满，稍大一点就逃离了这个家庭，虽然家里以不给经济援助相威逼，但爸爸并没有屈服，只身逃到成都读书。从小性格刚直，好打抱不平的爸爸，就在这期间，逐渐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及学潮……最终发展到走上革命之路。自从爸爸参军后，直到离我们而去，就没再回过四川那个家。爸爸参军前，是在北平读书，就是利用他这个学生身份作为掩护。1933年5月由共青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过北平市反帝大同盟区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科股长等职务。1936年12月，上级党组织决定由爸爸带着70余名爱国青年从北平到太原，参加中共山西党组织利用阎锡山的名义开办的民训班和政训班，这个训练班由薄一波主持，这批人，后来成为新军的基础力量。性情刚直，很有个性的爸爸，认为这个训练班根本无法满足自己革命的需求，四个月后，爸爸即向党组织提出要去延安学习，经组织批准，历经辗转河南、西安，最后来到了爸爸朝思暮想的延安。 　　1937年5月，爸爸在延安抗大二期十四队学习。半年后，1937年12月即奔赴华中抗日战场，在皖南参加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爸爸先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后来积极要求到基层工作。1940年2月分配到了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工作。皖南繁昌反“扫荡”战斗中，三支队司令部被冲散。危急关头，爸爸主动挺身而出，及时将失散的一百多人和电台集中起来，组织突围成功，保存了革命力量。皖南事变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通讯科长。这位秀才出身的军人，从到新四军的第一天，就想往着要到战斗最激烈的第一线去。 　　经过爸爸多次争取，1941年5月，爸爸终于得到谭震林的同意，分配到了苏南新四军六师师部，爸爸如愿以偿的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能和战士们一起拼搏在战斗第一线。7月，爸爸任新四军六师作战科长时，部队在江阴东燕庄遭袭击。他说服谭震林师长带领机关先走，自己率部掩护，待首长机关安全转移后，他才带阻击部队撤离。从1942年6月开始，爸爸相继任六师十八旅五十四团、五十二团参谋长等职。 　　当年曾在爸爸团里当侦察连长的钱荣叔叔就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爸爸在六纵四十八团当团长时，当时的团政委也是位知识分子，但下部队时间不长。爸爸在工作中尊重他，在生活中关心他。1947年2月，爸爸率部参加了莱芜战役。战役开始，爸爸奉命担负攻歼莱芜北吐丝口镇（口镇）国民党三十六师一0八团的任务。2月20日晚，他指挥部队奇袭成功，二营由口镇西南门发起突击，仅十分钟就突入围墙，控制了十多米宽的突破口，掩护全团四十分钟攻入镇内，沿街向东攻击，发展扩大战果。由于镇内敌兵很多，房屋密集，敌我逐屋反复争夺，战斗处于对峙状态。爸爸怕政委战斗经验不足有危险，让他留在安全的地方，而爸爸始终在前方指挥。战斗最激烈时，为更好指挥部队作战，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不怕牺牲，只身站在高处指挥战斗，不幸中弹负伤。他大无畏的精神大大鼓舞了士气，全团指战员凭着觉悟和仇恨越打越猛，为莱芜战役胜利首立战功。 　　可惜，爸爸战争年代的故事，我知道的太少！太少！不懂事的我，虽然在我参军期间，与爸爸有过分别。可在我内心深处就一直认为，爸爸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有想到过和他离别，可真当这一天来到时，我有的只是措手不及伴着无限的遗憾…… 　　千思万绪的思念中，也还是感到，爸爸给我留下了许多许多。在与爸爸一起度过的，平凡的春夏秋冬，每日里发生的琐碎小事，同样能伴随我，走到人生尽头……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有个不同姓的叔叔叫朱忠时，自然，与朱叔叔同来的阿姨就叫朱婶婶。在经常走动中，我逐渐知道了，朱叔叔是抗美援朝时，随爸爸一起入朝的驾驶员。在朝鲜战场上，朱叔叔就是凭着他的机智勇敢，无数次躲过敌机的轰炸，使爸爸一次次转危为安。爸爸经常对我们孩子说：朱叔叔是救过他命的人。回国后，爸爸非常珍惜这段生死之交。由于这段特殊的感情，朱叔叔在1959年因食道癌去世后，爸爸妈妈就经常带着我们去看望朱婶婶，问寒问暖，关爱备加。1963年，朱婶婶查出患有宫颈癌，需要做“镭放射治疗”，爸爸妈妈为她联系了当时最好的医院，住院的所有费用，全都是爸爸妈妈为她交的。出院后，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她的生活，特将朱婶婶迎到家中，与我们同住，直住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家受到冲击时。 　　记得五十年代在我们家工作的一位公务员孙汉武叔叔，复员后，于1962年查出患糖尿病，需要依靠“胰岛素”维持终身。他老家在山东益都县农村，胰岛素在当时可算得上是即贵重又稀少的药。于是，孙叔叔就将自己的状况写信告诉了爸爸。爸爸立即给他回信，表示会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他用药，让他安心治病。从那以后，爸爸定期自己花钱买药，按时带给他。这样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 　　1964年，爸爸所在的济南军区炮兵机关迁至济南远郊山区。到了那里，爸爸看到当地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心里很难过。为了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他亲自与驻地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一起上山实地勘察，帮助他们解决了吃水、用电和修公路问题；还根据各生产队的不同情况鼓励他们发展副业，并自己花钱买了果树苗、葡萄枝、西瓜种及做粉丝用的大缸，送给生产队。他要求炮兵机关每个处及直属队分别与一个村结成对子，经常走访，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农忙时节，组织机关干部战士、家属帮助老乡们收割庄稼。爸爸了解周围每个村子的情况，知道谁家有老人，知道谁家最困难。经常会在星期六晚上，牵着我，带些粮食或衣物去看望他们。村里的老乡们也常常在晚上收工后，带着一身泥土来串门。每当此时，爸爸就会请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说话。那时我还小，只是从心里感受到，爸爸对谁都象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那么诚恳热情。 　　爸爸在职时，每逢节日，他除了让管理处给烈属和离退休的老同志送些粮油外，还会带上我一起去看望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有位老红军吴鸿儒伯伯，1961年因病退休，交民政局代管。得知他在地方看病住院不方便，爸爸就在他每次发病时，帮着联系部队医院，以解决吴伯伯看病难的问题。军区炮兵参谋长史秉廉叔叔，半夜突发脑梗塞没人发现，病情危重。爸爸得知后，亲自组织医生会诊，就地救治。病情稳定了，爸爸又请乔信明伯伯的女儿乔文雷专程从南京到济南，为他针灸，做康复治疗。我们住进干休所后的一个冬天，到了供暖气的时候，干休所的取暖用煤还未落实。又逢气温骤降，一些身体不好的老同志意见很大。爸爸得知后，立刻与驻兖州的部队联系，让他们尽其所能，帮助尽快解决燃煤的问题。两天后，烤火煤运抵干休所，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 　　1967年，山东“二.三”夺权后，军区将炮兵机关指定为“四大”试点单位。这时，社会上不知从哪来的造反派，要冲击营房。平日里宁静的机关大院，霎时冒出了一批造反派，要批斗爸爸。炮校的学生到家里来“抄家”，以示革命。妈妈此时已被单位“隔离审查”……爸爸当时的处境极为困难，但他还坚持到各师去了解情况，反复强调部队要稳定。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在一次机关批斗大会上。爸爸突发脑蛛网膜下腔出血，病情危重。我当时对“造反派”无比憎恨，激愤难禁。爸爸却平静地对我说：这是少数人的行为，不要说过激的话，要顾全大局，相信党……此情此景，使我终身难忘。 　　爸爸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对那些浴血奋战，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久久不能忘怀。一次，爸爸在勘察地形时，专程到莱芜烈士陵园，看望那些在莱芜战役中牺牲的战友。虽然吐丝口战斗取得了最后胜利，但过程极为惨烈，牺牲了许多很优秀的指战员。爸爸沿着一排排的墓碑，看着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回来后，爸爸沉重的心情，许久不能平静。并向我们子女表示：以后你们就将我与他们埋在一起。 　　1948年10月，有关部门决定在济南市南郊四里山，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1949年11月28日举行奠基仪式。1950年6月工程刚开始就停止了。1957年4月，决定继续开工，但1961年3月，国家遭遇自然灾害，中央决定停止建设。那时，爸爸常在星期天带着我，约着王建安伯伯和刘秉林伯伯一起去纪念塔的工地看看。每次去那里，他们都会触景生情。谈到革命先烈，忆起牺牲的战友，再看看眼前这片荒芜的山梁和裸露着钢筋的水泥墩，心情无比沉重。他们决定要尽他们所能，为革命先烈做点事。他们三人联名写信，与有关领导联系，表达他们的心愿，迫切希望尽快建成纪念塔，以告慰英灵，教育后代。1963年2月，省人大常委会终于决定继续建设。1964年10月17日，济南市隆重举行了建塔动员大会。爸爸非常高兴，多次带领机关的干部战士，到山上挖育林坑，运土，栽树，努力为纪念塔的建设做贡献。1968年，革命烈士纪念塔终于建成。四里山也从此改名为英雄山。 　　爸爸一生淡泊名利。战争年代，爸爸得了严重的肺结核，数次因过度疲劳而咯血昏倒。尽管这样，他仍要求从军部到基层，从后方到前线，从未把疾病当成一回事，一生乐观向上。建国后，有数次职务调整的机会，都因疾病而错过。面对疾病或荣誉，爸爸都是坦然从容。他高尚的人格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使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升华，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就是要做爸爸这样的人。所以，我从小就为自己是爸爸的女儿而感到骄傲。 　　骨灰安葬那天，在爸爸墓前，乔信明伯伯的夫人于玲阿姨，向我们提起那件她一直不能忘怀的往事：那一年，她患重病住院手术，急需人体白蛋白。六十年代，白蛋白非常难买。爸爸得知后，想尽一切办法买到此药，并立即请人专程送到上海。“当时送去的是救命药啊！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于玲阿姨凝视着爸爸的墓碑，深情地说着。为战友，在所不辞，一直是爸爸做人的准则。 　　那么多得回忆，我会非常珍惜。亲爱的爸爸，您的谆谆教诲，会永远激励我奋进；您襟怀坦荡和无私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您不计功利，热爱人民的革命风范，永远是我的楷模! 　　 我想，应该把对爸爸的了解和深深印刻在自己心底的往事，和着泪水写成文字，也是我为爸爸献上女儿的一份祭奠和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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