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那片白桦林 　　 　　玉辉，你离开我已整整4年了。无穷的思念，像一只隐藏的蛀虫无情地撕咬我心，时而隐隐作痛，时而痛彻心扉。在最痛苦的时候，我学会了关上门窗，打开电脑，在《一听音乐网上》反复唱着同一首歌—《白桦林》。扑树的这首歌有浓郁的俄罗斯风味，悲而不伤，深情而思念，意境深远，最为我所爱。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 　　白桦林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 　　 　　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 　　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 　　············ 　　 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 　　她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地每天守在那里。 　　············ 　　 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那姑娘已经是白发苍苍。 　　她时常听他在枕边呼唤，来吧亲爱的来这片白桦林。 　　在死的时候她喃喃地说，我来了等着我在那片白桦林。 　　 　　我和着音乐大声的唱着，一遍又一遍，直唱得潸然泪下，方停下来，顿时感到心里舒服了许多。静静地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慢慢地沉浸在遥远的回忆里，寻找着属于我们的那片白桦林。 朦胧中一幅幅画面渐渐清晰起来。 　　 　　参军送别 　　 　　 那是1968年3月，我应征入伍了。出发前的那天晚上，新兵们都换上了军装，集中在合肥师范学校的大礼堂里过夜。已是晚上9点多了，带兵的花排长正教我们打被包，突然听到有人喊：“万登斌—有人找！”“来了”我答应一声，就跑出来。看见路灯下，一片白杨林旁，一个扎着俩小辫的女孩亭亭站在那里，走近便一眼认出是杜玉辉同学。 　　 “你怎么来啦？”我惊奇地问。 　　 “我弟弟玉庆也入伍了，我来看他，顺便来看看你。”她怯生生地道。“噢，那你见到玉庆了吗？”我问道。 　　 “见到了，他是空降兵，要去武汉。你是什么兵啊？去哪里呀？”她轻轻地问。 　　 “总参通信兵，去江西上饶。”我回答。 　　她接着说：“今天中午我才从外地回来，听说你们明天就要走了，就赶过来看看你，......看你穿军装的样子，挺神气的，......真羡慕你们，你们明天什么时候走啊？” 　　 “早上八点半，沿着长江路一直走到火车站。”我回答。 　　她接着说：“送你一个日记本，还有香蕉，你带着路上吃吧。” 　　还没等我说谢谢呢，她就快速把一包东西塞到我怀里，深深地望了我一眼说一声“明天见”，便转身匆匆走了。 　　我被她深深感动，第一次有个女同学对我这样好，让我激动不已。我们同学8年，初中三年我一直当班长，那时男女生是不讲话也不来往的，也就没注意到她。到了高中我到学生会、团总支，杜玉辉很快入了团，当了班长。高三时，我回到班里当团支部书记，她当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她的人品，她的威望早已令人刮目相看了。虽然因团支部工作接触多了些，但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谈过话。 　　 第二天，当近千人的新兵队伍行进在长江路时，两旁的人们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夹道欢送。刚过三孝口，就看见我的母亲和弟妹们在人群里向我招手，我的眼里滚动着泪水，边走边向他们挥手告别，渐渐远去，看不见他们了。突然看见杜玉辉她们也在人群里向我招手，我仔细一看还有王祝华、龚维陸，我又惊又喜拼命向她们挥手。她们三个也很别样，总是跟着我们的队伍走，穿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会儿走在我们前面，一会儿走在我们后面，还不时地向我挥手。就这样一直送到火车站。 　　更让我惊奇的是，当我们走进车站就要上车的时候又看见她们三个站在月台上招呼我。当时月台上乱哄哄的，我赶忙去请假，排长极不高兴地说了句：“去吧，快一点！”我跑到她们面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问了一句：“你们是怎么闯进来的？”我心里很是纳闷，这是军用专列，老百姓是不让进站的。大家都很激动，没人回答我的问话。还是王祝华大大方方地说：“万登斌，你就要走了，让我们握握手告别吧！”这又让我吃了一惊，在此之前，还从未和女同学握过手，我稍有迟疑便爽快地说：“好，握手告别！”于是大大方方地和她们一一握手。她们边握手边说：“祝你一路平安”，“祝你当个好兵”，“到了部队别忘了给我们来信”，这是第一次和女同学握手，只觉得心跳加快，额头冒汗，异样的紧张，不停地说：“谢谢，一定来信，一定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最后一句是杜玉辉说的。 　　一声长鸣，火车终于开动了，她们在站台上向我挥手，我挥手凝望着她们，渐渐远去，直到看不见了。 　　 　　 边疆探亲 　　 　　那是1973年八月，玉辉从安徽合肥千里迢迢来部队探亲—在那遥远的东北边疆—中苏边境老黑山脚下。在茂密树林的环绕间，有一片黄沙铺地的小操场，我们住的那间红砖瓦房离操场稍远，而房子门前10米之外就是一片茂密挺拔的白桦林，山风吹来，哗哗作响，像一阵波涛掠过；下过雨后，林子里会长出许多木耳和蘑菇，乐趣无穷。白日蓝天白云下无数的山雀在林子里鸣唱，夜晚我们相拥坐在屋檐下，望着繁星闪闪的夜空，一句句教我唱歌。那是一首苏联歌曲《小路》。说来也奇怪，那时的中苏边境还相当紧张，珍宝岛战斗的硝烟还未散尽，我们却在距边境15公里的地方唱起了苏联歌曲。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他在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实在叫我心中挂牵。 　　 我要变成一只灵力的小鸟，立刻飞到爱人的身旁。 　　 　　 在这大雪纷飞的早晨，战斗还在残酷的进行， 　　 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炮火中救他出来。 　　 　　此情此景，感同身受，竟唱得她泪流满面。那时，在我的心里玉辉就是那沿着崎岖弯弯而漫长的小路走来的痴心爱人，来到遥远的东北边疆看望我、陪伴我的。那情景永远让我怀念。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四年后她真的又来到遥远的边疆，拯救我于水火之中。 　　 　　 丹江救助 　　 　　那是1977年的端午节，山下的朝鲜族大队要和我们部队搞节日联欢，最后一个节目是足球友谊赛。就在打稻场上，双方各立起两根树棍当球门，就立刻开打。混战中一块尖锐的石头飞到了我的腿上，顿时就摔倒在地，站不起来了。看到鲜血直流，我惊出一身冷汗。 　　到老黑山公社医院诊断为开放性胫骨骨折，并进行了紧急处置。晚上躺在医院里想，我这个当年合肥青少年队的队长，寒暑假都在市体校、省体校集训的主力队员，竟在这小山沟里摔了一大跤，心里非常窝火与沮丧。更担心医院条件差，伤口感染问题就大了。 　　第三天连里用解放30重卡，装上半车沙子压仓，沙子上面放上一张行军床，让我躺在上面，沿着崎岖的山路，用了一天的时间，直接送到牡丹江209陆军医院。住院期间最感困难的问题是大小便极不方便，因此，我不敢吃也不敢喝，每天躺在床上，右腿吊在半空，就那么干熬着，听天由命吧。过了半个月，病情稳定下来我才写信告诉玉辉，叫她放心，嘱咐她今年就别来队探亲了。没想到，她接到信后却带上孩子立刻上路了。到了北京就去部队找营长、教导员，表示一定要接万登斌回北京治疗。营长、教导员欣然同意。于是就把孩子寄托在三舅妈家里，只身到牡丹江209医院。见面后她泪眼汪汪，坚持要我回北京。她找医生、问病情，办出院手续，买火车票忙个不停。那时我住院已近一个月，刚刚可以下床，还不能走路。医院死活不给派车，那个年代又没有的士，只能咬牙自己走。玉辉一手提着个旅行包，一手搀扶着我，而我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她的臂膀，我们就这样一瘸一拐的走出了医院，那情景是够惨的。 　　到了北京立即去空军总医院作了全面检查，一切正常，皆大欢喜。北京的医疗条件、生活条件毕竟好多了，再加上有老婆孩子照料陪伴，我的伤恢复得很快，两个月后就可以拄拐走路了。玉辉还不放心，坚持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一定要再守护我一个月，还要带我回合肥在家休养。营长来劝说道，我们营马上要扩编为团，筹备工作多，时间紧，人手少，让他留下来做些办公室的工作，不会有问题的。她这才不再说什么。二个多月后，我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理了，玉辉才依依不舍地带着孩子走了。我生命中的这次劫难安然度过，玉辉的功不可没，我永远不会忘记。 　　 　　 牵挂前方 　　 　　那是1979年1月12日我突然奉命赴中越边境前线执行任务。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当然也不允许告诉玉辉实情。本来打算春节探家过年的，这一去便两个月没了音讯。后来她还是从探家的战友中得到消息，从此整天神不守舍，提心吊胆，度日如年。 　　那时小道消息满天飞，一会儿传说苏联给越南人一种激光武器，一见到那光，眼睛就瞎了。一会儿又传说前线牺牲了很多人，······她就更害怕了。她甚至还劝她病歪歪的老母亲去和我父亲商量给部队打电报，就说登斌的腿伤还没好利索，让他回来吧。她还相信孩子的話最真实可靠，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句話就问刚满5岁的女儿：“你爸爸怎样了？”女儿就精灵鬼怪似地在床上蹦着、跳着，大声喊着：“爸爸活着！活着！活着！活着！”，于是紧紧抱着女儿，眼睛里含着泪花。 　　大年三十，她更牵挂着前方的丈夫，情绪低落，大家都没高兴起来。除夕年夜饭后，她就抱着女儿默默地回家，天空飘着雪花，爆竹声时远时近，街上的行人很少，母女俩孤魂似的在街上游荡。最后到了她最要好的同学王祝华家里，痛哭一场······那情景，那份牵挂让人感慨万千，终生难忘。 　　 　　 一幅幅画面飘然而过，我仿佛又重温了一次人生的酸甜苦辣。玉辉，你这一生为我付出得太多，损坏了你的身体。当我们一起走过艰难的岁月，开始享受幸福晚年的时候，你却一病不起，离我而去。我再也不能看到你的笑脸，再也不能听到你的声音，悲哀至极。如今你长眠于西山脚下那片松柏林里，是我后半生唯一的挂牵。等着我吧，我会去那片松柏林，和你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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