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应引起欣赏者崇高、宁静、自由与刚健、灵活相结合的心情，这是检验真正美的品质的一块最精确的试金石!优美的东西未必崇高，但崇高的必定是美的。优美通常平滑光亮，而崇高的壮美不仅体积巨大，还呈现出凹凸不平和奔放不羁。 　　大自然的陡峭悬崖、闪电惊雷以及长江巨瀑，它们的巨大威力使我们的抗拒力量相形见绌，微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自己处于安全之境，那么，它们的面目愈是狰狞可怕，就对我们愈是具有吸引力。 　　面临这些巨大的毁灭力，人们心中究竟会激起怎样的反响──可怕或崇高?这完全取决他自己是否处于“安全之境”。对于沈觐寿，这“安全之境”就是他的意志力，就是他内心那永不陷落的堡垒，就是他日夜辛勤耕耘的书法艺术园地，就是他心中执着追求的“精神王国”。在他看来，书法并非一种肤浅的装饰或娱乐的艺术，而是净化和升华灵魂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创作的源泉不仅存在于追求风格中，更是存在于面对自然保持坚定的真诚中，如果没有这种坦荡真诚，所谓的风格只能从一种样式飘向另一种样式，从而失去了获得个人特点的根基。真诚往往更需要巨大的勇气。 　　康德就认为，“崇高是大自然的景物与人的观念相碰撞的产品。”大海上的汹涌波涛，泰山的壮丽日出，秋夜的深邃星空，只有透过了精神才会在我们心中激荡起崇高感。正如北宋郭熙云：“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心临之则价低。”崇高美是个人的阅历、文化教养、气质个性、精神状态和道德情操的综合显现。 　　熊秉明先生提出中国书法的理想境界有两种：其一是中和：穷变化、集大成，虽无奇而，非贫乏，王羲之是达到了这种境界的最伟大的书家，这种境界已和道家潇洒飘逸的出世理想不可分了。另一种则代表了儒家书法的最高理想——发强刚毅。儒家崇尚修齐治平、博施济众的人世理想，当其面临现实阻力，须发扬“发强刚毅是以有执也”的宗旨，表现出积极实践的精神，以悲壮慷概的意气书写历史。在书法上体现了这后一种风范的首推颜鲁公，无怪乎苏轼独具慧眼地将之与杜子美、韩退之、吴道子相提并论。沈觐寿出生于书香门弟，自幼受长辈影响与颜真卿结缘，并终生一以贯之，在与日俱进的艰辛的艺术历程中，他纵横古今、旁通撷取的创获无不充盈到“这一个”之中，并孕育衍化成非颜家书风所能囊括的极浓极纯的沈氏书学体系。 　　沈觐寿常用一闲章：“书画传家二百年”，如其说显赫的家族使他具有一种高贵，倒不如说醇厚的家族文化积淀深刻地影响并构造了他特殊的文化心理。与许多传统艺术的追逐者有别的是沈觐寿在青少年时期除了尽情享受古今文化的恩赐外，他还在洋教堂里得到了西方先进理念的洗礼，获得了法律学士并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无疑在纵览古今的豪迈之外他又开拓了放眼世界的胸襟。书法的崇高风格和雄伟气度是书家高远志向和纯洁人格的回响，所以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沈觐寿一生以儒家的准则指导自己积极的为人处世方式，他宠辱不惊、嫉恶如仇，虽历尽坎坷，对生活、对艺术还是那般的深情，他常书写先外高祖林则徐联句自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人生本就具有崇高的美! 　　一个人只要宜称自己是自由，就会同时感到他受到了约束，如果他敢于宣称自己是受约束的，他也就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这既是一团炽热的感情，一种奋发向上的热力，也是一种深刻的思绪，它来自内心深处的强迫状态和压抑感，来自对世界与人生的根本烦恼和苦闷，来自一种人生的孤独感。这种忧患意识必然存在于象沈觐寿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并成为他们从事文化、艺术、哲学创作活动的主要动机，他们希望通过创作冲破重重桎梏到达纯粹理想自由的精神王国。沈觐寿自号静叟，他时常面对漂白四壁沉浸于忧郁和孤独中，但当他一旦挥下巨椽将之运化成苍润激昂的线条和虚实相生的黑白，忧郁和孤独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庄严和崇高!其实这也是艺术最重要的功用，把忧郁升华为庄严，把孤独升华为崇高，再把烦忧、苦闷和压抑升华为众星垂天的浩瀚、长空片云的淡远和雄视千古的宽博与恢弘。 　　大自然是点燃艺术家精神的火焰，从大自然那里他能汲取到强大的力量。沈觐寿一生饱沃名山大川，足迹踏遍大半中国，那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的壮丽，那鹤鸣冲天、极目万里的一瞥都教他体验到大自然的庄严、静穆与崇高，从而感悟出自己的使命。 　　沈觐寿以其自我的镇定得到真正的心灵自由，从而身处“安全之境”，才可能在艺术作品中层现充满人性光辉的崇高美。 　　抬头注视着秋夜令人敬畏的星空，意识到人的价值、尊严与使命，忘其鄙近，自致远大，才能成为他──沈觐寿的知音!

原文2001.4 发表于《福州画院通讯》  浏览：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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