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2年6月23日（旧历）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儿时受母亲影响很深，4、5岁时母亲就教我认字块和阿拉伯数码，并经常给我和哥哥讲述尽忠报国和仁义道德的故事。 　　 　　一、读书时期(1929-1946) 　　 　　小学就读于哈尔滨工程街小学校。学校是中东铁路办的，学生多为中东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师资和设置是最好的。当时哈尔滨受苏联的影响很大，人们都憧憬着读工程街小学，再入扶轮中学，最后进哈尔滨工大。8、9岁时已开始请家教在家里学俄文，可以看出父亲为我设计的人生道路。小学尚未毕业，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东北并成立了“满洲国”。从此我就糊里糊涂地当上了“亡国奴”。 　　 　　中学考入哈尔滨第二中学学校。读初中时日本人尚未涉足学校，当进入高中时日本人已插足教育进行文化侵略。日本教师已进入学校，把中学改为国民高等学校，把学制由6年改为4年。在这野蛮的改革中，我只读了两年高中就毕业了。中学帮助我认识了中国社会；更重要的一点是：学校老师经常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予以杀害，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中学毕业了还继续念书吗？在我们整个家庭里成员都为此思绪万千。不升学？怕我走极端去和侵略者拼命；升学？一个“亡国之民”学什么才好呢？万万不能涉及政治为敌人服务，最好学一点技术将来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于是决定投考哈尔滨医大。 　　 　　哈医大原本是伍连德先生创办的，教授多为欧洲人和外国人。我入学时已经面目全非，教授全是日本人，学生有中国人、日本人、台湾人、朝鲜人、蒙古人和白俄罗斯人。而其中政治地位最低者，就是我们中国学生了。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除了埋头读书外还有什么可想呢？只有夜间偷偷地听苏联广播才稍稍缓解自己心头的苦闷。二年级时我便参加了秘密抗日组织“东北抗敌协会”。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对我的健康成长起到了莫大作用，我要学好本领为国家效劳，为广大人民服务！在敌人刺刀下，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幸福道路。 　　 　　1944年大学毕业，做医生没兴趣，选择了细菌作助教的道路，师从沙门氏菌专家蟹江义雄教授门下。给学生上实验课，一方面又作科研工作。进行了“从鼠粪便中分离沙门氏菌的研究”，可以说当时在中国用因子血清鉴定沙门氏菌应该是首次了。算是对今后进行科研工作打下了基础。 　　 　　不幸于1945年5月23日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这是敌伪时期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政治事件，号称5.23事件，是为满洲全国性大逮捕事件。法西斯的严刑手段令人发指，至今犹忆之心寒。以反满抗日的罪名给我定了15年徒刑。幸得时值苏联红军参战东北，日本投降在即，在红军进入哈尔滨后将在押“政治犯”于8月14日全部释放，我也因此而获得自由。 　　 　　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也造成了东北的一片混乱。我日夜期盼的祖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毅然去了北京。 　　 　　二、国统区工作时期(1946-1949)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北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饭问题，找同学帮我在天津找到了工作：天津市卫生试验所作细菌科技师，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使我感到非常失望，这就是我日夜期盼的祖国吗？怎么有些地方还不如日本人统治的东北呢？贪污腐化、民不聊生、美军横行霸道、疫病流行……这真的是获得抗战胜利的祖国吗？我亲眼看到冀北一带霍乱流行地区，一村村农民都死光了，政府也无一人去管，简直是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平津一带学生兴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工人、商人……也都参加到游行队伍中去，从此我知道了共产党和解放区，通过妹妹的介绍我成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长城部”的工作成员。当四野?慷咏夥盘旖蚝螅倚尉舷隆? 　　 　　三、参军革命时期(1949-1976) 　　 　　我参军是非常坚决的，让我找到了希望，当时我的女儿才3岁，最先到达的地方是郑州，我们的学校是：第四野战军医学校，在河南招生后开课，我担任生物学和微生物学课程。每天工作很累，食欲也不太好，但精神非常愉快。然后又南下至南昌接收了中正医学院，合并后成立华中医学院，我被聘为微生物教研室讲师，后又改为第六军医大学。我看到南昌的头癣很多，进行了大蒜杀灭真菌的研究，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发表论文，而且实用价值高。 　　 　　因为工作需要，学校派我去北京协和医院细菌科作研究生，从师谢少文和张乃初教授进行病毒学研究。当时国内病毒学研究单位很少，我对流乙脑炎病毒血红素进行了深入研究，首次证实成年鸡红细胞可以代替雌鸡红细胞进行流乙脑炎病毒血清试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协和医学院正规的科学素质训练，谢教授的博学和好学、张教授的对科学的执着精神，都对我的影响很大，对我今后的事业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54年第六、第七军医大学合并，我也从北京回到重庆的第七军医大学。这时我的知名度已经很高，已经成为西南地区有名的病毒学家。重庆市流行乙型脑炎研究，从病毒分离、虫媒鉴定等工作都是由我们的实验室研究的结果。后又被任命为西南地区流感中心的负责人，对流感病毒也进行了系列研究工作。但反右运动后将苦苦经营的实验室全部摧毁，我又屡次被下放基层，病毒学研究遂告中断。 　　 　　1960年中央颁发高教60条，又给知识分子一丝希望。我被晋升为副教授，又给我建设一个实验室进行免疫学研究。我又以免疫耐受为研究课题展开了研究，当时所发表的论文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赞许。不久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上头是彭德怀下边就是我们这些老右。我被下放到重钢、部队，最后又下农村参加社教运动。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运动一开始我便被揪出批斗。前后被关押7年之久，被批斗何止百次，次次遍体鳞伤，终于“四人帮”被打倒，我也获得了自由回家与妻子儿女团圆！ 　　 　　四、改革开放时期(1976-2003) 　　 　　邓小平同志堪称一代伟人。他的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军队的现代化……等等思想理论，指导我国走向富强人民生活日趋安乐！在这样一个百废俱兴奋发图强的盛世里，我当然要义无反顾地投身在这汹涌浪潮中去。 　　 　　从免疫学三人小组到免疫学研究室，从免疫学研究室到免疫学教研室，从教研室到重点实验室，从重点实验室又到免疫学研究所，这是我带领大家努力奋斗的结果。由培养硕士到批准为博士授权点，期间培养了36名博士和35名硕士，大多数在美国各大实验室工作，留在国内的都已经是学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或硕士生导师。科研工作由免疫复合物病起家，继而发展成补体的分子生物学、细胞因子及其受体、超抗原的免疫生物学、免疫识别与分子设计等四大体系。在中国免疫学界已经是数一数二，为我军我校争来了不少光荣！ 　　 　　所有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去作的，也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给了我总后科学技术“一代名师”和全军院校育才奖“金奖”，我既感到光荣又觉得无愧于心，这是中国人民对我的认可。 　　 　　唯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现在科技界中比较流行的急功近利、浮躁与拜金。但我已年逾八十，又身患喉癌，对此遗憾却一筹莫展！ 　　 　　目前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好时期，所谓太平盛世、进步、文明。让中国人民过这样的好日子，是我终生的期盼。这一天的到来，是不是也洒下了我的血和汗呢？！ 　　 　　祝我祖国繁荣昌盛、文明进步！ 　　 　　 　　 　　朱锡华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五日 　　 　　　 　　 　　第三军医大学基础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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