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5月03日 　　 　　　　 中国大陆新武侠小说研究述评 丁进 【原文出处】江苏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105-109 　　 　　　　【分类 号】J3 【分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作 者】丁进 【复印期号】199603 　　 　　　　【标 题】中国大陆新武侠小说研究述评 　　 　　　　【正 文】 　　 　　　　侠诞生在逐鹿染指的春秋战国。法家名篇《韩非子·五蠹》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违禁。”侠消掉在苍茫雄浑的历史长河之后，变型为文学作品中快意恩仇、浪迹天涯的游子。这就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小说类型——武侠小说。最早的武侠小说是东汉末年的《燕丹子》。到了20世纪50年代，武侠小说以全新的面貌在港台萌发、复兴，并迅速波及东南亚，辐射欧美华人圈，迄今已历四十余年而流风余韵不绝。这种从传统武侠小说中孕育而成的“成年人的童话”，被称作“新武侠小说”。 　　 　　　　往事如烟。回顾十年来的中国大陆新武侠小说研究，其间历经当代思想史的波谲云诡，沧桑变幻，终于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已发表的论文约有120多篇，著作（包括赏析性作品）20种摆布。 　　 　　　　一、新武侠小说研究环境简述 　　 　　　　1979年以前的近三十年代里，由于政治缘故原由，大陆与香港虽近在咫尺，书店书摊却从未呈现过一部新武侠小说。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大陆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随即增强。自1981年花城出版社推出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后，其它出版者竞相仿效，导致一股新武侠小说热在1983年形成。到了1984年，至少有50多家小报转载武侠小说。1985年上半年有1600万至2000万套的新武侠小说满盈书店书摊，仍然畅销不滞。《新民晚报》以及《羊城晚报》也因刊登武侠小说而使刊行量迅猛上升。 　　 　　　　面对波涛汹涌的新武侠小说浪潮，大陆学术界显得措手不及。在缺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有人厉词声讨，斥之为“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利诱的现象。”（孙犁《小说与武侠》，《羊城晚报》1985年6 月22日）有人如临大敌，提出应采取严正措施并有所防范（郑ｈｕáｎｇ＠①）《且说冲击波来去——新武侠小说启示录》，《群众早上出版的报纸》1986 年3月24日以及25日），有人认为新武侠小说热“严要地冲击了纯文学，向纯文学提出严重的挑战”，新武侠小说“审美趣味低下”（魏皓奋《关于新武侠小说的思考》，《浙江学刊》1986年第1—2期合刊。 　　 　　　　上述对新武侠小说非理性的分析行为，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缘故原由。相对于新武侠小说的旧派武侠小说，在1923年以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为发韧，名家辈出，狂潮激荡，至30年代达到高潮。其时黑云压城，中华人的共同体国难迎头，险恶的时势决定了中国需要的是叫醒民众的抗战文艺。新文学工作者瞿秋白的《吉诃德的时代》、郑振铎的《论武侠小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儿民文艺》，对满纸剑仙神仙鬼怪的武侠小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她们的思想对中国当代武侠小说理论影响较大，以致在新武侠小说进入大陆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少学者是对之不屑加以文学批评以及研究，只是一味鄙薄以及攻击。 　　 　　　　但尊重科学精神的学者，并不吠形吠声。早在1979年，数学家华罗庚在英国伯明翰讲学时曾邂逅梁羽生，相谈甚欢，并提出了今日家喻户哓的名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红学家冯其庸在1986年就认真评述了金庸小说广博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认为把研究金庸小说称“金学”是有道理的。（《读金庸》，《中国》1986年第8期）冯氏此文，不但是大陆金学的早期文献， 并且为厥后武侠小说研究者大壮军威。1986年底，在深圳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台湾及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有李云扬《评金庸新式武打小说的艺术魅力》等，这是新武侠小说首次呈现在学术研讨会上。 　　 　　　　1988年对于新武侠小说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文艺报》3 月12日以《武侠小说初登学术殿堂》为题，对“香港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作了报导。这次研讨会在1987年12月召开，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以往被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熬头次进入了庄严神圣的学术殿堂。《文艺争鸣》杂志斥地了“关于新武侠、新言情小产的会商”专栏，1988年发表了何新、张末民等的文章。高品位的《读书》月刊连续刊发了柳苏的《金色的金庸》以及《侠影下的梁羽生》，文笔幽默，且提供了新武侠小说研究所必须的史料。著名学者章培恒在《书林》第11期发表《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在大陆学术界熬头次肯定了金庸的文学成就高于《李自成》。文章发表后引起普遍关注。更重要的是，大陆首部以武侠小说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王海林，北岳文艺出版社）在10月份儿问世，它系统论述了武侠小说从秦汉至1985年春的演变过程，提出武侠小说在其发展史上曾掀起五次浪潮，其中新武侠小说被看作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第四次浪潮”。这部专著的缺点在于对新武侠小说的分析走马看花，对古龙这样优异的作家居然只字未提。 　　 　　　　1988年以后，关于新武侠小说的论文一天一天慢慢地增多，虽不能与热浪高涨的新武侠小说热相适应，但在研究范畴的拓展，研究内容的深化，研究类目的科学划分上，均成绩斐然。至1990年，《文史知识》开办“武侠小说漫话”专栏，这份学术地位颇高的月刊提倡研究武侠小说，说明武侠小说研究已禁受到较高水平的重视。同年曹正文《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研究的繁荣促进了辞典的编纂。1992年，宁宗一主编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以及胡文彬主编的《中国武侠小辩解的理由典》（花山文艺出版社）先后问世。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的武侠研究集刊《武侠天地》，在1993年推出了熬头以及第二辑。1994年出版的曹正文的《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新武侠小说作了切中肯綮的论述，取得的研究成果超过以往多种武侠文学史。这一年也是出版界“清算门户”的一年：三联书店以印制精美的36册《金庸作品集》成为文坛热点，学林出版社以及江苏文艺出版社别离推出了“台湾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胡正群编选）以及“台湾武侠小说九大门派代表作”（叶洪生编选），版本严谨可靠，书后附有作家作品出版纪年表。 　　 　　　　2、新武侠小说研究不雅点概述 　　 　　　　新武侠小说约定俗成的定义如王海林所述：“由于五十年代复兴的港台武侠小说具有与二十——四十年代武侠小说明显不同的独特的地方，海外通常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相对称二十——四十年代武侠小说为旧派武侠小说”。（《中国武侠小说史略》，第173—174页）因新武侠作家并不限于港台，如usa萧逸、马来西亚温瑞安也为此中好手，故新武侠小说可表述为：1952年以来，由海外华人作家创编的描写侠客传奇故事的叙述事情文学作品。丁进利用神话哲学以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成果，研究指出：“新武侠小说所表现的假定性以及隐喻性的武侠世界，并不象征着与现实精神的隔断以及相悖，而仅仅是把现实精神按神话情势加以社团以及表达。”“作为现代神话的新武侠小说，正是在神话学意义上凸现了工业社会中深刻的异化现象，并积极思考了对异化现象的超越以及克服问题，这才在现代读者心里激荡起了心灵的层层涟漪，令人欲歌欲泣，反复玩味而不忍释卷！”（《现代神话与新武侠小说》，《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 　　 　　　　罗立群对旧派武侠小说的看法不同于王海林：“晚清以前的武侠小说属于旧派，50年代以后兴起的武侠小说属新派，民国年代里（1912年—1949年）的武侠小说则在新、旧过渡之中。”（《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而陈平原反对把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分为新、旧武侠，他认为自《江湖奇侠传》后的作品，“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其基本精神以及叙述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怀疑当初立论区别新、旧武侠小说者，更多的是出于地域以及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艺术把握的需要。”（《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群众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陈墨把新武侠小说放在世界文化范围内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战争及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都兴起了商业文化及文化消费的普遍热潮。新武侠小说的兴起与此种世界文化潮流相一致。新武侠小说既是世界的，又是人的共同体的，其兴盛是中华人的共同体独特的文化心理的产物。（《新武侠二十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新武侠小说属于通俗文学范畴，而通俗文学的本质特征乃是它的类型性。通俗文学的流行及其能够成批生产，正取决于这品类型性及叙述事情的模式化。陈平原指出武侠小说之以是可读，根源在于如下两点：1.使用程式化的伎俩、规范化的语言，创造一个表面纷纭复杂而实则熟悉明朗清晰单纯的文学世界（而不像纯文学那样充满陌生变型以及空白暖昧，召唤读者参与创造）。2.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接受善恶是非二元对立的大简化思路，体现既存的社会准则以及大众所接受的文化不雅念（而不是像纯文学那样充心中充满着疑精神及批判理性）。前者指向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后者指向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千古文人侠客梦》陈氏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丁永强《新派武侠小说的叙述事情模式》排列了新武侠小说的15种焦点排场（《艺术广角》1989年第6期）； 竺亚《自古英雄出少年——金庸武侠小说及金庸迷一解》指出金庸作品中极为稳定的基本结构模式为侠客模式，其过程为：1.诞生；2.劫难；3.考验；4.退隐。并利用集体无意识原理，解释了这一结构模式对于读者个体的详细心理学意义。（《华文文学》1990年第1期） 　　 　　　　武侠小说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泥土。《文史知识》杂志的文章多从历史文化角度考察新武侠小说。葛兆光《武学巅峰与老庄佛禅的无心境界》以及罗立群《“武功”的文化价值以及艺术魅力》从武学切入，禾戈《劫·连环劫·生死劫——新武侠小说讲故事的诀窍》以围棋为喻，罗立群《豪侠世界品柔情》谈感情文化，吴桦《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传统》谈对文化传统的追忆，舒文治《奇诡玄巧源于道——新武侠小说生成的文化背景》从道教入手，石麟《融合·凝固·超越——谈新武侠小说的来龙去脉》借明清章回小说分析，丁进《新武侠小说里的中国笑剧精神》谈笑剧文化，方志远《武林世界与历史真实》谈历史不雅，孙玉明《武侠小说与人类的超人崇拜心理》从人类学角度分析，五彩缤纷，不一而足。杨启光《中国武侠作品在印尼——中国文学“移居”海外的奇特现象》以及胡文彬《中国武侠小说在越南的流传》，别离谈了中国武侠小说对印尼文化以及越南文化的影响。 　　 　　　　关于香港以及台湾新武侠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潘亚暾《刀光剑影三十春——香港新派武侠小说述评》，从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化背景，到1952年新武侠小说诞生乃至发展，皆有会商，只是撰著时间较早，很多新资料未能收益。（《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3 期）台湾品题家叶洪生《论当代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透视四十年来台湾武侠创编的发展与流变》，资料丰富，立论扎实，为台湾新武侠小说史的力作。（《上海文论》1992年第5期） 　　 　　　　三、新武侠小说作家研究 　　 　　　　梁羽生研究。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92年生于广西蒙山，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系，1949年进入香港《至公报》工作，1954年开始在《新晚报》连载《龙虎斗京华》，至1984年“封刀”共创编35种武侠小说。虽然台湾作家郎红浣在1952年发新武侠小说之先声，但梁羽生以其雍容优雅的名士派气焰派头影响了新武侠小说的崛起，因此被看作新武侠小说的开拓者。为提高新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梁羽生不遗余力，1966年以佟硕之笔名在香港《海光文艺》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1977年应新加坡撰著人协会邀请，演说《从文艺不雅点看武侠小说》；1985年赴暨南大学主办的“台湾文学讲习班”讲学，首次呼吁中国文学史应该给武侠小说以一席之地。大陆较早传入的新武侠小说即梁羽生的著作。梁羽生研究也开始得较早。《作品》杂志1984年转载《草泽龙蛇传》，曾配发朱安《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一文。《作品》1985年第6 期又编发了韦轩《刀光剑影的“织梦者”——梁羽生》。张文江等《梁羽生武侠小说三人谈》（《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 提出梁羽生的贡献在于开创新武侠小说以及说完整的故事；从文化根基来看，梁羽生相应唐诗宋词，其不足在于图释思想。并从接受美学角度提出，一般读者只读故事，则梁羽生、金庸并无差别。陈墨《梁羽生论》在梁羽生研究中最为厚重，他高度评价梁氏的35种作品都是够水准的经典，其中《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云海玉弓缘》、《大唐游侠传》等尤为出色。陈墨也论及了梁羽生的三点不足：1.梁羽生对历史真实及其现实主义文学审美规范的追求，限制了传奇文学的本性的充分发挥以及充分实现。2.梁羽生坚持“宁肯无武，不可无侠”的“正统”不雅念以及方法，也限制了创编成就。3.侠的形象存在一定的类型化、观点化的倾向。且作品的叙述事情模式，也有类型模式化的相通之处。（《新武侠二十家》）陈氏不雅点代表了学术界对梁羽生的普遍定见。 　　 　　　　金庸研究。金庸原名查良镛，1925年生于浙江海宁。抗战争时期在重庆国立政治大学读外文系，又转学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曾先后在杭州《东南早上出版的报纸》以及上海《至公报》工作。1948年《至公报》香港版复刊，被派往香港继任国际电讯编译，1950年《新晚报》创刊而改编副刊。《书剑恩仇录》（1955年）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在1958年创办《明报》。金庸是香港大学的名望博士，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拟委员会的委员，1994年又被北京大学授予名望教授，同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金庸在他创编生涯的巅峰时期毅然搁笔，引起无数读者的惋惜。 　　 　　　　1980年10月12日，台湾沈登恩在《明报》刊出广告，除预报金学熬头种倪匡《我看金庸小说》再版已经运到，同时向读者征稿，揭开了海外金学研究的序幕。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的“金学研究丛书”已出了二十多种。海外金学催生了大陆的金学研究，这里提一下1987年出版的两本书：一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金庸百家谈》，内收港台作家、品题家点评金庸的短文27篇，多选辑自远景版《诸子百家看金庸》；一是中国友情出版公司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此书为香港文学研究的首部专著，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出版，其中高度评价金庸：“金庸的十四本武侠小说，很多都规模宏大，想象丰富，结构严谨，人物形象明鲜，个性突出，加上人的共同体大义，哲理情思，这些作品其实有高度的文学成就。”这两部书在当年资料匮乏的情形下，使大陆研究者初窥金学堂奥，功不可没。 　　 　　　　大陆金学论文约为40多篇， 专著4 种。 张放在《克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发表的《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为熬头篇论文。 熬头种专著则为陈墨的《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陈墨认为《红楼梦》与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奇迹，金学研究将会蔚然成风。《金庸小说赏析》对金氏15种小说逐部评价、赏析，对于金学研究，是一项深厚扎实的基础工程，亦可视为一部导论。陈墨对金学用力极大，又在1992年推出他金学系列的的第二种专著：《金庸小说之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书分绪论卷、人论卷、文论卷三部门。陈墨的金学研究系统规范，条分缕析，从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来摸索金庸，夹叙夹议，文字典雅。缺憾的是行文不够简洁，由于过多引用相同资料而带来阅览上的相通感，另外缺乏注解。曹正文的《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在写法上以及陈墨是两种不同的体系以及气焰派头。曹正文突破了中国文学品题的传统模式，以人分类，以人写史，以人言情，以人述志，并为金庸小说作排名录，可与倪匡所论参阅。缺点在由于撰著情势的限制，无法使研究深入。中国社会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了《侠之大者——金庸评传》，这本书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评传，而是一本七拼八凑的资料汇编，价值不高，有待来者。 　　 　　　　金庸小说中所承载的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卢敦基认为金庸一方面利用厚重的古代文化思想，用作武侠小说的深刻内涵，《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与儒、道、释遥遥相对，一方面又利用《侠客行》、《鸳鸯刀》、《鹿鼎记》体现了反文化思想，重新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浙江学刊》1991年第1 期）何平则从儒学角度剖解金庸，认为金庸自儒入手，以反儒为结束。金庸面对的问题是：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儒教及其传统正趋没落，在此事实基础上，他的英雄故事如何与真实以及现实存在取得一致？于是封笔。（《侠义英雄的荣与衰》，《读书》1991年第4 期）胡河清看到金庸小说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独有的视点，由此可以不雅察到中国文化范围内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感情形态。（《金庸小说的伦理感情》，《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康序、陈颖灵的《此侠只应中华有——谈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主人公段誉》（《当代作家品题》1990年第3 期），是最早的金学人物论。王从仁通过度析《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发明中国文化的深层与其说“儒道互补”，不比称“杨墨互补”。杨朱思想的焦点为“为我”、“贵生”，墨子则为“兼爱”、“贵义”。（《阿Q 与韦小宝——兼谈中国文化深层的另一种影响》，《文史知识》1992年第1 期）另外需提到的研究有：裘小龙等《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是金学的早期论文，散论金庸， 并提到台湾的《诸子百家看金庸》“大都拘泥于小说的详细情节”。黄振源认为金庸的成就在于总结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趋向。（《铁血丹心，侠骨柔情——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小说品题》1989 年第6期）宗源《金庸、勒卡雷异同论》是熬头篇金学中以及异国作家的比较研究，勒卡雷是一位成功的英国特务小说作家。（《上海师范学校大学学报》1993年第4 期）唐解放以及李承磊《金庸启示录》（《鸭绿江》1988年第6期）、 孙轮《金庸与戏剧牵挂》（《新剧本》1989年第6期）、 宋文演《评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人类社会文化杂志》1991年第1期）、 吴秀明以及陈择纲《金庸：对武侠本体的追求与构建》（《当代作家品题》1992年第2期）等文也各擅胜场，值得研读。 　　 　　　　金庸是利用小说周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熬头人，他思想的广度以及深度、在艺术上的成功已成为20世纪的一大文化景不雅。可以预言，金学将走进神圣的大学课堂，《金学学刊》的问世，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古龙研究。古龙（1936—1985）原名熊耀华，生于香港，13岁时定居台湾，后因父母离异生活陷于厄境，靠伴侣帮助以及半工半读肄业于台湾淡江英专，曾在台北美军参谋团服务，后以撰著为生。古龙1960年前后创编了《苍穹神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并很快脱颖而出，厥后更独领十年风骚（1967 —1976 ）。 古龙立定志愿革新武侠小说始见于他在1971年推出的《欢乐英雄》卷首语《说说武侠小说》。他打破了金庸之后武侠小说不可读的神话，至1984年最后的遗作《猎鹰·赌局》，共完成71种作品，字数达2500万字以上。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风云熬头刀》以及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萧十一郎》，书后皆附有古龙小说出版纪年表。 　　 　　　　咱们最先知道古龙，实源于他盛年而殁的噩耗。古龙1985年9 月21日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瘤大出血在台北病逝， 《群众早上出版的报纸》海外版9月28日作了报导，其后《新不雅察》杂志刊载蓬生长文《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之死》寄托哀思，同时这也是最早的古龙述评。古龙在《大旗英雄传》修订版序言（1979）中把自己的小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婢女》、《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掉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情人箭》、《浣花洗剑录》，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小我私人的《铁血传奇》”。“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贼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古龙前期创编草率浅显，粗制滥造，厥后撰著渐入佳境，自创诗与散文相结合的小说文本，艺术价值较高，研究者对此不雅点一致。古龙研究有论文9篇，专著1种。曹正文《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是一本读书札记式的品题集，活泼生动，因为曹氏对金庸、古龙皆有心得，其中《金庸古龙比较谈》尤其值得一读。缺憾一是未能从台湾武侠创编的大范围来熟悉古龙的独特性，二是对古龙图书目录收录不准确。 　　 　　　　现代性是古龙小说的本质特征。朱双一认为古龙小说抹去历史背景，获得最大水平的创编自由，同时表现现代人的孤绝感以及人性的冲突，颂扬原始的生命力。（《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特征及其文化价值》，《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1 期）陆灏等《古龙武侠小说三人谈》是研究古龙较早的文章（《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散论古龙， 感到古龙写得成功的是男性间的友情，并批评古龙迎合商业需要，在性爱描写上过于放纵。张缮《孤泊天涯路，谁明浪子心——论古龙的武侠小说创编》（《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高度评价了古龙后期作品，以气氛、意境取胜，可以说“神韵派”，基调是空灵，禅宗色彩很浓，有一种清幽清冷而寂静的色调，缺点是网撒得太远，散、乱且了局马虎。 　　 　　　　温瑞安研究。温瑞安1954年1月1日生于马来西亚，11岁在香港《世界儿童》杂志上发表童贞作短诗《月亮》。后赴台湾大学读书，曾因社团社团“神州社”身陷囹圄，1982年定居香港。温瑞安已出版武侠小说300多种，金学3种，又是当今武侠作者中唯一习武的文人。代表作《四大名捕》及其它作品80年代后期传入大陆，至90年代名声大振，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温瑞安热”。曹正文最早将温瑞安与梁、金、古三大家平列，提出“今日看好温瑞安。”（《奇侠温瑞安》，《温柔一刀》代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温瑞何在《刀丛里的诗》以“超新武侠小说”为宣传言。瞿湘《新武侠与“超新武侠”》认为温氏虽然在文字上对新武侠有所突破，但无大胸襟、大手笔、卓立不群的大家风范，离金、梁、古三大家甚远。（《通俗文学品题》1994年第1 期）另有一些散论见于温著的序或跋，陈墨《新武侠二十家》中有《温瑞安论》，指出温瑞安气焰派头以及古龙近似，温氏作品在正气暗地里有一份独特的悲伤。温著大陆版环境，可参考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的《绝命一石》附录：《温瑞安著作各地的授权正版图书目录索引》、《温瑞安著作各地盗版、伪作成品名录》。 　　 　　　　另外陈墨《新武侠二十家》简论了萧逸、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陈青云、独孤红、云中岳、东方玉、上官鼎、忆文、曹若冰、司马紫烟、秋梦痕、柳快要落山的太阳、墨余生、丁情等人的创编。 《武侠天地》第1辑收有叶洪生《论司马翎“综艺侠情”小说艺术》。 　　 　　　　4、新武侠小说研究的困惑与前景 　　 　　　　新武侠小说研究经过了十年风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绩显著。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从成果看其深度以及广度还远远不够。目前研究的范围仍相当狭小，可能是单角度、浅层次的探讨，不雅念以及方法的陈旧仍是研究的首要坚苦，狭隘的雅俗之分是研究工作的最大障碍。金圣叹鄙《西游记》之俗而拒绝列入六大才子书，鲁迅则重《西游记》之雅而将其列为四大古典名著。雅以及俗之间真的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吗？同时，以往研究者不大考虑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可能具有的特殊解读密码，而硬套一般的文艺批评专门用语，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乍一看颇有学术色彩，实际上却是隔靴搔痒。新武侠小说研究亟需方法论的突破，不仅从文学角度，并且从美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比较研究等角度进行研究。 　　 　　　　另一个坚苦是资料以及作品的缺乏。新武侠小说生长在海外，大陆研究资料的缺乏便可想而知。例如梁羽生等几位重要作家的生平至今未能统一，新武侠小说的诞生也有“1952年”以及“1954年”两种说法。能否编辑《新武侠小说研究资料》？另外新武侠小说大陆版作品的混乱水平也是惊人的，签名以及版本的真伪都需要作考据工作。对由新武侠小说改编拍摄的影视作品，也不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研究成果的普及工作，更是迫在近在眼前。 　　 　　　　咱们正处在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期。中华人的共同体走向21世纪所面对的压力以及挑战，绝不亚于近代史以来的不论什么一个时期。可是，当代文学的某些作品喋喋不休地告诉咱们，这个巨大的时代只有渺小，只有平庸，只有荒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主义已成为昨日黄花以及作家们起劲消解的对象，这是为啥子？新武侠小说风靡大陆，其销售量之大，足以使大陆最知名的得奖作家艳羡不已，这又是为啥子？新武侠小说研究的星星之火，是对一种划地为牢的文学不雅念以及僵化教条的价值体系的英勇挑战，并因此而建构了大文学史视野更加开阔的坐标系，从而为学术界呼吁已久的“重写文学史”开拓了思路，令人有登高远眺、境界大开的畅快淋漓之感！ 　　 　　　　历史在召唤各式各样英雄主义的崇高感情以及献身精神，咱们期待着新武侠小说研究为此而作出贡献，并走向深入，走向万紫千红！ 　　 　　　　（丁进，1969年生，现为人事办理杂志社编辑，曾发表《新武侠小说里的中国笑剧精神》以及《现代神话与新武侠小说》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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