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不拘一格用人才，打造一支过硬的专业队伍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鉴于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时代给检察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当时专业队伍仍存在很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一些法院、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和审判员、检察员配备得不够强，不能适应新时期工作任务的需要。 　　据王克介绍，当时，杨易辰对检察机构的人员设置方面是花了很多心思的。他力主加强地方各级干部的配备工作，他的主张得到了几位政法界领导的赞同，更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1985年9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干部配备的通知》。 　　《通知》明确规定，地方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员应当配备政治上坚强，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敢于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具有相当文化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懂得法律，有检察工作能力的干部担任。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配备该级行政副职一级干部。 　　记者在高检院政治部地方干部处看见了这份文件的复印件，文件不长，B5纸大小，只印了三页。但就是这三页的文件，使一大批政治过硬，业务能力强的青年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 　　肖扬就是这份文件的受益者之一。 　　 　　 肖扬的“伯乐”（小标题） 　　 　　那是1986年暮春，杨易辰收到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一份文件。 　　当年5月，广东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选举肖扬同志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肖扬1983年从广东省清江地委副书记任上调到省检察院任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当选检察长时还不满48周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上40多岁副省级干部是不多的。广东省委认为肖扬同志太年轻，不同意确定其为副省长级。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选举结果上报到高检院。 　　“杨老认为广东省委的做法不妥，因为1985年9月1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干部配备的通知》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般配备副省长一级干部’，中央文件既然有明确规定的，就应当严格落实中央文件精神，不能再搞论资排辈。于是杨老一方面积极与广东省委沟通，要求尽快解决肖扬同志的副省长级问题，同时决定在肖扬同志的副省长级没有落实以前，暂不提请于1986年8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随后11月份的第十八次、1987年1月份的十九次常委会议上杨老也坚持没有提请。”（王克接受采访时回忆）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就这样处于缺位状态，肖扬也只能是以副检察长的身份开展工作。广东省委后来经过研究，决定上报中央批准他为副省长级。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给杨易辰打电话告诉这个消息，杨易辰一听高兴极了，他在电话里洪亮地说：“我这就提请下一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肖扬同志的检察长职务。” 　　这样，1987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了杨老关于肖扬同志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肖扬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级检察院检察长。 　　这大概便是杨易辰的性格，或者说是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的磨砺下，他的性格具备了一种既坚持原则又洞察现实的能力，这个能力，让他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冷静地坚持客观实际，在战场上如此，在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位子如此，在检察工作的岗位上同样如此。尤其在用人上，在检察队伍建设上，他始终坚持不搞论资排辈，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年龄优势都要强的原则，这与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目标是那样的契合。 　　 　　 “多倒几把”的思路（小标题） 　　 　　检察机关从1978年重建，到1983年杨易辰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检察院的队伍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刚跟杨老来的时候我四十七八岁，是高检院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机关里只有一名50岁以下的副处级干部。当时，我们这个11万人的队伍是三个三分之一结构：三分之一从军队专业和从其他党政机关调入的干部，大多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也缺乏从事政法工作的经验；三分之一是归队的老检察机关的干部；另三分之一是政法院校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实际上后两部分人占的比例很少。”（王克接受采访时回忆） 　　 　　很显然，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通晓法律，熟悉业务，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检察队伍，成为摆在杨易辰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检察机关的性质，他反复琢磨提出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十六字的队伍建设要求。 　　对于干部年轻化问题，他着力选拔那些政治坚强、文化程度较高、懂得业务、具有开拓精神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形成合理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 　　他提出，在进一步调整、充实和加强领导班子，加快“第三梯队”建设的过程中，要解决好“提”和“让”的问题 。“提”就是敢于破格，加快速度，把符合条件的20多岁至40多岁的干部提拔上来，让他们在挑重担中得到磨练。“让”就是老同志要当“开明人士”，主动给新干部让出位置来。 　　这一思路，引起了一些人的思想的波动。有人说“30撒欢，40升官，50打蔫，60靠边，70、80冒烟”，有人主张把50多岁的同志一律换下来，在队伍中引起了一些混乱。 　　“这种提法，杨老是不赞成的。在人事工作座谈会上，他提出‘多倒几把’的做法，逐渐把老同志替换下来。他说，检察机关领导班子实现年轻化不能一蹴而就。50多岁的同志经受多年的锻炼、工作上有经验，是队伍中的骨干。他们正处在承上启下、新老交替的交接口上，他们既要挑好当前的重担，又要选好接班人，这是老干部应尽的责任。” （王克接受采访时回忆） 　　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努力，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在1984年至1987年4年间，高检院机关提拔了7名50岁以下的厅级干部，51名45岁以下的处级干部。地方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年轻化也取得了进展。与此同时，整个检察队伍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3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比例到1988年己超过一半。 　　 　　 建校和着装（小标题） 　　 　　在队伍建设工作中，杨易辰还做了在检察史上可圈可点的两件事：一件是建立国家检察官培训机构，另一件是检察官统一着装问题的解决。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8.2%，其中法律专业毕业生仅有3100多人，平均每个检察院不到1名；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41%，其中法律中专毕业生只占1.4%；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0%以上。”这是 1984年全体检察干部的知识状况，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在当时，这种知识状况也很不适应工作的实际需要。 　　杨易辰提出，必须加强对检察干部的培训，逐步做到培训工作正规化、经常化和制度化。高检院在1985年制定了《全国检察干部教育初步规划要点》，提出争取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干部队伍的文化、专业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凡45岁以下、不具备法律专业大专水平的各级检察院正、副检察长，检察员，正副处、科长都要接受正规化教育。 　　但在当时，检察机关一直没有自己的干部学校和培训基地，要进行专业训练，在师资、经费、校舍、教材等方面，谈何容易。 　　 　　“杨老强烈地感到，还是要建一所专门培训检察人员的高等院校。从1985年开始，他就考虑要在北京建一所中央检察管理干部学院(即现在的国家检察官学院)。1985年12月，高检院向国家教委报送了《关于建立中央检察管理干部学院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成立筹备组，选校址。当时推荐的有三个地方可作学院校址，杨老亲自到三个点去调查了解，最后选定了石景山区的八大处。1987年8月，杨老给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等同志写了一封信，请北京市批准在石景山区建校。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选址的事终于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接着，为了立项的事，杨老又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写了一封信，他非常支持，很快就批示同意了。1988年，学院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开始了边办学边筹建的历程。杨老离开高检院3年后，1991年6月27日，这座检察系统自己的高等学府——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正式成立。”（王克接受采访时回忆） 　　 　　1998年，学院正式更名为国家检察官学院，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拥有雄厚师资力量和先进教学设施的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检察人才的高等学府。杨易辰后来回忆说，检察系统终于有了自己的高等学府，自己倍感欣慰。 　　还有着装问题。 　　如今检察官出庭是统一的西式制服，在法庭上的庄严形象为人称道。但很多人不了解，检察官的制服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军装式制服到西式制服的演变过程，最早为检察官解决着装问题的正是共和国第四任检察长杨易辰。 　　说起当年的着装，现任福建政和县检察院政治处主任的谢素美说：“1978年8月恢复重建检察院时，我上班还穿花布的衣裳。” 　　30年前，很多检察官都有一个穿上检察干警的制服梦想。回忆起当时的迫切愿望，现任职北京市检察院宋军记忆犹新，他曾对检察日报的记者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负有国家法律监督职责，担负繁重打击犯罪任务的人民检察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统一的制服。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建制，干警们仍是着便装办案，甚至在出庭支持公诉时也是如此，这多少有些不严肃，缺乏司法机关的威严。当时的检察机关内部，希望统一着装的呼声十分强烈。” 　　杨易辰到任后，着装问题是基层检察官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杨易辰下决心解决。他将此问题向中央申请，获得同意。 　　“做了几次样板，一开始，我们夏装是米黄色尼龙的，夏天捂得慌。中央政法委开三次会讨论一直定不下来。当时咱们装备处的处长找我谈（当时，王克已调任办公厅主任），说着装问题是基层非常紧迫的问题，有时候出现场没穿正规制服，人家就给拦住了，根本不让进去。非常耽误工作。我心里也着急，老催着杨老。”（王克接受采访时回忆） 　　 　　1985年的一天，杨易辰从中央政法委开会回来，把王克叫到了办公室。“会上又讨论服装问题，议论半天还是不太理想，要求再改一改。” 　　王克急了：“这还有个头吗，都讨论几次了，能不能先穿上，有改动的再改呀？” 　　听了这话，杨易辰愣住了，一拍桌子说：“也是啊，给我要郑天翔同志的电话。” 　　杨郑俩人商量后给陈丕显打了个电话。陈表示同意。没多久检察干警就穿上了统一的制服，夏装为米黄色，春秋冬装为豆绿色，佩以领花、肩章和戴有国徽的大盖帽。回忆起第一次穿检察制服的情景，宋军说：“ 着便装办案那么久了，第一次穿检察制服，大家都特别激动。头顶国徽、肩扛红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威严感和自豪感。统一制服也是对检察系统执法地位的认可。穿制服以后，大家似乎更加严格和自觉地约束个人行为了。” 　　后来几易样式，逐渐发展为现在的西式制服。但如今一些老检察官只要提起着装这事来，对杨易辰仍念念不忘。 　　 　　 最后一次报告（小标题） 　　 　　1988年4月，又一年的早春时节， 74岁的杨易辰任期届满。4月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满头白发的杨易辰稳步地走上讲台，最后一次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工作报告。 　　报告总结了他任期5年中检察机关的工作： 　　“五年来，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案犯２２１万多人依法起诉２１６万多件，有力地打击了各类刑事犯罪活动，为社会治安的好转做出了很大努力。 　　五年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偷税抗税和假冒商标等犯罪案件１５．５万多件，追回赃款、赃物折价共计１６．３亿多元。 　　五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冲破阻力，排除干扰，依法查处了一批领导干部犯罪的案件，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１５００多人。 　　五年来，检察机关共查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３．５万多件，起诉２．１７万多件。 　　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４９７万多件，纠正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３．１万多件。 　　五年来，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司法解释，保障法律的准确实施。及时分析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犯罪的新特点，根据法律的规定，制定了一些司法解释文件。 　　…………” 　　数字最能说明一切！有“中国检察事业的文物”之称的张有恩说，杨易辰检察长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检察业务真真正正地建立起来了，为其后检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月，又是玉兰花盛开的季节，他要离开了，那九平米的办公室，那些熟悉的一张张的笑脸，半个世纪的奋斗，要在这里画上句号了，离开时，他在想些什么？有自豪吗？有不舍吗？有遗憾吗？今天的我们已无从知晓。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当年的流行歌曲这样唱。 　　风风雨雨，春去秋来，青丝染白发，青春变龙钟，但没有改变的是忠诚——因忠诚而执着， 因执着而痴心不改。 　　“白头无改赤心存”，记者愿意这样去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第五章：他是这样的人 　　 　　退下来后，杨易辰开始将自己60载革命生涯进行认真梳理，写成了《杨易辰回忆录》。 　　在这本书的第二页，杨易辰这样总结自己一生：“我是一个入党五十多年的老党员，在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的解放，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为国家的富强奋斗了几十年。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王克说杨老就是这样一个忠诚的老战士。他的子女说，爸爸就是这样的人。 　　 　　 痴心一片 纯粹一生（小标题） 　　 　　 “杨老的一生是一个共产党员纯粹的一生，对党无限忠诚， 60年的革命生涯中，不管遇到什么艰难曲折，也不管受到什么委屈，始终不退缩，不动摇，不改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初衷，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整被批，也一直坚定地跟党走。” （王克接受采访时回忆） 　　那是一段在他一生中最彷徨痛苦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运动开始像潮水一样冲击着一切。看着身边的老干部被打倒了，有的甚至自杀了，他痛苦，看着很多人扔下工作闹革命了，他着急。他主张运动不能乱搞，不要上街游行，上了街不一定斗争就有劲，甚至可能影响生产和斗争，他带头坚持工作。 　　由于杨易辰对文革的不理解，特别是对文革所采取的方式极度反感，又不想说违心的话，所以，1968年，他还是被打成了“黑帮”，他的夫人，与他一起从战争年代携手走来的战友，肖塞同志也被打成“翻案集团总指挥”被隔离反省。 　　“那一年，我才十几岁。爸爸被造反派揪斗了。在他被关进牛棚的第一天，妈妈把我叫到身边，（那时姐姐已经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了，哥哥也一天不见踪影）非常严肃的对我说，‘这场斗争是严酷的，你不理解可以，但不要抵触，（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带政治口吻的词儿，听的身上的寒毛都立起来了。）只要记住一句话：相信党，相信群众，爸爸妈妈参加革命三十年，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妈妈也可能被隔离审查，你要做好充分准备，只记住一件事，爸爸妈妈绝不会自杀，不会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也不会做对不起你们儿女的事。万一爸爸妈妈死了，那一定是被坏人所害！你要学会独立生活，要快点长大。’ 　　“就这简明的几句话，那种紧迫感，紧张感，带着电影般的神秘，在我心中蔓延……但现实是严酷的，政治斗争是不讲情面的，妈妈在与我谈完话的一周后真的就关起来了，我哭了好几天，艰苦的磨难使人成熟的快起来，我觉得我象一个大人了，我辞退了阿姨，自己学会了烧饭，烙饼，蒸馒头，烧菜，从那时候起，眼泪不再属于我！我就‘扛’着老妈扔给我的一句‘相信党，相信群众’，度过了以后的日子…… ”（杨长虹在给记者邮件中的回忆） 　　1968年8月的一天，又一次大规模的批斗杨易辰大会开召开了。肖塞也被押来陪斗。一进会场，又是录音，又是摄像，电台、电视台全来了。举拳头，喊口号，批斗者的调门一个赛似一个，杨易辰被剥夺了一切自由，既不准辩解，也不准直腰，只能在台上当“靶子”。但他心里想着，这场闹剧总有一天要收场的。 　　他曾对王克说：“我一不会跑，二不会死，三不说假话。我豁出去了戴上二十年黑帮帽子，历史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硬往身上摸黑是抹不上的。我只要能直着腰板走路就行了，其他在所不计！” 　　在被揪斗的那些日子里，杨易辰常常想起杜甫的两句诗：“白头唯有赤心存”，“每依北斗望北京”，没有怨言，没有失落，有的是期望，是等待。 　　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者看到一张1969年他在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的照片，中山装棉袄的口袋咧着口，一条粗布裤子的两个膝盖处打着两快大补丁。走在农场的路上，脚步看上去很轻松，清癯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那笑容实在是他当时心境的绝好的注释。 　　在农场，他利用5个多月的“反省”时间，写了《我的历史》，从“九?一八事变”，到投身“一二?九”运动；从参加移动剧团，到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从八年抗战转战冀南、鲁西北，到挺进东北四战四平，一直写到在辽北、辽西工作，长达3万多字。他要用自己从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他的清白，证明他是党的一个忠诚战士。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杨易辰恢复了工作，他的腰在十年浩劫中落下了严重的病患，由于脊柱的弯曲，他从1米76公分一下子变成了“直角老头”。也是由于脊柱的弯曲，使他的心脏的负担过于加重。回首创伤，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心情： 　　“1976，我已经是62岁的人了。我要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抢时间为党、为人民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情，奉献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奋斗不止。” 　　 　　坚持原则的硬汉子（小标题） 　　 　　“是条硬汉子”宋任穷同志曾这样评价杨易辰。他曾谈到过杨易辰文革时表现出来的“硬”： 　　“‘文化大革命’期间，易辰同志受到了严重冲击。他始终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对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犯了走资派错误’等，从不说违心和违背党性原则的话。” 　　“1966年底，一些人借‘文革’之机，打着造反的口号，闹福利，闹工资，闹待遇，几乎天天成群结队地到省委大楼，逼当时分管财贸的杨老签字批条子条子到银行提款，有时半夜冲到他家里去揪人。当时，没人敢管这帮造反派，但杨易辰看准了这股风是错误的，决心纠正。1966年12月20日，他主持常委会议决定，坚决顶住这股歪风。指令哈尔滨市委将随便批条子的第二商业局局长撤职。还召开了二三十个大工厂的负责干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接见了文革办和接待站的干部，做了全面部署。在讨论临时工、合同工专政问题上，他坚持不能将这些人变为长期工和固定工，到期的临时工、合同工应该允许辞退，坚决顶住泡着不走、没活干照拿工资的错误倾向。” （王克接受采访时回忆） 　　但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江青的支持下，12月29日，中央劳动部竟发来电报，支持给合同工、临时工转正。杨易辰虽同意将电文转发下去，但一方面与中央有关方面进行联系，要求中央尽快表态，另一方面安排下面先等一等。并以省委的名义发了电报，明确表示“不好安排”，用以阻止劳动部电报的执行。1967年1月初，中央财政部发来电报，说有关改变待遇、增加工资的问题都要等到运动后期解决。杨易辰立刻让省委财贸政治部向下边打招呼，用财政部的电报顶住劳动部的电报。令财贸部和省银行马上印几万分通知发下去，终于把这股歪风刹住了。 　　 　　“1971年4月，周总理点名叫爸爸出来工作。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找爸爸谈话说：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讨论，给你的问题要做个结论；定你为犯走资派错误。只要你在审查结论上签字，新省委成立，考虑你进常委，做书记；老爸坦率的说：‘在过去工作中，我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然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运动中批斗了好几年我都没有承认是走资派，不是走资派怎么能说犯走资派错误呢？’ 这期间他们没有安排爸爸工作，周总理第二次又点名让爸爸出来工作，省革委会主任又找爸爸谈话，再次让其表明态度，爸爸直截了当地说：‘第一，我不是走资派，因此谈不上犯走资派错误；第二，既然中央领导同志点了我的名，让我出来工作，我听中央的！第三，进不进领导班子请你们研究，请中央决定。至于审查结论签不签字是我个人行为。我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在审查结论上签字！’”（杨易辰长子杨长春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回忆） 　　 　　 由于没签字，杨易辰被下放到哈尔滨汽轮机厂蹲点，这期间周总理第三次点他的名出来工作。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杨易辰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提出“前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议案，使得一大批有党性而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回到生产第一线。 　　任职检察长后，杨易辰对孙永根一案的处理，再次让很多人领略到了他的这种“硬”的风格。 　　孙永根原是江苏省江阴县新桥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兼新桥毛纺厂党支部书记，因犯贪污罪、受贿罪由江阴县人民检察院侦查起诉，并于1983年2月2日经江阴县人民法院判决和同年12月5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判处有期徒刑8年。 　　1984年7月12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刊登该报特约通讯员王若望、黄寿棋、记者谢军关于《农民呼吁为勇于改革的孙永根平反》的报道，《民主与法制》第8期发表了上述3作者就同案写的调查报告。江苏省委办公厅和无锡市委认为，上述报道严重失实，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调查。 　　“杨老当时考虑，一段时间里，有的案件办结后，仍然有人为犯罪分子鸣不平，硬要在报纸上公开讨论，有的将行贿行骗分子当成‘开拓者’、‘改革先锋’来吹嘘，闹得一些检察人员不敢秉公执法，怕将来翻案。孙长根案较为典型和轰动，依法处理好此案，对引导各方面正确理解和认识改革与打击犯罪的关系问题有很大意义，所以杨老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孙永根案进行调查。” （王克接受采访时回忆） 　　1984年9月6日上午，杨易辰主持了中央政法部门的有关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了江苏省、无锡市检、法两院关于孙永根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由中纪委、中政委、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组成联合调查组。 　　调查组对这起案件做了大量的调查，听取了包括三位作者以及孙永根案的辩护律师等在内的各个方面的意见，全面审查了一、二审情况和有关材料，进行了反复讨论研究。认为孙永根贪污受贿一案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罪和量刑适当。三位作者在采写稿件过程中，对于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孙永根贪污受贿案件，既不向承办此案的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做调查，也不向所属省、市、县委了解情况，单听罪犯和少数人一面之词，不少问题都是主观臆断、无中生有的，而且还使用了一些诋毁性的语言，这些做法是错误的。《光明日报》在发表这篇报道前，既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也没有征求有关市、县委和司法机关的意见。《民主与法制》虽曾将稿样分别寄给有关省、市委（限定在5日之内答复），但当江苏省委和无锡市委政法委员会明确指出“此稿严重失实，不应发表”后，他们仍照样发表。这些做法是很不慎重的，严重背离了中央有关指示精神。 　　10月24日，调查组就调查的详细情况向中纪委、中政委、中宣部和“两高”作了书面报告。12月5日，中纪委和中政委同意调查组建议，要求有关部门落实。但三位作者继续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情况，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认为联合调查组的报告结论是片面的。对此，中央有关部门和调查组都做了不少解释和说明工作，但效果不大。 　　1985年3月22日，中政委召集会议，研究孙永根案件和中纪委、中政委文件的贯彻问题，对中纪委、中政委文件下发后，光明日报社和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一直未公开澄清和全面执行文件提出了批评，要求他们总结经验，尽快表态。之后，《光明日报》、《民主与法制》先后发文进行自我批评，表示要加强组织纪律性，杜绝报道失实情况，进一步搞好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维护法律尊严的宣传报道。 　　杨易辰顶住了不明真相者诉求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压力，孙永根等案件的正确处理，对打破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沉闷局面，起到了及时的、关键性的作用。 　　 　　到群众中去（小标题） 　　 　　“杨老常告诫我们，不要总坐在办公室里，要多下去走走，到基层看看，跟老百姓和基层干部聊聊，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在办公室解决不了的，其实下面早就解决了，你到下面一看，困扰咱们多日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王克接受采访时回忆） 　　在黑龙江工作期间，杨易辰每年都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农村搞调研，那时下去真够辛苦呀。 　　有一年王克跟他到嫩江地区调研，一周时间，这个地区的所有的县他都要走到。那是冬天，夜长昼短。白天坐车下去了，找农民了解情况，和生产队座谈工作，晚上回来吃完晚饭就听县委汇报。 　　这一汇报就没完没了。会一开就是夜里十一二点。年轻人都困得睁不开眼。好不容易该休息了，洗完脚，把袜子洗了，第二天却还没干呢。早晨起来，天还没亮，六点吃饭六点半出发，车都是打着大灯走，到下一个县正好八点来钟，正好开始下一个工作了。就这样一个县一个县地跑。 　　到第四天的时候，有一个厅长，向杨易辰报告说省里来电话了要他回去一趟，杨同意了。过了一些日子，一次开会，那位厅长遇到王克，悄悄跟他说出了实情：“那次调研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找借口逃了。” 　　“我们那里过春节，三十晚上，省委领导就给坚守岗位的同志拜年。初一，在省里的大礼堂开团拜会。那年，开完团拜会他就跟我说，‘明天咱就下乡看看老乡们去。’‘上哪里？’‘去松花江地区’。第二天我们就下乡了。连续两年。后来我跟他提，‘咱们这么下去，咱们没事，但地委、县委干部全靠过年休息几天，咱们去了，他们得陪着，总得让人休息几天吧。’他一听，点头说，‘你说的对。’从此，过年就不下去了。” （王克接受采访时回忆） 　　还有一年，杨易辰还在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上时，下基层调研，车队路过一座小桥时，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赶着一群牛过河，正好有一只有病的小牛滑倒在河道中，杨易辰看到后让司机停车，他下来后就要沿着石头到河道中去拉牛，陪同的县委书记连忙招呼随同的几个同志帮助杨老把牛拉了上来。还有一次，他们的车路过一片庄稼地，前面带路的县委的车辆压着了田边的青苗，之前也已有车压过，被几个农民拦着理论，杨易辰下来问清情况后，对那农民说，“你们管的对，我们教育不够，我向你们赔礼道歉，我们要教育司机一定要爱护庄稼。”事后，县里的同志说，为这事省委领导向群众道歉，对我们触动很大。 　　到高检工作后，到基层去实地调查研究，摸清基层的情况，从基层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更是他正常的工作。 　　山西省检察院上点年纪的老人也许都还记得这样一个场面：在当地那典型的尘土飞扬的集市上，一群老百姓围在一个桌子旁，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仰着头，面带笑容耐心地跟身边的百姓交流着。这是杨易辰到高检院工作后的一年，他到山西调研，亲自参加接待群众来访的场景。 　　这是建国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一次在基层直接接访，当群众得知眼前的这位长者就是当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时，当时心里是怎样的一种活动，这在当地百姓的强烈的反映中就可了解了。而当时坐在大街上，任夹杂着尘灰的风吹乱他的头发，和百姓们谈心交流时的杨易辰，心里只有畅快，他恐怕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当街那么一坐，检察官在百姓心里又亲了一层。 　　 　　怜子如何不丈夫（小标题） 　　 　　杨易辰有三个儿女：长女杨长岭， 63岁 退休前是海军总院总药师。长子杨长春，61岁 退休前任香港中国旅行社驻黑龙江办事处总经理。小女儿杨长虹， 59岁退休前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试管婴儿研究所 高级实验师。 　　记者在与他们进行电子邮件交流中，有一个问题问他们三人，：“在你们心目中，父亲给你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长女杨长岭说，是不徇私情。 　　“父亲在黑龙江任第一书记的时候，中央文件给一批老干部由厅级提升为副省级待遇。母亲正是在其中的名单中。他为了避嫌，硬是在审批中把母亲的名字给删除了！他的做法让我们做子女们的心有不服，因为无论按工作资历还是能力，我们的母亲都是够格的，但我们又知道父亲那样做并不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他就是那种骨子里都流着正统、不徇私情的老革命干部！那是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的！” 　　王孟奇，杨易辰的大女婿，是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高材生，先在国家科技局工作，后被委派到挪威大使馆科技一秘。 　　“驻外任务完成后，为了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特长，我爱人想调转工作通过父亲找有关部门批准，却得到了父亲的严厉的批评和忠告。父亲说：‘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要走后门拉关系，一切要靠自己！’虽然父亲有些绝情，但是更激励了我们努力拼搏，从而在工作上展现了自己的才智和辉煌的业绩。” 　　长子杨长春说，是人生价值观的指导。 　　他曾向父亲请教过两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最大的幸福？” 　　“第一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见人见智，很难回答。老爸想了想和我说：‘每个人的生活目标各有不同，这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密不可分。有的人一生只为温饱；有的人为名为利；但还有一些人他们超出了自我，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事业，可以奉献自己的一生。’看着饱经沧桑的老爸，回想起他没日没夜的工作，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过去一直有一个问题缠绕着自己：老头这么忙活到底是为了谁？至今我才真正的理会，他的一生只有一个追求，就是想使自身的价值得到全社会的承认。这是他的价值观、人生观！” 　　第二个问题是缘于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关于什么是最大的幸福的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健康是人类中最大的幸福。 　　“我回头问爸爸，你认为这个结论对吗？老爸并没有马上回答。他拿过一份文件，将正面对着我，问：‘你看它是什么形的？’这么简单的问题对于我这个学飞机机械原理的太小菜了！但是我却想了想，生怕回答不全面，说：‘这是一个矩形的平面。’老爸又将文件的侧面对着我，我说：‘是一条线，准确说是一条线段’。老爸说：‘你这两个侧面来说，回答的都对，但就整体而言，就不尽全面和准确。那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健康只能说是幸福的一种；严格来说，应该是人们的需求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才是叫严谨的答案……’” 　　父亲对这两个问题的认真回答，让他终身受益。 　　小女儿杨长虹说，是柔情。有两件事她永远忘不了。 　　文革时，为了保护哥哥，她在造反派的威逼下，违心地走上台，揭批自己父亲。 　　“当时我是咬着牙走上台的，小小的我是那么无助，那么渺小，而且就象电影里的叛徒，我恨自己的懦弱和无能，我开始颤抖，和爸爸对视了一下，他的眼睛充满茫然和疑问。我不敢看他，我的眼泪把发言搞都打湿了，我哽咽起来，我的哥哥哭了，我甚至都听到全场的呜嘘声。我都不知说的什么，也不知怎么下的场，我听到了一位到会的群众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话：‘这么小的孩子，真是造孽啊！’…… 　　“回到家，我号啕大哭，我真恨我自己。内疚，犯罪感占满心胸。……父亲蹲牛棚三年后，当省委通知我可以接父亲回家的时候，我兴奋的几乎一夜未眠。与有幸先被释放回家的老妈谈论着接爸爸回来的好消息。但我的心也在忐忑不安，不知他会不会原谅我，会不会不理我，他可是有名的倔老头。熬到了下午，我才去接他。记得当时我怯怯的看了他一眼，一切疑虑都打消了。他的眼里充满着喜悦和无私的爱，摸着我的头，左右的看。还与我说：‘别人上午就接走了，你怎么才来啊？’背起行李，爸搂着我，我扶着爸，我们俩稳稳地走上了回家的路。 ” 　　还有件事发生在杨易辰病危时。她还记得1997年春节杨易辰第一次报病危，杨长虹飞到了北京看父亲的情景。看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杨长虹痛苦极了。 　　“记得有一天我护理老爸。一直不能自理的老爸突然撑起身体，用力亲了我的脸一下，我感动极了。” 　　很难想象，像他那样一个硬汉子，在对待儿女有着那样的柔情。 　　 　　竹的礼赞（小标题） 　　 　　1997年6月28日深夜，一直处于昏迷与清醒交替状态下的杨易辰突然醒来，他跟警卫员李海和刘伟说要方便，他们帮助他完成后，他微笑着说：“谢谢”。谁也没想到“谢谢”成了他谢世的最后一句话。 　　生命是无法抗拒归尘土的。但尘土绝对无法将生命的光彩一同掩埋。对于一个值得怀念的生命，死不啻是生的凝固------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它是可以在人们的心里意象地绵长的！ 　　回忆起老领导，谈起他的个人魅力，王克眼睛里总是闪着一种深邃的思念，一种由衷的敬佩。他说，虽然杨老已经走了12年了，但这些年了，还有不少人时常提起他，提起他的待人以诚，他的坦诚直率，提到他的硬骨头，提起他宽厚爽朗的笑声。 　　1987年，杨易辰平生第一次收了礼。礼物不贵重，但绝不普通，他视之为珍宝——那是一幅宋任穷同志亲手笔录郑板桥的《题竹》：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杨易辰感动了，——还是老战友最了解他呀。他摩挲着每一个字，咀嚼着每一个字。眼前仿佛看到了一个画面：小院幽簧，疏疏密密，一弯冷月下，一个清瘦的身影，对着杆杆翠竹，缓缓吟出“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句。 　　是啊，“衙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未出土时先有节，纵凌云处也无心。”听竹声萧萧，想到了人民啼饥号寒，看一枝一叶，想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当年郑板桥如此，后来人呢？杨易辰耳边应该又想起了“九?一八”的炮声、“一二?九”呐喊声、1949年的礼炮声，还有那首《春天的故事》清脆的歌声…… 　　有品格，有气节，坚韧不拔，为百姓尽瘁，郑板桥推崇这样的人格境界，杨易辰们又何尝不更是如此呢？ 　　提到那幅字，王克老人很坚定地点点头：“是的，杨老在我的眼中，就是一杆竹。” 　　突然，记者心中那个似远似近的形象清晰起来了。想起了郑板桥的另一首诗：“老老苍苍竹一杆，长年风雨不知寒。好叫真节青云去，任尔时人仰面看。”…… 　　结束对王克老人的采访，记者走出高检机关办公北楼时，已是黄昏十分，清风徐来，耳边响起一阵沙沙声，随风望去，一片清脆的小竹林，杆杆翠竹，挺拔高洁，一种敬意油然而生。 　　 　　 　　●杨易辰 小档案： 　　(1914.3－1997.6.28) 男。汉族。辽宁省法库县人。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大学文化。1935年由天津法商学院转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系学习，参加“12?9”运动，任中国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1937年7月组织并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南下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2年任中央平原分局第七地委副书记。抗战胜利后，率地方干部团赴东北工作，任辽宁省铁岭中心县委书记，辽吉省第一地委书记，辽北省第二地委书记。1948年后历任辽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辽西人民政府副主席、辽西省委副书记辽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辽西省委书记。1954年8月后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1959年8月兼省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7年12月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黑龙江省委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1983年4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6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1988年4月不再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是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原文2009年7月6日 发表于检察报记者赵雯  浏览：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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