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光远坐轮椅走遍天下想起的 　　同舟共进, 2001年 08期 　　从《同舟共进》第5期，看到一篇名为《于光远一部轮椅走天下》的文章，引起我联想起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 　　大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央按惯例到北戴河避暑开会，会上决定十年内造出两弹一箭，并由毛主席指定聂荣臻同志挂帅，回京后立即行动。聂总请钱三强同志(时任科学院秘书长)具体策划此事。钱是法国居里夫人的学生，当时全国在原子能方面就数他是专家了，但钱无兵可调，只好列名单向高校伸手要二百人。 　　当时我正由国家教委调到高教部任高教司长(兼管高师司、政教司)和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一天，部长杨秀峰拿了一份名单交给我叫我执行。我学的是社会科学，对此一无所知，只好找了二位刚从清华、北大出来的科长，把此事交给了他们。第二日，他们哭丧着脸对我说，这两百人给了钱三强，全国大学物理系都要关门，大学司也就成了“空军司令部”，我们都得回家吃老米了。我听了很着急，说，这是有关我国综合国力的大事，是毛主席交办的任务，不完成不行啊!大家议论了一会，想出一个主意，先了解当时发展两弹一箭的国家，有哪几种操作方式。调查的结果是:一种是美国做法，先由四五位懂得原子能的学者组成小组，制订总体规划，再分散交由各高校、工厂、科学院研究，按各专家专长分别给予任务，同时拨给款项物资;另一种是苏联做法，即采取集中方式，限期速成。美国重技术，重应用;苏联则既重基础理论，也重应用，所以不但造出了原子弹、氢弹，而巨载人卫星也上了天。 　　我心中有了底，敢于在中南海政治局会议厅发表意见。 　　开始时我反驳钱三强说，要全调去二百人，那大学就关门了。到第三日聂总急了，质问我:那你就违反毛主席意旨么?我才提出一个中国式的做法，即采取既集中又分散的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建议是由国务院出160万元，从苏联买来三台原子堆，作为教学科研之用，分给北大、清华、兰大三校新办三个原子物理系。至于国家要的人我们还是要给，但不能由钱三强一笔圈定，要由我们不伤筋动骨的挑给他。会议最后按照我的建议通过了。 　　回家路上，一辆小车从后面赶到我的车前，三强同志下车请我到附近酒楼吃饭二我笑说:’‘这年头连主席也吃不上肉，哪有酒肉?”他说:“我父玄同，一生喜交友上酒楼，我与这酒楼主熟悉。”果然上了楼，有酒有肉。三强同志举杯说，不打不相识，今天这一杯酒， 　　我交你这位朋友了!我欣然响应喝了平生第一杯交友酒。 　　钱三强是当时中国少数几个懂得原子辐射学的学者，又是受毛主席及聂总的委托策划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而我在这一门是个白丁，但辩论的结果却采取我这白丁的方案在一些以个人面子为重的大知识分子看来也许有失自己的威望，但钱三强却以大局为重，不惜向一个“白丁”结友讨教，这种精神令我感动不已，至今难忘。 　　此事过去近五十年了，参与者大多已辞世，至今健在的，其中一位就是那个坐轮椅的于光远同志了， 　　他当时任中宣部理论处处长，是管我们的人二有一天通知我开会，我到迟了，一进门就听到一个人开玩笑说:“实力派人物来了!”这就是于光远同志好久不见他了，今天却意外从《同舟共进》上得知他的踪迹，喜甚。往事涌上心头，就写了这篇短文纪念我那位地下的“好友”钱三强，并以此向于光远示意，请他来广州时通知一声，如何? 　　2001年6月20日于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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