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59年冬被定为教育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一阶段带头交心后成为大字报靶子。此文即为记述当时的背景资料。 　　 　　教育部在庐山会议后的整风运动(即“反右倾”运动)中，被列为重批判对象的党员有69人，占党员总数的16％。44个部、司局长级党员中，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有11人。教育部所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四个正副社长中，有三个被认为有问题，其中二个作为批判重点，一个作为重点帮助。这些人95右倾言论主要体现在：(一)反对总路线；(二)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和路线i(三)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进行攻击，向党算账，追究责任；(四)修正主义观点；(五)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政治衰退。 　　如果单从这几条来看，问题确实是够严重的。那么，这些人是如何“项击”和“算账”的呢?不妨摘引一段文字作为例证： 　　李云扬(按：教育部高教二司司长)向他的知心朋友讲：“毛主席犯了错误，现在正在作检查”。有人认为“风从上面来，上面同志走了火”。有人在字里行间带刺地说：“党的口号本来没有问题，但在提出口号的同时，最好有预防偏差的措施，这样下面就少发生偏差。”说浮夸是由于“敢想、敢说、敢做”引起来的。有的人说：“计划工作这样心中无数，是否各级干部的头脑都有些发热，有些中央委员是否也头脑发热。”有的人还攻击毛主席，说：“毛主席一向留有余地，不打无准备的仗，这次办得不太好。”有的人要追查责任说：“是否中央在领导大跃进中不够慎重，这个账到底谁负责。”（刘子载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11月27日） 　　教育部的反右倾斗争是从8月15日开始的，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读文件，开座谈会，搞交心运动；第二阶段是以总路线为纲，大鸣大故，火烧资产阶级思想，发动群众贴大字报，仅部机关就贴出大字报5干余张；第三阶段是集中烧司级以上干部，纠正了“司级以上干部揭发批判少重点不突出，群众发动得还不充分”的缺点，结果，又“暴露出不少的问题”，重点批判的司局长也由原来的5人上升到11人。 　　地方上的党内知识分子在反右倾运动中也受到了很大冲击。 　　甘肃省一级文教干部中，确定为批判重点的：高级干部(厅、局长)8人，占高级干部总数的15．4％，中级干部66人，占中级干部总数的21．78％。高级干部作为重点批判的包括财经学院党委书记、甘肃师大副校长、文化局副局长、师专副校长、出版社副总编辑。另外，还有科学分院副院长和物理所副所长。这几个人中，有的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有的则冠名为阶级异己分子。 　　北京市30个高等学校统计，仅在两周半时间内就发现重点批判对象165人，占参加学习的十七级以上干部3165人的6．2％。其中常委以上的有27人，占这类干部303人8．9％；校、院长或正副书记20人，占这类干部173人的11．5％；党委委员46人，占党委委员658人的7％。 　　? 书名: 《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 　　? 作者: 罗平汉著 　　? 当前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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