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几个问题 　　李云扬 　　综台大学的地位与作用 　　综合大学在高等学校的体制中，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综合大学所搞的是基础科学理论，它同单科大学搞应用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四人帮”时期不搞基础理论，已证明给整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带来很大的祸害，位我们中国的科学文化水平与世界各先进国家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为十年以上至二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苏联卫星上天以后，美国这个讲求实用主义的国家展开了大讨论，研究美国为什么会落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太忽视了基础理论。从此以后，他们在科研与教育里，特别重视基础理论。在各类高等学校的分工里，担负起培养和发展基础理论人材的是综合大学。一般来说，综合大学的水平，就代表着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一般人谈到最高学府时，指的就是综合大学，也只有它才能称得上是最高学府。因此，在我国的高教布局里，应以综合大学作为中心。而综合大学又应分为全国性的、大区性的和省份性三类，每一类都按照它们所面向的对象不同而发挥作用。面向全国的综合大学，招收的本科生可以少一些，而要多担负一些教材编审、师资培训以及重点科研题目的任务。有些教育改革如工作量、学位、学衔、工资等等，可首先在全国性的综合大学试验，然后推行。面向各省份的综合大学主要是发挥本地区大学网中心的作用，搞得理想，还可以担负各大学基础学科教员的培训、提高，经验交流，学术交流等任务。各省综合大学应是各省科研战线的主力军。 　　现在各省人材说多也多，说少也少；很多重大项目不能上马，而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专家却没有机会员献自己的力量。为什么呢?就是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来协调部署和组织力量。各地重点大学、科学院、研究所、室，都各自为政，各自进口尖端的设备，不能充分调动仪器设备的潜力，造成科学家搞科研缺少设备，有的设备又无人使用的不合理现象。每年各省的科研经费分配也很成问题，只把眼睛盯住一些科研所，而忽视了最有水平的科学家就在大学里面，结果分配的科研经费很不合理，有能力搞的没有钱，有钱的又搞不起来。这种情况必须改进，必须由各省的文教书记来统筹解决。 　　访贤与招贤 　　人材问题，不搞“四化”还没有感觉，一搞“四化”，问题就突出了。人材少，人材宝贵、难得。因此培养人材的大学就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负有培养人材重任的校长们，好像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培养出人材之前、必须有发现人材的眼光，爱护人材的心事。只有那些求贤若渴的领导，才能够随时随地关心人材、收罗人材、发现人材。真正的校长应爱才若命，不借三顾茅庐，去寻访发现人材、收揽人材。应该相信我们中国现在有人材，而且还有遗材。五七年，周总理已讲过，中国有中学以上程度的知识分子五百万人。到现在为止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将近三百万人。流落在海外的几千万华侨里面，学者、教授、工程师，恐怕是成千上万。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尚有大批人材散落各地，没有发现，没有任用。就是已经被任用的人里面，也有不少有宿学的老学者和老先生，在十年摧残后，现在虽已平反，但仍末获得适当的任用；或者虽获任用，但因助手不足，设备不够，领导不重视，身怀绝技，依然末发挥其所长。这些人无论在社会、在大学，都不算少。还有很多年轻人，在“四化”的感召下，在党中央坚决执行政策的影响下，他们发挥了积极性，兢兢业业，向科学进军，学到了一技之长；却因为我们的干部制度、考核制度、工资制度不合理。这批年轻的千里马依旧在那里拉盐车满头大汗地爬高坡。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材是有的，但未被发现，末被重用罢了。大学校长第一个任务是发现人材。怎样去发现呢?首先在工作与斗争中判断人材的高低，识别那些初露角头的千里马，同时，又要向各种危害人材、埋没人材的现象作斗争，也就是说，向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尊重科学技术文化的习惯势力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人材。人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然已在自己身边，而长期没有发现，证明白己的思想与国家现行的工作体制一定是有了毛病。不克服这些毛病，就不会发现人材。因此，可以说人材是在斗争中发现的，只有经过斗争发现人材，才能爱护人材；爱护人材，人材才能成长，小材成大材，大材成高材。说爱材，第一要保护他，使他不受恶劣条件的侵犯。恶劣条件包括他自己本身的思想缺点，行为上的不要，治学态度的不严格。其次，要有提高他、让他有新的发展的土壤，按照每个不同对象的要求，来改善他学习、生活、工作的条件。不只是校长一人有这个责任，在整个学校里要造成爱贤爱材的空气，才能大批出人材。第三是要栽培人材。大学本身就是栽培人材的大花盆。从来的人材都经栽培而发展，是经过非常艰苦培养而生长起来的花朵，绝无天生就有。所以，单发现人材还不够，还要栽培。所谓栽培，首先要按照他本身的特点，明确他的发展方向。这一点不仅对于广大学生是这样，对教师也是这样，要经过一番慎重的调查研究，在尊重本人的兴趣的同时加以指导，定出他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件大事，也是每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做的事情。选择方向后，第二步是给予条件，并加以监督。条件不仅是指师资、指导的力量，还有教学的空间、设备、图书资料，等等，都要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上面所说的是一般正规的培养，但是目前情况是，学校发展过快，师资普通不足，因此，又产生一个访贤与招贤的问题。访贤，就是要调查研究，对校内外的人材进行调查；招贤，就是采取特殊的办法，登广告，发表要求，根据水平，录取使用。特别是在律、沪、京、穗这些大城市里面社会上遗材不少，可用招贤的办法，经过考核，择优录取。这做法目前看来是可行的，尤其是外语，通过这个途径，可以解决一部分师资。中了“四人帮”遗毒的人，可能认为这是招降纳叛，但是，只要我们经过考核，择优录取，就算出了毛病，问题也不大。我认为，在有条件大城市里，在个别的专业中，是可以采取招贤的办法去请教员的。 　　教育经费与学校管理 　　当前教育上碰到很多矛盾与问题，其中有教育经费不足和学校管理权限等问题。办教育一定要钱，但在国家仍然困难的时期，就不能都伸手向国家要钱，还要动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包括群众办学这种形式。不错，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要办一所大学，除了国家外，没有任何个人能独立来办，不可能搞民办大学。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尚有其他积极性可以用来办好大学，如陈嘉庚先生过去对华侨大学的捐助，海外华侨对暨大与华大的捐助，在某种意义上，都屑公办民助性质的。这些大学，采取董事会，或董事会基金会的形式，把各种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而又有能坚持社会主义的领导，这有何不可呢?虽然其他国家无此先例，但适合于我国国情，又有何不可呢?还有，现在各学校的生产基金，各高等学校办函授、夜大学、补习斑、工厂、农场生产得来的钱，也可以作为学校发展的资金，来补充国家经费的不足。这里有个条件：不能管很大死；管得太死，就没有积极性。现在有些学校的校长要求放宽管理权限，是可以理解的，未可厚非。但是，事业形成后，教育行政领导部门不能置之不管，全部交给学校自主，这就会出现只要钱，不要社会主义，唯利是因的思想，腐蚀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有失社会主义的原则了。现在从整个高教战线来讲，可以说十年大浩劫后很多原有的条例、规章、原则、习惯都冲破了、遗失了，现在要重新建立一套。如何建立呢?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结合新的情况加以修改。这就要放手让各地教育机关和大学校长一项一项大胆试办，闯出一条新路来，在此基础上，教育领导部门派人广泛调查研究，加以归纳，形成统一的条例。同时，也可首先在一些重点大学取得经验，再向全国推广。推广的同时，也要吸收其他大学行之有效的经验，不是强求一致。 　　办出有特色的大学来 　　各高等学校之间应开展竞争。如果学校的领导人云亦云，照搬别人的一切，就永远居于下游，顶多不过中游，办不出一个好的大学来。要办一个好的大学，则应办出各自的特色特点来。例如解放后的山东大学，它办的《文史哲》学报，闻名于全国，＜文史哲》就是这学校的特色。又例如过去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是可靠的，大家都很放心。它的办学方针归纳成三句话：门检高，入学时挑选学生很严格；管理严，对学生要求严格，教师考查也很严格；拔尖子，比较灵活地因材施教，特别重视对优材生的培养。后来这三句话成了高教战线的修正主义典型、大批判的对象。现在应平反了。应承认只有像它那样，才能培养出有水平的学生来。解放以后，经过院、系调整，学习苏联，这种办出有特色大学的思想就淡薄了。按照苏联那一套教学计划、训练方法、同一的培养目标，培养出的学生大部分保持及格的水平，而优秀学生并不突出。这种按照同一格式训练出同一水平学生的训练法，实践证明，有其好处，也有很大不足之处，现在应有所改进了。办学的人主观上应自觉地结合中国的实际，办出适合中国情况的大学，有其自己的特点，培养出有特色的人材，保证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推动国家前进。因此，如何办好一个有特色大学这个问题，已摆在每个大学校长和全国领导高等教育负责同志的面前了。怎样才能办出有特色的大学呢?这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来同大家讨论。 　　学校的领导应适应整个中国历史的转变，在新时期这个历史条件下，应有勇气面对现实，研究本国、本地区、本校的现实条件，大胆地提出创新的办学建议与办学要求来。比如，我的服务单位是暨南大学，暨南大学恢复时中央有指示，要办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综合性的华侨大学。这一点，已经是有所创新的建议，已经是一个有特色的要求了。从社会主义的综合大学来讲，它是与全国所有一百多所综合大学一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又红又专，坚持高水平的现代化的学科水平、专业水平，学好科学专业知识，坚持为“四化”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点，与大家相同，无所谓特色。但我们是华侨大学，这就是特色。我们培养的对象，大部分是华侨、港澳生，侨眷子弟，我们有学校董事会，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可以自由来去，这是全国别的大学所没有的。从这个特色出发，我们办学方针应是面向海外、面向华侨，培养又红又专的为“四化”服务的人材。由于这个特色，我们要考虑华侨的需要与特点，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来办好大学。 　　侨生的特点，是生在外国，通晓外文，比较熟悉外国的风土人情，热爱祖国。为适应这个特点，我们办校办系办专业，要强调提高外国知识的学习，成为外国通的人材，成为与外国人民来往建立友谊桥梁的工人，成为具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在海外找到职业谋生的华侨。因此，我们大学所设科系，要与别的大学不同。侨生要求学医，我们设立医学院；侨生要求学办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知识，我们就设立经济学院或工商学院。 　　在文科里，侨生要求了解祖国的文化知识，沟通中西文化，我们就强调东南亚研究，作为文科的重点。归纳起来，我校 　　把外语、现代经济、东南亚研究、电脑中心，作为办学重点。我们大力按这些重点配备人材，搞基本建设，希望我校毕业生在这几方面比其他大学毕业的同学有所超过。针对这个特点，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有所不同，特别强调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提出热爱祖国这个口号。通过爱国主义的教育，培养国际主义精神，也要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针对这个特点，除了请国内有名学者讲学外，并大力推动与港澳高等学校交流，欢迎港澳教师回来讲学，特别是讲我们新开的专业，例如新会计学、现代化工商学、新闻学等等。这样，就可以大力补充师资不足的缺点，更快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 　　为了适应华侨为主这个特点，我们还在董事会下，开设董事会基金会这个机构，吸收华侨投资，储备基金，为我校添置设备之用，补充我国暂时财力不足，以利于更快把学建设搞上去。可以用一句话说，摘成一个公办民助的形式，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认为，只有从现实出发，办出有特点的大学来，才能为多快好省地培养现代化人材服务。 　　高等学校的体制、布局问题 　　正如一个国家的工业、企业要讲究布局一样，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有一个布局的问题。布局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所谓布局，是指构成体系，互相关联，办在哪里，办多办少，投资多少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解决布局问题。 　　旧中国的教育无从考虑布局，尤其没有考虑长远的需要，它基本上是按照清王朝、帝国主义的殖民要求、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善心”设立的。因此，在中小学教育里，出现了很多私办的，宗族性的，地方性的中小学。在高等教育里，除了满清政府为着它的外交或准备变法的需要，创办几所如北京大学之类的高等学校外，还有一些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教会学校。这些大学的特点是零零碎碎，不成体系，而且多设在沿江沿海的大中城市里面，可以说从前根本没有一个全面的，合理的布局。? 　　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经在教育上想学习美国、日本，摘了个大学调整。结果都落了空，基本上还是以前那种状态。只有在解放后，把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搬掉后，才开始考虑到全国大学的布局问题。前后有过三次大的变动、大的调整。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的高等院校调整；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的教育改革调整；第三次就是这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大浩劫。研究这三次变动，对于我们今后的教育改革，很有必要，很有帮助。 　　第一次的院系调整，基本上是学苏联的经验，为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建设人材，目标是明确的。经过这次调整，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配套成型。配套就是有了理、工、农、医、师这种体系；成型就是有了多科性、单科性大学的配合，而且有了综合性的大学，设立了很多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专业，填补了我国科学文化技术上的一些空白点，培养出来将近三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这些学生成了我们建国的骨干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基础。“四人帮”污蔑我们过去的教育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这完全是顺倒黑白的胡言乱语，是为他们纂党夺权服务的。但是，我们在看到当时的调整除了起到伟大作用外，还有它的缺点和个别的错误。例如，照搬苏联的办法，不结合实际，随便拆散了一些已成体系、已经成型的高等学校，把原来包括有文、理、工、商、法、农、医、师这种体制的大学全部拆散了，只留下一种文理大学，这样，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综合大学了。分出去的那些大学里面，又是单科性多于多科性的；多科性的大学里面，又只有工，没有理，是单纯的工科大学；工、农、医、师各种单科性大学的基础学科削弱了，影响了科研与教学的提高。这是很不好的一种不成体系的体系，到今天想把它纠正过来又有很大的困难。五八年到五九年的调整，在当时康生这个“顾问”的反动思想影响下，提倡“拔白旗、插红旗”，提倡办鸣山式的大学，提倡用红专大学代替普通大学，否定了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主，提倡所谓劳动大课堂。这些，都直接阻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起了摧残教育的作用，也为后来的所谓文化革命这场浩劫做了先锋。’后来林彪、“四人帮”提的教育革命的口号以及全国策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黑纲领、黑路线，很多都是来源于五八年的教育改革。第三次出现的六六年到七六年的所谓教育革命，其实是对教育的大摧残、大破坏，整个违反了教育规律和教学规律，直到现在，我们的元气尚未恢复过来。这个罪恶是很深重的。我们应该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在已有的基础上，适应“四化”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提出新的体系，新的布局来。 　　有几个问题现在需要明确。第一个问题是综合大学究竟是保持文理综合这种片面综合，还是保持文、理、工、农、商、法、财、经、师、医的全面综合好。我认为从教学来看，需要强调打好基础。科研除了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外，还要发展新的学科，加强边缘学科的研究，才能有所突破。因此，我主张综合大学要恢复各个学院，构成全面的综合大学，自然而然地形成所在地区所有大学的中心。对那个地区单科性学院的基础课程，综合大学要担负提高和充实各单科大学教研室的责任。也就是现在各地区的高教体系中，要用全力办好一两所全面的综合性的大学，通过它来发挥帮助其他学祥的作用，从而把那个地区整个的高等教育都带动起来。第二个问题是，为普通教育和职业中学建立完善的师范学院网。目前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为职业中学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师范学校，加以改造并新办一些师范院校。改造就是增加一些适应现代化工农业生产需要的课程；新办就是要办成一套从师范学院到师范专科和师范学校这一完整的系统。 　　还有个大布局问题，就是国家科研机构与高等学校的关系。现在世界上存在两种做法，一种是科学研究任务，不完全集中到一个科学院里，而是分散到各大学校里，在大学里设研究所、研究室；另一种做法是苏联的做法，把科研任务主要放在 　　科学院，大学里只有少数的、零碎的项目。看来我们中国应闯出第三种道路来。这就是充分发挥各高等学校已有的浴力。全国的高等学校现有的科研力量有一百九十八万人，这是一批很大的力量，这批力量不仅用来教学，而且还应用到科研上，把他们组织到全国的大课题里。办法就是各地领导科研的机关应改变思想，不要把眼睛只看到研究所少数的研究人员，而应看到各大学里师资才是各地科研的主力。这样，就能发现人材、发现新的课题，就能把各大学与研究机关的力量组织起来攻关，把经费统盘使用，完成大的项目，也把各大学里闲置起来的仪器、专家动员起来。这是值得我们全国上下重视的一个大问题。 　　重点学校问题 　　中国教育面对着上亿人口的文盲，一两亿的小学生，几千万的中学生，一百多万的大学生，这样一个繁重的任务，领导教育工作要想全面抓起来齐头并进是不可能的，必须先抓重点，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才能推广出去，带动全面。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的小学也有中心小学与普通小学之分。解放以来，我们不仅在普通教育上抓了重点，而且在高等教育上也抓了重点。从五三年开始，高教部决定了各类的重点学校，一共有几十所全国的重点大学。打倒“四人帮”后，教育部又重新决定几十所大学作为全国的重点大学。这样措施，是对的，有效的，但是，成立这么些年了，我们应总结经验，得出改进的办法来。 　　重点学校不是酿教育部批推的，而是靠各大学的长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不断前进中逐步形成而得到公认的。我们且看北大是如何成为全国的重点大学的。首先，北大的历史是与现代近代中国史紧密相联的。划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界限的“五四”运动，就是由北大师生发动的。“五四”运动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批孔运动，都发源于北大。北大当时起了带头作用，它跟当时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搏斗。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它又先后成为反日、反美、反蒋的一?二九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中心，成了全国大学的带头人，起了重点大学的作用。同时，北大集中了全国各门学科的学术权威。因此，它有关各种学术的发言，都成为全国权威性意见，自然而然成为中国重点科研的中心。其次，在教学上，北大踏实严格，可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经学和朴学的传统，把这种传统与现代西方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学风。在这样学风的影响下，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比较名副其实，有一定水平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者。北大还通过学报、专著以及各式各种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在全国报刊发表的论文与文章，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国青年。这样，虽然没有任何机关与个人赠与封号，可是，它是最高学府的重点大学的地位，很早就树立起来，实际形成了。当然，形成的过程是缓馒的，有好几十年，才有这个结果。 　　在中国除了北大外，在解放前还有滑华、交通大学等幂着自己的奋斗取得了重点大学的地位。解放后，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形成了新的重点大学。总的说来，重点大学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 　　I．在教学与科研上，它们都有高水平的成果。 　　2．在师资培训和人材训练上都有成功的经验，而且不断地出现一批批有高水平的人材。 　　3．学校领导不断有所创新，而且带动附近的大学。别的学校学习它后，有所前进。 　　4．学术论文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公认，是有水平的，可以发表到世界一流的杂志上与别国的学者进行交流。 　　5．所培养出来的人材分配到各条战线以后，能在工作中起骨干作用，成为那个部门的骨干和先进分子，而不是图有虚名、滥竿充数的大学生。 　　6．重点大学所在的地方，能运用自己的长处帮助解决附近兄弟院校的师资、仪器不足和水平过低的问题，能与他们合作，带动他们前进，真正起到带头作用。 　　我认为，具备这六条，才能成为一个重点大学。这六条不是靠哪位领导点头批准的，而应是在实际岗位与工作中，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研究、教学工作中，踏踏实实表现出来才算数。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要求，教育行政领导部门看到了某些大学在这六个条件中，已具备一定基础，也可以投下重资和人材，着意加以培养，发挥它的作用，它是解放后新的重点大学形成的可行办法，等待自然发展，所需的时间太长，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 　　还可以组织兄弟学校的师生代表团，到各重点大学检查工作，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经验，互相促进。经过检查，可由代表团提出意见与改进的办法，也可以推广重点大学的优良经验，向全国公布。而对那些只享受重点大学的好处，毫不发挥作用，经过检查，就要适当提出警告、注意事项、改进办法，过一段时间尚无改进，故步自封，应扣发其部分经费，把这部分经费给那些先进的、有可能成为重点大学的学校。不然，重点大学一旦获得这个称号，便成为一个铁饭碗，没有竞争，也就没有促进力量了。 　　原载＜教育研究》1980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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