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的江南，在运河之畔的石门湾，微风柔和地吹着，拂去了晨间的轻尘，也仿佛要洗尽丰子恺先生远来的风尘。离家69年之后，这位走过了无数风雨的老人，终于带着他落叶归根、与妻厮守的心愿，长眠在故乡的厚土之下。 　　 　　　　门当户对的开明婚姻 　　 　　　　 　　 　　　　时光追溯到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２日，在当地这一天被称为“花朝日”，而这一天，也是年轻的丰子恺与妻子徐力民大喜的日子。丰家在当地也是大家，有一定的影响，很多人都争着来看这场婚礼。 　　 　　　　如今，石门镇上８０岁的唐有福老人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当时的情形，但是他一直记得老人们说起过的婚礼场景：“当时丰家和徐家没有像传统的那样用船来运载送嫁的队伍，而是用车，足足有十来车。我们家以前在梅纱弄边上，我父亲一直跟随着送嫁的队伍到了丰家，看着新娘子从轿子里下来，丰子恺就走过去，小心地拉起了她的手，脸羞得很红。” 　　 　　　　对于８７年前的往事，老人们早已不能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寻访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的印象里都只依稀保存着１９３７年之前丰子恺夫妇在缘缘堂生活的片段，但无一例外全是用“恩爱”来形容。 　　 　　　　徐力民女士也是生在书香门第，而且家教也甚为开明，所以虽然是传统婚姻，但两人婚后却并不生分。丰子恺在结婚后不久就在上海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他也把妻子从家乡接了过来，两人住在校内的简易宿舍里，购置了基本家具，过上了清寒但美满的小日子。不过从小就有大志的丰子恺没有安于这样的生活，他开始筹划去日本留学。 　　 　　　　１９２１年，此时徐力民已经有了第二胎身孕，她多么想身边能有丈夫的陪伴。但是她也深知丈夫的抱负，回答丈夫时的轻轻一句“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目送丰子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弄堂口，泪如雨下。 　　 　　　　这漫长的１０个月，在没有丈夫的这段时间里，徐力民几乎以一己之力挑起了一个家，两个需要照料的孩子让年轻的徐力民焦头烂额。但是她一想起还有几个月丈夫就能回来了，便又偷偷露出了笑容。 　　 　　　　五年的桃源生活 　　 　　　　 　　 　　　　上世纪３０年代是个动荡的时代，丰子恺本是个恋乡之人，这也终于促使夫妻俩在１９３３年回到了桐乡石门的老家。据丰子恺的女儿丰陈宝女士回忆，当时缘缘堂落成之后，丰子恺和妻子两人在建筑内转了几圈，以决定房间的分配。丰子恺选了楼上中间采光好的几间作为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其他几间分配给了孩子们和三姐，平房分别为柴房、厨房等等。当他把这些决定一一和妻子说的时候，妻子除了一个劲地“嗯，嗯”外，没有提什么意见，她几乎从来都不违背丈夫的意愿。 　　 　　　　抗战前在缘缘堂里的５年，可说是丰子恺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黄金时光。他在这里赋闲，有贤妻相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赋闲的岁月，往往正是作品多产的时期。闲看、闲坐、闲行、闲想，使得他能静观现实，回忆往昔，写出发人深思的作品来。 　　 　　　　 　　 　　　　带着爱情四海为家 　　 　　　　 　　 　　　　在战争岁月，桃花源似的生活终不能长远。迫于战事，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丰子恺辞别了缘缘堂。从那天起，他率妻子、子女和岳母经桐庐、衢州、常山、上饶、南昌、萍乡、长沙，一路颠沛流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夫妻两人硬是齐心合力将一家人带到了相对安全的广西桂林，行程万里之遥。 　　 　　　　丰陈宝回忆说，在到桂林之后，母亲又怀孕了，可临产还有三星期时，却患了一种病。医生说要马上动手术。产科主任郑万育问父亲：“如果出了事情，保大还是保小？”“当然保大！”丰子恺毅然地说。 　　 　　　　１９４８年，是丰子恺夫妇结婚２０年，回忆起这么多年来夫妻两人走过的点点滴滴，丰子恺提议要举办一个银婚宴，地点设在“第二故乡”杭州的楼外楼。恰巧当时的饭店老板是丰子恺的读者，丰老还赠了一幅书法。 　　 　　　　这对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夫妻，在此后的艰苦日子里，一直在上海过着清寒的生活，直到１９７５年丰子恺先生逝世。两年后，丰子恺先生的骨灰安放在了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丰子恺女儿丰一吟女士说，她曾提议将父亲的骨灰拿出来，撒在他生前喜爱的杭州西湖。但母亲长叹一口气说：“湖里好冷啊！”她知道母亲真实的想法，其实是想和父亲合葬在家乡的土地上。丰一吟说，父亲与母亲一辈子相濡以沫，这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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