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之旅（三） 　　北京之行不但令我对旧景难以割舍，对旧情更是令人怀念。此行我感到最令人难忘的是与那些几十年未遇的，当年境遇雷同的朋友们那场相逢之宴。 　　奥运会开幕不久的一天，热心肠的万万夫妇借车公庄的京味楼，给我们一次难得的相逢聚会的机会。我和珊利先到，接着万万夫妇，二杨夫妇，聪聪和秀梅也都到了。相隔三十三年没见，彼此在街上都不一定认得出来，可一旦相逢，那种欣喜之情真是无法言表。 　　边吃着万万精心点的京味小吃，我的思绪不时回到三十多年前的情景。 　　那是1973年春节刚过，我带着珊利抱着对党的政策宽大，允许我们父子见面的感激心情，从南昌赴京探监，在协和医院东边的总参第四招待所住下来。探监时间则要等中央三办通知。凭着少年时代模糊的一个记忆―――吉合伯伯的大女儿新华在数学所工作，探监之前我们找到了她。想不到新华大姐第一句话竟是：“胜利啊，我们要想方设法营救他们。”这对我来说犹如一道惊人闪电，她是从新疆监狱出来的孩子，受过许多苦，也比我懂得多得多，她告诉我，她父亲和马明方、高登榜、杨之华、张子意、秦化龙等也被监护审查，关在北京的监狱里。她的一番话使我猛然悟道：原来我所崇信的中央专案组定的案也是错案、假案，我所划清界限的大叛徒父亲却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我的思想那时真是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我暗自决心要投入这场营救父亲之战。 　　“胜利，这是北京风味的小吃，多吃点。”二杨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实际上，我是第一次见到二杨。他的父亲杨一德是当年我党在新疆培养的航空队中那批我军最早的飞行员，可惜文革中惨死在造反派殴打之下。二杨当年跑到北京上访，只是我三次赴京探监，均未遇上，甚是遗憾。当时我是从吉合伯伯的小儿子小五得知他的情况的。提到小五，我找到新华大姐两天后，即在位于东长安街的青艺宿舍聪聪家，碰到他。聪聪的爸爸于村，话剧表演艺术家，内蒙人民的胜利、西望长安、风暴、黑奴恨等多个剧目中都是担当主角，当时他拖着重病的身子从干校刚刚回来，还要经常接收造反派监督。我和小五在聪聪家，在于叔叔启发下我们确定要联系到更多的新疆监狱的难友叔叔伯伯阿姨，了解情况，串联信息。在北京探监的日子里我大部分精力是和小五排除各种困难，去了谢良伯伯家、高登榜的爱人刘建阿姨家、秦化龙爱人韩富英阿姨家、程九柯伯伯家、万万爸爸赵明叔叔家、国家统计局局长刘子林叔叔家、商业部罗乃堂叔叔家。虽然这些人家也只有阿姨和孩子们在，但彼此间心心相印，相互温暖着，在漫长的等待中增加了信心。 　　大概在第二次73年底再次探监时的一个寒冷的下午，我和小五揣着我前两天写好的致中央的一封信，前往中南海递信。信中的内容主要是作为新疆案的子女希望中央早日解决已经立案五年的案子，也希望在不能放人的情况下，能尽量改善狱中的生活，保证在监人员的健康，这封信表达了众多家属的心声。我们在北海下车到中南海北门一问，才知道递信只能到西门，于是我们来到位于府右街的中南海西大门。只见门口站着几个站岗的8341的警卫战士。我们到传达室说明来意。传达室的人打了个电话后，叫我们和其他在门口的人一样先等着。十分钟后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同志，他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跟他走，过了马路还要进到一个小胡同，还拐了个弯，才停下来。我很奇怪怎么接待不能在里面，还要跑到这么远，到底要干什么呢？我将信交给那男子，从他的紧张表情似乎找到刚才问题的答案。大概是那时他们阶级警惕性特别高，生怕我们携带了信件炸弹之类，给中央首长造成巨大危险，才会那么紧张地打开信封。好在我们的信一点儿危险也没有，他草率看了看就说：“交给我吧，我们会尽快处理的。你们年轻人要相信党嘛。”随后就将信放到自己公文包里，很快就离开我们，走进那神秘的大门。 　　三十五年前的事又浮现在眼前，我不禁马上问二杨小五现在在哪。二杨告诉我小五几年前不幸得了白血病，不治身亡。我低着头，真没想到和我同命相连的小五那么不幸：当年他在土默特左旗受人欺负，还常写信给江西农村的我，倾诉一番，后来当了工人，境遇也不是太好，老老实实的小五就这样走了。想到这，泪水涌上我的双眼，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咱们为早走的小五干一杯吧。” 　　 　　大家为小五也为那难以忘怀的过去，深情地将酒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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