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我最亲爱的母亲及在她病重期间帮助过我的亲友们： 　　 　　养育“知”恩 　　—— 献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明天就要给妈妈搬“新家”了，写作的意识促使我马上拿起笔来开始工作。当我提笔写到“妈妈”二字时，我的泪水已经无法控制的往下涌，使我真正体会到“泪如泉涌”这句成语是那么的贴切。我只能停住思绪，先写些其它的内容。 　　 　　一、大树的故事 　　从前，有一棵大树，有一个可爱的孩子每天在树枝上玩耍，非常快乐。看到孩子那么高兴，大树心里也非常快乐。后来孩子长大了，去了很远的地方，不再来大树上玩了，大树十分想念孩子。有一天，孩子突然回到大树这儿来，大树非常高兴，孩子却忧郁地说：“我想买房子和汽车，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大树看到孩子很忧伤，急忙说：“没关系，你可以把我身上的树枝砍掉卖钱，就可以买房子和汽车了。”于是孩子高兴地照做了。看到孩子那么高兴，只剩下树干的大树也感到快乐。又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又忧郁地回来了，大树问孩子又为何忧郁，孩子说：“我想出海周游世界，可是没有船，怎么办呢？”大树想了一下说：“你把我的树干据掉做一只船，不就可以出海了吗？”孩子听后又照做了，很久没有再回来，大树十分挂念孩子。有一天，孩子回来了，大树见到孩子甭提多高兴了，大树问孩子：“你还需要什么呢？”孩子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我太累了，我只想在这儿休息一下。”大树说：“那你就坐在我这树墩上休息吧。”孩子坐在树墩上，想起从小在树枝上玩耍，可这棵大树被他砍的只剩下树墩了，他却没给大树任何回报，心里十分歉疚。他问大树：“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你现在想要什么我都会想办法满足你的。”大树安详的看着孩子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和你在一起，能看到你快乐，就是我最快乐的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父母对儿女的奉献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可我们能否做到像父母关爱我们那样地关爱他们吗？我们往往只是索取，还经常惹家长生气。“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 　　这是我最近在汽车里听到的一个小故事，回家后我给三岁的女儿美美讲，她认真的听，还问到什么是养育之恩。她还是太小，一时搞不懂，我只能简单的说：“你喜欢吃的糖啊、好吃的东西、好玩的玩具都是爸爸妈妈挣钱给你买的，这就是养育之恩。长大了你挣钱给爸爸妈妈买好吃的东西，就是报答养育之恩。”她好像明白似的点点头。等见到爷爷，我问她长大了怎么报答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她天真的说：“就是爸爸妈妈给我买好吃的东西。”逗得我和她爷爷开心的乐了。我又反复地给她讲了几次大树的故事，但愿她从小会牢记在心里。我的妈妈小时候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做人的道理，孝顺父母的故事，儒家、道家的思想从小就扎根在我心中。七月中旬，我曾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胡耀邦之子）去江西井冈山参观学习，路过龙虎山道家发源地张天师寺庙，参观后那里的道士赠我一本老子的《道德经》。我看后，感觉里面写的内容就是妈妈在我小时候经常教诲我的一些道理，也是我一直在沿用的人生哲理。 　　前段时间，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听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客座教授静空法师（中国陕西人）的一课。他的观点是二十一世纪解决人类争端的方法，靠西方的竞争理论不行，只有东方的儒家、道家思想才有可能挽救世界。我觉得这个观点对错不去评论，我们从绘画艺术去看，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后，绘画内容的主体是人的个体形象，惟妙惟肖，一个人或几个人占了画面的三分之二以上，说明他们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关注个体，发展观也是围绕个体发展，蔑视周围的环境。而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泼墨的手法，气势磅礴，人在山水中只是一个或几个小点，显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又看出人在自然中的渺小，这和我们现在提出的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是否又有一种微妙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好的思想、观念没有被发掘和应用。 　　 　　二、妈妈病危——“看到姥姥” 　　去年那段时间我和爸爸就没少跑医院，从“非典”前到“非典”后（非典是一种极具传染性的疾病），妈妈也是饱受煎熬。从中药到西药，从口服药到化疗，她的身体器官已经严重受损，抵抗力极低。在医院的七次化疗中，最低时，白血球只有1000多（正常5000以上），极易感染，医院都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病房也不让外人探望了，经过救治才熬过一劫。那些天也是有病乱投医，加上初冬气候变化，就引起了她的咳嗽。有一次到王振国那儿看病，妈妈硬是拖着虚弱的身体爬上四层楼去就诊，我要背她，她坚持不让，看到她那痛苦的样子，我真想给王大夫磕几个头，让他救救我的母亲。看到王振国那威严不经意的样子(他一天看几百个病人，可能十分疲惫)，我含着泪求他为我母亲认真诊断。最后没过五分钟，开了几大包药，妈妈由于这段时间吃的药比饭还多，肠胃受到严重的伤害，已经吃不下去了，这令我十分焦急心痛。近一个月，妈妈天天夜里咳嗽不断，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上，这对人的精力、体力都是巨大的消耗。听到妈妈不停地咳嗽，我就感觉是自己咳嗽一样，有一种阵阵的胸闷和头痛之感，心里十分难受。从小我就身体不好，常感冒咳嗽，妈妈说一听我咳嗽地喘不过气来，她的心就揪了起来，现在的我和她感觉一样。 　　二零零三年的十一月十七日，妈妈病情突然加重。十七日早上刚起来，小郭就让我给爸爸打电话，我听到电话里爸爸的声音非常微弱，以为妈妈已经过世，我流着泪水驶向家里。到家看到妈妈倚靠在床上奄奄一息，我非常震惊，前一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妈妈还算正常，怎么一晚就这样了呢？爸爸说她昨晚咳嗽了一宿，几乎喘不过气来，急得爸爸只有流泪。我埋怨爸爸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为什么不打120。他说妈妈不让给我们打电话，怕影响我们的休息。这就是我的母亲，她只关心别人，从不关心自己。看到妈妈奄奄一息的情形，我们姐弟三人一商量，还是送医院吧！我马上通过区青联郑秘书长找到朝阳医院呼吸科有名的大夫联系到一张病床，我和张静先去看了一下，七个人一间，什么病人都有，我担心妈妈身体如此虚弱，再染上其他病更糟糕，但就是没有单间。这时杨宝林打来电话说联系了北京医院特需单间，于是我们安排妈妈住进了北京医院。开始妈妈在赵主任的治疗下半个月后有所好转，咳嗽基本上止住了，能睡觉了。但好景不长，她咳嗽好转之后，赵主任就将妈妈转到肿瘤科张主任那治疗乳腺癌。这一转又是新的治疗方案，不但没有好转，咳嗽又犯了，从此再没彻底好过。一会水肿，一会胸积水，妈妈遭了太多的罪。为了排水，一天用十二只利尿药（正常两只），把皮肤下的水都抽干了，大腿瘦得干巴巴的，可肚子、胸腔的水还是多，影响呼吸。于是又用长针从胸腔里抽水，我简直看不下去那种痛苦的治疗方法。后来妈妈说是张主任水平低，害得她越来越差，我又多次找赵主任、找院长、找卫生部的部长助理，多次专家会诊，结论都是说她是癌症晚期，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那段时间单位的事情很多，但只要有一个小时也要过来陪妈妈呆一会，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原因是因为妈妈说只有我来才能给她带来一丝快乐，我讲事业上的进步，当政协委员了，和市长一块开会了，东三环要盖大楼了，又跟她开玩笑，逗她乐。她已经感到自己不行了，说梦里看见了姥姥在向她招手，说她要去找她妈妈去了，她不愿再被病魔折磨，要爬到楼顶跳下去，尽快了解。我听了十分难受，但也要强忍悲痛逗她开心。我说：“我同意你的想法，但要等到我的新项目三年后盖好了，你上楼顶剪完彩再跳，为了这一目标你也得再活三年。”她听后乐了，但这乐的背后却带着苦涩的哀伤。她对我说：“儿子，你工作别着急，别太累了，什么大楼盖不盖的，别把我儿子累倒了。”我说：“我这不是给你完成心愿呢吗？咱家刚到北京的时候你不是老说这么多高楼什么时候咱们也盖一个就好了，现在我已经盖了两个了，再在东三环上盖一个更高的，你一定要等着看到盖好的那一天。” 　　第二个原因是我感觉妈妈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在她走之前要和她多呆些时间，我还常带女儿美美来看她。美美平时最怕上医院打针，但为了看奶奶，美美让小郭阿姨用衣服把自己包起来，别让医生“看见她”，看来“掩耳盗铃”是有出处的。看到美美，妈妈更是开心的难以言表，美美也是围着奶奶的病床问这问那，心痛奶奶，她很有同情心，十分可爱，看着奶奶的脚肿了，她还帮着奶奶泡脚。一次，我带着美美看完奶奶送她们回了家，回家后我感觉妈妈还有一丝恋恋不舍，就又返回了医院，此时哥哥正在病房中陪着妈妈，妈妈正闭目休息，当她微微抬起她那沉重的眼皮，用一丝目光看到了我，突然眼睛一亮，目光中透露着那样的惊喜，激动的说：“你真是神仙了，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呢?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了。”看到她那高兴的样子，我更是明白她已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想多和我在一起，这时一直护理妈妈的秦姐也对我说：“她原来不管多难受，几次抢救都不让我告诉你，说我小儿子事多，太累，别牵扯他的精力，但最近她老是说想见我的小儿子，就见他我最高兴。” 　　农历三十我和张静来到医院和妈妈爸爸吃年夜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医院过年，也是我和妈妈过的最后一个年，以前的三十三个年都过得高高兴兴各有特色，但我已经忘怀了，只有这个年，虽然吃的是盒饭，但它会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永不磨灭。 　　妈妈的病一天天在加重，呼吸越来越困难，喝点水也排不出去，吃东西也是既吃不了多少，又排不出去，小便两三个人帮忙，大便要四五个人帮忙。妈妈是个一辈子要强的人，看到了自己现在这样，她十分悲伤，老说要想办法离去，不给别人添麻烦。她的心率由一百多升到一百四十多，最后两天，到了一百七十多，我们大家都明白这是大势已去，只有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了。但我又十分担心她活活被憋死所经历的痛苦，因此，我和爸爸一块找医生问是否可以安乐死，因为妈妈一再表示不愿再遭受此罪，但医生说，目前国家法律不允许。 　　二月三日农历正月十三，这天事情较多，中午我匆忙赶到医院，陪妈妈呆了一会，吃了午饭。下午开完会从亚运村又赶往医院，短短的路程却走了近两个小时，中途买了个汉堡边走边吃，到了医院已经七点多了。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张静都在医院，我一到又是说又是笑逗妈妈开心，妈妈突然表情严肃起来说：“你们几个今天都在这，我也熬不了几天了，嘱咐你们三件事，就算遗嘱吧。一要好好照顾你爸爸，他也不容易，他想干什么就多支持他；二是家里大事多商量，多听听你姐夫俞利的意见；三是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我这一辈子没什么遗憾的，最后留给你们一句话：‘功德圆满无遗憾，留得光辉照子孙’。”妈妈说完这番话大家都以泪洗面，十分悲痛。我为了不让大家和妈妈哭作一团，影响妈妈的病情，就含泪强装笑脸说：“妈妈，你应该满足了，你们姊妹当中你是最长寿的，咱们家现在也是最辉煌的时候，事业蒸蒸日上，深圳高级公寓也住上了，别墅也住上了，专车也有了，就是省部级干部也未必有这样的待遇，您在亲朋当中也是出人头地了，第三代子孙都看见了，唯一遗憾就是没看见君君结婚和她的后代了。”说到这大家也都忍住悲伤，继续和妈妈说其他话题了。 　　晚上十点多妈妈怕我们都在这熬着休息不了，就让姐姐留下，其他人都回家休息。我回家刚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姐姐打电话来让我们赶快过去，我和张静急忙赶到医院，看到医生正在抢救妈妈，一口痰上不来憋的她够呛，又是插管又是吸痰，搞得妈妈很难受，我在旁边看的直要吐。过了一会抢救过来平稳了，妈妈又把我们都轰了回去，只留下哥哥一个人及秋生哥和秦姐。 　　二月四日农历正月十四，折腾了一晚我四点多才睡，当我九点钟醒来后，司祥来电话让我马上过去，这回到了医院已经再也听不到妈妈的声音了，她已于九点二十分经抢救无效，静静的离开了我们。看到她安详的躺在那，我泪如泉涌，白布包裹着她的身体，露着她那经历了风风雨雨六十七载的慈祥面容，我扑过去抚摸着妈妈的额头，那额头还是那样的温暖，我不相信妈妈走了，我哭喊着说：“我妈妈的头还是热的呢？”秋生和司祥给我架到门外，我本不想在公共走廊放声痛哭，但一股悲痛从我的胸膛里喷发出来，我无法压抑，放声的大哭起来，当时感到胸膛就像崩裂了一样，我终于懂了什么是“撕心裂肺”！ 　　很快我们都冷静下来面对现实，因为这一天的到来大家都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并不是突然意外发生的事件。我们将妈妈送到太平间开始商量办后事，虽然有些准备，但对具体的程序、仪式、规模此前并没有商议。我的意见就仅限于周围人员，不要扩大范围，这也是我一贯做事的原则，不愿将自己的痛苦与悲伤让别人来分担。另外俗话说：“请人哭是没有眼泪的”。我们姐弟三人就商量想从简办理后事。但这时姐夫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一定要认认真真隆重的按常规办理，想到妈妈的遗言，大事要听姐夫的，我们就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三天后开追悼会。这时我的头脑很乱，一是受到这么大的打击，情绪难以平静；二是对我来说家里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大事。回到家中，张惠欣过来商量后事的处理，他提出了一些想法，最后决定由杨宝林、张惠欣、李冬林、刘彦武、曹永忠几位同事组成治丧委员会全权办理后事。 　　我们在家接待来家悼念母亲的亲朋好友，包括远在牡丹江的三叔和江西的姨夫表哥，还有德州的刘登顺，都专程前来悼念。当天下午我还约了设计院的人召开元泰大厦方案会议，我强忍住悲痛前去参加，但也许是苍天的意思，不让我为了工作而放弃家中如此大事，走在途中我的头痛得像要炸开一样，实在坚持不了，我才打电话请了假。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接到来自各方问候的电话，每一次提及“母亲走了”几个字时，我都无法按奈悲痛而失声痛哭。那段时间我真不想再接听电话。 　　 　　三、两个担心，两个安慰 　　二月六日，妈妈走后第三天，这一宿我和哥哥、姐姐及家人轮流为妈妈守灵，凌晨五点多就启程出发了。到了北京医院悼念室，众多亲友已在那里守候，大家和妈妈的遗体短暂的告别之后，将妈妈抬上灵车（八宝山最好的奔驰车）驶向八宝山，路上我们走的是前门大街，我心里很遗憾，因为我想应该让妈妈最后走一下长安街。（我认为可能是有什么规定不让走）由几十辆车组成的护送车队顺利地到达八宝山，在省部级的一个大悼念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的花圈一百多个，很多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听说后都专程赶来送别，悼词由李冬林执笔杨宝林宣读。短短几百字概括了母亲的一生，整个追悼会办的非常圆满顺利。很多前来送别的亲友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妈妈走的那天二月四日正是立春（民间说法节气变化，爱走病人）。二月六日这个初春却是格外的寒冷，风也格外的大（从小姥姥就教导我说‘打春你不要欢喜，还有四十五天冷天气’），大有苍天悲伤之情。张静那淌满泪水的脸被寒风一次次的侵袭，旧的泪水刚被风干，新的泪水又重新在她那脸颊上流淌，最终导致她面部皮肤过敏长达半年之久。直到妈妈的骨灰半年后入土，张静的过敏才好转。这一切是巧合还是有一种联系不得而知。 　　事后我同治丧委员会及同事们说：“我代表全家感谢大家将这个葬礼操办得这么好。在短短的三十个小时过程中，做了这么多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因为我本身也是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别。我母亲病危期间我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她呼吸困难，活活被憋死；二是担心她经不起折磨，为了让我们少受牵挂而寻短见。现在看来都没有发生。我的心里又多了两个安慰，一个安慰是母亲最后平静的走了，解脱了病痛折磨；第二个安慰是母亲的追悼会办的如此庄重，她也会欣慰的。这里我还要感谢我的姐夫俞利在紧要关头把握了方向，没按我们从简的方式操办，以致于留下遗憾。看来母亲临终的遗嘱是多么有预见性的。因为我这段时间头脑打击太大，又不想拖累亲友，所以想从简操办丧事。人在这时的想法往往是不理智的，通过这个经历我希望今后谁家里遇到这样的大事，我们都应该亲友同事帮助操办，‘患难见真情呀！’ 　　丧事处理过后，我提议全家陪老爸出去散散心，一来母亲病重这一年多，老爸始终陪护她，身心憔悴，老了不少。特别是现在的环境使他睹物思人，心情悲痛；二来大家这一年也都为母亲的病操劳，身心疲惫，也应该放松一下。经大家同意，我们就没按民间风俗要守七七四十九天，我们还邀请了爸爸的好友王小东大哥陪老爸一道去往海南三亚休息了几天。通过这次活动使这个大家庭凝聚力更增强了，大家一致认为虽然妈妈离开了我们，但这个家不能散，我们要紧密的团结在以老爸为核心的大家庭之中，让妈妈在天之灵放心。 　　 　　四、妈妈走了，精神永存 　　二月二十一日（农历二月二）我们选择了这天在雍和宫为母亲的亡灵做超度法式，选择这天我们并不知道是农历二月二，而且是藏教春节。特别是“二月二、龙抬头”也是金三元酒家自己的节日，生意最红火的一天，这个二月二吃扒猪脸也是金三元在北京发掘创造出的节日。但这一天清早就下起了蒙蒙细雨，虽说春雨贵如油，但对我们来说这雨却是寄托着哀思。超度仪式很是隆重，因为赶上藏教的节日，所以上百名僧人在念经，还有一些西藏来的高僧参加。仪式结束后，天上的雨也奇怪的停了。听牡丹江的一位大师说，她看到我母亲那天架着彩云升天了，听后我们也安心了。奇怪的事还有哪，母亲去世的那天上午，远在牡丹江的王清敏大爷（爸爸的好友）来电话说：“昨天晚上我梦见桂秋架着彩云来看我，我问她怎么来了，她说和我告别的。”还有母亲最敬重的刘国章大爷说：“今天上午九点多，我老伴突然莫名其妙的哭起来了，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也不知道。”这都是远在外地发生的事。 　　其实在我身边也有很多“巧合”的事。去年底十一月十七日妈妈病特重的那天，我们都忙着为母亲找医院，在我的单位却发生了一宗盗窃案，我叔叔的儿子沈忠这个小人，窃走了我公司一笔上百万的巨款，他已逃之夭夭说“自己到了美国”。在王海荣律师的指导下，我们到公安局报了案，但他要真是在美国，公安局也没办法。那段时间我顶着巨大的压力，独自承受着痛苦，连我老爸都没敢告诉，更甭说老妈了，她听了可能早就背过气去了。但就在时隔三个月，我们为老妈亡灵超度过后，公安局突然告诉我，说沈忠不但没有出国，钱已经部分被公安局冻结了，并且已经全国通缉了，听后我非常高兴，可能是妈妈在天之灵在默默帮我吧！ 　　另一件事发生在七七四十九天，母亲走后我还从来没梦见过她，听别人说她要有事会托梦给我的。在四十九天前夕，大家商量七七烧纸祭奠，正好赶上那天是周一，为了不影响工作，就商定提前一天，周日去烧纸祭奠。结果七七过后我梦见妈妈带着慈祥的微笑看着我，没有说任何话，我却在梦中哭醒，泪水湿透了枕巾。我想是不是没有七七那天准时烧纸祭奠，妈妈为此来看我，我就又补了一次烧纸祭奠。后来也梦见过几次妈妈，都是慈祥的向我微笑，没有说任何话。我却每次都在梦中哭醒，现在只有在梦中见到我最心爱的妈妈了。 　　妈妈的墓地是我和爸爸选的，在天寿园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当中，入土仪式也非常庄重。我们姐弟把母亲的骨灰从八宝山送到天寿园，一路上我手捧着妈妈的骨灰盒，泪水不停的流淌，思念着她的慈祥面容。到了天寿园的山脚下，看到万里碧空衬托着那翠绿的青山，我的心里油然而生出一句“青山葬慈母”，但下联却一时想不出恰当的词句。当入土仪式顺利的完成后，直到金三元酒家举行沈青不老松网站开通仪式时，我突然言出“苍松寄悠情”的下联。既有对母亲的思念，同时又将老爸的不老松网站也写进去，希望通过网络这种现代通讯工具更加了解沈氏家族的过去和未来。但愿这种联系长久的保持下去。 　　妈妈最终能安葬在北京这块风水宝地之中，她过去肯定没有想过，但在她病危期间，为了给她冲病（民间说法给病重的人买墓地能驱赶病魔），爸爸把天寿园的图片都给她看了，她也很满意，我还曾经鼓励她养好身体亲自去看一下，会更满意。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我也很遗憾。不过爸爸主持编写的《岁月留痕》妈妈在病危期间看到了，对她是个很好的礼物和安慰，当时我还反对爸爸在妈妈生前出这本书，看来爸爸的做法是对的，妈妈生前经历了困苦，也看到了辉煌，连自己身后的事都看到了，应该是非常安心的离去，这也是我们用最好的方式向这位我最亲爱的妈妈、我一生最好的老师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以此报答这位伟大母亲抚养我，报答这位崇高的老师教育我，为我付出她一生心血的——养育之恩！ 　　妈妈走了以后，我越来越有一种责任感，像是自己要做妈妈的化身一样，连我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不知不觉地改变成妈妈的习惯了，而且这些习惯都是我过去特别反对她的习惯。例如去卫生间不开灯借屋外的光亮以达到节电；美美的洗澡水都留下擦地冲厕所；擦过手的面巾纸再擦桌子或擦鞋；吃饭吃不了的剩菜剩饭都争取分给每个人。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这和目前严重缺水、缺电、缺资源，国家又从新提倡节约各种资源是多么的吻合啊！小事上不注意节约哪有大的节约。可惜国家提出的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在她走了之后，前些年的一次性消费品和不注重节约的消费形式，一直被妈妈所反对，我们也一直“嘲笑”她老思想。但现在看来她的老思想又是那么的超前。这和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有很大关系，这种中华传统的美德从我小时候她就一直在给我灌输，现在更是在她的影响下改变着我，改变着我的生活，但愿也能唤醒其他人的良知。妈妈走了，精神不但没走而且给了我无穷的力量，特别是对生与死的认识，过去提起死亡，对我来说十分可怕，因为对死亡之后没有认知，这次妈妈病危之时说常常梦见姥姥，她很想去找她妈妈去。现在妈妈走了，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去找她，所以我不怕死了。活着我会传承妈妈的美德，做她的化身，延续她做人的精神——做一个对别人有意义的人。 　　想到妈妈的美德是姥姥培养的结果，妈妈不在了，纪念姥姥、姥爷的责任悄然地落在我的肩上。我不知不觉地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去祭奠一下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不能忘记祖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妈妈从小教育我的观念。所以我回东北专程祭祀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墓地，我这个使命才算完成。回来后，我又专程去妈妈墓前告诉她，相信她会听见，也会夸奖我懂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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