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的夏尚志、清华大学的于九公、师范大学张文藻、中国大学张清林(后改名张革)以及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郑炳文等人，经北平党组织的批准和在广大进步学生支持下，由从东北回到北平的清华大学张甲洲带领，化装成商人，于1932年4月末到达哈尔滨。因张甲洲在东北做过国际工作，情况熟悉，所以很快就和满洲省委取得联系。省委指示他们要开展武装斗争，并将人员做了分工，除夏尚志暂时留在哈尔滨，于九公到北满交通站工作外，张甲洲、张文藻、郑炳文、张清林4人去巴彦组织抗日游击队。张甲洲等人来到巴彦后，便着手做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发动工作。由于当时日本侵略势力还没有伸向巴彦，所以他们的行动采取半公开的形式，把工作重点首先放在争取敌伪下层人员身上，使其同情和支持抗日工作。当时巴彦县地方武装是县保卫团，团总是王家善。甲设自卫团，每个自卫团都有二、三十人的武装，这些都是可争取的抗日力量。张甲洲利用郑炳文和王家善在日本同学的关系，派郑炳文去劝说王家善。这时在北平读大学的李时雨(廷方、兴隆人)也回到家乡组织抗日军队，就和郑炳文一道做王家善的工作，经过郑、李几次动员，王家善同意抗日。张甲洲利用地熟人熟的有利条件，也做伪甲长和自卫团的工作。七马架屯伪甲长(兼自卫团长)侯振邦，是个小地主，经张甲洲的说服动员，同意把自己带领的30名自卫团拉过来参加抗日。三马架屯伪甲长陈维新，二道岗屯伪甲长米秀峰在张甲洲的动员下也同意参加抗日。 　　 　　　　另外，广大人民群众多数充满了抗日激情，尤其是爱国学生和爱国的知识分子，都主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其中有巴彦宋春山，中学校长孔庆尧、绥化黎明辉，以及后来参加抗日的巴彦在北平大学读书的武斌，安达县在北平大学读书的丁集阳等。队伍不到1O天就发展到200人左右，并决定了起义的时间、方法和集合地点，做了举行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5月23日，把人马集中到七马架屯，正式宣布巴彦抗日游击队成立，由张甲洲任总指挥，王家善任副指挥，孔庆尧任参谋长，并宣布了游击队的纪律。 　　 　　　　由于游击队的旗帜鲜明，所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仅一个月，就增加到500多人。中共满洲省委为加强游击队的领导，于8月中旬派赵尚志(化名李育才)任巴彦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派吴福海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兼任游击队的党代表。又于11月份，满洲省委决定将抗日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 　　 　　　　巴彦抗日游击队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队伍最早的一支，也是直接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抗日游击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洼兴桥、七马架、李百顺屯及骆驼砬子沿山一带的村屯，伺机打击敌人。敌伪政权也想方设法排除这支抗日武装。游击队成立不久，在东山边的姜家窑及骆驼砬子一带和伪县长程鉴溪派来的自卫团进行了两次小的战斗，游击队虽无伤亡，事实却已说明必须提高警惕，对敌伪汉奸不可轻视。在这之后，游击队领导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出现分裂，张甲洲带一部分人去东山里，准备联合山林队“绿林好”共同抗日。而王家善、李时雨也把队伍拉到洼兴桥，重新改编，称“黑龙江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王家善任总指挥，李时雨任副总指挥，孔庆尧任参谋长，时隔不久，队伍即便解散。 　　 　　　　张甲洲把队伍拉出后，从"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目标出发，在新街基附近的大烟沟找到了山林队头领"绿林好"(苏占山)，张甲洲对他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同意联合抗日。 　　 　　　　 这时抗日游击队名声大振，四方群众纷纷参加，队伍迅速发展到700多人。7月间，张甲洲将游击队进行整编，下分四个大队，一个模范队(后改少年队)和一个教导队。队伍发展壮大以后，他们就向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解决装备问题。7月中旬决定攻打龙泉镇。这个小集镇有警察署、自卫团和天增泉烧锅，共有百余人的武装，镇内还有围墙和炮台，戒备比较森严。战斗从早晨打响，到中午攻进了龙泉镇，缴获百余支枪。天增泉烧锅掌柜张振录经张甲洲说服教育也支援子弹4 000多发，游击队武器得到了扩充，战斗力加强了。在割小麦(7月末)的时候，游击队准备攻打地主的土围子"王四窝堡"。未正式攻打之前，张甲洲带领警卫人员，对王四进行说服教育，希望他能顺民情、晓大义，支持游击队共同抗日。这个死心塌地的顽固派，非但不接受张甲洲的劝说，反叫人把张甲洲绑上准备送县邀功请赏。当晚，张甲洲说服了看押的炮勇张兴，放跑了张甲洲，张兴也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攻进王四窝堡后，召集群众开会，打开仓库把粮食、衣物分给了穷人。 　　 　　　　1932年夏，日本侵略者虽未占领巴彦县，但他的政治影响却通过亲日派，汉奸已伸展到城乡，加之敌伪政权机构日益完善，并豢养了一些反动武装力量。这些反动武装给人民抗日活动威胁很大。为了有力的打击敌人，当时游击队的策略是"联合友军，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当时有一支在巴彦、呼兰一带活动的300余人的武装，是旧东北军马占山的部下，团长叫才洪猷，人称"才团"，另有"绿林好"率领的一支200余人的山林队。这两支队伍经张甲洲的说服教育，同意联合抗日。8月30日，游击队、"绿林好"、才团分别从西南、西、东北三面攻进巴彦县城。城内的敌军、自卫团溃不成军，敌营长沈某当场被打死，伪县长程绍濂逃出城外，县城遂被占领。 　　 　　　　游击队进城后，立即开展了宣传工作。他们沿街散传单，贴标语，组织讲演团，并提出"联合起来，铲除汉奸"、"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驱逐日本鬼子出东北”、“只有武装抗日，才有中华民族的出路”的政治口号，他们还打开伪县公署内务局长曹俊义家的粮仓，赈济贫民。由于政治宣传工作跟得紧，城镇的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抗日，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进驻县城一周后，素有政治野心的才洪猷见有利可图，企图吞并游击队和"绿林好"，扩大自已的力量。他利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收编了"绿林好"，也想用同样的办法收编张甲洲。但抗日游击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坚持的是"独立自主"的方针，主张的是"联合"而不是附合，更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于是经和赵尚志共同商量，便把部队带出县城，撤到洼兴桥一带进行整顿，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中秋节前夕(9月上旬)巴彦抗日游击队指挥部得知康金井车站来了一部分日本军队的情报。康金车站是滨北线上的一个小车站，拿下此站南可拒哈尔滨之敌，北可御绥化之寇，确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经指挥部军委研究，决定武装夜袭。张甲洲和赵尚志立即召开队长紧急会议，做了战斗部署。会后挑选100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组成一支精锐的轻骑队，行动前又做了周密的安排和动员。傍晚，队伍就在张甲洲和赵尚志的率领下扑向康金站。首先在车站外边扒掉了几段铁路，切断站内外的交通，防止敌人逃脱和从南北两处来的援兵。然后包围了日军在车站的据点和票房子。不料，这次行动却扑个空。原来进入康金车站的一小队日本兵，恐怕夜间遭受袭击，在日落后架着摩托车偷偷跑到绥化县城去了。因此游击队只和绥化赶来的伪守备队打了一仗，缴获一些伪币，几套铁路制服和一顶站长的带有红箍的大沿帽。这次战斗虽然打了胜仗，但队员们都因没有打着日本鬼子而有些扫兴。 　　 　　　　打完康金站，队伍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游击队军委决定攻取东兴镇作为根据地。东兴镇是靠近巴彦东北的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镇内反动武装力量很强，还有封建迷信团体红枪会作支柱，共有敌伪武装300多人。农历十月初一，游击队走到李百顺屯东北二道岗时，遇到"绿林好"率领的山林队，约定联合攻打东兴镇。下午三时从南、北、西三面合围，逼近城门。城内敌人利用红枪会打头阵，向外突围，而保卫团和伪警察据城死守。中午过后，在游击队猛烈攻击下他们渐感不支，纷纷由东门逃跑，盘踞在东南山林一带，伺机反扑。守卫在北门一带的红枪会，坚信刀枪不入的邪说，手持长矛大刀，蜂拥而入，和手持枪支的游击队相拼，结果都被打败。东、西、北三门被攻破，游击队迅速进城，驻扎在泰东公司。这时，“绿林好”才率队赶到，住在原东兴设治局。 　　 　　　　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接连在几次反扑都惨遭失败后，在第三天的中午，集中了各乡自卫团的兵力1 000余人，在敌军头目孙三阎王的率领下，大举反攻，战斗打的十分激烈，战斗中赵尚志左眼负伤，第二大队长夏尚志左脚挂彩。 　　 　　　　为了避免重大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采取不打硬仗，暂时撤离的对策，率队突围，回到姜家窑驻地整休。 　　 　　　　游击队撤出东兴后，经过暂短的休整，准备二次西进抗日。11月中旬，以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的吴福海带回了省委的指示，将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的建制。由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参谋长并负责军委工作，吴福海仍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兼任政委，杨国兴任政治部主任，范正惠任宣传部长，原一，二、三、四大队改为一、二、三、四团，原少年队改为少年团，警卫队改为纠察队。并根据省委的指示，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重点活动在松花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这次西征的目的就是要到达安达、拜泉等县，和在那一带活动的李克成(北平工学院的学生)、郑炳文(巴彦游击队组织起来后回家乡拜泉组织游击队)等会师，并准备和活动在齐齐哈尔等地的李海青、邓文等抗日武装联合抗日。初冬季节，从巴彦北部根据地出发，沿呼兰、兰西、青冈一直向西挺进。在西征路上，他们遇到小股敌人也打，警察署也攻，收缴枪支弹药扩充实力。每到一地就散传单，贴标语，宣传抗日救国，所以有很多青壮年参加了游击队。 　　 　　　　西部地区的肇东、安达、明水、林甸，依安等县过去曾有苏炳文、马占山、邓文、张锡武、李海青等抗日队伍经由和驻扎过，后来他们都转移到别处。这些地方则成为没有抗日武装的地区，因而亲日派汉奸和反动势力有所抬头。当巴彦抗日游击队到达这些地方时，有兰西县的冯大脚丫子，明水县的大刀会等地方武装进行阻拦，双方进行过几次战斗。 　　 　　　　1933年1月，正是农历腊月家家准备过春节的时候，游击队开始挥师北上。这一带形势险恶，反动势力猖獗，给游击队抗日带来很大困难。当队伍来到拜泉县三星镇时，连遭成群结伙的红枪会阻截。对于红枪会，游击队采取诱敌旷野，以逸待劳，敌追则跑，敌疲则打的战术，个个击破，一举歼灭。游击队在拜泉北部抓到一个大排编练员，带到通北县境内，召开有数百人参加的惩处汉奸亲日派大会，当众宣布他破坏抗日的罪行，将他就地枪决示众，人心大快，给汉奸走狗一个很大打击。此行由于没和李海青、邓文等汇合上，决定回师东进汤原一带打游击。经过海伦、绥化、铁力、直达余庆(庆安县)。由于收缴了山林队"索利营"的5支新三八式步枪而引起武装冲突。“索利营”是游牧民族，武器新、装备好，能骑善射。相反游击队的武器、装备、马匹都不如“索利营”，加之天寒地冻、路远道滑，故初次交锋就处被动地位。游击队改道，进入山里继续东进，“索利营”依靠人熟道熟的有利条件，拦截堵打，穷追不舍，当走到半截河山里时，又遭到埋伏在河两岸的地主武装曹荣部队的突然袭击，在前后夹击的情况下，游击队的伤亡很大。虽然处境十分困难，但士气仍很高涨，经过几次激战终于打败“索利营”。 　　 　　　　在摆脱"索利营"向汤原县进军，当队伍走到余庆县北部克苏里大桥和七道岗附近时，又接连遭到徐景阳的地主武装和王振武率领的警察队的伏击。游击队因是远道而来，一路连续战斗，人疲马乏，又遭这突然袭击，游击队处于极端被动地位。当指挥部宣布向汤原进军，深入敌后抗日的决定时，遂使一些战士思想产生波动。因游击队大多是来自各地的农民，乡土观念较深，听说去远隔千里的汤原一带打游击，离队开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春节来临，更加引起思乡之情，所以当队伍走到绥化、黑山后时，走散的人马更加多起来。在农历腊月过小年前后，队伍回到巴彦根据地姜家窑，仅剩下警卫队和少年团等六七十人。针对这种情况，经张甲洲、赵尚志等指挥部决定，采取暂时分散隐蔽的办法，等待时机，再行组织。 　　 　　　　在除夕之夜，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到达哈尔滨，向省委做了汇报。当时满洲省委批评他们走的是"地主富农"路线，赵尚志对省委的批评不服，拒绝检讨。最后，满洲省委决定给予赵尚志、张甲洲开除党籍的处分，政委吴福海、二团长夏尚志、一团长张革(即张清林，在横头山战斗患伤寒病，离队在北满交通站于九公家中养病，队伍解散时未在场)等均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赵尚志到哈东孙朝阳抗日义勇军和珠河反日游击队继续与日寇作战，张甲洲去了富锦，吴福海、夏尚志等也都转入地下做反满抗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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