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甲洲两次在齐齐哈尔读书，因老闹学潮，所在地，政府当局称他是“赤化分子”。 　　张甲洲为人精明多才，能言善辩，仗义勇为，鄙视富人，尤恨奸商，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 　　1927年，齐齐哈尔宣传抵制日货。有一次几个学生到商店检查日货，竟被老板嗾使伙计给打了出来。张甲洲为此便率领学生大砸商店，将其隐藏的日货，扔到街上焚烧，并当众宣布那个商店为“卖国奸商”，迫使该商店只好答允经后不卖日货，并向学生道歉了事。 　　以后，张甲洲又联络王国华、李廷槐、武斌、高文藻等各校学生，组织全齐齐哈尔学生，举行一次反日游行。这天正下小雨，我们好几千学生冒雨游行，后被军警驱散。不久，从督军府、教盲军府、教育厅传传出消息说：这次反日爱国运动，是赤化分子阴谋捣乱。 　　当年，即1927年冬，齐齐哈尔第一中学校长曲词韶、教务主任崔鸿熙和一个姓孔的斋务主任等人，执行督军吴俊升（群众送号“吴大舌头”）和教育厅的指意，用高压手段管束学生，已到冬季严寒的时候，仍不升火取暖，使学生冻的无法上课，因我和武斌带头抗议。所以，都被开除学籍。相继各班学生又被开除很多。为此，引起全校学生罢课，教育厅下令：全校解散，听候改组。然而，这也没有制服学生，却又引起其他学校学生罢课，支援一中学生。张甲洲又和一中学生高文藻、政法学科学生王国华、农业学校学生李廷槐，以及工业学校学生，共同组成一个学生团体，声援一中被开除的学生，要求教育厅收回成命。这时，我们被开除的学生都住在客店里，经济负担过重，所以，对反动当局恨的咬牙切齿，都不顾一切的参加他们的团体，对抗学校。我们和教育厅周旋斗争达三周之久。反动政府称此学生闹事，又是赤化分子捣乱，要逮捕为首的张甲洲等人。以后，张甲洲倒被抓云，打个“二罪归一”，险些丧命，后在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才释放出狱。学生后来都被驱散，全部撵回家去。这次事件便不了了之。 　　张甲洲的这些“不法”行动，必然引起省府当局的注意，一些当权者认为他是一个赤化分子，所以，1927年冬，省选送留日学生时，抹掉了他的名字。如果按其学术水平，张甲洲完全合格，除他而外，别无他人。应考的另一人是马毅，结果，张甲洲落选。 　　1928年春，张甲洲与武斌进京求学。张甲洲先考入弘达补习学院，转年插班考进北京大学理予科。第二年秋升入北大物理系一年级。 　　张甲洲耻真有学问，常替家乡去的同学考学校。1928年秋，他替武斌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又替李廷槐考入了北京农学院；1929年秋，替于九公考入了清华大学，因此，同学们都称他“铁杆枪手”。那时能替考。1929年春，于九公替武斌考入了北京大学文予科（因北洋大学是工科，他学不下去）；我替王国华考入了北京大学文予科，当时，我已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理予科。以后，我和王国华往来很亲密，我常去北大看望他们。 　　1930年暑期，张甲洲、王国华、李廷槐和李时雨等人，组成了一个驱翟学生会，回乡开展驱翟运动，我在北平留守，负责联络工作，并向各地印刷、邮发宣言、传单等事宜。他们把贪官翟光凡，也叫翟文举，（人称“翟二爷”是一个坏县长）撵走后，又把县内一些土豪劣绅给前任县长王玉科立的“功德碑”，推倒砸烂，张甲洲以前就曾发过誓：非推倒这个玩艺不可！些次回乡，诺言实现了。自从蒋介石国民党进入北京，张作霖退出北京后，张甲洲的思想，逐渐转向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记得他曾给我们讲一个反蒋的故事；在武汉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为了掩革命同志脱险，手持红旗，向相反的方向奔跑，把军警引开，挽救了同志。他除给我们讲英雄故事以外，由于我们受到了张甲洲的启发，同时看到了国民党的内哄，所以，都婉言谢绝了。以后，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参加国民党的，大多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好多人成了抗日烈士。 　　1930年5月间，张甲洲和王国华、武斌等同学在北京灯市口基督教青年会参加了一个会议，公开是反日会，其具体内容不详，因而被捕，拘押在警备司令部。我和李廷槐曾去控望，知道被捕的人，大多数都是学生。他们都被打了手板，什么也没承认。我和李廷槐奔走一些时候，找黑龙江籍的老军官一一宪兵司令邵文凯，利用乡土之情，说明张甲洲等同学是为了保家爱国而反日，才被捕的，没有罪。后由他们以东北军老前辈的身份，将张甲洲保释出狱。以后，张甲洲和王国华、武斌的思想更加激进，认为学物理、自然科学，不宜搞政治运动、便于1930年秋，降了一级（应当是物理系二年级），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一年级。1931年7月，我和王国华同住在农学院和李廷槐的宿舍里。有一天半夜，张甲洲推着一辆自行车，气喘吁吁地来到我们住处，造的通身大汗。守夜的工友误认是我从城里回来时迷路，问了几句，就放他进来了。张甲洲进屋以后，喝了很多开水，谈了很多方才的情况。他说特务几天来就跟踪，要抓他，学校工友设法掩护，他藏在楼上，楼下特务干转磨磨找不着，后来，工友设法把他送了出来，才跑这来找我们。 　　农学院在阜城门罗道庄（旧名骆驼庄），他不敢骑车走大路，便推车穿行高粮地，因而迷路，不辨东西。走出高粮地问路，又不敢问骆驼庄，他急中生智，打听八里庄，八里庄距骆驼庄八里，有公路通骆驼庄，从城里去骆驼庄，不经过八里庄，经避免敌人追踪。在他向人问路时，问他为何在深夜出行，他说是送加急电报的。这一夜，我们谈话到天明，内容致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国民党的反动卖国，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等，当时，我和李廷槐都参加了革命组织，所以，有共同语言，他说：在北京无法立足，要去上海找党中央。第二天清早，他换上我的衣帽，乘坐农学院的交通车，我们目送他回到城里去了。 　　当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天，张甲洲我和北师大中文系同学金正一（金树原），这时，他住在医学院李景江（李振锋）处。会面后，他讲了革命道理，同时，介绍我们俩人参加了中共和外围组织所帝大同盟。这时，他和王国华等几个黑龙江籍的学生，就要回巴彦组织抗日义勇军。我和李廷槐等人参加了他们的行前准备工作。他们带了一些油印的中共有关文件、文章都是用特种腊纸刻写的，字很少，刻写的都很精美，以后，我曾直接看过这样的文件和文章。以上这些材料，他们都是分别缝在被褥里带走的。 　　张甲洲组织游击队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只听到一些具有传奇性质的传说。如说有一次，他到一大粮户家劝说抗日，被绑了起来，要在房内枪杀他。他说：“反正我跑不了，为抗日而死是值得的，不过你家有小男妇女的。在屋里杀人不吉利，以后房内也无法住人。” 　　大地主说：“放在院内枪毙！” 　　张甲洲说：“在院内也不好，你家有牛、有马、也不吉利。” 　　地主说：“张平洋小子，还能长翅膀飞上天去？”于是，便令爪牙把他拉出大门口枪毙。 　　两个人拉住胳膊，刚一到大门口张甲洲猛地奋力一甩，两个爪世被摔倒在地，他便飞跑到前边的高梁地里，这时，自己的队伍也来开火接迎。这是否事实，可以不说，但说明一个问题：张甲洲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是一个英雄。 　　1933年下半年，我要在北京师大毕业时，忽然接到他的一封来信，并寄来四十元路费，要我去富锦中学教书。信中说：九公等均在这里，你来吧，咱们把教育好好办办，离家又近，我们希望你来！ 　　我因某种原因，不能去富锦，但我知道张甲洲并没放弃革命。记得不听谁过，他化名张进思，和到富锦的经过。后来，我介绍北京法学院学生周西帆（化名，原名周承才，他和薄一波很熟，解放后曾派人来找我，打听周的下落）和他的妻子周秉志去了富锦中学。二周是当时地下党员，郝德表介绍我的。他们去富锦后，表现如何，我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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