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甲洲同志，字震业，号平洋，笔名火花，化名张进思，1907年5月21日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 　　张甲洲同志的家是咸丰年间从山东迁移来的开荒占草户。他们在包宝山一带领有三百多垧山荒地。生活较富裕，所以，他学生很顺利，一直从小学念到大学。 　　张甲洲同志在青少年进期，学习非常勤奋，不论是在农村读私塾，还是在县城上官学，他都品学兼优，老师称他是“高材生”。1932年，他到省城齐齐哈尔头名考入了省立第一中学。这时正是产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互相色结瓜分中国的时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时期。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晨，张甲洲同志接爱了共产党传播的革命思想，陶治成一种秉公正义，刚直不阿，妒世愤俗，不畏强暴的坚强性格，每次闹学潮他都首当其冲，因此，政府当面称他是“赤化分子”。然而，同学们都非常拥护和爱戴他，选他当学生会主席。1923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东三省镇守使张作霖抽大中学生当兵时，张甲洲非常反感，使率领同学们罢课，进行反抽丁斗争。虽然他因“违抗军令”，被开除了学籍，但他并不灰心丧志，理增加了他对封建军阀的仇视。 　　1925年，张甲洲同志离开江省到奉大，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文华中学。 　　奉天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张甲洲同志在文华中学读到了地下党传播的列宁写的《国家与革命》和高尔基的《母亲》等进步书籍，使他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并有所向往与追求。在一次学校组织的讲演会上，他以雄辩的口才，绘声绘色的演说，加之，触及时弊，并有新的观点和见解，所以，博得了师生们的好评，不久，他又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主席。 　　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的群众革命运动不断发展。1925年5月中旬，上海棉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惨杀，激起上海人民的愤怒，在反这大示威中，遭到帝国主义军警的镇压，造成“五卅”惨案。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积极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高潮。当此反帝怒涛波及奉天的时候，又燃起了张甲洲胸中的反帝怒火。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通过学生会，组织同学上街讲演、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因而被这阀镇压，张甲洲同志又一次被开除学籍。 　　张甲洲同志虽然在正义的斗争中，屡遭挫折，两次被开除学籍，但他象弹簧一样，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使他更憎恨万恶的封建国阀，仇视帝国主义侵略者，所以，他心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烈火，越烧越旺。 　　1926年，张甲洲同志又回齐齐哈尔，考入省立高级工业学校。翌年，全国又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群众革命运动。精明多才的张甲洲同志经过几年的斗争锻炼，更加能言善辩，仗义勇为。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使他产生了鄙视富人，尤恨奸商市侩的思想感情。这天，一中学生到洪昌盛、瑞庆和、天和鸿等几个大商店检查日货，竟被老板嗾使伙计给打出来。此事使张甲洲同志大为愤怒，于是，他们串联几个学校的同学，大砸商店，将其隐藏的日货，扔到街上焚烧，并当众宣布那几个商店为“卖国奸商”。继而，张甲洲同志又联络一中、农业政法专科学学校的学生，组织举世闻名行一次全市八个学校学生的反日游行示威。这天正下小雨，他们好几千学生冒雨行进在大街上，以及日本领事馆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日货”等口号，卖国求荣的封建军阀吴大舌头派出大批军警，驱散了学生，逮捕了为首的张甲洲同志。不久，从督军府、教育厅传出消息说：这次反日爱国学生运动，又是“赤化分子”阴谋捣乱。张甲洲同志在监狱里受尽了严刑拷打，险些丧命，后在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才被释放出狱。 　　从此，张甲洲同志成了封建军阀的眼中钉，东三省再也没有他立足之地。于是他产生了进关求学的念头。 　　1928年春天，他和家乡的几位同学来到北京。也先考入弘达补习学院转年考入北大物理系。 　　北大和清华都是学生运动的策源地，历来闹学潮，这两所大学的爱国学生都首当先锋。当时，北京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卖国贼蒋介石对这两所大学是严加控制和监管；然而，共产党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这两所大学里建立了地下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张甲洲同志在北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斗争的实践中，张甲洲深受马列主义教育，树立了革命人生观，1929年，他在北大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24年4月，清华地下党的同学筹备游行，庆祝“五一”国际劳节时，冯仲云等同学被捕。张甲洲同志为营救世主他们，在灯市口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会议时，他被捕入狱。在狱中，张甲洲和冯仲云同志探讨许多中国革命问题，使他深受教育，二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张甲洲对冯仲云同志讲：“你们清华真好，竟出些革命战者。” 　　出狱后，张甲洲同志的民想更加激进，认为学物理、自然科学不适于搞政澡运动，便于1930年秋季，考入了清华政治系，研究政治经济，立下了改造中国的宏誓大愿。 　　张甲洲同志在清华的学习很好，作风稳重，工作细致，胆大敢为，不讲空话，在同学心目中，威信很高，不久，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主席，并参加清华地下党支部工作。张甲洲同志在学生会主管民从教育部办的民校。他在民校里时常向学员讲革命故事，介绍苏联情况，分析国内时局和国际形势，驳斥报纸上的那些假话，使人很信服，加上他口才好，讲的有声有色。在民校教师中，他经常和大学谈论国内外大事，交流思想，并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大家看，他还培养进步的革命同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参家乡的同学，他更加关心。介绍《拓荒者》、《当代文艺》、《阿Q正传》等等蒋光慈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帮助大家进步，使之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加入了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组织。 　　清华有一个党团的外围组织，名名“朝曦社”，编辑，印发一个政治性的小刊物，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情况，提出政汉主张，由于履遭反动政府禁止发行，所以，多次改名，其中《北方青年》这个名称用得最长。张甲洲同志非常关心这个刊物，经常用“震亚”、“火花”等笔名写稿，每期以后，他总要带几本给他的校外同志。 　　张甲洲同志在清华很活跃，他除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外，还经常组织同学们阅读革命书刊，还开展讨论，交流思想。有一次。他们读到一本英文小册子，书名是《从天上赶走上帝，从地下赶走资本家》。张甲洲同志读后发表议论说： 　　“咱们得赶走清华园的“上帝”，宗教迷信是社会发展的阻力。” 　　不管是什么事情，张甲洲同志是说到办动。那年圣诞节前夕，清华园里的基督教徒仪式。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口唱圣歌，正绕着宿舍缓步行走的时候，张甲洲同志和几名共青团员同志，突然出现在古月堂、西北院内——他们站在自带的板凳，大声作起反宗教迷信的讲演来。他们这种对着干的“离经叛徒”行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民党蒋介石把清华看成了眼中钉，为了扑灭共产党在清华的斗争火焰，特派亲信吴南轩来当校长，阴谋监视学生的革命活动。吴南轩在就任前，亲昤了蒋委员长的面谕，纯粹是蒋介石派进清华的走狗。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清华，怎能叫反动派来管理？于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清华园里展开了反对校长吴南轩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张甲洲同志极为活跃，他们分头分组对吴现轩的经历、品德、政治倾向，以及来校后的表现，着手进行调查。在揭发的许多事实面前，吴南轩慌了手脚，带上清华的大印，躲进了洋人努力范围的东交民巷。此举更激起了全体革命师生的愤慨，大家终于把吴南轩驱除了清华园。 　　张甲洲同志在清华很有名。同学们都说：“清华俩秀才：胡乔木能写，张甲洲能说。” 　　张甲洲同志是能说，在反立三路线时，区委书记在学习会上，说他们清华支部有“恐怖观念”。大家都不同意。在多次学习会上，张甲洲同志对这个观点。批评得非常透彻，反复说明区委书记的看法不正确，引起了全支部同志的共鸣，说他分析、批评的“特别深刻”。 　　张甲洲同城志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渐地成长起来，曾任西郊区委书、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代理北平市委书。所以，他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最注目的人物。 　　1931年7月的一天晚上，张甲洲同志正在给民校上课，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清华园，溜进来两个特务要抓他。工友们发现后，便峰拥而出，夹着张甲洲同志涌出了教学楼。张甲洲同志在工友们的掩护下，越墙逃出了清华园。在北平隐蔽了几天以后，又跑到哈尔滨来找冯仲云同志。这时，冯仲云同志在满洲省当宣传部长，掩护身份是商船学校教授，便介绍他去上海劳动大学学习。上海劳动大当时是党中央的驻地，放暑假时，张甲洲同志来到了这里。他先住在劳大，后又搬进立达学园。因当时风声挺紧，所以党中央机关转移了。果然，一天早晨，保安军包围了劳大，逮捕学生，并把暑期留校的学生也都驱除了学校。张甲洲同志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他气愤地说：“我们正缺少枪支弹药对付日本鬼子，他们却利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真岂有此理！” 　　那时，上海有很多地方是外国租界地，是一个典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这里洋人不但强行侵占了许多街道，而且还肆意侮辱中国人。也们在外滩公园的门上挂一块英文牌子，其中写有“中国人”、狗和自行车不准入内“的字样，张甲洲同志看后，气愤地说：“洋鬼子如此欺斜侮中国人，我们怎能容忍呢？”言外之意，他要打打！ 　　黄浦江里停泊着许多挂有万国旗的船，岸边上还有许多洋人在悠闲地漫步，这里简直民了东方的西洋，洋鬼子的东园。张甲洲轻蔑地扫一眼那些眺望江面的大鼻子说：“这些昌险家在欣赏他们的侵略、强霸的成果呢！” 　　那一条条洋人命名的街道，那一个个印度哨兵和安南巡捕，使张甲洲同志非常愤慨，他说：“这次来上海，对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我总算有了感性认识！” 　　张甲洲同志看罢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又特地走访了上海的贫民窟。这是肇家浜一带，“卷地龙”（就是用芦苇席捲成筒，压在地上的最简陋的妻身之处）林立在臭浜边，面黄肌瘦的农民挤在里边，惨不忍睹。张甲洲同志面对这种凄凉的景象，难过极了。他说：“真是人间地狱，没想到江南鱼米之乡，竟如此民不聊生！” 　　张甲洲同志的家虽然很有钱（是巴彦的开荒占草户，有三百多垧山荒地），但他的生活很节俭。他在上海马路上走时，如果需要乘车，必乘三等厢；如果要吃饭，他必找小馆，吃阳春面或关心羌饴，加一碗汤，从不乱花一个铜板。但，遇到乞丐时，他总要掏出一枚铜板来施舍。他说：“我知道必须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才能消灭这种悲惨的现象；一枚铜板对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表示同情罢了；对他们视若无睹，于心不忍哪！” 　　陪同他的同学陶瀛孙看他这样，很受感动，说：“我平时钦佩他有一付钢骨，现在又看到了他的一肚柔肠。” 　　1931年初秋，党中央派张甲洲同志回东北做秘密工作。张甲洲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从上海来到哈尔滨后，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冯仲云同志派他去下三姓（依兰）和王一非共同搞国际情报工作。 　　张甲洲同志在依兰地下工作期间，正逢“九。一八”事变，日寇大举进攻东三省，使东北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张甲洲同志怒不可遇，胸中的反帝怒火更猛然地燃烧起来，他决心组织义勇军，要枪对枪，刀对刀地打日本鬼子。快封江时，张甲洲同志从依兰回到满洲省委，向冯仲云讲：他要去北平动员黑龙江的同学回来组织义勇军打鬼子。冯仲云同意了他的意见，并请示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中央代表也同意。于是，冯仲云把张甲洲同志介绍到北平市委。此时，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下发动在天津、北平读书的东北籍大学生打回老家去，组织义勇军抗日救国。张甲洲同志到北平和地下党接上关系后，市委便派林枫民志（又名郑伯桥，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和他开始了组织工作。这时，北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动动高潮，其中以在关内读书的东北学生最为活跃，他们到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张甲洲同志在清华、北大，以及留日归国学生招待所等处，向黑龙江籍的同学宣传，讲巴彦人民的抗日热情如何高涨，又靠近山区，对组织抗日游击队战争如何有利等等。他们的号召，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响应；他们主张，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拥护；他们的精神，博得了同学们的高度赞扬！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实行“不抵抗主义”，提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又什么“侈言抗日者杀易赦”！白色恐怖虽然如此严重，但广大爱国学生却不听邪，他们展开了卧轨，赴南京请愿的斗争。张甲洲同志和清华的同学都参加了请愿团，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去找蒋介石出兵抗日，他们这次的请愿斗争虽然惨遭国民党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被押解回北平，但，张甲洲同志心中的抗日怒火并没熄灭，反而更加猛烈的燃烧起来，更增强了他们回乡组织义勇军抗日的决心！ 　　1932年4月，他们组成了一支小分队，有法政大学的夏尚志、留日归国的抗日的郑炳文、清华大学的于九公（于天放）、师大的张文藻、中国大学的张清林，由张甲洲率领，他们一行六名同志，化成商装，携带两支手枪，从塘沽登上海轮，又从营口转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这六名黑龙江的大学生，为了反对日寇的武装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来到巴彦北部山区，很快就组织志来一支抗日义勇军（以后称巴彦抗日游击队）。由于这支队伍“合民心，顺民意”，所以，由二百人、五百人，半年时间就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变成了接近两千的骑兵师，编成四个大队，分工是：张甲洲任总指挥，张清林任第一大队长，夏尚志任第二大队长，张文藻当文书兼交通，于九公任特派员，郑炳文在队部搞政治工作，后回拜泉组织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虽然是学政治经济的大学生，但对军事也有些研究。他们这支抗日队伍组织军事也有些研究。他们这支抗日队伍组织健全，政治工作也很好。他们在部队里设有政治部、宣传部，还有娱乐部，不但编有油印小报，还有文艺宣传队，能演出一些小型文艺节目。张甲洲同志在戎马倥偬之际，还给文艺宣传队写一支《反日在大同盟歌》： 　　1931，倭寇侵蒙满。 　　半载间攻我辽吉，炮击龙江垣。 　　杀我同胞似牛马，血流东北边， 　　言之落泪，思之痛惨。 　　痛哉，恨哉，生者有何感？ 　　朝鲜沦亡数十载，可做前车鉴。 　　溯自“九。一八”，辽吉惨案， 　　全中华，任帝主义踏践。 　　试看英法与美日，爪牙似利剑， 　　太平洋上暴露白刃尖。 　　起来，起来，上前线，去迎战， 　　我们大敌还有那些走狗和汉奸， 　　反日大同盟共勉旃！ 　　 　　青年立志，创造自由光。 　　低头看军阀政客先后去投降， 　　国民政府抱镇静，一味不抵抗， 　　他们听候国联欺骗和摧残。 　　打倒军阀大集团，打倒万恶国联！ 　　中华民族联合起来，夺回我河山！ 　　反日大同盟共勉旃！ 　　伟哉大同盟，中华救命星， 　　牺牲赤心热血，跳出牢笼。 　　黑暗世界破，东亚放光明， 　　奋力图自由，人类乐融融。 　　一切恶事，都成落花，实现真大同。反日大同盟共勉旃！ 　　当时，这支气壮山河的抗日救亡歌曲流传各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在这支抗日队伍里，党的领导力量很强，四名大队长，有三名是中共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有“反日大同盟”，后伙“反帝大同盟”，此外，还有“士兵会”等革命组织，不但文化生活很活跃，政治空气也很高。 　　张甲洲同志不但是一位很有文采的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武将。他深谋远虑，在队伍里成立了教导队和模范队，不但使部队有培养人才的军事干部学校，而且还使各队学有榜样，赶有标兵。模范队后改称少先队，处处起模范作用，是游击队竖的样板，各队学习的标兵。教导队为各大队培养了领导骨干，使各队增强了领导力量。 　　张甲洲同志在中学和大学时代，被称为“学生领袖”，到社会上以后，又被称为“富有魄力和演说天才的江省知识分子的领袖”。他在同学中间和家乡群众之中，威望特别高，所以，他举旗抗日时，四面八方的大专学生和知识分子都蜂拥而至，因此，群众称他们的游击队是“大学生队”。 　　张甲洲同志在游击队当总指挥时，只有二十五岁，虽然还很年轻，但在工作中却很老练。作战时，他机智勇敢，真是英雄虎胆，出生入死，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当地有些土窑都不用打，他都能用嘴硬说开，并能支援些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但也有个别土窑很顽固，对抗游击队。张甲洲也是先礼后兵，大学生邵桂丹牺牲了。张甲洲同志一年硬拼不行，于是，便命令停火，他只身子闯进了天增泉烧锅。这个烧锅的经理叫张振录，外号叫八瞎子，他仗着院墙高筑，对抗游击队。张甲洲同志进去以后，便和张振录展开发舌战。游击队打龙泉的目的，就是要枪，要子弹，因此时扩充武装队伍，有人，缺枪，要参加的人很我，就是没有枪支。在谈判中，张甲洲说：“当前，民族危亡的时候，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互相乱打，应当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不能打自己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你们不打，我们打，先把枪借给我们，打完日寇就还给你们。” 　　谈判结果，张八瞎子给了四、五千发子弹，连人带子弹，一齐给送了出来。 　　这次战斗发生在7月16日，农历六月初二，鸡叫时开火，中午打进，缴获敌伪军百十多支枪，砸了警察分所和村分所，汉奸、警察和自己团兵，死的死，逃的逃，使敌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最危险的是进王四窝堡这是个响窑，家丁和炮勇镇守在炮台里，不让游击队进去。这天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雨斗蓬，骑着一匹带白花的黄骒马，带领几名警卫员，来到了王国窝堡，王四这小子很狡猾，先叫张甲洲一个人进去，不料，张甲洲进去以后，他叫家丁给绑上了。警卫看见后，掏枪要打，张甲洲同志使个眼色，警卫员们领会了张指挥的意图，使飞身上马，跑回指挥部报信。 　　游击队获息以后，便立即派人找王四交涉。此时，王四也派人骑马飞奔县报告。这里距县城有七、八里远，伪军一时半响也来不到。王四怕游击队来破窑抢人，便叫勇张兴（小山东）把张甲洲秘密偷着放了。随后，张兴也参回了游击队，张甲洲给他起名叫“战东洋”，并派到少先队当副队长。 　　张甲洲同志跑回游击队以后，便起队攻击占了王四窝堡。游击队进村以后，没有抓住以后，没有抓住王四，就召集穷人开会，开仓放账，分浮财，然后，将狗窝一火焚之。此事敌伪汉奸大为恼怒，但也是干生气，奈何不了游击队。 　　1936年（庚德三年）县公署和绅商给日本参事官石井贯一在公园立个所谓的“德政碑”，还提及此事。碑文里有一段写道：“复有悍匪张甲洲，部下约八百余，于城外恣意焚掠，影响所及，人更恐惧。” 　　巴彦抗日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巴彦、东兴两县的山区。这两个县虽然还没有日本侵略军，但汉奸走狗却控制了政权。他们效忠日寇，对抗日游击队。起初。游击队力量尚弱，没有动弹他们，壮大以后游击队的主要敌人，他们称游击队是“红匪”，到处围剿。这两上反动堡终久是祸患，必须除掉。游击队经过几个月训练和备战，8月30日占领巴彦，10月29日攻陷东兴，给汉奸走狗以沉重的打击，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这时，游击队人数很多，还不能据守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必须扩大活动地区，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壮大队伍。所以，张甲洲同志率队进行两次西征。他们第一次西征到西荒兰西，青岗一带，遍撤抗日的种子，全体指战员都在荒草野甸子里休息，群众热情地送来了粮草，称他们是“文明之师”。 　　第二次西征服，游击队遵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准备会合西荒的抗日队伍攻打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等大城市，然后进关，配合大部队，全面展开抗日战争。不料，因路上打了几天仗，耽误了会合日期，西部地区的抗日队伍都进关走了，只好回师北上，到北荒去和汤原游击队会师。 　　1933年1月初，张甲洲和满洲省委派来的政委李育才（赵尚志）同志率队开始北上。这一带反动势力很猖獗，成为独立师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到拜泉三星镇时，连遭成群结队的红枪会狙击，只得且战且走。在拜泉北京，他们抓住一个大排编练员，带到通北境内。召来一个惩处亲日派的群众大会，将这个汉奸就地正法，枪决示众，大快人心，给汉奸走狗一个很大的打击。除掉这个祸根以后，部队继续东进时，又与山林队（俗称“索利营”发生武装冲突。鏖战经旬经于把“索利营”长程三打死，才结束了这场纠缠十多天的战斗，双方伤亡都很大。不料，走到半截河和克苏里大桥时，又接连遭到地主武装和警察队的伏击与堵截，结果，游击队被打散花。 　　回到巴彦姜家窑根据地时，只剩七十多人。张甲洲同志壮志未酬，很不甘心，在散师会上，他告诉大家：分散隐蔽，听令再集。他沉痛地说：“咱们还有能干的时候，大家把枪带回去，隐蔽好。等待进机，东山再起！“并嘱咐大家说：”我们回家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能投敌，誓死也当精忠报国的岳飞，不当丧权辱国的秦桧！” 　　巴彦抗日游击队溃散以后，张甲洲、李育才、吴福海、夏尚志等几名领导同志在大年卅晚上，由警卫队的人员，护送到马家船口，潜入哈尔滨，向满洲省委汇报。张甲洲同志虽然功败垂成，但他仍然发奋御侮，没有入下斗争的旗帜。1933年开江时节，受满洲省委的派遣，到下江去开辟敌后工作，转战到无形战线。 　　张甲洲同志来到富锦以后，化名张进思，（以后均称此名），潜入富锦中学。从此，他以教育工作为掩护，配合城外抗日游击队展开了秘密工作。 　　这是三江地区唯一的一所中等学校。校长是日本翻译，只是挂名，不来学校视事。张进思同志来时，虽然是当教国主任，但，全校的工作他都管。他就这样总揽了富锦中学的全部大权。此后，他以庆幸久旅店为据点，通过交通员霍德舒和抗联独立师联系。 　　1934年5月，张进思和刘向书结婚，在富锦建立起来一个家庭，从此，他成为富锦“合法”的居民。以后，满洲省很派来的人，都找张进思同志接头，并由他安排工作；有时省委在三江地区地地下工作负责人。 　　张进思同志在富锦中学任教，决心占领这个阵地，培养革命人材，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他矢志不移。 　　张进思同志来到这所三江省最高学府时，正值学校恢复阶段，此时，治安混乱，又遭水灾，有钱人家的子弟，都不愿上学，穷人孩子又进不来；教师也缺少，教国文的刘老师都已年过七旬，总之，困难很多。张进思同志就利用这个缺师的机会，将他的战友于九公（今名于天放，化名于树屏）和王文郁同志调了进来。于树屏教英语。王文郁教史地，他们为了活动方便，随时可以研究问题。三家住在一座房子里，雇个炊事员做饭。三家起一把火。从此，这里明面是“三户一家”，实际是他们的地下活动机关。过几个月，他把他的妹夫陈勋（化名陈模）、曾兆芳及爱人张玉明同志也找来了。陈模当事务，曾北芳教数学。以后，贾玉麟同志把北平法政大学的周西帆及其爱人周秉志同志也介绍来了。周西帆教国文，周秉志和张玉明都在小学任教。就这样，他们几位抗日的亲密战友又云集富锦，潜伏在教育界，在故人的腹地展开了地下工作。占领了这个阵地。 　　这所中学起初只有五十多名学生和三、四名教师，经过他们努力，很快就恢复起来了。 　　张进思同志很关心穷人的子弟的学习问题。他为了培养革命后代，想了一个办免费补习班的办法。他为一些穷孩了先后办了三个免费补习班，重点学完高小课程后，再转入正式中学班，使补习班成了革命的摇兰，培育一百多名根本没有指望上中学的穷孩子都成为中学生，完成了中等学业，以后，都考入外地各类的专业学校，上佳木斯师范的比较多，今天，很多人都成为革命的专业人材。当时，张进思同志为救济特别贫苦的学生，又想出一个“工读生”的办法——学校不用堂役，将省下的钱，补助工读生，而堂役的工作，都由工读生分担。工读生是十二名家庭最穷的学生，他们左臂佩带“工读生”的红袖标，都在学校食宿、还免费。有通校的除免学费外，每人每月还补助三块钱。这些学生非常敬仰张老师，真是感恩戴德，对他是言听计从，以后，都成了他最可靠的地下交通员，帮他做了很多极其机密的地下工作。 　　张进思同志的眼光很长远，为使学生从小就有军事素养，以适应将来的斗争的需要他在中小学都成立了童子军，每班逃选十二个人，进行军事训练。训练时都手持木棒，练刺杀、打旗语，好不威风，有时，张进思同志亲扑克参加训练，同大家讲军事常识，潜移默化地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此外，为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他几产每天晚上都到学生宿舍去，鼓励学生刻苦读书。在学生宿舍里，他讲“岳飞用砂盘练字”，“悬梁刺骨”、“束虫映雪”等古人勤学的故事，并介绍鲁迅、冰心、老舍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同时，他还讲历史故事，从岳飞、文天祥郑成功，讲到鸦片战争；又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讲到安童根刺杀伊藤博文，又讲到北平学生运动，以及李大钊等英雄故事。张进思同志极富有鼓动天才，一件平凡的历史故事，在他嘴里一讲，就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讲清廷腐败，人人切齿；他讲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个个愤怒；他讲“五四”和“一二·九”学生运动，同学们都紧握双拳跃跃欲试。特别是他讲岳飞的《满江红》词时，即生动又感人，激志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他们的心灵里里播下了抗日的救国种子。他对学生最亲切，体贴如微，学生也最喜欢和爱戴他。张进思同志不但重注重学生的思想教育，而且还非常关心学生的前途。他告诉学生说：“如能继续求学，应当北京去。北京学生历来闹学潮，都是在最前列。”并说：“北京学生爱国，我们也应当爱国；北京学生反封建，我们也要反封建。”他的话象一盏灯，照亮了学生的前途。 　　张进思同志很有教学办法。他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设有十个“勒学牌”，每天以先到者为序，到十名为止，鼓励大家早读，期末发奖，大大地调动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 　　那时，富锦地处边防要地，所以，日本鬼子侵略军逐年增多，强占校舍做兵营，迫使富锦中学三迁校舍，先搬到商务会的一所小楼里，后又移到几所民房里，虽然越迁校舍，先搬到商务会的一所小楼里，后又移到几所居民里，虽然越迁条件越差，但是，张进思同志想方设法地克服困难，坚持办学，固巩阵地，不让鬼子挤垮。 　　1934年上学期，张进思同志升为校长，于树屏同志当教务主任。他没有办公的地方，就搬到一个木岗楼当校长室。教室不够用，他就实行“二部制”，头一班，天一亮就上课；二一班日落才学。有一位老师说：“我当一辈子教师，还头一回天一亮就上课呢！”张进思同志鼓励学生说：“我们都是青年人，要有勇气，在困难面前不能妥协，更不能投降，应当奋斗下去！”他编的校训和级训，用的都是“奋斗”、“勇敢”、“前进”等激愤人心的词。他编的校歌，其中有几句话很鼓舞人心一 　　春风化雨图自强， 　　不苟安，不妥协， 　　除旧布新勿断绝， 　　精神要团结， 　　奋斗洒热血。 　　张进思同志为活跃学生的思想，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他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文艺研究会”，办一个手抄小报，并印有“文艺研究会”字样的专用稿纸。他能把写稿的学生都吸收为会员。那时，《三江报》社在富锦，门前立有一块广告牌，每天张帖当日的《三江报》。他们文艺研究会出刊的小报，名曰《曙光》，也用一块广告板露在大街路旁，与《三江报》抗衡。这张小报虽“土”内容却很丰富多采，生动活泼，即有社论、短评，也有随感。杂谈，以及小说、诗歌等等，还有科学小品，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这张小报全由学生编辑、出板。这天王善述的叔父患病，因无钱治疗程，误诊而死。王善述很悲痛，感触很大，便提笔写编《步父之死》的文章，揭发伪满的黑暗，控拆旧社会的罪恶。张进思同志看后，评论说很好，又鼓励他继续写。王善述是工读生，因此，他对工读生感受很深，于是，便将自身的体会，写成一道题为《工读生》的诗。张进思同志看后，一边说好，一边动手在后面加上两句： 　　“别说今天劳工神圣， 　　将来定要社会留名。“ 　　张进思同志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向学生进行“劳动光荣”、“劳动人民伟大”、“劳动创告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 　　当时，他们这张小报虽然是手抄，但因触及时，弊和有惊世骇俗之论，所以。吸吸很多过路人，比《三江报》读者还多，共出刊一百多期。曾风传一时，很受人们的欢迎。 　　张进思同志为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采取了很多办法，除办小报外，还经常组织演会和辨论会。讲演的题目都由学生自己选定。首次讲演会，工读生王明义第一个登台。他讲的题止是《做个怎样的青年》，内容主要是谈青年人应该怎样勇敢，怎样奋斗，怎样前进，在困难面前又该怎样不妥协，不投降。他讲完之后，张进思同志带头热烈鼓掌，并把讲稿要去。头题刊登在小报的讨论兰内。辨论的题目也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如《监狱里押的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人应该怎样活着，是好死不如歹活着？还是歹活不如好死？》等等。通过论启迪学生开动脑筋，弄清了是非，也开阔了学生的胸襟和眼界，大家都勇跃参加。热烈女言，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张进思同志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启发、诱导学生探索真理，识别假、丑和真、善、美。 　　1935年署期，张进思同志以聘请教师为名，曾去哈尔滨和北平一次，找地下党汇报和请示工作。回来时，他带回很多进步书籍和地下党办的刊物，在学校建立一个图书馆。这些进步书籍和刊物有鲁迅的《阿Q正传》、《两地书》；老舍的《二马》、《老张的哲学》、《赵子日》；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离家的一年》；地下党刊有《觉悟》、《新潮》、《语丝》、《新青年》等等，这些“五四”以来的进步作品和刊物，把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似水流年》等等一些言情小说顶了。这些书刊不但在敌伪的统治下，使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抗日救国的教育，而且也有力地抵制了日寇的奴化教育。 　　1936年，日寇的统治加严，张进思同志也没有惧怕，他把图书馆转入地下，将书籍到教室的大棚顶上，叫学生偷着人借阅。 　　几年来，张进思同志就这样，在这个革命的摇兰里培养很多学生参加了革命，今天都成为革命的领导干部邢宝清来的学生邢鸿民毕业后，回去劫员在七区当自卫团长的哥哥邢自清率领部下起义，参加了抗联六军；以后，他自己又组织一个游击队联。投入了抗日战争。 　　1936年春季，张进思同志在佳木斯开会，结识了萝北小学校李德美，并建立了友谊关系。以后，他又通过这个关系把他学人的同学张英、于树屏的弟弟于九耕、霍德舒的儿子霍汉生、刚从哈尔滨被地下党营救出狱的并派来他的清华同学王秉正（化名王道风），都介绍到萝北小学去当教员。从此，萝北小学也控控制到张进思同志的手里，成为他第二个活动阵地。 　　张进思同志在地下活动中，很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他为钻进日寇的心脏，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起早贪黑的学会了日语，并考上二等翻译。因此，得到了县公暑日本参事官横山安启的赏识，二个交上了“朋友”，1936年春季，横山安启曾领他去日本观光，半年才回来。横山安启对张进思的印象特别好。张进思同志利用这个“朋友”关系。以设校舍为名，叫横山安启批了一大批经费，修建两栋能容纳十六个班级的二层楼房，做为富锦中学的校舍。他对学生说：“日本人呆不长，盖了房子他拿不走，现在是富锦小学的校舍。 　　张进思同志在富锦的地下工作中，隐痹的很巧妙，斗争艺术也很高超。所以。骗得了鬼子的敬仰和信任。那时，日本侵略军在富锦时常进行军事演习，叫张进思同志去看看。张进思和学生们来到演习场地，，见要放枪就捂耳朵，假装怕枪响。迷惑做人。还有一个什么“爱马日，”就是每年的四月四日，这天日本鬼子都骑马游行，还叫学生拿胡萝喂马。横山安启叫张进思参加，表示亲近。张进思牵过马来。假装不会骑——从这边上去，就从那边掉下来。逗得鬼子哈哈大笑，说：“念书人的完蛋，骑马的不会。”他们怎知道张进思曾在游击队里横枪跨马打过他们呢！ 　　张进思同志当时开展地下工作的富锦，即是下江日寇统治的腹地，又是抗日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张进思通过交通员经常和独立师保持联系，并运送些枪支弹药和衣物等东西，象一点不熄的星火，在他乡异地复燃。 　　1935年夏初，冯仲云同志给张进思同志来信，说孩子他妈“住院”了，有个小女儿要托他爱人扶养，又叫他给买“字典”等等。他爱人刘向书以为真，把奶瓶都买好了，可等了假长时间，这个小女孩一直没有送来。后来才知道，这封信里写的都是暗语——“住院”是蹲监狱；“康熙字典”是电台。原来冯仲云同志给弄一部电台。张进思同志把电台弄到后，隐藏在西南城壕外的学生刘希文家里，由其父亲刘福兴挑着送给了游击队。 　　1935年中夏的一天，张进思同志弄到一批手枪，选运到家里，晚间和一名游击队分别装进两个罗在一起的蒲包中间，里边装一个大西瓜掩盖，上边放上商标纸，捆成很多包，打扮成出售商的样子，第二天早晨运出了城外。 　　1936年暑假以后，因为日本鬼子觉察到了张进思的一些活动，便将他调到县公暑当教育股长。实际是把他暗中监视起来了。这时，学校也流传说张进思是“红胳膊箍”（人们对游击队的称呼）警察、特务说他“来路不明”；日本鬼也说他不是顺民”。横山安启对他也警觉起来。所以。张进思扔进纸篓的废纸。他都要偷着拣出来看一看：写的是一些什么字？特别是后调到中学去的那个教日语的鬼子教师平野，竟在黑板上分开向学生写：“共产党，国贼，张进思；”又什么“赤匪坏，最坏！”但，他们没抓住什么把柄，也只是怀疑而已，所以，对张进思还是无可奈何。 　　就是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张进思同志也没有停止地下活动，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36提，张进思同志以县公署，任教育股长时间，利用职权之便，在新京友道公司给全县中、小学生每人订做两套制服，收有万八千块钱。衣服学生可都穿上了，但收上来的钱，他一直拖欠没汇给友道服装公司，都支援了独立师头很多药品。 　　同年初秋的一天晚上，张进思同志又搞来一批大枪和子弹，在家里分别在两个木箱子里，第二天早晨，交给两名游击队员运出了城外。 　　1936年，张进思同志为了活动方便，便把家从“三户一家”中搬到比较僻静的二道街。单独住在一个小院里。这年，他家过往在“不速之客”比较多，得需要很多经费，为此，他叫爱人的大哥去小西屯她二嫂家种几亩大烟，秋后收入很多钱，解决了经费不足的问题。就在这个小院。独立师长祁致忠同志来过，曾和张进思同志共抗日大计；也就是在这个小院。他策反了警察署长李景荫同志，参加了抗日联军。在独立师任参谋长职务。 　　1937年8月日寇对张进思又采取了进一步的监视措施和对付办法——下令调佳木斯协合会去当理事。张进思同志知道这是以调任晋升为名。实际是采取的迫害的手段和步骤。这些花招怎能瞒过机警而机警而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进思同志呢？于是，他做了投笔从戒的准备。 　　上任之前，张进思同志和即将准备共同去抗联的于树屏、陈模、张乐然（小学美术教师，特培的宣传人材），并约启化小学校长吕庆丰到新新浴池洗澡。洗完之后，张进思同志出去买回两个大西瓜，大家一边吃着，一边唠嗑。张进思同志和吕庆丰暗告别说：“我调佳木斯协和会去了。到哪常下乡，这年头兵慌马乱的，死活不一定，以后见面的机会不多了！” 　　8月17日，张进思同志又招集城内中、小学师生在县公团署门前广场开了一个告别会。在会上他讲了很多话，首先他当众交待清楚了收交制服款的问题，他大声白嚷地说：“制服款，各校都交齐了，由我一个和我友道公司算帐。与你们都没关系了！”最后，他意表深长地讲了他常说的一句话：“同学们，要努力学好本领，将来一定要做精忠报国的岳飞，不当表权辱国的秦桧！”晚间，张进思同志回到家里。向爱人刘向书同志讲明了他要出走的原因和情况。刘向书同志一时感到很困难，因他已怀第二孩子，还即将临产；大儿子佳田刚满一周岁。这个又要生。可叫她怎么办呢？想了一想。她说：“我也去了！”张进思同志劝她说：“干这种事情，凶多吉少，你又要分娩，去了给游击队添麻烦。”又说：“我已安排人明天把你送到哈尔滨满赤的医院生孩子。也院后就在哈尔滨找个房子隐蔽下；风声要紧你就拿着霍德舒大哥的信，到吉林找他亲家母去。” 　　原来他早就有打算和安排，后事刘向书同志倒很放心。于是，他俩动手收拾东西。张进思和爱人说：“我们一定能打跑日本鬼子，那时咱们再家庭团聚，但也有可能此去回不来。确实听到我牺牲了，是你的光荣，也是你的灾难；你还年青，就另找一个可心人，带好两个孩子。”刘向书听到这牵动心肠的话，泪水顿时湿润了她的眼睛，但她很坚强没有叫泪珠滚出来眼睛。于是。坚决地回答地说：我绝不另找人，一定带好两个孩子。”他俩一边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一边说话，把凡是有他俩名字的图草、信件、以及照片和带有“富锦”字样的商标纸等，通通烧掉，彻底灭迹。他俩忙了一夜。装完箱子时，天已经亮了。来到8月18日清晨。张进思坐在茶几旁的椅子上。镇静一下，给未出生的孩子起个名字叫“霆生”，说是死里逃生的意思。“实在管不了你们了，担心哪！”张进思说着站起来走到床边，吻吻睡在床边的一岁半的佳田，“喂，儿子呀，现在你有爸爸、妈妈和姥姥看护你，多幸福呀，你将来会怎样？是当奴才任人宰割，还是起来反抗斗争？” 　　这天早晨，他俩也没顾吃饭。便雇辆马车把东西运到码头，后又雇辆马车把爱人、孩子和护送的岳母也送出了家门。刘向书回头看看。家已破料不堪，顿时一阵心酸，但他没有流出泪来，抑制看，抑制看…… 　　送行的还有张进思的的好学生王明凯和一个会接生的老太太，（怕她在船上分娩），可这位特请的老太太，因害怕而没敢来。只好改变主意。又找来陈模的爱人——他的大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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