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巴彦探亲，我都要到西郊烈士陵园去瞻仰抗日英雄张甲洲的铜像和纪念碑，寄托哀思！因为张甲洲和巴彦抗日游击队是我们多年研究的课题，不但要写文章，而且还要著书，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和张甲洲二弟张德平在洼兴完小同学，解放后，一起考入哈北一中时，他改名叫“张甲麟”。我很奇怪，不知为何？他说：“我大哥张甲洲是抗日的，伪满时，不敢用‘甲’字，怕受牵连。”此时，我才知道张甲洲的大名。成立民主政府时，张甲洲的父亲被选为副县长，影院也命名为“甲洲电影院”，说他是抗日英雄，以表怀念！从此，我对张甲洲产生了敬仰之情。 　　 　　1980年，我在县委党史研究室当编辑，要写张甲洲传略。为此，开始走访张甲洲的同学，同事、战友以及学生和家属，听到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他那高大的形象，在我们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闪烁出璀璨夺目的光辉！ 　　 　　沈阳铁路局工程师魏祖舜告诉我们，他和张甲洲是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因他数学好，最能解难题，在数学研究小组里，大家选他当组长，都亲切地称他“张大甲子”。“甲工”校长宋炳麟思想进步，给学生们讲过俄国十月革命，从此，他们知道了列宁和斯大林，也知道了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逐渐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张甲洲带领数学小组的同学，到一中、师范、农校和法专等校学生会去串联，组织全市8个学校的同学上街游行示威，到日本领事馆门前，高呼反帝口号，并到昭和祥等大商店去查抄日货，声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这年张甲洲考取了公费留日生，督军吴俊升审批时，抹掉了他的名字，说他是“赤化分子”。 　　 　　在北大党史研究室，我们收集到许多珍贵的资料。知道那时北大就有党组织、支部书记李伟光、组织委员喻德渊、宣传委员文艺陶。1928年，张甲洲考入北大物理系，参加了世界语学会活动。这是个党的外围组织，公开活动时，党员不能出头露面，党支部就找张甲洲组织领导。张甲洲是世界语学会的理事，很有号召力，每次到天桥举行“飞行集会”，都是他领头。1929年开学时，喻德渊和文艺陶介绍张甲洲入党。张甲洲入党以后觉得学理科不适于搞革命，所以，1930年下学期，他考入了清华政治系，立下研究政治，改造中国的宏愿。 　　 　　张甲洲在北大和清华都有很高的威望，所以，恢复西郊区委时，任命他为区委书记，胡乔木任团委书记。不久，又调任市委宣传部长，兼任西郊区委书记。成立学生组织时，他被选为学生会代表和级委会主席。陶瀛孙说：“从此，我们经常看到他，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豪爽而又待人诚恳的东北籍同学，活跃在清华园中。” 　　 　　清华各院系都有社团组织。张甲洲组织成立了朝曦社，宗旨是研究和探索救国之路。社里编辑一本进步刊物，因屡遭查禁，多次改名，曾用过《时代青年》、《大众文化》、《北方青年》等。此外，张甲洲还参加学生会主办的《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负责“言论栏”。《清华周刊》主编是李兆瑞（李大钊和侄子）。封面原为蓝绿色，经张甲洲建议，改为象征推动历史前进的红色车轮。有一期发表了胡乔木写的《中国赤祸问题》，从题目上看是贬意，称革命为“赤祸”，实则是宣传苏区的扩大情况，进行革命宣传。张甲洲和胡乔木以一个能说，一个能写著称清华园，在同学中流传：“清华俩秀才：张甲洲能说，胡乔木能写。”胡乔木说：“张甲洲同志是我在清华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又说：“他的性格坚强，豪爽、热情、果敢、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很有活动能力。” 　　 　　张甲洲很注重群众工作。他以学生会社会部的名义，创办一所民校，招收校内工友、保姆；校外的人力车夫、失学的青少年以及附近的农民。在一院一楼上课，胡乔木任校长，于天放、唐明照、张立森、陶瀛孙当教师。教文化科学知识，讲革命故事，介绍苏联情况，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编印出版《民众教育》半月刊，免费发给学员，还邮寄到河北各市县的民众教育馆和民众学校，很受群众欢迎！ 　　 　　1931年6月，北平市委被破坏，市委书记刘锡五被捕，张甲洲临危受命，代理北平市委书记。树大招风，引起敌人的“关注”，被列入黑名单。暑假前夕的一天晚上，张甲洲正在给民校上课时，楼外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到收发室说找“张申江”。原来两个特务把名单上的“张甲洲”，误看成“张申江”。胡乔木回忆说：“张甲洲在学员的掩护下，化装由校墙越出，潜伏在北大德文教授杨丙辰家。” 　　 　　暑假期间，张甲洲到上海去找党中央。中央派他参加国际特工队，回满洲省委做国际情报工作。 “9、18”事变后，张甲洲去北平组织30多名黑龙江籍的大学生，响应共产党“打回老家去”的号召，在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创建巴彦抗日游击队。1932年5月16日，揭竿而起，打响中共武装抗日第一枪。当时，正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满州省委指示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张甲洲雄才大略，审时度势，认为正当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主要是民族矛盾，不能搞阶级斗争，抗日是第一位的任务。所以，他们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各阶级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的口号，并创作一首《反日大同盟歌》，广泛传唱，宣传反日大同盟。他们的同盟政策很得人心，起初队伍只有200多人，不到两个月，就发展到600多人，而且变成骑兵大队；秋后增加到800多人，改编为江北骑兵独立师。因队里有30多名大学生，所以，群众称“大学生抗日队”。那时，还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提法，所以，受到满州省委的批评，说张甲洲走“富农路线”! 　　 　　张甲洲很能说，是北大著名的演说家。在游击队里，有的土窑用枪都打不开，他能用嘴去说开。打龙泉镇时，天增泉烧锅不让进，大学生邵桂丹喊话，被他们开枪打死。张甲洲一怒之下，飞身上马，跑到烧锅大门前，高声道：“要打死我，你们就开枪吧！不敢打死我，就开门让我进去，我有话说。”烧锅掌柜张振禄，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只得开门请进。张甲洲来到上房，坐在太师椅上，口若悬河，晓之以义，动之以情，言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不能“窝里斗”，你们不抗日，要枪也没用，先借给我们，打完鬼子就奉还！张掌柜无可奈何，只得拿出5条枪和两箱子弹，把张甲洲送回游击队。 　　 　　初冬时节，巴彦抗日游击队增加到1500多人时，开始西征，要到西荒去，联合那里的抗日队伍，攻打大城市。到达兰西境内时，省委巡观员吴福海第二次来队，貫彻“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把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成立军委，张甲洲任司令、军长，赵尚志任政委，打起镰刀斧头红旗，开始实行土地革命政策。从此，所到之处，都要打土豪，分浮财、牵牛马、拉猪羊、开仓放赈。群众不理解，称他们“红胡子”、“大学胡子”，不但不再支援游击队粮草，反而调动地方武装队伍攻打。张甲洲和赵尚志发现路线错误后，立即命令停止斗争，言称不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还要讲同盟。可是这股强劲的“左”倾风很难顶住。省委巡视员吴福海通过红军之友社，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说他“本来就是大地主、不能革命” ！张甲洲高风亮节，虚怀若谷，没有怪罪他们，言称意见不统一，可以求同存异，仍然团结抗日。但是，为时已晚，已经无法挽救游击队失败的命运。在回师途中，四面楚歌，到外挨打，终于兵折西荒，成为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12次会议关于团结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精神，给满洲省委写来一封信，即《1.26指示信》，才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张甲洲远见卓识，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里称张甲洲是“富有魄力和演说天才的知识分子领袖”，评价非常之高！ 　　 　　1933年开江时节，张甲洲转战下江，化名张进思，潜入富绵中学。先任教务主任，后升任校长、县公署教育股长，并把于天放、陈勋、周西帆、王文郁、曾兆芳等巴彦游击队的战友相继调进了富锦中学，共同开辟敌后工作。张甲洲在富锦广交朋友，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威望。他结交警察大队长李景荫，为汤原游击队运送武器，又策反他去抗联3军独立师。富绵中学也是北满省委设在下江的交通站，派住苏联的人，都要找张甲洲派人护送，在萝北过江。 　　 　　1937年，北满省委把抗联三军独立师改编为抗联11军时，原师长祁致中任军长，张甲洲去任副军长。8月28日，张甲洲去上任时，郭革一进城来接他们。这天按张甲洲的安排，郭革一带于天放、陈勋、张乐然从南门先出去，他带马车后走，从西门出去。车上装有350套大号学生服和学校的收音机、油印机，卸在西南门外交通站，也就是学生刘希文家，告之改日派人来取。他们出城以后，于天放、陈勋、张乐然被警卫队护送去师部，郭革一留下和参谋郭景荫、副官长薛华在长发屯等候张甲洲。傍黑时，他们接到了张甲洲。薛华牵过马来，叫大家骑马走，张甲洲说步行，好唠嗑。不料，他们走上豆地小毛道时，碰上了10多个伪军。前面是苞米地，伪军打了几枪，钻进苞米地跑了。李景荫和郭革一匆忙掏枪还击，可是，回头一看，张甲洲中弹倒地，鲜血染红了衣衫。等郭革一找来队伍时，张甲洲已在李景荫的怀里停止了呼吸。一代英雄，就这样走完了他30年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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