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可能是那年元旦前寄来的，并附一信，说看了有关太平天国的话剧，认为对李秀成被捕后的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写了此文。从信封上看作者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文章主要是评论李秀成被捕后写的自述，认为这是李秀成明确表示的投降书，是其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所谓与罗先生等商榷，实际是批评他们的看法。我看后觉得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进行讨论。黎澍同意我的意见，并说戚本禹既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打字后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也送罗尔纲一份，听听他的意见。记得还送给了一些人。以后我曾打电话给田家英，问他对此文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还说戚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所以拖到第4期才发表的。罗先生看后写了《关于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送给编辑部，并与戚文一起发表。 　　 　　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不一。不久，听说中宣部一位领导看了此文有意见，认为对农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要轻易否定，并要近代史所开个会澄清一下。会议是在近代史所会议室开的，有二三十人参加，林涧青、刘大年都讲了话，也有些人发言，多认为不宜轻易否定，应该慎重，也有少数不同意见。当时黎澍感到压力，准备写检讨，说自己是办报出身，容易追求轰动效应等。可是不久又听说毛主席有“忠王不忠”的话，或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究竟是否这样，没有询问，也无必要。只是此事就不了了之了。然而戚本禹却由于发表这篇文章而走了红运，被陈伯达所看重。 　　 　　1983年8月以后，此事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一些报刊发表不同意见的讨论文章，记得刘大年写过一篇文章。可能是1964年四五月间，罗尔纲写了《苦肉缓兵计考》的长文，戚本禹则送来《怎样看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我看后认为是各抒己见，建议一起发表，黎澍同意，便刊于当年第4期。我们在看三校样时，戚本禹送来文章的修改稿，加了几段话，有一页多的篇幅，带有政治评论性的，有些戴帽子了。我说已看完三校，不好再改，页码已排定，加这么多不好办。这时他已调《红旗》杂志社，神气多了。他说这几段很重要，无论如何还是请想办法。我只得说核红时请他到工厂商量。那天他去了，经与工厂商量可以加一页，在一页上加排了几行还是排不下，又让他删了些。因而这期刊物有两个页码是重复的。此后《历史研究》又发表几篇有关的讨论文章，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已无法讨论下去。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故意歪曲事实，将吴晗话剧中描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当时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相联系，硬说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点名批判翦伯赞，说他提出历史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历史研究为革命服务，是资产阶级在史学界的代表。尹达在《人民日报》发表《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研究》和黎澍。戚本禹将此文的校样送给黎澍一份，还说有意见可以告诉他，态度很是傲慢。黎澍看了这份校样，心情很激愤，也很沉重，又打电话给我，要我去看，还要谈谈。我看后说，这完全是针对《历史研究》和你的，评述农民战争史研究错误，讲历史主义错误，反对放空炮更错误，根本不讲道理，完全是大批判，不让讨论了。他说，连续发这几篇文章，看来在酝酿一场大斗争，你记得，电影《武训传》引起大批判，《红楼梦》研究引起大批判，胡风的建议书和信件竟然引起肃反，造成一场冤案。这次《海瑞罢官》可能要搞一场大斗争。很难说要出什么事。从这篇文章看，没有什么道理，既无学术性，更无理论可谈，只是戴帽子，打棍子，蛮不讲理，还说中宣部压了它一年多，看来势头蛮大。戚本禹拿来此文，好象是征求意见，实际是警告他。这个人确实不是好东西，他们搞在一起了，我不能理他。 　　 　　稍后，我又去看过黎澍，他心情沉重，思虑颇多。他已看出势头不对，料定其后果不堪设想，而兴风作浪的人也必定好景不长。当戚本禹扶摇直上的时候，他就说过，这样的人爬上去快，跌下来自然也快，颠倒黑白、拨弄是非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在历史上是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也只能是这样。当初我们发他的文章，只是从学术上考虑的，认为可以讨论，活跃学术气氛。他现在写的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点名批判翦老，完全是戴帽子，打棍子，毫无道理。像这样的“小爬虫”，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是不少的，决没有好下场。我很同意黎澍的意见，这样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我们走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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