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 “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 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 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 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 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 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 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 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 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 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 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 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 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 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 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 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关于他那篇振聋发聩的《出身论》,我另文再述｡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 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 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 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 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 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 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 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 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 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 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 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 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 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 1967年1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 1968年3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39岁;1970年3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 反”的高潮中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27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 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 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 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 “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 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 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 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 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 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 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 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989年,我不过说了句不赞成邓小平杀 人､支持赵紫阳不杀人的真话,就被迫流亡至今,有家归不得｡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 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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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8/6/26 16:4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