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北京观众对话剧《切·格瓦拉》的热心，一时间，我真有摸不着头脑之感。我不明白，为何无论多麽刻骨铭心的记忆，过不了多久也就会被忘记，忘记得那样乾净彻底。怪不得人类一次一次地重蹈覆彻，重复自己的错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不到二十年，就燃起了二战的烽火，战端、祸首和参与者都与一战几无二致。只是一战的新兵变成了二战的老兵。我不知道，遗忘是从他们治好了身上的伤痛、走出战地医院开始的呢？还是从他们聆听希特勒向他们作那些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开始？我想了又想，至今从这一事实中能够得出的结论只是：遗忘，实在是太容易了。 　　 　　　　北京是文革中在「革命」、「造反」、「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叫嚣声中，首当其冲遭受祸害的地方。我想，那个年头生活在北京的人，应当都忘不了当时笼罩全城的红色恐怖。没有一个房间、没有一个家庭是安全的，从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国家主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一群身穿旧军装、臂佩红袖章、高呼革命口号的红卫兵从家里拖出去打死。火车上装着数以万计被打得半死、剃了牛鬼蛇神头的五类分子，他们多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学校里的老师被活活打死打伤者不计其数。据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日报》一篇文章的说法，仅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中，北京城里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就达一千七百七十六人。这一切的高潮是大兴县的集体屠杀地富反坏分子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受难的死者，至今没有确切数字。 　　 　　　　可是，不过三十多年，当年受害者的呻吟犹在耳畔，他们却又在向着一出实际上是为暴力革命辩护的话剧鼓掌了。「为暴力辩护实际上就是对暴力事件的卷土重来发出邀请。」一八九八年，法国思想家路易斯·博洛尔（Louis Proal）就曾在他那本著名的书《政治的罪恶》（Political Crime）中这麽说。 　　 　　　　我敬佩格瓦拉其人的个人品格，可是我绝对不能认同他所鼓吹的以暴力革命改造世界的手段。无数历史教训证明：人类的自由幸福不能寄望於某个人某个英雄的个人品格，而只能寄望於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英雄不是格瓦拉式鼓吹暴力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而是中国文革初期出现的遇罗克式的英雄。他们是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且为了追求理想社会制度不惜献出生命的思想家。 　　 　　　　二○○○年五月，几乎就在《切·格瓦拉》上演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写的《我家》。在此之前，一九九八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相比那个话剧，这两本书所遭到的冷遇，可说是公众总是短视的又一例证。尤其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公众总是更加认同那些迎合他们眼前利益、满口慷慨激昂之词的鼓动家。伏尔泰早就说过：「如果你对法律和当局表示强烈反抗，那些游手好闲之徒就会环绕你左右。当你可以对他们颐指气使时，精明的人就会给他们套上马鞍和缰绳，骑在他们背上，着手推翻帝王统治。」而只是当灾难降临到头上时，他们才会想起那些冷静而理性的思想家事先对他们发出的劝告。二○○○年，当上述两本有关遇罗克的书出版的时候，离遇罗克殉难的日子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人们既忘掉了当年的灾难，也忘掉了这位曾为了争取他们平等生存权利献出生命的人，当然更忘了他那些洞察先知的言论。只有少数人对这两本书的出版发出了徊响。但从报刊上和网页上见到的一些文章来看，大家关注的主要是遇罗克的遗作《出身论》，以及他一家人在那个年代的传奇遭遇，这些当然也是我们应当关心的。但我认为，对於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他的精神。 　　 　　　　遇罗克遇难时年仅二十七岁。虽然在这时他已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写出了大量有关文章，但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除了当时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的《出身论》和其他几篇文章，其馀大都散失了，就是从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文章来看，也可以说他的思想并不成熟，受到当时条件的局限。 　　 　　　　遇罗克虽然博览群书，但他能读到的书有限，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就只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康德这些古典哲学家，以及文革前为当局所认可的一些文史著作，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作品。而他倾注几乎全部心血论述的问题——血统论，今天的年轻人读来，却须先对当时的背景加以注解，因为这问题现在看来，就和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山一样明白，又何须劳师动众长篇大论去求证。情况有点像伽利略、布鲁诺当年证明地球是圆的而且在转动，明明是人所共知的真理，但因为其反对者别有用心且一手遮天，大家都只好唯唯诺诺。而一待去除那种霸权的因素，真理不言自明。所以遇罗克的《血统论》作为学术著作，今天已经失去其价值。到今天，仍然从其中透射永不会随时日消逝而消逝的光辉的，是他的精神。 　　 　　　　独立思考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不管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独立思考都是一种极为缺乏的精神，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在专制社会中和在民主社会中的不肯独立思考，情况相同而性质不同，这就和围观布鲁诺死刑者与围观皇帝穿新装者的不同相似。围观布鲁诺的死刑且跟随刽子手的旨意摇旗呐喊者，主导心理是恐惧和愚昧；而围观皇帝穿新装且跟着骗子裁缝赞叹鼓掌者，主导心理要复杂得多，不仅也有恐惧和愚昧，还交织着懒惰、惯性、随大流和媚俗等等心态，别人鼓掌也就跟着起吆喝的乌合之众反应，权威人士叫好赶紧跟着叫好的群氓效应，在看皇帝新装人群中都有所体现。骗子裁缝可以说是心理学家，他们摸透了群众心态，才敢於那样为所欲为。 　　 　　　　所以即使在民主社会中，仍然缺乏敢於独立思考之士。何况面对着的是刽子手的枪口。一九六七年，当人们在红卫兵的一片打砸抢抄声中个个噤若寒蝉时，只有遇罗克敢於发出一个思想者反抗的声音：「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麽？」「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阶层形成了！」在「四人帮」的理论家乃至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有理」的一片叫嚣声中，只有遇罗克向人们发出他微弱但是清晰的告诫：「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家庭和本人遭受暴力对待，家破人亡之时，遇罗克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反对以暴易暴。从以上两本书中我们看到，遇罗克不论在他的为人行事上，还是在文章理论中，始终透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辉。使我们想起与他同时代，同样坚持人道主义和平抗争的美国黑人民权袖领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后来还是牺牲在暴力中，当他的死引起一连串暴力事件时，有人叹道：「这真是对他的非暴力和平抗争方式的最大讽刺。」但其后三十多年美国黑人争取人权的抗争，说明马丁·路德·金的路走对了。今天，美国黑人终以非暴力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如果一群人的人权要以剥夺另一群人的人权为代价，自然免不了要使用暴力，而使用暴力的结果只能是世世代代连绵不断的仇恨，和随之而来的恶性循环的暴力。发生在南斯拉夫、非洲、以及目前以巴之间的旷日积久的冲突便是残酷的例证。真正以追求人类幸福为终极目标的革命者，不会因自己遭受暴力对待就丧失对和平抗争的信心。 　　 　　　　我在读《我家》时，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这一部分，我在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时，特别令我动容的也是这些章节。它们使我想起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当刽子手的绞索已经套到脖子上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兼战士还不忘对我们发出真诚的告诫：「人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现在我从遇罗克的书中也听见了同样的声音，而且我还看见，从这些书页中复活而站立在我面前的，不仅是一位先知先觉不屈不挠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襟怀博大、宽容为怀的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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