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写书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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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写书名的书
特别提示： 本文载《解放军文艺》2008年第三期头条 写了一个你绝对不敢相信的真人真事读后你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 星火燎原——毛泽东题写 这是一部书的名字，这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毛泽东为这部书题写的书名，这也是毛泽东一生绝无仅有的一次为一部书题写书名。 《星火燎原》像一条巨轮，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航，至今已经远行半个多世纪了。从毛泽东到普通战士，从国家领导人到全国的老百姓，都在这里汲取过精神的营养。 现在已经是岁末年关了，我把自己关在总参游泳馆的招待所里，写一生为《星火燎原》操劳的编辑家、出版家黄涛。窗外，能够零星地听到鞭炮声。七岁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爸爸，过年了，您回家吧！”我才发觉，我的文章离要求甚远。我被这位老人的故事所打动，所震撼，我感动得多次流下了眼泪。经历过无数次的生离死别，我没有拿眼泪向远行者表示我的懦弱，就是我的父亲在他五十四岁的生日刚刚过了几天就抛下我们时，我也战胜了泪水，选择了坚强面对现实。然而，在前辈黄涛的事迹中，我无法控制自己。从采访到行文，我读懂了一个和我从事同样职业的老人身上散发的精神气息：什么叫革命，什么叫爱国，什么叫奉献，什么叫牺牲，什么叫无私，什么叫敬业…… 面对这位事迹生动的老人，我的笔力是不够的。但是，我的心是火热的，我有记录下他生活片段的责任。 第一篇 说不尽的《星火燎原》 黄涛说：“我这一辈子干了很多工作，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还是《星火燎原》，《星火燎原》就是我的心。” 他想带一套全集上路 黄涛被确诊为晚期膀胱癌，这一天是二○○七年的十一月七日。 这位就是一生传承红色经典的编辑家黄涛 他的三个女儿黄长江、黄小燕、黄园园和远在石家庄工作的儿子黄海洋都聚集在三○一医院，黄涛的老伴马艳秋对孩子们说：“病情要如实告诉你爸爸，这样他会配合医生治疗的。今天正好是十一月七日，是前苏联革命纪念日，你爸爸革命一生，我想他会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今天就告诉他更有意义。” 黄涛已经八十八岁了，他只有借助助听器，才能听见。马艳秋找出了助听器递给黄涛，并且如实将病情告诉了他。黄涛很镇静，他说：“如果是这个毛病，就没有必要再花国家的钱了，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周总理得的也是这个毛病！” 在三○七医院外科任副主任医师的大女儿黄长江说：“爸，现代医学比周总理那会儿要发达得多，做一下手术，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 “手术我更不会做了，躺在病床上什么事都干不了，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这一辈子干了很多工作，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还是《星火燎原》，《星火燎原》就是我的心。我想让你们抓紧时间帮我把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请来，我有事要见他们。” 很快，解放军出版社社长施雷、政委于丹、总编辑郑晖等领导专程赶往医院。黄涛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原因，《星火燎原》在编辑中还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拿掉的一些文章应该恢复，彭德怀平江起义的文章要补上，存在不合适的用词也要做出订正。”他还宽慰去看望他的领导们，说：“癌症在我们年龄大的人身上发展缓慢，我争取用一年半的时间，再把《星火燎原》从头到尾梳理一遍。” 从知道病情的当天开始，黄涛就坚持要求出院。后来，三女儿黄园园开着车把《星火燎原》的书和相关资料都取到病房来了，这才让黄涛安下心来。但是住在医院里，总是有人经常来探视，不能让黄涛静心处理书稿。加之一些资料取来的不完全对路子，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黄涛还是坚持出院回家了。第二天，他就在家中抱病开始整理《星火燎原》。 二○○八年一月二十日，黄涛因为尿血被送往三○一医院重症监护室。上一次出院时，医生就告知过他的亲属：膀胱上生长着二乘三厘米的恶性肿瘤，一旦胀破而出现大出血就没有抢救的可能性了。经过三天监护，黄涛的病情再次好转，转入普通病房。 已经被黄涛的病拖累折磨得瘦了近十斤的老伴马艳秋对他说：“咱们俩这一生，都在忙着工作，正儿八经地好好聊天都没有过，你能陪着我聊聊吗？或是你有什么话对我说说吧！” “上次施社长他们说，出版社要成立星火燎原编辑部，还准备出一套《星火燎原》全集，不知运作得怎么样了？” “咱能不能别三句话就不离《星火燎原》，聊点别的好不好？” “我这一生中，家是你当的，孩子是你抚养的，我除了《星火燎原》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老两口对视了一下，谈话中止了。 几天后，解放军出版社领导和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刘翎、副主任吴立新、老编辑马成冀等再次来医院看望黄涛。那一天，黄涛特别高兴，因为，他知道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了，全集的编辑工作也启动了。他握着刘翎的手说：“《星火燎原》的接力棒交到你的手上了，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你会发觉，做着做着，你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的。” 刘翎表示，一定要向黄老学习，努力工作。黄涛笑了，并关切地询问：“《星火燎原》全集什么时候能出来？” “这套全集是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最快也得明年六月份。” 黄涛叹了一口气：“要是我能活到那一天，带上一套《星火燎原》全集上路，我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 二十六年只做了这一件事 一九五六年七月，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我军三十年斗争历史的回忆文集，此项任务交给了总政治部。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同志批示由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来完成这项工作。于是，宣传部抽调了王彬、黎明、丁芒、邢世操、陈汉民，文化部抽调了王愿坚、李大我、刘亮、张麟、王梦岩，组成编辑部，全面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就是任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的黄涛。 编辑部刚成立那会儿叫“三十年征文”编辑部，主要由文化部抽调的刘亮和宣传部抽调来的王彬两位编辑具体负责日常工作。这部书，最初总的名字叫《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本想每一本起一个名字，第一本起名叫《星火燎原》，全书追溯武装起义。到了第二集以后，就发现每一集起个名字比想象中的要艰难，第三集的名字大家七嘴八舌起了二十来个，也没有一个非常贴切的。于是，黄涛向萧华副主任建议，全套书就叫《星火燎原》。“星火燎原”释义有二：一、谓小火花可以引起燎原大火。《语本·书·盘庚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二、喻微小的事物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萧华同意了。 征文活动得到了包括元帅、将军、各级干部战士以及中央机关、省市负责同志、复转军人和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不到一年的时间，应征稿件达三万余篇，这是组织者始料不及的。 编写、修改任务日益增多和紧迫，有一些稿件只能作为线索，还要重新采写。编辑部忙成了一锅粥，而宣传处处长黄涛要经常在审稿当口，被叫去开会、汇报、处理宣传处日常事务。看着编辑们辛辛苦苦地加班，还要为让审稿到处找他。黄涛主动向领导提出“分管”不是办法了，应该集中精力把这件事做好。就这样，他完全脱离了宣传处处长的工作，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星火燎原》的编辑出版工作中。编辑部组织协调借调了各军区的精兵强将参加编辑工作，最多时有三十六人。 原来设想这一工作是临时性的，最多不过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因此大家都处在“临时”工作状态，编制没有，办公室没有，大家就四处打游击，从总政办公大楼搬到广安门，后又搬到西山八大处。 谁也没想到这个临时工作一下子干了二十六年。这二十六年，在这个“临时”机构里，黄涛做着不临时的工作；这二十六年，黄涛的职务和待遇没有任何变化，他在正师职领导岗位上干了三十年，直到离休才享受副军职待遇。 这不寻常的二十六年，却留下了一部辉煌的历史书籍。 《星火燎原》先后发行了六百多万册，《朱德的扁担》、《一袋干粮》、《一副担架》等三十六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有十余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 有一千二百余篇文章在全国九十四种报刊转载。 《星火燎原》于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三年十月前后出版了八集，其中第五集和第八集因特殊原因而编好未出，直到一九八二年才将第五集和第八集全部出齐。外文出版社以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十三个语种译成七种选本在国外发行。 一九九二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星火燎原》选集，二○○七年解放军出版社再次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星火燎原》成为解放军出版社的一个知名品牌，创造了丰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站在前辈身旁作者感到是这么近那么远 作为前辈出版人，黄涛曾任解放军出版社的顾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离休了。我第一次见到黄涛，也是在三○一医院的病房里。那是去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户外刮着五六级的大风，有阳光，但光线很柔和。黄涛着一身病号服，坐在病房的凳子上，手里正在打着点滴。我们进行了攀谈： 问：二十六年您没有想过改行做其他事？ 黄涛：没有。组织上让我来负责这项工作，我就应该善始善终完成好。 问：是什么力量让您能够在一件事上干这么多年？ 黄涛：我在编写《星火燎原》的时候，有着一种真挚的感情。因为编写的都是我同时代的人的事迹，而且有一些人我当年就认识，有些材料我看到以后，如同身临其境。他们把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党，我做一点具体工作，还不是应该的吗？ 问：您在编辑《星火燎原》中有些什么收获？ 黄涛：我在搞征文以前，对党史军史了解很少，因为过去也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我刚当指导员的时候，第一次碰到批判张国焘，但是究竟批判张国焘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太清楚，反正我就照着念稿子。我对党史军史有点了解是从编《星火燎原》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资料很难找，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文的资料，很难找到一本讲党史军史的书。搞了《星火燎原》后，我对党史军史知识掌握了很多。还有一个收获，因为这些稿件里面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我对长征反“围剿”，怎么作战、怎么走路，这些细节的了解，都是通过那些稿件知道的。稿件里面还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这个对我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比如说有几篇文章吧，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叫《潘虎》，一个是《我跟父亲当红军》，还有一个叫《钢枪队》，这些都是很生动的。还有《九个炊事员》，写的是一个炊事班，在长征中死了一个炊事员，过几天又死一个，过几天又死一个，到最后炊事班的人死完了，连长背起了炊事班的行军锅。这几篇都很感人。（此时黄涛流泪了）我从这些感人的故事里面受到了很多教育，对怎样艰苦奋斗，怎样坚定革命信念，都有很好的帮助和启迪。 问：请您自己评价一下您在《星火燎原》中所起的作用。 黄涛：我对《星火燎原》尽心尽力了，能做到的我都尽量做到了，对这套书我很有感情。但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充其量算个领班。 问：今后再版《星火燎原》您有什么具体意见？ 黄涛：因为《星火燎原》既是军史也是战史，这么一部历史著作，如果我们反映的不客观，受主观的因素制约，这部书就失去了历史价值，或者发挥不了它的价值，所以我想要恢复它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个书因为政治运动，还有“文化大革命”，它在选稿上形成了一些缺陷，我总想有个机会能够把它补救一次。这次听说社里面又要出版《星火燎原》，把它出成一套书，希望这次能够把我的意见考虑进去，作为修订时的一个参考。这里面需要恢复原来的一些文件，需要删掉一部分；有一些考虑到当时有些人的背景，还有的人犯了错误，有些稿件确实是受到一些影响。再版时望能全面、客观、真实地处理好每一篇稿件。 牵动着将帅们的这部书 “《星火燎原》编辑部是最‘牛’的编辑部。”五十多年后，老编辑王梦岩还这样得意地说。那时编辑部有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部”的公章，可以到处约稿、组稿，所到之处都是一路绿灯。编辑们可以直接与高级将领对话，包括去他们的家，就是去元帅的家也管用。只用自报我是“解放军三十年编辑部”的。有一次，编辑张麟跟萧华去云南出差，萧华一路见人介绍时，都说张麟是“三十年”的。 张麟回忆说：“我跟聂荣臻元帅约稿，我要他写小故事，他说要写历史经验教训。后来我给黄涛汇报，他说不光写小故事，也要写大故事。《星火燎原》里面有很多大故事、大的历史问题的文章，黄涛在这一点上是有功的。我没有这个思想高度。如果我们《星火燎原》当时编出来都是一些小故事，那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在就不一样了。” 张麟说去张爱萍家约他写《从遵义到大渡河》。张爱萍说要写我就写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不写从遵义到大渡河。张麟就对张爱萍说，别人有单写遵义会议的，也有单写四渡赤水的，你再写一个，文章怎么安排？就这样的语气。张爱萍有点不高兴：“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们的编辑部怎么框框那么多？要求那么多？还教我们怎么写？” 约稿失败了，张麟回来给黄涛汇报。黄涛很快就定了一条规矩：凡是老帅、老将们的文章，他们怎么写，我们就怎么用。对他们的文章，我们也不要改了，不要给他掐头去尾，重复就重复了。这一决定令《星火燎原》能有骨干文章，能有大文章，能够引起那么多高级将领的关注。张麟说：“作为领班，他在这一点上比我们编辑高明。” 王梦岩介绍，他去新疆组稿，约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郭鹏写文章，郭司令开始不接受采访，不让王梦岩进办公室。说：“我一天到晚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写这玩意。”王梦岩反复地跟秘书讲，也无济于事。他只好打电话给黄涛汇报，说自己完不成任务了。黄涛对王梦岩说：“你让郭司令给萧华打个电话。”这一招果然奏效。郭司令不仅接受了采访，而且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就把王梦岩找去，吃饭聊天两不误，最后谈出兴趣来了。王梦岩他们要回北京，郭鹏硬是不让走，说：“萧华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好，我还有好多事情没说呢。”又把他们留住了。回北京的时候，郭鹏不让王梦岩他们坐火车，安排他们搭专机回来了。王梦岩说：“那个时候编辑中间这种事很多，都是黄涛一手操办的。” 王梦岩还记得，一九五八年，他去采访谭震林，黄涛先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给王梦岩介绍谭震林的情况，要谈什么内容，哪些深谈，哪些问题怎么问，都做了具体交代。去了以后，谭震林非常高兴，说：“我晚上上床睡觉之前，都要手不释卷地看《星火燎原》。你们做了一件好事呀！”谭震林除了完成自己的写作外，还对整个《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提了很多意见。他说：“从我军历史看，现在四方面军将军最多，在红安县一个县就出了百多个将军，你们搞征文，一定要反映四方面军，四方面军不能不写，不能因为有张国焘就不写。” 还有一次，黄涛安排王梦岩去贺龙元帅家参加贺老总主持的为《星火燎原》写稿的座谈会。那天贺老总谈二方面军情况的时候问贺炳炎、许光达早期斗争情况，他们都表示不知道。当时谢觉哉就坐在贺老总身旁。贺老总对谢老说：“谢老，你要把杨光华给我找到，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当时是省委书记，后来被王明、康生打成特务，在苏联劳教。”谢老果然把杨光华找到了，从地处北冰洋的劳教地把他弄回国，并且平反了。 黄涛说：“编一部书能产生这么大的社会效应是想都没敢想的。” 确定了《星火燎原》作为书名后，黄涛专门去找总政傅钟副主任请毛主席题写书名。傅钟亲自找到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很快杨尚昆就回话：“主席已经为《星火燎原》题好字了。”当时毛主席写了两幅字，让编辑部自己挑选一幅。朱德总司令为《星火燎原》写了序言，周恩来总理对编辑工作做过具体指示。反映地下工作的《大地春光》，是送刘少奇和彭真审查的，刘少奇为此专门向中央档案馆调阅了档案，对这篇文章做了十多处修改。彭真对稿件也做了多处修改。反映“平江起义”内容的稿件当时缺少详细资料，编辑部只好将平江起义的有关稿件送给彭德怀审查，彭老总审阅了全部稿件，并且详细地回答了编辑部提出的八个具体问题。贺老总则指定一位熟悉红二方面军情况的老同志为《星火燎原》审阅有关红二方面军的稿件。最难考证核对的是有关毛主席的文章，编辑部对这方面的稿件采取了特别慎重的态度。《浏阳遇险》一文就请示了谢觉哉，谢老批示：“这个故事是毛主席闲谈中告诉我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一稿送胡乔木审阅，胡乔木认为写得很好，并指定留待《人民日报》八一当日刊登。反映中原突围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请邓小平审查的。十大元帅除了林彪外，都为这部书写过文章。邓子恢为写一篇闽西斗争的文章，事先写了提纲，并亲笔画了一幅“闽西地区地形图”送给编辑部征求意见。 《星火燎原》第一集出版后，康生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我怀疑《星火燎原》有出版的必要。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副秘书长萧华批示：《星火燎原》继续编辑、继续出版。 罗荣桓元帅长期负责军队政治工作，还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所以听取编辑工作情况汇报比较多，做的指示也多。他和编辑部一位编辑长谈两次，谈到党史、军史上许多主要问题。一次谈到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应如何认识，谈到农民武装、俘虏政策、游击战争、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等重要问题；一次谈到了五次反“围剿”、宁都会议、抗日先遣队、长征、遵义会议和七大等历史事件。他还谈过哪些文章应该请谁来写。在关于辽沈战役的谈话中，罗帅反复强调了要写毛主席。一九五八年罗帅已身患重病，还亲自用毛笔给编辑部写信，在他逝世前两年还为编辑部审稿。 一九五八年，《星火燎原》第一集付印前，时任总政主任谭政让黄涛到他住处汇报了编辑工作情况并看了书的封面，后来在编辑部的书面报告上批示，要少而精。根据这一指示黄涛又修改了全书的编辑计划，篇幅大约减少了一半。一九六四年上任的总政主任萧华对编辑工作指示最多，一九五七年编辑部由征文转到编辑工作时，他召集编辑部全体人员听了汇报，对这部大型丛书的编辑方针、注意事项做了详细指示，有些重要稿件是经过他终审的。他对书的封面，书里的插画、插图都有具体指示。一九六二年，萧华身体不好在昆明休养，在病中还听取了一位编辑的汇报，对编辑工作做了详细指示。 一九六○年前后有一段时间，总政傅钟副主任管过编辑部的工作，他除经常听取工作汇报并做指示外，还在重大问题上给予编辑部积极支持。一九六○年以后，征文作者受到当时政治风气的影响，来稿的开头都要写几句毛主席指示，结尾说一句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而不是从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阐述。编辑部正在研究这种稿件如何处理时，看到了中央转发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黄涛带领大家原原本本学习了这一文件，并结合学习检查了编辑工作，提出了贯彻执行的措施，最后向总政写了报告。傅钟大笔一挥，写下：同意。后来编辑部一直是按照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执行的。在当时条件下傅钟这样做很不容易。 张云逸、王树声大将到编辑部看望过全体同志。 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打电话对编辑工作做过指示。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央领导，接见了编辑部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 一九八二年建军五十五周年前夕，《星火燎原》一至十集全部出齐，中央军委领导为出齐的《星火燎原》题了词。邓小平的题词是：“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叶剑英的题词是：“革命精神代代传”。徐向前的题词是：“发扬革命精神为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军队而奋斗！”聂荣臻的题词是：“用我军的光辉历程和革命传统教育全军指战员”。军委和总部领导耿飚、韦国清、李志民、李聚奎、李达等各军兵种许多老同志出席了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 叶剑英元帅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说：“《星火燎原》这部书反映了战争年代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反映了我党、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这部书值得向青年们推荐，读了它可以进一步激发热爱党、热爱人民军队、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郭沫若用诗人般的语言称赞《星火燎原》：“是一条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是雄伟的中国革命史诗”。茅盾则说：“《星火燎原》是历史、又是文学，是一部好书。” 一九九五年，总政于永波主任在解放军出版社团拜会上，讲到用回忆录对战士进行教育时，就说到自己早年当干事时到连队搞教育，从《星火燎原》选了《一袋干粮》这篇文章给战士们朗读，很多战士听了掉下眼泪来。他还说，这篇文章的梗概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它是写一个老百姓跟随红军过草地，没饭吃，红军战士送给他一点粮食，最后把米袋子里一点剩的粮食，连同米袋子都送给了他，他到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拿着这个米袋子，到那连队找那个战士，这个战士已经饿死了。 国家文化部出版事业局在《三十五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报道中称：“《星火燎原》等一批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起了积极作用。” 欢乐和痛苦的交织 《星火燎原》编辑部当年有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黄总管打电话。”编辑部那时很融洽，你负责二方面军的稿件，就叫你二方面军同志，不叫名字。负责一、四方面军，陕北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分散各地的游击队，三年游击战争的部队，大家也都有比较细的分工。王梦岩说他是管陈毅部队的，所以他就是陈毅部队的同志。当然，黄涛就是大家的总管了。 黄总管最叫劲的事就是“抠文字”： 老编辑陈汉民回忆：有一篇介绍红军过草地的稿件，讲到在一个雨夜的晚上点篝火，火越烧越旺。黄涛当即提出来，天正下雨，柴是湿的，怎么可能越烧越旺？还有一篇文章，写到过雪山的时候，路过森林地带，大伙儿顺利地滑下来了。黄涛在稿件上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既然文中说雪不是很厚，也盖不住树枝，怎么稿子上会出现往下滑雪的描写呢？ 一些老编辑，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记得黄涛在编前会上常说：“回忆录虽然是作者亲身经历，但时隔多年，难免有错。编辑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作者，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的提法和观念，须一一核对。主要依据是党的文件决议、他人回忆录、档案资料、工具书等；有些地名还要和过去的地图、现在新出版的地图核对；然后和作者沟通，再一丝不苟地订正。” 当时湘西苏区红七师的一个政委叫鲁易，牺牲了。此人究竟是怎么牺牲的，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的两部鲁易传记，都讲他是被俘以后，坚贞不屈，被敌人杀害了。这两本都是比较有名的出版社出的书，按道理应该可信。但是，鲁易的家乡江陵县有一个内部调查材料，说他是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以后牺牲的。黄涛叫主管这个稿件的编辑郭义臣找到他的家乡，调查那个材料是怎么写出来的。经了解：材料来源于当时的一个担架队队员，也是个赤卫队长。鲁易负伤以后正是他抬的担架，因为那个时候的红军干部，苏区里老百姓都认识。所以他知道他抬的是鲁易，但是他抬到半路上鲁易死了，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就地挖了个坑把鲁易埋了，埋的时候他两个想以后怎么能找到他，就用铁钉在一块砖上刻了鲁易的名字，连人带砖一块埋了。郭义臣找到了当年那位抬鲁易的赤卫队长，这个队长领着他到了县烈士陵园去找到了现在的鲁易墓，并从博物馆看到了那块写有鲁易名字的砖。这说明材料是可靠的。 发现编稿中有问题时，黄涛就会打电话叫编辑到他的办公室。把他用红笔勾出来的地方让编辑自己消化一下。如果还不明白，他就慢慢和你谈，一直到达成共识为止。 《星火燎原》刚开始编稿时，黄涛把稿子拿出来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张文苑说：“那时我搞文艺评论，很多稿子他都拿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原标题是《长征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说这个提法不妥，后来他就改为《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星火燎原》最早十卷，第一代的编辑，每个人都写过几十篇文章。黄涛自己也不是只审稿子，他自己也动手写文章，很多重点稿子都是他亲自上手的。 黄涛坦言：“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要做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我必须把它做完，要不做完我好像睡觉也睡不好。”刚开始接触《星火燎原》时，他就很少回家，办公室成了他的宿舍。那会儿，黄涛的妻子马艳秋还是总政秘书处的一名资料员，连级干部，一九五二年，组织上安排她到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脱产学习三年。马艳秋在班上担任班长，兼党支部书记，学习期间成绩优秀。毕业后，按照组织决定，考取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她学的专业是国际商业管理，主攻日语。领导找她谈话明确表示将来要派她去日本大使馆任商务参赞。那时候部队还是供给制，马艳秋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三个孩子国家安排了两个保姆。老四正怀在肚子里，胸怀远大的马艳秋，决心在事业上和黄涛一比高下，为此，她悄悄地上医院准备将肚子里的孩子做掉，打胎药已经吃了，人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这时医生喊她起来，说：“外面有人找你！”马艳秋只好穿衣下床。来者是学院的行政干部，很严肃地对她说：“你一定要想好后果，这样做要开除学籍，说不定还要开除党籍！”天哪，同学告密了，直肠子的马艳秋心想这是促进学习的一件好事，就和几个同学说了。没想到做掉的是革命的后代，组织上肯定要出面干涉的。直到现在，黄涛也不知道这件事。 既然组织上这么关心革命的后代，马艳秋想那我就退学，专心致志地带好革命后代。她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当然这是带有一定的思想情绪的。学校没有同意。黄涛也不同意，说：“孩子有保姆带，给她吃，给她喝，让她长大就是了。” 几件事让马艳秋真正地打起了退堂鼓，保姆之间不和睦，最后拿孩子出气，小二子和小三子身上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小二子三天两头去医院，那会得的肠病，一直到现在还常常闹肠胃不好。症结终于找到了，原来是那个保姆，把奶粉一次调和成一天的量，最后奶结成了块块，她就将奶嘴剪个大窟窿，往孩子嘴里灌，奶已经发酵，馊了。马艳秋毫不留情地将那个保姆开了。但做母亲的心里那个伤痛却怎么也无法愈合，先是失眠，整宿整宿地不能入睡，她得了神经官能症，头痛、耳鸣、健忘，容易激动又容易疲劳，继而又诱发成癫痫，经常无缘无故地摔倒，全身痉挛，意识丧失，口吐白沫，有好几次突然倒在大马路上，险些成为车轮下的冤魂。校方只得同意她退学了，军队安排她转业。用她的话说，她的事业从生病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建树了。马艳秋常常幻想，如果老黄不搞《星火燎原》，那么她的家庭会不会不是这个样子呢？至少她本人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但黄涛不这么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脑子里装的、嘴里说的、手里做的，都是处理来稿，整理史料、校对清样。他和《星火燎原》融为了一体，他感到读了《星火燎原》，就像见到了许多战友，就好像跟兄弟说话、跟姐妹聊天。 一九九○年，在黄涛七十岁那年，他荣获全国第二届韬奋出版奖，这也是解放军第一位获得出版界最高奖的人。他把获得韬奋出版奖的全部奖金，捐赠给解放军出版社，设立星火燎原奖，奖励年轻有为的编辑；他还把个人省吃俭用的工资捐赠给家乡小学，设立的还是星火燎原助学金。 当浩劫来临的时候 黄涛知道了大字报的厉害，是自己已经引火烧身了。那个年月现在把它叫十年浩劫，当时可是叫“文化大革命”。《星火燎原》也成了重灾区。 一九六七年三月，黄涛被停职反省。《星火燎原》成了一株大毒草，而且是很毒很毒的一株。毒的根源是在写《平江起义》的那篇文章里有一处老百姓对彭德怀跪下了，说你是我们的救星呀！ 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只有一个，《星火燎原》想干什么？负责编辑部工作的黄涛想干什么？为彭德怀招魂？为彭德怀喊冤？ 那时黄涛的家住在内务部街五号，那是总政的家属区。满院子都贴的是批他的大字报，黄涛的名字被写得五花八门，有的还画了红×。马艳秋当时是朝阳区九仙桥中心小学的副校长，也被定为当权派。大女儿黄长江，二女儿黄小燕已经当兵去了。家里就三女儿黄园园，小儿子黄小四，一个十四岁，一个不满十二岁。两个孩子因为爸爸编了“大毒草”，也成了小反革命，受到别人的冷眼。 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的黄园园被下放到了内蒙古，那一年，她们大院的所有同学都去了北大荒，只有黄涛的女儿黄园园一个人去了内蒙古乌梁素海。这一去，就是三年多。这三年多的下放生活，如今黄园园还是未说泪先流。后来，是大姐黄长江托人把她带到了部队。 当事人黄涛，根本不知道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他被关在牛棚里，扫厕所，搞卫生，随时接受批斗。 黄涛是一个闷葫芦，本来他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别人罗列出莫须有的罪名让他交待时，他总是说“我想想，要不我回去好好想想”，因为你不能硬碰硬呀。他被打得脸上、身上挂过彩，衣服被撕烂过，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坚信自己编辑《星火燎原》这件事没有错。书名是毛主席题写的，当初那么多老帅和高级将领关注这件事，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大毒草了呢？有时候美妙的憧憬不一定能代替无情的现实，放大欢乐，缩小痛苦，多想想那些开心的事儿吧。黄涛总是这样自己给自己打气。 其实，“文革”刚开始，黄涛就有一种预感，因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在稿件上本不应该再出现彭德怀的名字，但黄涛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仍然保留着彭德怀的名字。就为这，造反派要拿走所有的《星火燎原》原稿，黄涛坚定地站出来：“对我个人怎么样，我都能接受，写这些稿件的人又不是每个人都有问题。”经过黄涛的据理力争，最终造反派答应由编辑王梦岩看护所有书稿。王梦岩至今还记得，黄涛找他谈话时的情景：“梦岩，比千斤重的担子还要重呀，我感觉我自身恐怕难保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这些书稿，有些稿件甚至比你的生命还要珍贵。”临分别时，黄涛还千叮咛万嘱咐：“记住了吗？”王梦岩点点头，他才离去。据王梦岩说，那一天，黄涛是抹着眼泪离开的。 此后，王梦岩把所有的书稿转移了地方，他就像一位职业保安一样看护了这些书稿近十年。正是由于黄涛的托付，这些珍贵的书稿才得以完好地保存。 刚刚被宣布停职反省的那天晚上，黄涛叫过大女儿黄长江，对她说：“长江，爸爸犯错误了，说不好哪一天就要被送去改造，你是老大，要带好弟弟妹妹们，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接班人。爸爸还有一件事要交代给你，你一定要保护好那几本《星火燎原》。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的著作放在上面没事，没有人敢动它，其他的书无所谓了。所有与《星火燎原》相关的东西你们保护好就行了。”第二天，黄涛就没有再回家。当晚，黄长江掘开地板，把所有相关《星火燎原》的资料和书籍全部埋到了地下。 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应验了黄涛的嘱咐，家里所有的书除了毛主席著作外，荡然无存。 第二篇 把爱全给了信仰 黄涛说：“一个人生命的道路是有限的，而他所投身的事业则是永恒的，只要他保持永不泯灭的理想和追求，他就有无穷的生活动力，就有无限的革命青春。” 心让革命带跑了 雄浑苍茫的太行山像一条巨龙绵延腾骧，在平定县境内伸出五支龙爪，化成五大山脉，环立于县境四周。黄家巷就坐落在平定县城西边，那是金融家黄伯煐的宅院，庭院深深，整个院子加在一起有近百间的房子，装修考究、富丽堂皇，记载着这户人家的富贵与繁荣，黄家巷也因此而得名。 一九二○年八月九日，黄涛出生于此。那时他不叫黄涛，还叫黄宏基，是平定四大家族之一的黄家的大公子。黄宏基的父亲黄伯煐是国家原副主席荣毅仁父亲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小宏基六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九岁入县立第一完全小学（现在已更名为平定实验小学）。兵荒马乱的年月，能有这种家境，应该说是让所有的人都望尘莫及的。没想到这位黄公子偏偏生在福中不知福，迷恋上了革命。 “革命”起源于一九三七年，当时黄宏基读小学四年级，有两件事在他幼年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年的七月四日，国民党军队高桂滋部队一千多人在共产党员赫光、谷雄一的领导下举行了平定起义。当晚起义军经过短时间的激战，张贴了布告、传单，撤离了县城。人们对“兵变”不敢公开议论，暗地里却传说“兵变”的队伍成了红军，撤到城北大山里，到处开仓放粮，劫富济贫。这一年九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黄宏基的老师向学生们讲了事变的经过，并且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日军的暴行，许多同学听后都哭了。接连发生的这些事件，在黄宏基的心中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决心。 一九三五年小学毕业后，黄宏基没有遵从家里的意见，独自一人远离家乡报考了太原中学，也就是过去的太原第一中学。这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著名的共产党人高君宇、贺昌、彭真等，都曾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山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是在这个学校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在这里建立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学生掀起“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太原学生为声援北平的学生斗争，二十五日在太原中学门前的海子边公园集合上街游行。校方紧锁校门不准学生参加，结果群情激愤，把校门冲开参加了游行。冲校门的学生中就有黄宏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 一九三六年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学了，黄宏基所在的初中十三班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叫梁品青。此君是彭真的同学，一九二三年加入共产党，后来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梁老师讲课时常常离开课本，有一次，老师讲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时说：真正的中国，是修筑起了万里长城，是开凿出了大运河，是点燃了丝绸之光、敦煌之光，是创造了儒教、道教，是赶走了一支支入侵的暴徒的中国！真正的中国是一条好汉！这些话让同学们听得入迷，大家都喜欢接近他。原来，他是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学生中积极进行革命工作，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读书会。读书会采取了个别吸收的方法，首先发展了黄宏基和另一个学生王宏士，再由他们两人逐渐发展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组织渐渐壮大了起来。 真正诱发黄宏基彻头彻尾地走到革命的队伍里来的，应该说是周恩来的接见。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周恩来撤离太原前夕，在百忙中单独接见了黄宏基的老师梁品青，后在程子华、梁品青的陪同下接见了太原中学的学生代表，黄宏基也参加了。在当地的一座大庙里，同学们站着，周恩来也站着讲话。他先谈了抗战形势，又讲到国民党军队从太原溃退的情形，指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勉励大家：“你们参加革命很好，现在子华同志这里需要人，你们就留在这里工作，不必去延安了。”这是黄宏基和他的同学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中央领导人，并直接听到中央领导的讲话。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农历九月末，战动总委员兼人武部部长程子华组织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始招生了。多次跃跃欲试投身革命阵营的黄宏基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报名参加了这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时，每人发一套灰色棉军衣，一支陕西造的六五式步枪和六十发子弹。黄宏基的军旅生涯从此开始。 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这是一个奇特的入党仪式。 一路行军从汾阳到离石不久，武装部作训科科长谢嵩找黄宏基谈了一次话。谢嵩是平江起义的老战士，当过红二十九军军长，由抗大调到战动总会工作。谢嵩让黄宏基在训练班，先把参加过“民先”的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发展新的队员，谈话后训练班的“民先”组织很快建立起来。又过了几天，排长吴迪桃再找黄宏基谈话，吴迪桃也是红军干部。他让黄宏基谈谈对共产党的认识，黄说：“我用实际行动在跟着共产党走。”吴迪桃笑了，说：“好！党支部已经同意你加入党组织了，介绍人就是我！” 入党仪式是在石板坡村外的一棵大树下举行的。没有党旗，没有入党誓词，同时加入党组织的有三个人：黄宏基、王宏士（后改名为王化民，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原廷价（后改名原星，曾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吴迪桃说：“我正式宣布你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请把右手握成拳头，高举过肩膀！跟我念：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只有那棵无声的大树见证了这个庄重的时刻，这三名新党员日后都成为了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 在晋西北，岚县算个比较大的县，那会儿县城就有不少商店。当时一二○师师部和战动总会都驻城里。入党后不久程子华找来了黄宏基。程子华对黄宏基说：“现在临县游击支队缺一个指导员，决定让你去，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服从组织安排！” 程子华找出一张纸，拿起笔开始写介绍信。突然，他停下了手中笔：“你要不要改名字？” “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