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旧讨论复制45
|
1.《乔家大院》背后的真实：乔致庸和他的后代 --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的， 2006-4-27 12:20:25[点:16] (6309字)
“到乔致庸的生平就有了比较准确的记录。”武殿学说，“他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岁。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乔致庸是最长寿的一个。”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乔家大院》的作者兼编剧朱秀海说，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山西历史上名人荟萃。武殿学说，光是祁县，元以前正史里所出现过做官的人，初步统计有数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后祁县就没出现过大官。这样一个转变，除祁县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明朝中期，为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朝廷在北方边境建设了9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大量军队驻扎物资消耗惊人，这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武殿学说，从明代山西人以经商为荣的风气就开始形成。“以祁县为例，它的气候并不很好，每年的无霜期170多天，土地不是很肥沃，也没什么特产和矿产，经商称为唯一的一条路。好在祁县处于山西交通中枢，信息比较灵通，通商有便利条件。在50年代搞过一个调查，祁县当时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经商史。当时祁县人口在10万多一点，按这个推算，当时祁县就有两万多人在外经商。干买卖也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做生意，一种是入股或者当雇工。道光年间北京城有300多家粮店，100多家都是祁县人开的。晋商发展到最后，主要以府南县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遥、介休，当时传统叫‘祁、太、平’，也就是祁县、太谷和平遥。” 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虽然生活在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却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养大，极受大哥关爱。朱秀海说，由于大哥对他照顾有加却没有一般做父亲的严厉，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很自在，“年轻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而那时候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一年也有1000两白银的薪金，这还没有算上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朱秀海说。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当时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种:粮、油、丝、茶、盐、铁。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我在电视剧里描写争夺高粱霸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粮油这样的大生意都没有了，于是连高粱这样的小生意都要争夺了。” 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朱秀海说，“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朱秀海说，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朱秀海说，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武殿学说，“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学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武殿学也承认，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学和朱秀海都认为，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武殿学说，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朱秀海认为，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你到山西乔家看看，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武殿学说，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朱秀海说。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武殿学说，“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武殿学说，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武殿学说，除振兴包头复字号、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乔致庸在世时候乔家从没有分过家，而且家庭统一管理，每人每年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规定。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早只有乔贵发建的一个筒楼，后来乔致庸的父亲在边上修建了一个院子，乔致庸本人是没兴趣兴建家宅的。“他信奉当年山西一个商人计然的学说，计然说，货币的流通应该像流水一样，流得越快越广才能给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带来利益。乔致庸一生都将利润投入到生意中，没有兴趣置宅买地。但是后来从他手里接手家族生意的孙子乔映霞是个很现代的人，他当时比较反对他爷爷的观点，说你看你忙了一辈子，可是你什么都留不下来。”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中国面临崩溃，向国外赔款4.5亿两白银的时节。”朱秀海说，“而当时乔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税务通过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进行汇兑。第二个生意便是当年英国人把持了中国天津的海关，在直接提走赔款后，其余的税由乔家这样的银号代收。1904、1905年的账期，乔家一股的红利就有17000两白银，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100两银子。电视剧里乔家大小都欢天喜地等着老东家分银子，老东家乔致庸却非常悲愤，他说，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你们做的就是帮助外国人拿走中国人银子的生意。我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我赚的钱越多，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银子被外国人拿走。” 国家都要灭亡，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武殿学说:“一进门右边的第一个院子。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这个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朱秀海说，后来他参与帮助山西商人将英国人手中的阳泉煤矿赎回。由于用去大笔银两，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渡过“文革”。“乔家大院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主笔：蔡伟） 乔致庸其人 山西祁县县志办主任、晋商研究专家武殿学说，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 2.腐败是世界共有的现象。美国是如何预防腐败的？ --精辟！一名美国警官对中国反腐的忠告 2006-4-27 12:28:46[点:15] (3841字) 腐败是世界共有的现象。美国是如何预防腐败的？ 精辟！一名美国警官对中国反腐的忠告 罗伯特弗能（RobertVernon），这位已经70多岁的老警官像虔诚的传教士一样，近10年来，风尘仆仆地向世界各地传授其职业心得。 今年是他第五次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他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民网、搜狐网等单位，就领导学和领导伦理中的多个热点问题进行演讲。他在清华大学演讲的题目是《政府的反腐败与公众信心》。演讲结束以后，罗伯特弗能先生就反腐败问题接受了本刊专访。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对中国反腐败的情况和中国的腐败程度了解如何？ 罗伯特弗能（以下简称罗）：我知道中国有腐败，但我不知道中国的腐败有多严重。但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减少和消除腐败。我希望我这种感觉是正确的。 ■《南》：腐败是世界共有的现象。美国是如何预防腐败的？ 罗：从美国经验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最高层领导要有反腐败的决心，然后在这个社会里面要有一个透明的信息系统。举警方的例子，究竟司法界的经济预算是怎么样的，这个信息应是透明的。第三，需要有很明确的惩罚和奖励的系统。换句话说，要有一定的监督系统而且要常常检查。在洛杉矶司法界有个部门叫“内部事务部”，专门检查警察腐败的问题。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部门，包括洛杉矶郡的检察官。除了这几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社会、这个大众一定要有一个文化和共识，有一个决心，就是反腐败，这不单是政府机构，还有民间机构、非政府机构，包括媒体，包括学术界，包括非盈利机构，社会各个阶层和团体都参与这个过程，才能够把腐败杜绝。特别是媒体在反腐败过程中的功能是不可以替代的。 ■《南》：请谈谈您在负责警察工作的过程中，印象比较深的腐败和反腐败的例子。 罗：最近洛杉矶有件丑闻。警官把毒犯抓起来，但把毒品拿去卖，自己反而成了毒贩。幸运的是，我们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送进了监狱。因此，可以看出，当有腐败现象发生的时候，必须有力地控诉和执行惩罚。 再举一个过去的例子，在1938年前，美国洛杉矶的警察局是全美国最腐败的一个。这个城市的领导人基本上是腐败的，包括市长。但在腐败过程中，警局里有一小部分人没有采取消极态度，就去找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界人士，秘密成立了一个反腐败的成员小组。这些企业界人士聘请了一些私家侦探跟踪警局的人和市长。 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名字也叫克林顿，但他不是总统，当时是1938年。在组织委员会时，他的家被人家炸掉了，这事引起整个城市的注意，民众选举把腐败的市长拉下台，换了新市长。 美国的几位开国元勋说过，人本身都有腐败的倾向，所以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人的本性。我们不能把权力太集中，因为权力本身是会带来腐败的。把权力分散，而且有监督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 洛杉矶经过这次变动之后基本上权力是分散的，但留有一个有监督和监察功能的单位，他们的能力是受保护的，不会受到任何权力影响。这一点从理论上讲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难。 ■《南》：以洛杉矶警察局为例，你们估计，腐败分子占多大比例？ 罗：以我基于经验的估计，大约有不到3的警察有腐败现象。我认为导致腐败的因素包括四点：1.标准不清晰，不可行，或者根本不存在——标准本身的失败；2.标准虽然存在，但是不为人所知晓，或者达到标准的路径不为人所知晓——培训的失败；3.标准为人所知晓，但是没有得到执行——领导层的失败；4. 标准既为人所知，也为领导层所执行，但却被个体忽视——个人的失败。 我相信，在洛杉矶警察局中，前三个失败的因素已被克服掉了，在领导上不存在失败；但仍然有些个人性质的腐败行为无法避免。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安然丑闻。安然公司的丑闻涉及几十亿美元，安然建立了制度和标准，也有培训使得各种标准为所有员工所知，但是，他们的标准从领导层开始就失效了。 ■ 《南》：透明国际的排名是否权威？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排名是否客观？ 罗：我听到过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报告、公告。因此我不能作出评论。我有一幅4年前世界银行的腐败排名地图。从该图讲，中国不是很糟糕的。在一个包括62 个国家的调查中，对于针对腐败该做什么的问题，文件提出:首先应重视领导的表率作用，第二，放松经济的管制，第三，加大预算透明度。 ■ 《南》：在您目前的培训课程中，是否把反腐败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罗伯特弗能：当然。在救火行业里有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就是要有燃料，第二是要有氧气，下面就是个被引燃的物品，当你要救火的时候，要把三角形里面的一个突破，这个火就熄灭了。在腐败里也有一个三角形：领导层的腐败、内部的腐败、公众的容忍程度。如果领导层试图去除腐败，那么腐败很容易被消除；或者，内部人拒绝腐败。如安然公司就是内部人不要腐败；另外，如果公众不能容忍腐败了，也可能消除腐败。在1939年前，洛杉矶政府很腐败，公众通过选举把原来的市长赶下去了。也就是说，从腐败三角形的任何一边入手，都能够消除腐败。 ■《南》：您刚才谈到美国预防腐败有四个方面：领导的决心、信息透明、好的制度、社会的共识，是按照重要性排的吗? 罗：领导层是相当重要的，如果领导有决心根治腐败，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领导自上而下地治理。但如果领导腐败了，就很难组织强大的力量来反腐败。反腐败要求最高层政府领导、每一个部门最高领导不但有决心，而且更重要是他们的实际行动。 世界上任何国家，公众对道德的共识，都做得不太好。人类历史上，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是较新的概念。很多人认为，一个民主、共和、自由的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行，在我看来不是这样。《联邦党人文集》有个非常强烈的观点：除非公众有一个道德共识，代议制民主不可能实现。美国是建立在基督教道德之上的，但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并没有明确说是建立在基督教道德上，只是强调有一些是和非的共识。我相信，我们这些共识与你们的儒家文化有些观念是一致的。麦迪逊说，人们能被从外或从内管理好。所以，对每个国家而言，如果想反腐败，应采取两个方法，一是比较短期的，二是比较长远的。长远的解决办法是教育。让孩子们从很小时候开始，就明辨是非，这比从技术角度反腐败更为重要。 以美国为例，60或70年前，学校会进行一些是非教育；50年前，这种教育没有了，所以道德有所下降。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为明显。现在美国要增加政府的行为来插手。我对此是不认同的，我觉得方向是错的。现在美国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教育群众建立对道德的共识。 当一个国家受了腐败的危害，会影响它的名声，联合国的相关评价，腐败的过程会影响GNP整体生产力，影响了世界银行贷款的条件，也影响到国家间交往信任的问题。所以社会群众要知道腐败不单单只是影响一小群人，而是要影响整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深受其害。 ■《南》：信仰的广泛缺乏是否腐败泛滥的一个原因？ 罗：前几年来中国，跟几个高级官员聊过，我把中国先人的一些话用现在的语言来解释，官员们都非常喜欢，都想把它们记下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被4000年历史证实行之有效的，这些东西可以在学校教授，不是什么宗教。 法国的思想家托克维尔，20世纪初期去了美国，把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作了比较。他相信，美国的强大来自于教会基础。也就是说，美国的道德水准在当时比较高，因为其道德好，美国才强大。如果道德下降了，则美国的强大将不再。我同意他的这种说法。 但我是积极地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希望把美国的道德提升上去。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前提是发现问题，911事件和安然丑闻给了个很好的机会给美国发现问题，去检查什么做错了，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 您刚才的问题很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敬畏感，对什么都不畏惧，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制衡的力量，做事情也不会负责任。 我们公司已去过世界35个国家做领导人培训，在我的领导学培训班中，有八项品格对领导非常重要，如果做到就能做个好领导。这八项品格包括：正直、勇气、果断、忠诚、勤奋、谦卑、乐观、承诺。有两种原因让人们想具备这些品质。第一，人们希望达到它们，因为他们都想成为更有效的领导人，想拥有更大权力，基于实用价值；第二，想达到这种成就，认同这种品格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实用，而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道德正确”的，是对领导的权力更负责的。我发现，第二种人更加容易信守承诺，达到上述的操守、品格。 ■《南》：在“领导的决心、信息透明、好的制度、社会的共识”四个方面中，您认为中国目前哪方面做得不够？哪个是最迫切需要去做的？ 罗：透明度的问题是最大问题。因为在相当长时间内，透明度比较差，突然透明起来也比较难。政府机构的透明度是很重要的反腐败因素，政府的政策、政府的行动信息、政府机构的经费、结构都能够提供给公众，聘请员工过程的信息也应该是透明的。要让外面的人看起来不会有很神秘的感觉，在一个政府系统里很重要的是群众对政府的信任，这跟反腐败是非常有关系的。 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但不要把反腐败这个问题看得太大，否则就觉得很难。我在非洲肯尼亚时，一个人跟我讲，我怎么能一次吃下一只大象，只能一口一口吃。新加坡是个小国，比较容易反腐败。大国则要慢慢来。我对中国是乐观的。 3.曾辉煌一时的蒋介石麾下“八大金刚”的命运 --桂系三巨头，川军四巨头，黄埔三杰四凶 2006-5-1 13:26:04[点:16] (2626字) 曾辉煌一时的蒋介石麾下“八大金刚”的命运 民国年间，一批风云人物被冠上了外号，桂系三巨头，川军四巨头，黄埔三杰四凶，还有一批将官也是，著名的有冯玉祥的十三太保，西北军五虎，唐生智手下哼哈二将，蒋介石更多，有八大金刚，三巨头等等。今天想写一写的，就是八大金刚。 八大金刚第一位的是何应钦，此君当之无愧，老同盟会员，黄埔军校总教官，长期是蒋手下的二号人物，历任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后来签定的《塘沽协定》，被指为卖国贼，亲日派，但依旧权柄在握，声势不改，直到到台湾后，才退出了决策层，安然过上了平淡生活。何本人没怎么带过兵，一直在大本营主持，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国地区总受降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何与蒋的关系，可以用互相利用为形容，何两次对蒋生出异心，一是联桂让蒋第一次下野，二是西安事变准备武力讨伐，按常理蒋早就该清除异己，但蒋没有，因为何手下有国民党内很大一部分实力，蒋不得不借助，这也是何一直身居高位的原因。何深懂养生之道，待人宽和，提的起放的下，俊杰人物。也因此高寿，活到九十七岁，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 第二位应该是陈诚，这个浙江人，炮兵出身，东征中三炮定敌，大得蒋的欢心，后来与谭祥结婚，和蒋成了干亲家，更的蒋的重视，主持十一师时，联合李默庵，肖乾等驱走师长，在讨唐和中原大战中表现优异，在其后的围剿红军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隐隐形成与何抗衡的实力，这是出于蒋的默许，蒋也想在党内找一股实力牵制何，陈自然是最好的人选，也因此陈诚形成的土木系，一跃成为国民党的横跨军政的强大的力量，其十八军，也成为中央军五大王牌之一。陈日益得蒋的器重，庐山军官训练团一直担任副团长，抗战后指挥了四次武汉会战，之后长期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重庆屏护。内战时主持东北，败，去了台湾，数年经营，为蒋准备了良好的后路，也因此变为国民党二号人物，65年死，英雄早逝，举台湾悲。陈此人没有什么天赋，做事以勤稳著称，十分注重军人仪表，无论何时何地均精神不已，为人有胆识，曾在敌机轰炸时安然站立，历半小时之久。综观此人，实英雄也。 第三位是顾祝同，此人和何类似，除了在北伐带兵，其后都在行营本部工作，西安事变后受蒋命瓦解张杨部队，完成的十分漂亮。抗战时主持第三战区，也有声有色，其间皖南事变的发生，从此为国人千夫所指。内战中主持国防部，负责蒋的军事进攻计划，深的蒋的信任，可惜手下有中的地下党，因此失败连连。此后去了台湾，依旧是重要人物，87年死，也是国民党的长寿者。顾为人小心谨慎，锋芒不外露，有军中圣人的称号。胸中有沟壑，是成大事的人，其一生好追花逐柳，可谓英雄仗剑，美人相依。 第四位是刘峙，刘峙的生平从他的外号即可看出，北伐时是福将，中原大战的常胜将军，抗日战争是长腿将军，到了内战时，主持徐州，为蠢猪将军。公正的说，刘在早期的军事生涯是很辉煌的，不管运气如何好，但能把吴孙打的没了脾气还是有一点能耐的，不象现在所公认那么不堪，或许是年岁过长，没有了拼劲，因此在后来的作战中一败再败，总之说来，刘在八大金刚中，打仗的才能是排在倒数的。其实他内战的蠢猪将军并不合适，中原突围或许有判断失误，但淮海战役刘几乎没有指挥过部队，上有蒋顾，下有杜，他自知不是这块料，没有插手部队指挥，但后来也成了替罪羊，没有去台湾，流落印尼，当小学教师度日，后来回到台湾，已是物是人非，唏嘘而已。刘素有贪婪名声，敛财有方，后来的结局并不美满，看来为人莫贪为好。 第五位是张治中，这个著名的红色将军，能列入蒋的八大金刚实在是出人意料，但细观张的为人，就清楚这是为什么了，张是一个很传统的儒家人，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负责黄埔军校的组建，此后一直便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黄埔之初，与共产党关系很好，便是遵循了这三大政策，之所以张是唯一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人，也是因为他竭力逃避内战，认为有违孙中山先生的政策，说白了，我认为张忠于的是孙中山先生，而不是什么蒋介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靠向大陆的根本原因。说起蒋和张的关系，蒋一直是很器重张的，对张的意见都要考虑，这固然是张自己本身的才能，更重要的是蒋对张的绝对信任，在中原大战时，张被委以重任，危局过后，便回到军校当教育长练兵，在后来的凇沪抗战，平定十九路军，凇沪会战的战役中莫不如此，不争兵权，也因此张在抗战开始后长伴在蒋的身边，担任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他还促成了两次和谈，第二次和谈时留在了大陆。 第六位是钱大钧，此人的一生算是多姿多彩，带过很多次兵，也曾在大本营有过指挥全局的运筹帷幄时候，更有从政当上海市长的经历。他的军事生涯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早期的二次东征以六连士兵破陈炯明的四千之众算是绝唱。此后的北伐，中原大战，剿共俱有他的参与，没功劳也有苦劳，或许是看到了这一点，蒋把他调来身边当了侍从长，西安事变中一度受到蒋的猜忌，但他中的枪伤帮了他一把，反而连累曾扩情。后来任军政部次长，抗战结束后出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后来去了台湾。此人亦长寿，八十九岁方死。钱大钧爱财，犹胜刘峙，时人根据他的名字取“钓大钱”，抗战后作为接收大员狠狠的捞了一笔。到台湾后，转向于体育事业，为台湾的体育做了杰出的贡献。 第七位是蒋鼎文，原来是元帅府的副官，后来在军中有了一席之地，曾围剿红军，参加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解决福建事变，西安事变中传递信函，为蒋宋所感谢，抗战后任西北行营主任，后来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引咎辞职，此后虽然还在国民党中，但已经不再担任重要职位，转而经商，倒是颇有收获，去台湾后，衣食无缺，得以善终。 第八位是陈继承，此人受蒋的重用，参与了诸多事件，却没什么关键的地方。正是没有什么大功，也没有什么大过，不出彩，唯一著名的一次是镇压青年学生的“七五”惨案，后来也是去台，52年退役，到招商局担任顾问，善终。 综合看这八个人，他们都是蒋的第一批嫡系，他们或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毕业于各省速成学堂，在黄埔中都是教官一级的人物，在蒋的部队中，他们是第一批军长师长，长期活跃在民国，活跃在国民党内，他们也是黄埔系的元老，可以说，蒋的部队，就是在这一群人的带领下成长壮大的，尽管后来的结局各异，但他们在民国这个舞台上的角色是不应该被人淡忘的。 4.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孙立人奉命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 --孙立人将军 2006-5-4 21:03:46[点:14] (1749字) 华人 １９４５ 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了。８ 年战争，全国满目创痍，百废待兴。国民政府战时拥有的５９０余万人的军队，带来庞大的军费开销。于是，国民政府大规模的复员及遣散军队。到１９４５年底剩下４３０余万军队。此时，中到处袭击国军，国民政府不得不应战。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孙立人奉命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此时，国军接收东北之工作困难重重。 ３月下旬奉命接收东北的新1军运抵东北。 ５月１０日，蒋介石电召仍在美国华府开会的孙立人回国统率新１军。 ５月１５日夜，孙立人赶到新１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 ５月１６日，新５０师从正面攻击，新３０师和新３８师从侧翼攻击，孙立人亲到前沿，官兵士气大振。 ５月１７日，新５０ 师首先突破，攻克四平东南制高点五顶山，林彪指挥部队连续反击，但无法夺回。 ５月１８日，新３８师突破四平东北防线，接着又突破城南防线，林彪弃守四平。孙立人3天就攻下了四平。 林彪向中筑有防线的公主岭狼狈逃窜，孙立人带兵猛追。林彪刚退到公主岭，孙立人亲率师强渡辽河，攻击公主岭，林彪匆忙北撤。 ５月２３日，新５０师１５０团和新３８师搜索连分别从南面和东面进入长春。 ５ 月２４日，新３０师攻占怀德，新３８师出长春继续向北追击，新５０师在长春城内布防。 新1军继续北进，占领德惠农安等地，６月初，渡过松花江，攻占陶赖昭车站。此时新1军距哈尔滨只有几十里路了，林彪根本无力招架，打算逃往佳木斯，此时哈尔滨中内各机关一片混乱，正在往佳木斯方向溃散。 就在新1军欲乘胜进击时，６月７日，美国马歇尔将军等三人军事调解小组下令新一军停战，否则就以断绝对华军援等为要挟。 孙立人只得留一连防守陶赖昭桥头堡，余部返回松花江以南。停战以后，国军接收的地方愈大，兵力就愈分散，战斗力愈低。 但是停战给林彪部休养生息的时间，４个月后缓过气来就发起攻击，东北战事重起。 １９４７年２月，林彪率１，２，６纵，３个独立师和１个炮兵师二下江南，先在城子街歼灭８９团，再围攻德惠新５０师。杜聿明命新５０师突围，师长潘裕昆请示孙立人。孙立人命令新５０师不要理杜的命令，坚守德惠，自带３个团增援德惠。为防林彪围点打援，孙立人带３个团从长春长程迂回，于３月３日赶到德惠，见孙立人亲自率军前来，林彪当天黄昏即开始溃退，撤回松花江以北。 在围城之战中，中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一波倒下去，一波又冲上来，德惠之战，人海最后还是抵不住火海。林部在四平败给新1军后，为鼓舞士气，提出“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1军”的口号。不曾料想，德惠之役后，军队中悄悄流传的是“只要不打新1军，不怕中央百万兵”。 此役，１４９团因坚守德惠被蒋介石赐名中正团，１４９团２连防守松花江北岸陶赖昭桥头堡，陷于战线后３０英里，被２４倍以上共军围攻２４天而坚守成功，被蒋介石赐名中正连。 ３月，林彪先重创７１军，再包围杜聿明和新２２师于农安。杜聿明急电九台新１军的新３０师救援。唐守治率新３０师迂回往援，避开了林彪的围点打援，林彪见新１军一个师前来，自动退去。但杜聿明指责唐守治，孙立人和杜闹翻。杜聿明状告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新１军，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官的虚职。 孙立人于４月２６日，将新１军交接给下一任军长潘裕昆后，不久即回南京，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官兼陆军训练司令官。 ７月孙立人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 离开新一军的孙立人仍然关心着东北战局，当林彪围攻四平街时，中央社记者陈嘉翼采访孙立人时，孙立人说，现在命令长春、吉林所有部队，渡松花江去打现在是空城的哈尔滨。 四平街之围自然可解。共军战术一向是阻援打点，他们绝对不会，而且也想不到我们长春军队北上去打哈尔滨。同时，国军如去攻打哈尔滨，匪军必全力去救哈尔滨，哪有心还去攻长春。再者，就是长春丢了又有什么关系，沈阳国军不会跟进再收复吗？ １９４７年，美国马歇尔将军等三人军事调解小组调停破裂，美国断绝对国军的军事物资援助，而中央库存之军事物资亦极有限，反观中军队之供应则源源不断，不虞匮乏。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林彪率部攻下锦州。（待续，已删） 5.万里长征起于都 而不是江西瑞金 --《解放军报》 2006-5-9 21:02:27[点:12] (1452字) 万里长征起于都 作者：练红宁 人们习惯上把红都“瑞金”当作中央红军长征的起点，经过党史专家多年的研究和确认，于都才是红军长征的主要集结地和出发地，是红军长征的起点。长征出发的时间也证实为1934年10月16日，现在重走长征路的人们也都是从于都开始。 笔者重走红军长征路时，在瑞金遇到94岁的老红军、曾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老人。老人回忆说，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我们离开瑞金到于都集结，当时军民将山上的毛竹编成竹排拖到渡口，有关部门集中调剂各路船只和老表家的门板床板，在于都河上架起了八座浮桥。随后在瑞金的中央党政机关人员以及从兴国、宁都、石城、长汀、宁化等战场上过来的红军将士陆续来到于都集结，拉开突围转移的帷幕。1934年10月16日傍晚，中央红军部队分别从于都的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过桥，标志着长征的开始。10月18日是红军长征史上不可磨灭的一天，生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噙泪挥别老区的乡亲，周恩来等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依依不舍地从于都的东门渡口过浮桥，几天内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86000余人全部渡河西征，并首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西去湖南。当时于都河上灯火通明，唢呐声声，人如潮涌，老百姓拿着鸡蛋、花生、布鞋……送给红军，他们出动了上万劳力和800多条船只为红军壮行，唱起了悲怆感人的送红军的歌曲。 于都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馆长钟南昌、讲解组长钟敏告诉笔者，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已经全部集中在于都附近时，中革军委作出了长征的决定，发出长征的命令。随即对部队进行动员部署，总共在于都集结休整了10多天时间。于都人民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余名红军伤病员，有6万儿女参加红军，10万余人支前参战，有史可查的烈士多达16300余人。红军在于都结集的十多天里，蒋介石连一点音讯都没有得到，以致一个月后才发现红军转移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早在50年代初，于都人就筹建了长征第一渡的纪念塔和纪念亭，80年代又建起1.1万平方米的烈士纪念馆，1996年再建“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碑，1998年全县党员民兵捐款建成“长征第一渡”纪念碑群。长征第一渡纪念碑高为10.18米，寓意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中央和红军机关于10月18日在东门渡踏上长征征途；碑身为双帆造型，寓意是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底座宽大厚实象征中央红军出征脚步坚实有力、一往无前、充满希望；四周有栅栏环绕，用以围护花草树木，以使环境优美、四季如春，象征长征精神万古长青。碑座左边为陆定一的手书《长征歌》第一首“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这正是中央红军当年夜渡于都河的真实写照。右边为叶剑英1962年建军节为缅怀当年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写的诗，诗中追忆当年长征夜渡于都河时，刘伯坚同志为叶剑英送行的动人情景，抒发了对先烈的无限怀念和崇敬之情。现在于都人民不仅新建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而且还将建中央红军人物景园。 到了于都就会被长征的字眼所吸引，长征村、长征小学、长征大道、长征大桥、长征广场……长征与于都紧紧相连相依，每年来于都参观的人与日俱增。如今的于都人民正用长征精神开拓进取，发展经济，建设老区，相信于都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练红宁） 《解放军报》 2004年12月27日 6.如果国民党炸断了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活在人心便永恒 2006-5-20 12:34:59[点:13] (455字) 1997年9月12日，杨老将军在北京参加党的十五大开幕式后回到家中，就如何进行跨世纪新长征问题，欣然接受了我的专访。他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史诗。” 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曾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写道：“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意义重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4万人马，就是被大渡河所阻，遭清军重兵围攻而全军覆没。 72年之后的1935年5月，数万中央红军也来到了这里。亲率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进行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狂妄地叫嚣：“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是，当时不满21岁的杨成武率领红四团数千健儿，一昼夜奔袭240里，并经过浴血奋战，抢夺了泸定桥。3天之后，杨成武在这里迎接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红军的千军万马。他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人类战争史上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奇迹，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由中央红军创造的！ 7.许世友秘召肖永银嘱托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遗孤 --文革中的许世友与肖永银 2006-5-22 15:41:45[点:11] (1668字) 文革中的许世友与肖永银 许世友秘召肖永银嘱托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遗孤 1967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接到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的一个电话：“老肖，你好啊？”………你到我们这里玩玩吧？我们这里蛮不错哟！” 两人彼此意会，心照不宣，肖永银痛痛快快接受了尤太忠的“盛情邀请”。 他知道，尤太忠的身后站着的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果然，一到无锡，尤太忠一见他就说：“许司令找你！” 许世友劈头就说：“抓部队！把部队稳住！” 肖永银告诉他，坦克师稳如磐石，许世友粗黑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东拉西扯一阵后，许世友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道：“陶恿的孩子到处流浪呀，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起来呀？” 尤太忠和肖永银两人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肖永银回到南京后，很快东海舰队司令的三个遗孤由尤太忠秘密转送给他。孩子们从大到小排成一排站在他面前，衣衫褴褛，面色蜡黄，最小的才13岁，天真无邪地吮着一根黑炭样的手指。肖永银鼻子一酸，摸着陶勇幼子的头说：“当兵吧………” 陆军中将张震“托孤”肖永银“招兵买马 就在肖永银为东海舰队司令的悲剧命运而叹息的时候，相隔两条街，宁海路上一幢灰色小楼，危机四伏，陆军中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张震，满面忧愁地望着自己的爱子……张震预感到自己将面临灾难，他唯有对自己的孩子放心不下，他要趁自己尚未丧失自由的时候，办完这件事，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把孩子交给一个人放心，匆匆写了张纸条，塞给儿子海宁：“去，找你肖叔叔。” 肖永银看完用铅笔写的潦潦草草的纸条，愣了半天。他能够理解张震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是以深厚的父爱，把儿子送到自己这里来的。 肖永银把一封准备好的信交给孩子，叮嘱道：“你拿着我的信，今晚就走。悄悄地走。不管谁问你，你就说去串连，去杭州报名。记住，你爸爸是大树，树大招风，对谁也不要说出他的名字！” 海宁瘦小的身影终于在夜幕中消失了……… 海宁也是1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