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专家撰文：西方经济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新华 2006-2-28 18:17:07[点:19] (1627字) 　　 　　美国专家撰文：西方经济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撰文指出，以矿物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充斥着一次性物品的西方经济模式，在工业国家已不再行得通，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不会行得通。保持21世 纪初的全球文明，取决于向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实行交通运输多样化的可循环经济转变。为保持经济增长，就要建立新型经济。 　　 　　以矿物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的西方经济模式行不通 　　 　　英国《卫报》网站1月25日发表了长莱斯特•布撰写的这篇文章。文章说，西方经济模式————以矿物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充斥着一次性物品的经济————在中国将是行不通的。如果在中国行不通，在印度也不会行得通。估计到2031年，印度的人口甚至会比中国还多。西方的经济模式在共有30亿人口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也不会行得通。在日益融合的全球经济中，所有国家都在竞相争夺石油、粮食和铁矿资源，现行的经济模式在工业国家也不再行得通。 　　 　　该是实施B计划的时候了 　　 　　文章认为，保持我们21世纪初的全球文明，取决于向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实行交通运输多样化的可循环经济转变。惯常的经济————A计划————已无法使我们实现长远的目标。现在到了实施B计划的时候了，现在该建立一种新型经济了。西欧的风电场、日本的太阳能屋顶、美国迅速增加的油电混合型汽车、韩国大面积植树造林以及自行车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大显身手，已经让我们模糊地看到了新型经济。为保持经济增长，就要建立新型经济。 　　 　　文章说，在这种经济调整过程中，随着全世界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对石油的依赖，最大的挑战将来自能源方面。在过去5年里，石油和煤炭的产量每年分别增加2和3，而风能和太阳能每年增加30左右。从矿物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资源的转变正在进行中，但不幸的是，转变的速度还不够快，不足以稳定气候和减缓石油资源枯竭的速度。在新型能源资源中(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和小型水电站等)，风电场发展得最快，预示着新型能源经济的前景。欧洲在风力发电方面走在世界最前列，它正引领世界进入风能时代。在欧洲，风力发电量足以满足大约4000万人的生活需要。欧洲风能协会预测，到2020年风力发电可以满足大约1.95亿欧洲人的生活需要。 　　 　　1.95亿人大约是欧洲总人口的一半。风能领域之所以发展迅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资源充足，成本低廉，用之不竭，分布广泛，洁净而且对气候有利。其它任何能源资源都没有这么多优点。美国有足够多的风能可以满足电力的需要。美国的风能发电量去年增加了35，随着天然气价格日益上涨，对开发风能资源领域的投入大幅增加，风能发电量猛增。在中国，单单是风能发电量可能很容易就能达到目前发电量的2倍。 　　 　　增加对破坏环境的活动征税 　　 　　文章指出，改变全球经济的关键是调整国家的税收制度。有效的办法是，降低所得税、增加对环境造成破坏性活动的征税。欧洲在这方面迅速取得了进展。欧洲国家对一些给环境造成破坏的活动征税，譬如二氧化碳排放税、垃圾税和市区行驶税等。 　　 　　1999年德国实行了一项四年计划，系统地改变了税收制度。到2001年，该计划使耗油量减少了5。它还加速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到2003年仅风能行业就创造了大约4.54万个就业机会，估计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至10.3万。 　　 　　2001年，瑞典实施了一项新的10年税改政策，目的是将300亿克朗(约合22亿英镑)的所得税收入改以各类环境税征收，其中大多涉及交通，因为汽车税和燃油税都大幅提高了。有些城市车多为患，因此政府通过对所有进入市区的车辆征收很高的“交通堵塞税”来缓解城市里交通拥堵的问题。 　　 　　伦敦把对进入市区的车辆征收的“交通堵塞税”用于改善公交系统。其目的是完善伦敦的交通系统，以缓解拥堵的情况，减少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强机动性。 　　 　　2.一个普通从8品的县令月薪15贯，合人民币4500元，年薪5万4千 --北宋一两银子能值现在的多少人民币? 2006-3-1 18:22:52[点:19] (2578字) 　　 　　古代的金银铜等货币的购买力一直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部闲话水浒也将宋代的货币转换成今天的人民币以符合现代语境。无斋主人不是研究宋代货币的专家，要完全精确的换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估算数字，让读者可以有个基本的概念。 　　 　　一般说来，古代货币基本以金，银，铜钱（其实是含铜为主的合金）为主要货币。而宋代和后来的明清两代的银本位制不同，是铜本位制，铜钱是主要货币，金银是不作为货币使用的。 　　 　　铜钱的基本单位为“文“，和“贯（缗）“，一贯合1000文。宋代财政紧张的时候有过800文，850文当一贯的情形。另外还有折二钱，当三钱，当十钱等变相通货膨胀的时候。比方说杨志杀牛二那一节，牛二就曾用当三钱来让杨志试刀，当三钱顾名思义就是一钱当作三钱，而蔡京当宰相的时候甚至出过当十钱。为了简化我们的计算方法，无斋主人忽略这些因素。 　　 　　在讨论古代货币的时候通常都会用上这么个假设，就是： 　　 　　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 　　 　　虽然金银铜的相互兑换率一直在浮动中，但这个假设基本上应该是合理的。当代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岳飞新传》的第7章“克服襄汉“一章中，曾经提到朝廷在给岳飞的省札中有：“第四，支付六万石米，四十万贯钱，以作军需。四十万贯钱以十万两银和五千两金折支，当时金银尚未作为独立的货币使用“。从而可见南宋初40万贯铜钱，相当于10万两银子和5000两金子，基本在数量级上符合上面的这个假设。 　　 　　要讨论货币购买力，必须先提一下两位名家的方法。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基本以黄金的价格作为基准来换算的，他基本是依据1两金=10两银= 10贯这个假设，而以国际金价来推算1贯铜钱今天的价值的。.先生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则是同时使用了米价和银价作为基准，给出了两个数字。而.先生偏重于取由米价换算出来的那个数据。 　　 　　那么根据二位先生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宋代的一贯合今天（2004年10月份）多少元人民币 　　 　　1）黄金基准 　　国际牌价，金价基本上在400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我们就以400美元为一盎司。一盎司为28.3克。宋制1市斤为640克（“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的嘉钓铜则，自记重一百斤，重64公斤“）。1市斤有16两，所以宋代1两为今天的40克。这样一算宋代一两黄金相当于565美元，以今天美元对人民币 8.23元来算，相当于4650元。根据假设1两金为10两银即10贯钱，宋代一贯铜钱相当于465元。 　　 　　2）白银基准 　　国际牌价，银价基本上在6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同金价的换算相仿，一两银子也就是一贯铜钱，相当于70元人民币。 　　 　　3）米价基准 　　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 59200克，即59.2公斤。如果我们不考虑特殊的荒年或大丰收年的话，北宋初期的米价大约在每石300文到600文之间，中期（仁宗年间）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那么以此推算北宋末年宋徽宗期间大约每石1贯左右应该算比较合理的。如果按现今大米价格每公斤2.5元来计算，宋代一石大米59.2公斤合148元，也就是算1贯铜钱合148元人民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三个价格，按黄金换算的465元，按白银换算的70元和按粮价换算的148元。由于我国不是主要产银国，而且工业化后提炼银子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所以古代的银子的价值肯定要大幅度高于现在的价值。显然以今天的银价作为参照体是不合理的。这从今天银价6美元一盎司金价400美元就能看出，今天的一两黄金能换66两银子，而我们假设的古代金银兑换率是1：10。而黄金的产量稳定，直到今天仍被世界各国作为重要硬通货储备。所以用黄金作为基准比较合理。 　　 　　此外，虽然现代技术的大幅度发展，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使得粮食产量大为提高，但是今天消费粮食的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了。根据宋史地理志，北宋大约不到5000万人口，而今天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民以食为天，粮价应该还是一个重要的基准。 　　 　　因此无斋主人就取了个金价基准的465元和米价基准的148元的平均值306.5元，并归整去掉零头，将1贯铜钱定为300元人民币。因此我们有下面基本换算： 　　 　　 　　1两金=3000元人民币 　　 　　1两银=1贯铜钱=300元人民币 　　 　　1文铜钱=0.3元人民币 　　 　　 　　以这个兑换率来看看宋代官员的薪水。根据宋史职官志，宋代一个宰相的本俸是月薪300贯，也就是合90000元人民币，年薪108万。一个普通从8品的县令月薪15贯，合人民币4500元，年薪5万4千，考虑到宋代一个县令不过管几千户人家，也算不错了。宋代除了本俸之外，还有职钱，禄粟，?呷艘铝? ，厨料， 薪炭诸物，增给 ，公用钱，给券 ，职田等名目繁多的津贴。难怪人称宋代对官员的优渥无与伦比。也难怪宋江削尖了脑袋想招安当官。 　　 　　从水浒上的具体事例来看，这个兑换率也比较合理。第十五回吴用去劝说三阮入伙劫生辰纲时，吴用让阮小七用了一两银子买了一瓮酒，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差不多就是一两银子换300人民币的样子。此外，第十回林冲风雪山神庙，陆谦在李小二店里招待管营和差拨时曾拿出一两银子，点了三四瓶好酒，菜随便上。同样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也是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一般来说一个普通小饭馆，300元人民币三个人吃的确是可以随便点菜了。 　　 　　再看看水浒中其他几个例子，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30文钱一把切菜刀，也就是人民币9元，很合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时候，曾用5两银子定制了一根62斤重水磨禅杖和一口戒刀，用的是十分好铁，考虑这也算是一件上等兵器又是特别定做的，1500元人民币也不算过分。但是智取生辰纲的时候白胜卖给杨志一伙的家酿村酒要5贯钱，1500元人民币就有点太黑心了，也许是因为当时黄泥岗上白酒是稀缺商品，白胜又处于垄断地位，同时还有晁盖一伙在竞相抬价，才把这桶酒炒成天价的吧。 　　 　　3.毛泽东对待山头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是为了消除山头 --关于我军历史上各“山头”形成的来龙去 2006-3-2 6:41:01[点:21] (5942字) 　　 　　关于我军历史上各“山头”形成的来龙去脉 　　 　　 　　山头是根据地的俗称，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的，这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颇有相似之处，其间分化组合，关系非常复杂。下面我把我军各山头的形成情况作一简单介绍，希望能对爱好军史的朋友有所裨益。 　　 　　山头的形成分三个时期，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一、红军时期 　　 　　红军时期是我军的初创时期，大大小小的山头数不胜数，其中，除琼崖红军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以外，其他山头都逐渐合并，最后形成了四大山头：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陕北红军。其中大山头里面又有小山头。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有三大主力军团：1军团、3军团、5军团。先说5军团，该军团前身是国民党西北军26路军，1931年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后来一、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会师后，该军团划归张国焘指挥，后来参加西路军，在甘肃被马家军全部消灭，该山头遂不存在。5军团出的最高级人物是当过副总理的姬鹏飞和副总长李达上将。 　　 　　 　　下面详细说说1、3军团。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一军一师，起义部队由武汉国民警卫团、安源矿工和萍、浏、澧的农军组成。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又收编了王佐袁文才的地方武装，这是毛泽东的最基本部队。罗荣桓元帅、谭政大将、宋任穷、张宗逊、陈士榘、陈伯钧、黄永胜上将都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南昌起义残余部队，发动了湘南暴动后，也来到井冈山。这支部队出了朱德陈毅林彪三个元帅和粟裕黄克诚一个半大将，还出了6、7个上将。两支部队会合后成立了红4军，下辖3师8团，但只有两个团是主力，即秋收起义部队的31团和南昌起义部队的28团。后来红4军（28团为核心）、红6军（黄公略组建的江西地方部队）、红12军（31团为核心）扩编为红1军团。1928年7月，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建立红5军， 12月来到井冈山与朱毛会师。后来，红5军加上李灿的红8军（原5军5纵队加上程子华大冶兵暴部队组成）发展为红3军团，再后来，邓小平发动百色起义建立的红7军在张云逸大将带领下也加入了3军团。由于毛彭在井冈山时就心有芥蒂，影响了1、3两个军团之间也互有不满，3军团出身的王平上将在回忆录中就谈到过1军团对3军团的歧视。这件事影响很久远，直到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林彪还提出来过要彻底搞清1、3军团关系问题。长征后期，成立陕甘支队，3军团合并于1军团，番号从此取消。 　　 　　后来中央红军又成立了 6、7、8、9、10军团，除10军团有方志敏山头的部队外，其他军团都是在上述山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另外还要说一点，中央本来曾决定将彭德怀的3军团扩编为红三方面军，但为彭德怀拒绝，他觉得部队太少，搭那么大的架子没意义，于是这个番号一直空缺。 　　 　　红二方面军：二方面军实际上是到了长征即将结束时才成立的，开始时一直称为红2、6军团。 　　 　　红2 军团是贺龙的部队。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没有象刘伯承、叶剑英那样到苏联留学，而是回到老家湘鄂西拉队伍，建立了红4军，后与洪湖地区周逸群、段德昌、许光达的红6军合并，建立红2军团。这支队伍最多时曾达到三万人，但两任政治领导都起副作用，影响了部队的发展。先是邓中夏来贯彻立三路线，使部队遭到极大损失；后来的夏曦贯彻王明路线，更是乱杀一气，怀疑一切，弄的人人自危，6军出身的领导干部几乎被杀害殆尽，一度全军团只剩下三个半党员：贺龙、夏曦、关向应和卢冬生，军团也缩编为红3军。 　　 　　红6军团原是中央红军系统的，前身是红3军团的红8军和湘鄂赣地方部队红18军。后来为了牵制敌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先期北上，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从湘赣地区赶到湘鄂西与2军团会合，一起活动。 　　 　　由于任弼时党内地位高，两个军团会合后 ，得以解决夏曦问题，挽救了红2军团的命运。2、6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按中央指示，2、6军团加上罗炳辉的9军团（当时归属四方面军指挥，改称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前身是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建立起来的鄂豫皖红军。最早部分是黄麻起义余部组成的第七军，后改称11军31师；商南起义部队为32师；六霍起义部队为33师。创始人吴光浩军长牺牲后，徐向前接任军长。后11军改称红1军，许继慎任军长。后来，1军与蔡申熙的15军（原3军团 8军余部发展起来的）合并，改称红4军，旷继勋、徐向前先后任军长；同时，鄂豫皖又建立了一支新部队25军；不久，4军、25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由于张国焘决策失误，队伍在鄂豫皖呆不住了，转移到了四川，在那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鼎盛时期有5个军，近10万人。但使它如此强大究竟是谁的功劳，至今没有明确的评价。一号人物张国焘先是叛变中g，后遭国民党唾弃，除了他在回忆录中自我标榜外，谁都恶心他，因此很少有人论及他的领导才能。二号人物陈昌浩精明强干，但政治上有张国焘做主，军事上有徐向前指挥，而他后来指挥西路军时遭到惨败，使他的水平究竟如何让人颇有疑问。前一段网上有一篇文章《红军中最大的冤案》，就是为陈昌浩抱屈，但该文章题目耸人听闻，内容华而不实，作者对党史军史了解不深，写作态度不够严肃。三号人物徐向前是有军事才能的，但他是张国焘一手提拔起来的，究竟有多少自主权也很难说，连他的夫人被张逮捕杀害他都无法阻拦。 　　 　　一、四方面军长征中先联合又分裂，造成了两军的严重对立。本来四方面军人多势众，但先是张国焘南下战略失败，随后西路军失败，两个军全部损失，只有李先念率领一小股部队逃出，连总指挥徐向前都是要饭才回到陕北的，这使得张国焘底气大虚，从此双方攻守逆转。许世友等四方面军将领就是在红大上学时因为不满一方面军的歧视，才计划出逃回四川打游击的。 　　 　　陕北红军：陕北红军从规模和影响上讲，不能与三大主力红军相提并论，但它在红军的存亡绝续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说到陕北红军，不能不先提及鄂豫皖红军。当初鄂豫皖红军主力西征四川时，留下了一小股部队红25军，由沈泽民、徐海东、吴焕先率领，在当地打游击，后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就是这支部队的。但这支部队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很难继续立足，于是在沈泽民牺牲后，由中央派来的军长程子华和徐海东等人率领也开始长征，并最先到达陕北。到陕北后，他们发现那里有刘志丹的两块小根据地，于是两支部队合并，建立了红15军团，徐任军团长、程任政委、刘任副军团长。正宗的陕北红军其实是很弱小的，但这支小部队却出了个大人物高岗，此人曾一度被毛泽东作为接班人培养，地位和刘、周并列。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从出发时的八万人减少到八千人， 1、3军团合并为1军团，于是15军团加入进来，组成了新的红一方面军。当时的15军团兵强马壮，但徐海东坚决服从中央指挥，要钱给钱，要粮给粮，对中央帮助极大。因此毛泽东一直很感激徐海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尽管他后来因伤病长期休养，没有工作，但55年授衔时仍排为第二大将。 　　 　　二、 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原来的四大山头逐渐演变为五大山头。 　　 　　三大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红二方面军为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为第129师。 　　 　　115 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343旅，旅长陈光，为原1军团部队；344旅，旅长徐海东，为原15军团部队。平型关战役后，林彪受伤出国，这支部队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建立了晋察冀军区，成了一个新的山头，即以后著名的华北山头。“华北山头”这个词文革时曾很常用，杨余傅被打倒时开始批华北山头，一直批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晋察冀军区除了聂荣臻从115师带去的基本部队外，后来又加入了两股，一股是原东北军吕正操部建立的冀中军区，另一股是李运昌建立的冀热辽军区。第二部分主要是由罗荣桓、陈光率领的343旅，东出山东，建立了山东军区。第三部分是344旅部队，后一分为二，一部由杨得志率领建立了冀鲁豫军区，另一部由黄克诚率领建立了苏北军区，皖南事变后该部加入了新四军。 　　 　　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部主任关向应。下辖358旅，旅长张宗逊，为原2军团部队；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为原6军团部队。由于贺龙过于看重统一战线，该师不注重建立根据地，一直发展缓慢，是几支部队中最弱的，该师建立的晋绥军区与其他几大根据地相比要小的多。担任120师副师长是萧克一生最辉煌的时候，后来就不再得志了。八路军中另外两位副师长聂荣臻和徐向前后来都是元帅，萧克却只授了个上将军衔，这主要是因为二、四方面军会师时，萧克支持张国焘，被毛泽东视为叛徒。王树声尽管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也坚决支持张国焘，但他本就是四方面军的人，各为其主，也不为过，毛泽东能原谅他，55年仍授他大将军衔。而萧克是毛在井冈山的老部下，因此不能容忍。 　　 　　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张浩（林彪堂兄）。恢复政委制后，邓小平接替因病去职的张浩，担任政委。下辖385旅，旅长王宏坤，为原4军部队； 386旅，旅长陈赓，为原31军部队。该师活动范围主要在晋冀鲁豫地区，以385旅为主建立了太行军区，386旅为主建立了太岳军区，还有陈再道的冀南军区，后来，115师的冀鲁豫军区也划归129师管辖。 　　 　　原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既包括原中央红军留下的部队，如陈毅部、粟裕部；也包括原红25军留下的部队，如高敬亭部；还有谁也不属的小部队，如闽东的叶飞部。尽管它是个军，但级别只能与八路军的师平级。这又形成一个新的山头。不过，中央从八路军派出了大量部队加入新四军，使新四军的成分大为改变，后来，只有粟裕的一师和谭震林的六师是比较纯的新四军部队，其他几个师都是原来八路军的部队了。还有个特殊情况：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虽然名义上属新四军序列，但它归中央直接领导，其实是个小山头。他的部队既不是由原南方游击队组成，也不是八路军部队南下，而是李先念从延安带一部分干部过去自己发展起来的。到抗战后建立了中原军区，更明确脱离了新四军领导。 　　 　　 　　三、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原来的五大山头格局不变，但地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东北：抗战胜利后，中央原准备派林彪到山东军区接管老部队，但半路上改派他即刻出关，和国民党抢占东北地盘。然后，山东军区的老部队（原343旅发展起来的）和新四军3师（原344旅发展起来的）从海路陆路分别进入东北，建立了东北根据地。随后建立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但这支部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红一方面军山头了，高级指挥员里四方面军的干部很多。程子华的冀察热辽部队原属晋察冀军区，但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部队隔断了两处的联系，该部队改隶东野指挥，即后来的13兵团，但该兵团被林彪视为异类，屡受排挤。 　　 　　西北：彭德怀在党的“七大”后召开的华北工作会议上挨了一通批判后，不再让他上前线指挥作战了，只担任解放军的参谋长，协助毛朱。但他不甘寂寞，胡宗南进攻陕北后，再次向中央请缨，鉴于他的指挥才能，毛泽东把贺龙部队交给了他，（在此以前，贺龙已只管后勤供应工作了，野战部队由张宗逊负责。）组建了西北野战军。贺龙只负责晋绥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改为西北军区。军区和野战军分头管理，各战略区中只有西北地区一家 有这种现象。 　　 　　中原：抗战胜利后，原129师的晋冀豫区加上杨勇的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1947 年，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刘邓大军抢渡黄河，进军大别山，建立了大中原军区（与原李先念的小中原军区相区别），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原李先念部改隶刘邓指挥。49年整编后二野有三个兵团，杨勇5兵团就是原冀鲁豫军区部队，陈赓的4兵团是原太岳军区部队（386旅），陈锡联的3兵团是原太行军区部队（385旅）。 　　 　　华北：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和其他战略区一样分为两摊，主力部队组建为野战军，军区管地方部队和后勤供应。刘邓大军南下后，原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建立了华北军区。1949年全军整编时，华北野战军未加入野战军序列，三个兵团直接受中央指挥。这三个兵团只有杨成武的 20兵团是晋察冀的老部队，周士第的18兵团是原129师的太岳军区部队，杨得志的19兵团是原冀鲁豫军区部队。后来，18、19兵团都划归一野指挥。 　　 　　华东：115师的部队进军东北后，原山东军区交给新四军，陈毅任司令兼新四军军长，原新四军的地盘建立华中军区暨野战军，中央原定由粟裕任司令，但他很谦虚，坚持由张鼎丞任军区司令，自己任副司令兼野战军司令。当时的华中军区只是战略上受陈毅指挥。同时，陈毅对山东军区的原八路军部队指挥也不顺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挥员时有冲突，加上分兵造成的兵力不足，所以，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形势并不乐观。鉴于此，中央决定华中山东合并为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这才摆脱了被动局面。 　　 　　三大战役后，地域又发生变化。东北野战军改称四野，一直打到广东，建立了中南军区，辖豫鄂湘粤桂五省，解放后改称广州军区。华东野战军改称三野，华东军区辖苏浙皖闽赣沪六省市，解放后改称南京军区。中原野战军改称二野，解放大西南后，建立了西南军区，辖云贵川藏四省区，解放后改称成都军区。西北野战军改称一野，西北军区包括陕甘宁青新五省区，解放后改称兰州军区。华北野战军整编时已经撤消，华北军区辖京津冀晋蒙五省区市，解放后改称北京军区。东北野战军入关后，东北军区依然存在，辖黑吉辽三省，解放后改称沈阳军区。山东军区建国初期对华东军区呈半独立状态，后志愿军归国后，大部分留在山东军区，于是该军区彻底独立，解放后改称济南军区。 　　 　　四方面军抗战以后基本上被分散，各部队都有，以后的地域性就不太明显；二方面军人数本来就少，又是由两部分合并而成的，地域性也不明显，西北地区六军团的人略多一些；比较明显的是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和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是新四军的地盘，北京军区是聂荣臻的地盘，而林彪九一三时想到广州另立中央更说明了问题。 　　 　　毛泽东对待山头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是为了消除山头。但山头的真正消除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4.刘伯承元帅一生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刘伯承复仇的故事 2006-3-2 6:46:05[点:19] (8224字) 　　 　　刘伯承复仇的故事 　　 　　王泉云　刘邦琨 　　 　　刘伯承元帅一生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近日，笔者访问了老红军王泉云，在抗战初期，他担任了刘伯承的警卫班长，见证了刘伯承的运筹帷幄和指挥若定。老人向我们讲述起那段血与火的往事时，对老首长充满了敬佩之情，他说：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时，我由红军时期刘伯承的警卫员奉命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陈赓旅长的警卫员。1937年10月，师长刘伯承带领三八六旅奔赴抗日前线，在山西娘子关西南边的平定、阳泉等地遭到日军偷袭，刘伯承等首长指挥突围时，被敌人发现。在这紧急关头，我指挥警卫战士誓死保卫首长，使首长最终脱险，而我因此负伤。后来，我三八六旅在师长的指挥下，出奇制胜，不但报了仇，还解了友军的困境。刘伯承师长实在是足智多谋，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伤好后，我回到刘伯承身边担任警卫班长，再次与刘伯承朝夕相处。下面，我就讲一讲那次保卫刘伯承和后来刘伯承复仇的情况： 　　　　 　　一 　　　　 　　1937年10月7日，陈赓在陕西芝川镇率领三八六旅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这时，日军已进逼忻口，猛攻娘子关，友军正面战场节节败退，陈赓奉命来到长生口、井陉一带，积极配合友军御敌，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我正面战场阵地暂时稳定。 　　 　　10月18日，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师部随同三八六旅进入平定地区。当天，沿正太路西犯太原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一〇九师团从正面猛攻娘子关不下，便分出部队，企图从侧翼袭击娘子关中国守军。 　　 　　10月21日，娘子关告急，陈赓率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夜袭井陉长生口，解救了被围困的国民党曾万钟第三军和陕军武士敏第一六九师部队。 　　 　　刘伯承为了协调娘子关以南国民党守军，赶到国民党第三军指挥所，恰逢日军猛攻国民党军第三军主要防守地新关。原来，日军第二十师团从正太路进犯娘子关，其指挥官鉴于娘子关的险峻和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情况，遂决定避开正面，以第三十九旅团七十七联队为基干组成4个大队，配属2个山炮中队，绕至娘子关右翼，对右翼要点新关发起了突击。但新关也是阎锡山经营的防御要点，他在关间纵深四公里布设了环型阵势，构筑了大量窑洞式的半永久性工事和无数钢筋水泥铸成的永久性火力点，所以，日军的突击未能奏效，多次冲击都被打退。对此，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曾万钟颇是自负。但刘伯承却看到了危机，对曾万钟说道：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显然是研究了娘子关防线的特征，想避实就虚，现在他们发觉新关也不易得手，很可能会往南继续迂回，攻击新关以南40里的石门口，我军必须火速派兵防守。可是，曾万钟不愿意派人去而放弃了石门口，这就给日军留下了一个有机可乘的空隙。刘伯承从这里看到了危险，他命令陈赓立即派七七一团赶到石门口防守。刘伯承特别强调：石门口事关大局，一定要小心谨慎。 　　 　　部队遵令火速赶到了石门口，见平安无事，加上战士们已十分疲劳，就安营扎寨，晚饭后就早早入睡了。 　　 　　当晚，刘伯承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半夜时分，石门口周围机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四起，敌人的山炮猛烈地向着七七一团驻地轰击，有的战士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牺牲了，其他战士慌忙抵抗，但很难起作用。我军阵地一时间火光熊熊，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军根本无法组织战斗，将士们只好各自突围，局势出现了混乱。 　　 　　驻在平定马山村的刘伯承被石门口传来的枪炮声惊醒，他知道出事了，心里非常着急，便同政委张浩、参谋处长李达一起火速赶往石门口。在七七一团驻地，他们一面观察敌情，一面指挥战士突围。手榴弹不时地在他们身边爆炸，嗖嗖的机枪子弹不时地在他们身边飞来飞去，日军很快向他们包抄过来。见此情形，刘伯承果断命令师部警卫班战士立即掩护张浩政委突围出去，自己留在阵地上继续指挥七七一团分散突围。 　　 　　在刘伯承赶到石门口之前十分钟左右，陈赓已经赶到石门口营救七七一团。当时，陈赓得知师部首长赶来，非常着急，命令我说：“带领警卫班战士赶快去保护刘师长！”“旅长，那你……”“不要管我，保护刘师长要紧！”说着，陈旅长转身冲向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来到刘师长身边说：“刘师长，我们掩护你，赶快突围吧！”“不，我不能将战士们丢在阵地上！”“刘师长，这是陈旅长交给我们的任务，敌人来势太猛，危险！要不突围就来不及了！”我一边拉着刘师长向后撤，一边大声说，“全师将士不能没有师长！赶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我指挥警卫班战士一边射击，一边掩护刘伯承撤退，敌人的几颗子弹穿过刘伯承的衣边裤筒，险些就伤了刘伯承的身体。我来不及多想，忽地一声扑上前去，将刘伯承扑倒在地上。恰在这时，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弹药炸起的泥土连同石块将我和刘师长埋在了地下。当我们抖去身上的泥土时，刘师长叹了一口气：“好险啊！”我立即在地上将刘师长的眼镜找到，用衣服擦去眼镜上的泥土，交给刘师长，说：“刘师长，这里太危险了，赶快突围吧！”刘师长问：“还有多少人没有突出去？”“我，我，弄不清楚……” 　　 　　炮弹不停地在我们的周围爆炸，阵地上也不断有人伤亡。敌人正嚎叫着缩小包围圈。形势越来越危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这时，指挥战士们突围的李达、陈赓等首长寻找刘师长来了，他们一边向刘师长汇报：七七一团已有数十人牺牲，300多人失踪……一边扶着刘师长走。陈赓旅长命令：“誓死保护刘师长，全力掩护首长突围！” 　　 　　或许是陈赓旅长的声音大了些，敌人听见了。从日军那里传出了汉奸的叫声：“共军刘伯承师长躲在这里，快，抓活的，抓住刘伯承，皇军大大的有赏！”敌人疯狂地向我们扑来。 　　 　　我指挥6个警卫员立即卧倒隐藏起来，架好机枪等待敌人冲近了再打。敌人一边向天鸣枪，一边向我们冲来，我一看敌人太多，情况相当不妙，心想，如果我们在这里阻击敌人，不但掩护不了首长突围转移，而且大伙的命都会搭上。于是，我带领大家立即分散转移，我们七个人分为两个小组：一组由我负责，带领两名战士向东转移；二组由姓肖的副班长负责，向西转移。刘师长则向南悄悄撤退，他和陈旅长顺着山坡滑下去，秘密突围。我们警卫战士则相互配合，边打边撤。我们跑一阵，向敌人打几枪，敌人嚎叫着向我们追来，这时，西面的第二组突然向敌军打来一梭子子弹，敌人一部分倒下了，一部分调头向西追去。我们又趁此机会用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倒下一片后，我们赶快撤退。不一会儿，敌人再次追来，眼看就要追上了，我们十分着急。但我们死也不能做俘虏，我果断下令跳崖，警卫员小朱、小黄纵身跳了下去，而我则顺手扔出了一颗手榴弹，趁着手榴弹爆炸的一瞬间，也就顺势滚下了山坡。敌人见没了八路军的人影，就叽哩呱啦地叫着乱打了一阵枪，走了。 　　 　　到凌晨5点钟左右，枪声渐渐稀少了，东方也露出了鱼肚白，偷袭的日军撤走了。我不知道刘伯承师长他们现在突围没有，很担心，想站起来，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我想向刘伯承师长他们突围的方向爬，也同样使不起来劲，渐渐地，我失去了知觉。 　　 　　天亮后，我苏醒过来，感觉到腿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爬，低头一看，腿上还在流血，原来自己负伤了，难以动弹。后来，陈赓旅长派人来找到我，我才被抬到战地卫生所救护。 　　 　　在卫生所里，刘伯承、张浩、陈赓、李达等师旅首长都来看我，见首长们都安然无恙，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张浩、陈赓都说：“这次你带领警卫人员顽强抵抗日军，为保卫刘伯承师长是立了功的！”虽然受到了表扬，但是我心里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在这次保卫师旅首长突围中，副班长带领的第二组警卫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我带领的第一组也牺牲了一名战士，现在，警卫班只剩下我和小黄两人了。 　　 　　师旅首长们仔细查看了我身上的伤，又问长问短，对我很关心。我深受感动。刘师长还鼓励我说：“多好的警卫战士啊，好好养伤，争取再立新功。” 　　 　　后经师旅首长研究决定，待我伤好后，调我回到师部再当警卫班长，保卫师部首长的安全。 　　　　 　　二 　　　　 　　这次敌人的偷袭，使我方战士牺牲了近百人，刘伯承、张浩心里实在不好受，陈赓心里更不好受。 　　 　　恰在这时，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曾万钟打来电话，说：“你们八路军的游击战不行，你们是打不了日本人的！”说着“叭”地一声挂了电话。 　　 　　陈赓越想越生气，他要追查七七一团领导的责任。经过调查才得知，原来，日军在对新关发动攻势的同时，即令步兵四十旅团4个大队和1个山炮大队，组成了右翼突击队，秘密向南运动，试图形成侧面迂回，但日军也不知石门口虚实，遂以一个大队在前面探路，悄悄向石门口一带靠近。然而，当地的汉奸早就发现了我八路军提前到达石门口一带，立即偷偷地跑去向日军报信，于是，日军组织了大批人马趁夜向我八路军七七一团驻地袭击。 　　 　　入夜，我七七一团在石门口集结，准备天亮后进入新阵地，但由于轻视敌人，未派出强有力的警戒，被敌偷袭得手。后又仓促应战，不知敌人虚实，受夹击之苦，只得且战且退，被迫撤出集结地。 　　 　　对于这次遭到日军偷袭带来的损失，师旅首长心里都十分难过，刘伯承心情沉重地说：“这次部队遭敌人袭击，我们不应把它看成是一个偶然事件，应该多找自身的原因。这次事件起码说明我们的指战员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有严重的轻敌思想，在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指导下造成的损失难道还小吗？近百名战士啊，他们连日本鬼子是什么样都没见过，就这样白白地牺牲了……”刘伯承说着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陈赓的心情更复杂，部队出师以后，他见兄弟部队打了不少胜仗，也就有了一种急于打胜仗的心理，没想到还没见到日本鬼子就吃了一个大亏。他请求师长给他处分，并且严肃处理有关当事人。刘伯承说：“我们的力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战士们都是爬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才过来的革命种子……处分、处理是不起作用的！” 　　 　　刘伯承接着沉重地说：“部队遭敌袭击，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责任应由我们负责承担。……我要给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他认真地写好检讨，发给八路军总部和党中央。 　　 　　毛主席收到检讨后很快回电，严厉批评道：“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第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就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予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几天后，当我的伤有了一定好转来到师部，得知师长主动承担责任，向八路军总部和毛主席写检讨时，深为师长坦荡的襟怀和勇于承担责任的行为所感动。我当时虽然在养伤，但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部队的情况和首长的安危，几乎每天都要向别的警卫员打听情况。 　　　　 　　三 　　　　 　　刘伯承、陈赓一直沉浸在深深的自责和难受之中，他们一直在思寻着复仇的途径。 　　 　　日军在娘子关右翼行动，震动了国民党娘子关防御前敌总指挥部，他们马上派出第二十六路军一部到东、西回村一带阻击日军。日军从石门一线发起猛攻，25日突破东回村南北一线阵地，国民党守军溃散。曾万钟见形势危急，慌忙率领国民党第三军指挥所撤回旧关，娘子关的侧背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之下。 　　 　　在此情况下，刘伯承判断：日军为了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 　　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道运兵运粮。他决定在七亘村打一仗，以钳制日军的迂回进攻，掩护娘子关友军。他的这一想法与陈赓的想法不谋而合。 　　 　　恰在这时，刘伯承接到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总副司令的电报，电报中说：“晋北敌人已陷入困境，敌人必然以一部兵力经七亘村、营庄向平定方向迂回及向西猛进，夺取太原，援救晋北之敌……一二九师陈赓旅以迟滞敌进攻之目的，应以小部在七亘村、营庄、马山村之线采取运动防御，彻底炸毁大小道路，组织短促的火力，袭击小群敌人，实行坚壁清野。该旅主力控制于王寨附近，袭击敌侧背及后方，求得消灭敌之小部分，待敌进至七亘村、营庄之线，派出小部分（一连为最好）炸毁七亘村以东山隘……” 　　 　　刘伯承遵照朱、彭电令，决定在七亘村一带打击西进之敌。为了打好这场伏击战，25日，刘伯承、陈赓和参谋处长李达带着几个参谋和几个警卫战士，来到七亘村附近的一处制高点上观察地形。出现在望远镜头前的是一片险峻的地势，村子坐落在叠嶂沟壑间，如龙虎环抱。村前，是深不可测的百丈悬崖，村后，是高不可攀的陡峭岩壁。这里正是理想的伏击战场，它是井陉至平定的必经之地，在这里设伏，取胜的把握很大。 　　 　　刘伯承放下望远镜，说：“从地势上看，这里的确是设伏的好地方，但是我们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七七二团进至五德寨与川口间集结，准备战斗。七七一团进至七亘村以东，在桃花岭至七亘村之间运动，做好增援准备。” 　　 　　陈赓立即按刘伯承的设想进行部署，让副团长王近山带领七七二团及时赶到伏击地点。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日军来送死了。 　　 　　26日拂晓，侧鱼镇日军辎重部队在200多名步兵的掩护下向西开进，9时许，进入伏击区。七七二团三营放过敌人的前卫部队，当敌人的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时，王近山命令开火。顿时，日军像被炸开了窝的马蜂似的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被挤下了深沟。一阵短促的火力袭击后，战士们奋勇冲进敌群，跟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两个小时后，日军除少数逃回侧鱼镇外，全部被歼灭。 　　 　　战斗大获全胜，我军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衣食用品。将士们兴高采烈，都说给七七一团报了仇。消息传到师部，刘伯承严肃地说：“这仇还没报够呢，仗有你们打的。” 　　 　　当天，刘伯承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从旧关抄袭，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七亘村仍然会是日军进军的必由之路，因为除此别无通道。他提出了再次在七亘村设伏的构想。他说：“敌人才被咱们打败了，绝不会相信我们还会在原地搞第二次伏击。他第二天又来，在他看来是出奇制胜的妙计，我们在原地设伏，更是奇中之奇。这是以奇制奇的办法，他小日本鬼子跑不了。” 　　 　　陈赓根据刘伯承的指示，让七七二团三营继续利用七亘村附近有利地形隐蔽起来。 　　 　　上午9时许，100多日军骑兵出现在七亘村，骑兵后是200多个日本步兵。日军骑兵经过火力反复试探后，由打旗兵向辎重部队打出了继续前进的旗语。很快，日军全部进入了我三营第九、十连的伏击圈，副团长王近山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密集的子弹和手榴弹雨点般落向日军辎重部队。 　　 　　日军骑兵部队已行至前面半里多，他们听见枪炮声，立即调转马头，并集中火力猛袭我伏击指挥所。我三营第十一、十二连和特务连立即组织全部火力进行压制，使日军骑兵难以接近其辎重部队。日军辎重部队很快从被动挨打中清醒过来，在前面骑兵和后面步兵的掩护下，向能藏身的地方跑去，结成三四个人的小组，互为倚角，与我伏击部队抗衡。王近山立即指挥部队用火力分割日军辎重部队，切断其与前后掩护部队之间的联系。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我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打击敌人，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这次设伏，我军共歼灭日军100多人，缴获了大批辎重物资。此外，这次设伏还牵制了欲进攻旧关的日军的行动，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军曾万钟部队顺利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当我得知我们的部队在刘师长指挥下，在七亘村连续两次设伏打击日军，都取得了不小的胜利时，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打心眼儿里更加佩服刘师长。 　　　　 　　四 　　　　 　　损失惨重的日军声言一定要找刘伯承报仇，各路日军大规模向我部袭来，他们嚎叫着要捉住刘伯承、陈赓碎尸万段，还四处张贴悬赏活捉刘伯承、陈赓的告示。日伪军还派出许多特务探子化装成老百姓，打探刘伯承、陈赓的下落。为此，李达特别对师旅首长的安全作了周密的部署，除了增加警卫人员，还不断变换师旅机关的位置，魔术般地变更首长的服装打扮，在一公里外设置检查哨，盘查不熟悉的人。不仅如此，师旅机关还派了流动哨和便衣队，24小时严密监视外来人员的行动。 　　　 　　在此情况下，足智多谋的刘伯承神不知鬼不觉地于10月30日晚上，带领三八六旅安全地转移到山西昔阳以东地区，跟日军兜圈子，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来。 　　 　　我们跟随刘师长转移，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安全地转移到昔阳以东地区。我知道刘师长不仅是突围转移，而且要打击敌人。 　　 　　第二天，刘伯承在师指挥所作战室正翻看着敌情通报和友军位置图，李达进来报告：日军第二十师团正沿着九龙关进犯昔阳，它属下一三六联队的一个大队从南侧小路迂回策应……刘伯承查对着地图，目光停留在昔阳以南的南界都、北界都和黄崖底一带。他对李达说：“这一带地形复杂，正是我军伏击作战的好阵地，特别是黄崖底，它的位置正卡在河谷里，离大路很远，敌人又只有一个大队……”李达自然能理解师长话中的意思，他说：“请师长拿个主意，我们让哪个团担任主攻呢？”刘伯承说：“就让七七一团吧，自从上次遭袭击挨批评后，他们还没有打过一个正规像样的仗呢！我知道这个团的将士为了复仇，求战心切，心里早就憋不住了。”说完，他又交代李达：“先别忙着通知部队，情报、地形要搞清楚，要搞准确，叫侦察科再去核实一下，叫作战科去勘察一下地形，然后回来报告！” 　　 　　李达根据刘伯承的指示作了安排。不久，侦察敌情和勘察地形的人员回来报告：“敌情无变化，利于伏击。”刘伯承下令：七七一团主攻，七七二团掩护，向伏击地开进！ 　　 　　11月1日，刘伯承把师部搬到了黄崖底附近的一个山顶后侧，他拿起望远镜朝伏击地区看去：一座小庙和十几孔窑洞紧挨道路，小路和小河在这里交汇，河水半涸，露出很大一部分河滩，路和河的两边是长长的斜坡，现出一个盆地的形状。刘伯承说：“这是一个天然的口袋阵，我们在这里设伏，敌人钻进去了就像乌龟钻进坛子里——跑都跑不脱。” 　　 　　第二天早上8点钟，日军果真从南界都方向来了。七七一团按预定计划，派出一个小分队吸引日军，把日军引入我军的口袋阵，徐深吉团长看准时机，命令向敌人开火，日军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打死一大片。等日军回过神来，明白自己中了刘伯承的计后，拼命组织火力，轮番向我军攻击，但是冲锋多次都被打退。战至中午，日军已十分疲惫和沮丧，不得不撤到黄崖底河滩上集结和休息吃饭。 　　 　　这时，刘伯承见时机已到，下令全线开火，七七一团从正面射击，七七二团从侧面打击，我军炮火如暴雨般倾泻到敌群中。正端着饭盒吃饭的日军再次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伤一大片，未被打死的慌忙扔掉饭盒趴在地上。但是日军毕竟经过严格训练，他们很快就重新集集，再次向我军发动反击，敌人的炮弹倾泻在七七一团阵地上，阵地上有二三十名战士中弹牺牲了。陈赓命令七七一团立即进行疏散，保护自己，以利积蓄力量打击敌人。我军七七一团阵地上顿时枪停人无，冷冷清清。日军见状，以为前沿阵地上的八路军都被打光了，嚎叫着往坡上冲。当冲到离七七一团前沿阵地40米左右时，八路军战士们突然从掩体里向敌人甩出一排排手榴弹，炸得日军鬼哭狼嚎，敌人再次退回了沟底。 　　　 　　此时，刘伯承命令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发起总攻。于是，坡顶上两个团的迫击炮、轻重机枪重又下起了“弹雨”。黄崖底河滩上横七竖八地陈着数以百计的日军的尸体和大量战利品。 　　 　　这一仗，三八六旅打死敌人300多人，打死骡马200多匹，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此后，日军将黄崖底称为“皇军的死亡谷，征服中国的不祥地”，以后再也不敢从这里侵犯西进了。 　　 　　11月8日，华北日军主力只得转向平汉路南犯，一部分日军又调往上海。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刘伯承率一二九师迅速分兵，坚决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创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不久，我的伤全好了，又回到刘伯承师长身边，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警卫工作中。 　　　　 　　党史纵览 2006年第1期 　　 　　5.陈昌浩：93年离休，我才带着全家，从沈阳军区迁过来。所以我的高寿不在养，而在童子功。 --“老红军陈昌浩” 2006-3-2 6:55:16[点:22] (4086字) 　　 　　“老红军陈昌浩” 　　 　　廖亦武 　　 　　采访缘起 　　 　　2005年初夏，我在滇北大研古城写作期间，结识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冯姓大婶，投缘之际，交往就多了起来。大婶举手投足，有豪门气象，却心怀慈悲，关注民间疾苦。之后我晓得，其父是退役将军，曾为红色政权的诞生而浴血奋战，却因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小鬼之出身，多年饱受党内派系排挤之累。 　　 　　红四方面军先后被改制为左路军和西路军，它的司令员和总政委分别是犯了“分裂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罪过的张国焘和陈昌浩，虽曾兵败祈连山，几乎全军覆灭，却为新政权贡献了若干叱咤风云的军政权贵——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著名将军徐海东、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等百余人；还包括邓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大腕——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显赫如此的众多人物，昔日只是张陈麾下的不起眼的连排长而已。 　　 　　“在中党史中有数不清的谜团和禁区。”大婶曾对我感叹道，“而西路军的覆灭则是最大的谜团和禁区之一，因为张陈这支强敌不灭，毛泽东就不能一统天下。” 　　 　　由于年代太久远，我等鼠辈自然听之任之，四川有一句俗话叫“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可突然有个下午，大婶告诉我，陈昌浩还活着，并且就在咫尺之内的古城西南角！ 　　 　　我瞠目结舌。 　　 　　大婶又说：“老头90岁出头，身子骨硬朗，每天都在农贸市场的门口摆摊卖字。你大哥（大婶的丈夫，也是将军之后——老威注）已经见了他好多次。老头喜欢吃本地黑鱼，我们就替他买，因此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还想收你大哥为徒呢。” 　　 　　“为徒？学什么？” 　　 　　“学写字。老头的书法还是有一定功力。” 　　 　　古城农贸市场占地约有两千平方米，有五六个出入口，分蔬菜、水果、粮食、饲料、鸡鸭鱼、猪牛羊狗肉、禽蛋、熟食、花鸟盆栽、日用百货、坛坛罐罐、废旧书刊、廉价工艺品等若干摊区，其间，污水沟纵横交错，小吃铺星罗棋布。同众多不知不觉就客居下来的外地人一样，我也经常为一日两餐而出没于此。其中印象最深的，数一家伪劣毛线店面通过一高音喇叭播放的女声广告词：“羊毛衫大减价！羊毛衫清仓大甩卖！国内顶级的大草原羊毛衫，通过几级质量认证……” 　　 　　高音喇叭有脸盆大，表皮锈蚀，声音却字正腔圆，令人想起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的邢质斌大妈，每时每刻都在向人民重复灌输正确的思想。这是2005年5月18日的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冯姓大嫂在丰衣足食的人堆里穿插，第一百多次迎向减价广告词，表情麻木不仁。我们在一浪接一浪的喧哗中七拐八拐，到底从一个入口抵达另一个出口。两条分岔的污水沟，一边是地摊，摆满《周公解梦》《伏羲八卦》《算命不求人》《毛主席语录》《发财秘笈》之类，一着油腻西装的中年汉子正犬蹲于地，冲我们呲牙微笑。我习惯性地捡起一本《毛主席语录》，翻开扉页，就见到林彪副统帅的“万岁”题词。“多少钱？”我问，汉子咕哝了一句纳西话，我不懂，他就双手比出八根腊肠般的指头。 　　 　　我放下红宝书，却闻大嫂隔着土路同人打招呼：“您好啊，陈伯伯。”我急忙循声望去，但见一竹竿般的瘦老头正在一摊车后冲这厢微笑。我们让过一辆手扶式拖拉机，两辆摩托和一大群过客，来到老头跟前；由于心怀目的，大嫂异常热情地为彼此作了介绍。我握住他鹰爪一样的手，感到冰凉而有力。“陈伯伯，我和老威慕名而来，可惜晚了点，黑鱼没买到。”大嫂笑道，却随手把一大包饮料搁在他的摊车上。 　　 　　老头不忙迭地收拾字幅及饮料，前突的眉骨下透出笑意。他的身后有半人深的明沟，阳光穿过他花白的头发，斜射下去，使沟里弥漫起隐隐的臭气。而一左一右，则分坐着一老一少，老的戴墨镜，面如枯树皮；少的呈菜色，此时欠身点头，一吱声，却是北方口音。 　　 　　老头点着墨镜老者，轻描淡写地介绍：“这是我部队的机枪手。”不料墨镜闻此言，竟愤然而起，手斜指着地下，转脸冲我们说：“他还是我的兵呢。”我一愣，急忙与他搭话：“这位老人家……”墨镜却自顾自地往下说：“打国民党，打小日本，我受了七处伤，差点就没活过来。我97岁了，他才90……”墨镜激动得口齿不清，接下来就不知在讲些什么。大嫂还在与陈昌浩寒暄，加上右边的北方口音不断捧场，墨镜大概不堪忍受如此冷落，终于拂袖而去。 　　 　　我紧追几步，遗憾的是97岁的墨镜腿脚极灵便，他背着双手，像个进城赶集的乡下老头，东瞅西瞅地消失在各种摊位之间。我咂咂嘴，转回身，见陈昌浩正迎着夕阳收摊，很仔细，很节俭，连二指宽的纸条都不放过。我打量北方口音，约40多岁，有机关干部的派头，此刻正在高声鼓吹：“古城这地方，藏龙卧虎呵，我旅游了大半个中国，没想到会在这儿，菜市场的门口撞上陈昌浩！张国焘的政委！老爷子可算国宝！” 　　 　　四周已聚了七、八人，看来都是陈昌浩的仰慕者，大家在翘大拇指的同时，一片唏嘘叹息。陈昌浩见状更添了精神，竟当众吐出一大串谁也不懂的德语，还向我反复推出北方口音：“他是唐山人，一来到这儿就不走了，每天陪我早出晚归，看我写字，听我讲革命历史。” 　　 　　“你是记者吗？”我问。 　　 　　“他不是记者。”陈昌浩抢着回答，“如今的记者都坏了良心，比苍蝇还讨厌，我从来不理。” 　　 　　北方口音也频频点头：“如果记者知道这儿有国宝，不来抢吗？老爷子大难不死，大隐于市，还想过几天闲云野鹤的日子。” 　　 　　四周又爆出七嘴八舌的吹捧：“我在这儿陪了20多天，天天听老故事，太惊险了！”“能让毛泽东下跪的是何等人物？！”“老爷子胆子大，命更大！” 　　 　　置身如此场景，我和大嫂只好告退。 　　 　　接下来我回了一趟成都，与朋友李亚东、王怡、张心武等见面。谈到相遇陈昌浩，都觉得恍如隔世。李亚东还替我上网查询，下载了大量有关陈昌浩的正反资料，其中有《陈昌浩和四万将士：中国红军最大冤狱》《红军西路军统帅陈昌浩曲折坎坷的后半生》《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胡乔木关于西路军的一封检讨信》《功过是非——陈昌浩》等。 　　 　　众多资料显示，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由于害怕重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路线错误，盲目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央军委的19封互相矛盾的密电，在率四万红军主力渡过黄河之后，突而“东进”，突而“西进”，突而“原地待命”，结果在祁连山与大漠之间的数千狭长地带，遭到以回民为主体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骑兵部队的围剿，经数月激战，除两三千残兵败将侥幸逃脱，几乎就全军覆灭，成为红军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过去，所有的中党史都指张国焘为兵败罪魁，而主要的替罪羊则是含冤忍辱几十年的陈昌浩。只有在暴君毛泽东死去和邓小平执政前后的近些年，逐渐身居要职的原西路军幸存将士，如李先念、徐向前等才敢出面讲出真话，引发了又一历史地震。连元老陈云也公开说：“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可事关毛泽东“借刀杀人，根除异己”，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19封密电，却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全部存档”。 　　 　　在《陈昌浩和四万将士：中国红军最大冤狱》一文里，还详细叙述了中党内扑溯迷离的“密电事件”——1935年9月9日，张国焘与毛泽东的权力争斗白热化，毛命令张所属部队“北上”，张则要“挥师南下”，是日，张发了一封密电给心腹大将陈昌浩，指示陈劝毛一同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这份杀机毕露的密电被参谋长叶剑英截获，他立即策马夜奔，前往毛住地告密。毛大惊，当夜即率一万多人的红三军和党中央秘密转移，逃离了险境。但是这一关系革命前途的“密电”，在事发后却不翼而飞，此案当事人亦先后作古。虽然“救驾有功”的叶帅生前一直言之凿凿，但陈昌浩本人却满含冤屈，表示从没见过这份所谓的密电。近年来，原红四方面军幸存将领和一些党史研究者都公开发表文章，指出“密电”可疑，为之翻案的呼声日趋高涨。 　　 　　我反复咀嚼着被改来改去的历史，犹如目睹因遭多次强奸而神经错乱的妓女。我还了解到，陈昌浩生于1906年，1935年5月，29岁即参加长征，曾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解放”后，他结束了漂泊苏联10余年的凄苦日子回国，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6年文革开始，埋头著述、不问政治的他被造反派无休止地揪斗，要他交代“谋害毛主席”的罪行；俄籍妻子被迫与他离婚，但还是被投进秦城监狱；3个儿子也流离失所。 　　 　　1967年7月30日夜，恐惧与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在自己家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终年61岁。 　　 　　既然真陈昌浩已确死无疑，那我要面对的这个流落民间的“陈昌浩”就是假的。骗子？可他要骗什么？一个90岁的老头，有啥必要无事生非，冒充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神经是否出了毛病？我曾对李亚东和张心武说，我将要去采集一个弥天大谎，并且是漏洞百出的弥天大谎，我想不透它的价值在哪里？ 　　 　　张心武说，我也想不透，但它肯定有价值。 　　 　　李亚东提醒，要把采访录音和照片都保存好，以应对有关研究者的质疑。 　　 　　民间陈昌浩的家距他摆摊处只有百把米，2005年6月8日的下午，天色忽明忽暗，我约上冯姓大嫂，一行四人，再次穿过农贸市场，并在一条土路上寻了十几分钟，一眼就瞅见了神采奕奕的说谎者。“陈伯伯，您老好啊？怎么换地方啦？”大嫂高声打招呼。陈昌浩捋着花白胡子笑道：“这两天老下偏东雨，写字不方便，就在家门口摆摊了。” 　　 　　我却在与他搭话之前，又暗中端详了他两分钟，眼神、口齿、举动均正常，无丝毫精神病症状。于是，就顺势进到小杂院里，在好几堆杂物和破烂之间，应邀坐下。我偷偷打开上衣口袋里的老式录音机，老头的湖北土话顿时荡漾开来。同前次一样，门里又进来几个仰慕者，一个70多岁的纳西族老头犹为热情，又比又划，说有个在美国念完博士的年青人刚来过。我连连点头，一脸坏笑。 　　 　　四川话说，龙门阵开场了。不知于九泉之下蒙冤含垢的陈昌浩听了会咋样？ 　　 　　老威：老人家您，真是陈昌浩？ 　　 　　6. 陈昌浩：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陈昌浩。 --陈昌浩：20元是底价，不过要看写什么 2006-3-2 6:58:50[点:20] (1173字) 　　 　　陈昌浩：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陈昌浩。 　　 　　老威：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的搭档？ 　　 　　陈昌浩：没错嘛。 　　 　　老威：您竟然在这乱哄哄的农贸市场出口卖字为生？ 　　 　　陈昌浩：卖字是实，但我有5400块的离休待遇，用不着以此为生。 　　 　　老威：一幅字多少钱？ 　　 　　陈昌浩：20元是底价，不过要看写什么，碑文、寿文、喜帖、招牌、对联、楹联、诗词歌赋、匾额等等，东西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您既是我学生的朋友，要什么尽管开口，不收钱。 　　 　　老威：老人家真是豪爽。 　　 　　陈昌浩：人老了，在家里闲着要生病，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也了解了社会民情。革命的法宝之一就是群众路线嘛。 　　 　　老威：您是传奇人物，就不怕人找到您？ 　　 　　陈昌浩：除了记者，我都笑纳四方客，您以后也可以常来，坐在我的摊车旁，聊天，看我写字。这位黑脸老头也是红四方面军的，97岁了，还成天背着个手，在鸡鸭鱼摊中间转来转去，一般人看不出来，他浑身有7处枪伤，脖子上还有枪眼，所以一扭脸，整个身板就跟着过去…… 　　 　　老威：看上去跟当地老农差不多。 　　 　　陈昌浩：红军的基础就是工农嘛，从土里来回土里去。这老头是个机枪手，双手沾满国民党的鲜血，解放后，由于大字不识一箩，就解甲归田了。还有一位唐山人，来这儿旅游，一听说我是陈昌浩，就留下不走了。20多天来，天天陪我讲几十年前的事。 　　 　　老威：有空我也来陪您。 　　 　　陈昌浩：惭愧惭愧。 　　 　　老威：关于您，关于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现在的年轻人已经逐渐淡忘了。而我这一辈人，也只是从教科书上，了解一点皮毛，什么“分裂红军分lie党”之类。 　　 　　陈昌浩：成王败寇嘛，悔当初我一时手软，没一枪毙了毛泽东。 　　 　　老威：这么厉害？ 　　 　　陈昌浩：那时我是西路军政委，手握重兵，干掉老毛就像宰掉一只鸡。 　　 　　老威：不可思议。 　　 　　陈昌浩：我是政委，张国焘是司令员，我们率领的西路军包括10个军，共49万人；而毛泽东、贺龙率领的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来后，被围追堵截，伤亡惨重，在与我们会师，并被整编成东路军时，只有两万多残兵败将。再等到走完长征，抵达延安时，就剩1万7千人了。 　　 　　老威：东西两路军的兵力悬殊太大了。 　　 　　陈昌浩：由于几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党内阶级斗争，毛泽东在红军高层里抬不起头，遵义会议之前，他就一般的中央委员，而我和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是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的王明、博古是政治局常委。可是周恩来利用自己的威信，背着大家，硬要把毛泽东给捧上去，让他当中央主席。你想想看，老毛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按组织程序，怎么能升主席？所以张国焘和我都不服气。张国焘是粗人，要干他，但主要的兵权在我手里，我不同意，就干不成。因为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7.总得有个理由，定了的江山怎么翻得过来呢？ --老威：张国焘的电报内容是什么？ 2006-3-2 7:02:09[点:21] (1548字) 　　 　　老威：张国焘的电报内容是什么？ 　　 　　陈昌浩：大致是：“政委同志，我已经带领一部分人马到了新疆，大部分人马你自己掌握。”他只带了3个师，后来又有一个师跟去了，都是他的心腹。我的态度是，走就走嘛，我不强求你留下，因为30年代生存环境恶劣，天上有飞机轰炸，屁股后有追兵，能活出来算命大。所以愿逃生回家的，我都发给300块路费；愿干革命，就跟我去延安。 　　 　　老威：哦，张国焘的电报说他已在新疆，那让你干啥呢？ 　　 　　陈昌浩：我不愿跟他走嘛，愿跟老同学周恩来走嘛。 　　 　　老威：当时您就没去杀毛泽东？ 　　 　　陈昌浩：不能嘛。我读完电报，就回电说：你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开门放雀，已给了你天大的人情，如你没走，要按《党章》拉你去处决怎么办？大家都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叛变呢？你要我杀毛泽东这个一条战壕的战友，总得有个理由，定了的江山怎么翻得过来呢？ 　　 　　老威：您跟张国焘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陈昌浩：比不上与周恩来。我私下的想法是，周恩来是军委主席，至少不会亏待我。红军来源于农民，觉悟都不高，我也是。所以我在回电里说，你想干掉毛泽东，我没意见，那是你们之间的事，与我带领的部队没啥相干。 　　 　　老威：你保持中立？ 　　 　　陈昌浩：我不能背上叛党的罪名嘛。 　　 　　老威：您觉得张国焘和毛泽东，谁的人品要好些？ 　　 　　陈昌浩：张国焘的良心蛮好，背地里不害人；而毛泽东太阴了，手很辣。1936年，我们这些经历过长征的残兵败将，终于到达延安，人家刘志丹率领陕北红军，热情欢迎。可毛泽东站稳脚跟不久，刘志丹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手下的人马也被收编。我与周恩来私下议论，肯定是老毛派刺客杀了刘志丹。 　　 　　老威：有可能，心黑当不了皇帝嘛。 　　 　　陈昌浩：他暗地里搞，不像张国焘和我，炮筒子，干啥都明目张胆。比如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我一听毛泽东在大会上宣布，要把彭德怀关起来，就将桌子一拍，指着毛泽东说，你要敢把彭德怀关起来，我就从我管辖的500架飞机中，抽调300架，把庐山和你住的中南海都炸平了！我还派我的8个警卫去打探，看彭德怀是否已失去自由。怕他个鸟，全国的军事重地我都控制着，核弹啦，氢弹啦，都由我调遣，整个空军不到900架飞机，我就管500架，还有无数的重型大炮，你毛泽东要再上井冈山，我一样将你轰下来…… 　　 　　老威：毛泽东怎么回答你的？ 　　 　　陈昌浩：毛泽东没吭气，周恩来就拉住我说：“政委，你咋个发这么大的脾气？”我说：“朝鲜战场上，彭德怀是我的总指挥，一军区是杨成武，二军区是陈昌浩，三军区是秦基伟。当时你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要上前线，我不同意，但彭老总批准的，我只能服从。后来毛岸英阵亡，是因为美国晓得了，就出动飞机开炸，这笔帐咋能算在彭德怀头上？我陈昌浩的名声比你儿子还大些吧？可人家就要专炸你儿子，向全世界公布，好给志愿军脸上抹黑。” 　　 　　这一席话驳得毛泽东哑口无言，双方正僵持，周恩来又拍着毛泽东的肩说：“主席啊，陈昌浩可不是说大话，他耿直得很！当初我派他去西路军当政委，也是瞄准他说干就干的性格。你要整老彭，他可肯定派飞机炸庐山和中南海，一发动兵变，你搞得过他吗？ 　　 　　老威：兵变这么容易？ 　　 　　陈昌浩：毛泽东的官大，不比我权大，你调兵还得通过各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我说干，那60个军300万战士可以把你中南海、紫禁城给围个几十圈。 　　 　　老威：您这脾气跟张国焘倒很像。 　　 　　陈昌浩：老兵出身嘛，在部队的威望和资本还不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也是我和张国焘一手创建的。我们早期在四川境内活动，还得到过慈善家刘文彩的军饷，刘文彩、刘文辉这些西康省的军阀对共产党有恩，可一解放，就被毛泽东当作恶霸地主杀了，庄园也没收了。 　　 　　8.陈昌浩：在密电事件中，我放了他一马，他后来也一直没找麻烦 --我有九条命 2006-3-2 7:03:43[点:25] (3544字) 　　 　　老威：你在庐山会议上那么闹，毛泽东也没秋后算帐？ 　　 　　陈昌浩：在密电事件中，我放了他一马，他后来也一直没找麻烦。文化大革命初期，50万红卫兵冲击沈阳军区，要抓陈昌浩出去批斗，我就亲自布置了8道岗哨，只要你敢越过警戒线，就开枪。 　　 　　老威：我读过一篇文章，说陈昌浩在文革中被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残酷批斗和毒打，情知自己摆脱不了“密谋杀害毛主席”的历史罪名，万念俱灰，终于在北京的红霞公寓内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尔后，连尸体也神秘失踪了。 　　 　　陈昌浩：这是造谣，我还站在你面前嘛，也不见发讣告，也不见有人为我补开追悼会。 　　 　　老威：难怪北京八宝山公墓里，陈昌浩的骨灰盒是空的。 　　 　　陈昌浩：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我有九条命，就任他们把活人说成死人吧。 　　 　　老威：提到你和西路军，不能不提到兵败河西走廊，那几乎是你的人生转折点。能给我这种无知的后辈讲讲吗？ 　　 　　陈昌浩：我们奉中央的命令，渡过黄河，还打了几仗，就受到青海军阀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逵等回民骑兵的伏击。又是祁连山，又是戈壁滩，我们虽然人多，却不熟悉地形，而人家的骑兵灵活，步枪都装着两条铁叉子，架在马头上瞄准，老远就打得我军落花流水。而一旦短兵相接，马匪都耍大刀片子，一猫腰，嗖地一声，我方战士的脑袋就飞了。惨哪，张国焘领着先头部队，腿快，好赖还去了新疆；可我带着主力部队，与敌人激战几天几夜，死伤大半，伤员都来不及抬走，全被马匪屠杀了。连我的9匹战马也叫砍翻了8匹…… 　　 　　老威：西进新疆，打通去苏联的国际通道的策略是谁制定的？ 　　 　　陈昌浩：中央开会研究定的，张国焘和我也同意，但是后来兵败，中央叫他回头，他就 　　 　　不听了。不听命令，就是叛党叛国，张国焘就这么完蛋。我不开门放雀，他性命都不保。 　　 　　老威：老人家您到底是什么人？ 　　 　　陈昌浩：我是陈昌浩嘛。 　　 　　老威：陈昌浩在文革中早死了。 　　 　　陈昌浩：你说得对，我如果不在部队里掌权，早就被害死了——那样就对不起冤死在祁连山的几万红军将士。几十年来，我觉都睡不安稳，都怪我手软，没杀毛泽东，结果害死了更多的人。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建国有功，但1957年以后，一直在犯错误。我总结他一辈子，犯的三条最大的错误是：第一，放弃了对日赔款。我们是二战的战胜国，为啥不要小鬼子的钱？他们侵略领土，杀害同胞，强奸妇女，坏透了。多少热血男儿奔赴疆场，为国捐躯，结果你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句话，就不赔偿了！你们有啥资格说这个话？你共产党躲在后方，扩充自己的势力，8年抗战，把1万多残兵败将“抗”成了100多万，根据地也大了几十倍，为抗日之后的内战作好了充分准备，如果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那日本人就是共产党的大救星。 　　 　　老威：这可不像老红军说的话。 　　 　　陈昌浩：对待历史不能吹牛皮，国民党、蒋介石肯定比共产党、毛泽东更抗日，人家是正规军，挡在主要的战场。台儿庄战役就是李宗仁和张自忠指挥的，死人堆成了山，这些冤魂才更有资格索赔！毛泽东的第二条错误嘛，是卖国，在苏联的压力下，把外蒙割让出去了，桑叶形状的中国就变成了一只公鸡；第三条，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整死了许多老干部，差点把革命成果毁了。特别是1967年，把部队都弄瘫痪了。 　　 　　老威：老人家的觉悟很高，不过，在本地的老红军中，有你这种觉悟的还剩多少？ 　　 　　陈昌浩：我埋名隐姓，与战友们多年不联系了。 　　 　　老威：没回过湖北老家吗？ 　　 　　陈昌浩：我把母亲接到部队，养老送终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老威：你母亲活了多大年纪？ 　　 　　陈昌浩：76岁。老人家太苦，自从我父亲26岁去世，就一直守寡。 　　 　　老威：而你却如此高寿？真不简单。 　　 　　陈昌浩：这受益于早年的童子功。 　　 　　老威：童子功？ 　　 　　陈昌浩：我4岁的时候，由于丧父，家境衰落，就被母亲送进庙里当了和尚。 　　 　　老威：哪一年？ 　　 　　陈昌浩：1919年。 　　 　　老威：哪个庙？ 　　 　　陈昌浩：武当山。 　　 　　老威：武当山是道教盛地吧？ 　　 　　陈昌浩：也有佛庙。我师父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将军，后来看破红尘出家，当了长老。我一皈依，师父就说，你父母给你取的小名字叫陈观月吗？我点头；他又说，陈观月这名字太阴太硬，所以克死了你父亲，我替你取一个大名字吧。从此，我就叫“陈昌浩”。 　　 　　老威：既然出家，怎么没法号？ 　　 　　陈昌浩：师父会看相，他觉得我早晚得出世干一番大事业，所以就暂时以“昌浩”代替法号。我在山上修炼了近10年，每天除了念经事佛，还习武功，学文化，物理、化学、代数、几何、天文、地理都涉猎了。由于根基打得深厚，我13岁就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 　　 　　老威：从庙里考的世间大学？ 　　 　　陈昌浩：10年后我就下山了。本来我也没想到还俗，可有个早晨，师父叫我去，说他夜梦北斗入镜，一解，正好应验在我身上：“昌浩，你尘缘未尽，要当大官，经历一番杀伐。那就趁此良辰，回家去吧。” 　　 　　老威：出家人还算命吗？莫不是武侠电影看得太多。 　　 　　陈昌浩：当然算。毛泽东的83寿数，41年江山也是我师父算的，后来他进京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用“8341”做了自己警卫部队的番号。 　　 　　老威：您师父是谁？ 　　 　　陈昌浩：不能泄露。 　　 　　老威：出世的学问和入世的学问不一样吧？ 　　 　　陈昌浩：相通的。所以我回家没多久，就考取了南开，这在当地很轰动，家家户户都放鞭炮，还有士绅出钱，替我们家大摆宴席。四邻都齐声称贺：陈家寡妇养的孩子有出息，耀祖光宗了。 　　 　　老威：就在当今，13岁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也属稀罕事。 　　 　　陈昌浩：大学4年，我秘密加入了中地下党，与周恩来同班，还一道兼任国内十几个省的地下党总队长。直到后来受组织安排，入四川和陕西，创建根据地，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政委，与张国焘成为朝夕相处的战友。 　　 　　老威：老人家的这席话，讲得我云里雾里。 　　 　　陈昌浩：你太年轻了。 　　 　　老威：云南这地方养人，高寿者不少啊。 　　 　　陈昌浩：93年离休，我才带着全家，从沈阳军区迁过来。所以我的高寿不在养，而在童子功。当初我在庙里，每天都扎大半天马桩；若练字，师父盯在旁边，经常冷不防地抽我手中的毛笔杆，若抽掉了，就挨罚。如今时过境迁，我已90岁，回顾儿时，还恍如几个钟头以前。 　　 　　老威：老人家眼不花，气不喘，身板直，写字手不抖，可谓功夫深嘛。我在这儿冒昧地问一句，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陈昌浩：有老婆，还有3个儿子，都成了家，生有3个孙儿3个孙女。 　　 　　老威：您老伴儿做啥工作？ 　　 　　陈昌浩：她在古城四方街开铺子。大儿子陈京生、二儿子陈干生都在部队，是和我前妻生的；小儿子陈松，现年37岁，守在家中，喜欢骑摩托车大街小巷窜。 　　 　　老威：听说您有个俄罗斯籍的太太，在文革中受您连累，与共产党前总书记李立三的夫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一道，被关在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 　　 　　陈昌浩：我没去过苏联，哪来的俄罗斯太太？我倒是去过德国，但那时党纪严，不允许有外遇。长征时，连女红军的胎儿都要拿掉，革命的累赘嘛。邓颖超还结扎了，无后代。 　　 　　我第一个老婆是个少将，打双枪，还做过军长，我都惹不起，谁敢把她关起来？ 　　 　　后记 　　 　　2005年6月11日下午，我又进行了补充采访，并在临近尾声时，与“陈昌浩”合影留念，还掏了100元润格，以“老威恳请红四方面军政委题赠墨宝”的名义，让其摘书了《三国演义》卷头诗中的四句—— 　　 　　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毕竟是九旬老人，运笔之际，额间汗气熏蒸。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我想，这要是放在毛时代，谁敢如此造谣惑众？即使免了死罪，也得判个反革命煽动，坐牢一二十年。可如今，专制虽在延续，而民心却涣散得不可救药，连市井老叟都异想天开，冒充沉冤未雪者，重造历史，做起翻案文章来，还博得周遭愚众的追随与喝彩。 　　 　　在想当然的民间演义里，历史时空扩展得没有了边界。民主精英和当权者交替笼罩的主流意识话语被边缘化，官方或权威的评价，美国之音与中央电视台都没有了地位——这是否透露出一种野生的自由气象？ 　　 　　社会还是进步了，没有人再像20多年前那样，去告发“陈昌浩”。精英们老嫌社会进步得不够快，可真到了某一个早晨，你突然醒来，会发觉从来就没了解过脚下的土地和过分随心所欲的人民。 　　 　　然而，“陈昌浩”到底是谁？如果我追究，会有一种什么结果？ 　　 　　算了吧，我想，得饶人处且饶人，民间自有它的潜规则。 　　 　　9.潘汉年夫妇在洣江的最后岁月 --黄禹康 2006-3-2 7:04:39[点:23] (6322字) 　　 　　潘汉年夫妇在洣江的最后岁月 　　 　　潘汉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和中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1955年4月，他被冠以“内奸”的罪名而遭逮捕，并被判刑，开除党籍，成了共和国历史上一大冤案的受害者。1975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劳改。1977年，他因长期的监狱生活和久病未能治疗，终于含冤去世。洣江茶场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患难夫妇相聚洣江茶场 　　 　　1975年5月，根据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潘汉年被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公安部秦城监狱移送潘汉年的公文这样写道：“湖南省公安厅：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5月27日,在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潘汉年从北京乘火车，于29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3天前到达长沙的妻子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潘汉年夫妇被分开关在秦城监狱，已整整8年没有见面了。虽说潘汉年还被重压着一大堆帽子，但他们还是抑制不住相逢的喜悦，一路上有说有笑，十分高兴。他们对前途已不抱什么奢望，只求能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洣江茶场，地处井冈山下的湘赣边界的湖南茶陵县境内，这里除有少量的茶场干部职工之外，绝大多数是判了刑被送来劳动改造的人,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右派分子”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所谓“现行反革命”。 　　　　 　　为了安排潘汉年夫妇的住处，茶场还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初是要在关押犯人的监房旁边，为他们单独修一座小平房，图纸画出来了，预算也造好了。但当时上面要求，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给他们的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于是，茶场为他们安排了一间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小平房坐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职工洗澡房，也曾住过人，大约有25平方米，被隔成两间，其中一间为灶屋，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潘汉年夫妇对此已经相当满意了。所以,当茶场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1年9个月又5天。 　　　　 　　依依亲情苦撑余生 　　　　 　　潘汉年夫妇俩，一个年近七旬，一个也接近花甲。潘汉年面容消瘦，行动已不太自如，但是每天总是5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是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有时出去取报纸、买火柴、买菜。每逢买菜人多时，就在后面排队等候。潘汉年常阅读从北京带来的马列经典著作和鲁迅文集。有时间就用手推车推着白发苍苍、下肢行动不太方便的董慧外出散步。 　　　　 　　在同一茶场“劳改”过的阳江，在谈到他1976年初见到潘汉年的情况时，回忆道：我第一次在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当时场部要举办文艺汇演，我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着破旧的藏青色毛料衣服，手提篾织的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场。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用轮椅推着一位头发苍白的老妇(董慧同志)，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革命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星空，发出声声长叹…… 　　　　 　　潘汉年夫妇在洣江茶场生活期间，虽然蒙受冤屈，但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质给茶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提出要把自己的旧衣服送给茶场的文工团做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他们给职工讲故事，补习英语，有时还让去他们家串门的同志尝尝他们亲手做的饭菜。茶场的干部、群众也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而尊称他们为“两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菜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每逢场部放映电影，大家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着轮椅过来，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一次，当他们经过蒋会计家门前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食品招待他们，这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潘汉年夫妇每月各有生活费100元。为照顾行动不便的董慧，茶场征得他们同意，选派了干部家属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在生活上虽然得到了一些照顾，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潘汉年没有公民权，没有通信自由，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董慧虽有公民权，但也有茶场指定的人对她进行管理教育。她有通信自由，但又不准泄露包括他们夫妇情况在内的“机密”。她与香港亲属通信，要经省劳改局批准。 　　　　 　　董慧的弟妹大多数居住在香港，有的还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的爱国人士。他们从小受董慧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劳改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来。董慧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都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的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道：“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入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曾经过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和老潘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应感谢的。”他们还请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转达对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问候，要他们保重。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董慧的弟弟给他们写信说：“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并打算在这年12月到洣江探望他们。信上还说：“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9月27日，我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潘在20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到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苍苍的人了。”当时，“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被打碎，潘汉年夫妇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董慧的弟弟、弟媳在12月到湖南来探望时，被挡在离洣江茶场几百里的长沙，不能同亲人相见。他们返回香港后来信说：“打算明年11月再来，那时‘四人帮’的事总该结束了。”但他们再次到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了，只见到董慧。 　　 　　一代英才含冤去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全国人民都在欢呼。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夫妇也非常高兴，董慧兴奋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也对来看他的干部说：“江青这人我了解。”有一次，董慧对人说：“老潘这人，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他10年前就预计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然自取灭亡。‘四人帮’倒台后，问他为什么看得这么准?他回答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康生这伙人已是恶贯满盈了！” 　　　　 　　然而，不幸的是，潘汉年的冤案问题还是没有重新审查，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由于南方气候潮湿，他到茶场后不久，就得了类风湿病，两手麻木，双脚浮肿，后来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被送进茶场医院后，由于医院缺乏护理，他行动不便，两次摔倒在地上，更加重了他的病情。 　　　　 　　在茶场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病情不见好转，而且茶场医院医疗条件也不好，无法进一步全面检查。为此，潘汉年要求转入省城大医院去治病。对此请求，茶场领导不能决定，湖南省公安厅的领导也不能作出决定，要请示公安部。公安部指示后，还要经湖南省委批准。如此上下请示研究，层层审批，经过两个多月的周转，直到1977年3月24日，潘汉年才被送到长沙市治疗。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到达长沙后，他由省公安厅的人员陪同，住进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干部病房14病室，住110床。 　　　　 　　进医院时，省公安厅同志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有利于对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过去曾经用过的“肖淑安”的化名。住进医院时，潘汉年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了，近1个月时间几乎吃不进东西，全凭输液。但这时他神志仍然十分清醒，精神状态也还算好，经常要医护人员读报给他听，有时自己拿着报纸反复浏览。然而，他当时的心情是苦闷压抑的，常常仰望着天空，怅然若失。 　　　　 　　经过检查，院方发现这位瘦弱的老人，不仅患了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贫血，还患有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病症。医院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药物治疗措施，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查阅当时的病历档案发现，1977年3月29日的病历单记载：“体温下降，今日问婆婆(指董慧)在哪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4月6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妻子。4月8日，使用冻干血浆200CC。4月9日输血500CC。以后，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医治时，作为妻子的董慧竟连看望和陪同的权利也没有。她天天焦急不安地等着潘汉年的消息。直到潘汉年病危时，有关方面才匆匆通知还在数百里之外的董慧赶赴长沙。还算幸运，1977年4月14日下午，董慧终于能够赶来和潘汉年见上最后一面。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董慧对潘汉年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当天晚上7点45分，潘汉年停止了呼吸，一代英才含冤去世，终年71岁。 　　　　 　　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遗体告别。当时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过程向董慧作了说明，并就研究病因需解剖尸体之事征求董慧的意见。董慧听了表示感谢，并同意解剖。解剖所见，腹腔与胃部全部都是紫血，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医生认为腹腔恶性肿瘤可能性较大。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长沙市南郊的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董慧请求允许她在潘汉年的墓前立块碑，有关部门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但墓碑上不准镌刻潘汉年三个字。董慧只好用潘汉年的化名“肖淑安”立了一块墓碑。 　　 　　为夫昭雪疾呼号 　　 　　料理完潘汉年的后事，董慧又返回农场。失去了相依为命的老伴之后，她更加孤苦寂寞。她向中央写信，请求为潘汉年平反纠正。她还向专案组询问：她什么时候恢复党籍?因为她从没有被宣布开除党籍，而是说“停止党籍”。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落实政策，重新成为一名党员，继续为党工作。 　　　　 　　董慧下肢疾病一直没有治好，生活不能自理。后来，几年前就患上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茶场派王芝兰帮助照料她的生活。王芝兰性情温和，很体贴这位不幸的老人。为了让董慧能够多吃点饭，常为她做一些她爱吃的菜。董慧每次吃饭，都要留下一半饭菜，多摆一副碗筷，说要等老潘回来吃。她对王芝兰说：“我刚才看见老潘了，老潘没有死，他会回来的。”然后又拿出潘汉年的遗诗说：“你看，他给我写的诗，写得多清楚。”当每月发生活费时，她总拿出一部分钱存起来，说：“留给老潘用吧，他太苦了，从来也不会照顾自己！” 　　　　 　　因为董慧喜欢孩子，为了减轻她对潘汉年的思念和痛苦，王芝兰便叫自己刚上中学的女儿刘海燕课余时间来陪伴董妈妈，董慧很喜欢聪明伶俐的“燕子”。有几次，燕子放学来到董妈妈屋里，看到她吃花生米，劝她“少吃点花生，免得增加脂肪，血压升高”，董慧听了，抱着燕子，深情地说：“好孩子，你是真心疼爱我的。”有时，她给燕子讲述周恩来、陈毅等革命前辈的故事，要燕子以这些老革命老前辈为楷模，做个党的好孩子。燕子有时候也留在董妈妈房里睡觉。有几次，燕子从睡梦中惊醒，只听董妈妈高声呼喊：“老潘回来了！”有时说：“老潘复活了，老潘平反了！”有时自言自语：“老潘你回来吧！你回来吧！”而后伴随着一阵隐隐的哭泣声。 　　　　 　　1978年5月，董慧的弟弟董锡权携妻子，受旅居英、美、澳洲等地亲人的委托，来到湖南探望姐姐。茶场派专车由王芝兰陪同董慧到长沙，在湖南宾馆同董锡权夫妇相聚5天。董锡权夫妇反复转达了海外兄弟姐妹们的心愿，邀请大姐回香港家中治病。说香港不论饮食起居和医疗技术与药物，乃至护理条件都有助于她的病体好转。董慧紧握着董锡权夫妇的手说：“亲人们的情意我都领会。请你们代我表示感谢。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60岁了！请你们转告海外亲人：老潘的问题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我也不忍心离开他含冤负屈的骨灰远走呀……”董锡权了解和敬重他的这位大姐，饱含热泪说：“我们陪大姐拍几张照片，带给海外的亲人吧！”拍照时，董慧把王芝兰拉到身边同大家一起拍照。她说：“这位姐妹，是我在大陆的亲人！” 　　　　 　　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传出为彭德怀、陶铸平反昭雪的信息，给董慧很大鼓舞。她连续给党的一些老同志写信，希望潘汉年的冤案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遗憾的是，她没能等到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那一天。1979年2月24日，由于思想高度紧张兴奋，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在洣江茶场医院逝世，终年60岁。 　　　　 　　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汉年在蒙冤期间写的诗词手稿，他视之如命的一箱《鲁迅全集》，部分随身日常用品(如表、钢笔、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档案馆保存。他的诗词手稿中有20余首诗，内容大多是回忆过去革命岁月和思念董慧的。潘汉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带在身边。从秦城监狱到洣江茶场时，这箱书也随身带着。董慧常对人说，这箱《鲁迅全集》是他的命，装这套全集的木箱是专门精工制作的，箱盖上“鲁迅全集”字样，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写好后刻出来的。 　　　　 　　1982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根据中央关于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的决定，湖南省委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岭公墓的潘汉年骨灰坛取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大厅，把骨灰从坛子移入骨灰盒。同时，又把安放在洣江茶场的董慧的骨灰盒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和潘汉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载着潘汉年夫妇骨灰的火车从长沙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湖南省委主要领导以及潘汉年生前在湖南的好友。15日，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举行了为潘汉年夫妇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随后，骨灰盒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潘汉年的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 　　　　 　　27年的沉冤终于昭雪，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前，并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 　　　　 　　《党史纵览》2005.12 　　 　　10.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林彪的四野攻坚战为什么令人生畏? 2006-3-6 20:02:17[点:21] (2616字) 　　 　　林彪的四野攻坚战为什么令人生畏? 　　　　 　　四野并不是天生会攻坚，比如三打四平时就没有打好。但是由于林彪善于总结经验，提出新战法，所以在战争的后期四野的攻坚威力是其它野战军无法比拟的。四野攻坚的主要经验有5个。 　　 　　1．攻城部队在采取“两面对攻”的基础上再加上第三面佯攻。使敌人难以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难以应对我军从各个方向的突破。 　　 　　三野的部队攻打上海时，在城内打了4天，一个小小苏州河就能挡阻它的前进，就是因为没有坚决的采取“一点两面”“两面对攻”的打法。 　　 　　2，坑道作业：突破城垣的第一步，是首先要使部队能够迅速接近城垣，减少部队在接近城垣时的伤亡。这是攻坚的关键之一。坑道作业是使部队能够迅速接近城垣、减少伤亡的最有效的战法，也是四野后来执行最坚决的战法。 　　 　　攻打锦州、天津挖交通壕，是林彪推广义县攻坚经验。锦州总攻发起前，各纵队都完成万米以上的交通壕，有的挖两万多米。一条条蛛网似的从攻击出发地推进到锦州城墙跟前。交通壕都是蛇形的。步兵的1米多宽、2米多深，最前点距敌60多米，以敌人投弹扔不到为准。炮兵的能开进汽车，有的把火炮推到距敌百把米远。大军云集，地面上很少看到有人走动，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减少了伤亡。范汉杰回忆，说他曾想反击我们，一看那交通壕就没了主张，只有拚命打炮。可是看不见人只能乱打一气。 　　 　　其它野战军也有挖交通壕的，但是执行不够坚决和彻底。淮海战役打黄伯涛兵团时，三野开始乱冲伤亡很大，后来部队也开始挖交通壕迫近作业。但是由于三野不太重视战术总结和积累，打上海的时候三野又没有重视挖交通壕，仍然犯了开始乱冲的错误，造成部队伤亡过大，然后才开始挖交通壕迫近，用炸药一点一点的作业才取得了进展。 　　 　　3．突破城垣时的战术要点，这是林彪教给四野的战术技巧。林彪在锦州攻城前直接给二纵干部讲话时提出这样的攻城战术要点：“在突破口被打开后，攻击部队要尽可能的全力涌入，象散大戏一样，使部队尽量多的进入城内，这样敌人的反击部队就难以把我军的突击部队反击出来，使我攻城突击部队不但能牢牢控制突破口，而且还有能力向纵深发展，迅速形成真正的突破。” 　　 　　其它野战军往往会犯四野以前曾经犯过的错误，就是在突破口被打开后，突击部队进入的数量不够。我军的突击部队一般只有一个连或一个营，这样守城的敌人在发现我军打开突破口后，往往一面用火力阻止我后续部队前进，同时用预备部队向我进入突破口或城内的突击部队进行反击，使我突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全歼我突击部队，重新控制突破口，使我攻城失败。这样，对突破口的反复争夺，就会造成我军伤亡过大，进展很慢。 　　 　　林彪正是看到以往战术的缺点，提出突破后的第一时间，既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组织炮火反击的时候，我军要一次性投入尽量多的部队，越多越好，不要怕拥挤。这个战术虽然没有见于正式的战术著作，但却是林彪的四野非常有效而实用战术，它保证了四野一次性突破城垣的有效性。这个战术要点按理应该是军师一级的指挥官发现提出，可是实际却是林彪这样的大战略区司令提出，这不能不说是林指挥细腻，眼光独到。 　　 　　4．突破城垣后的战术要点：林彪和四野特别强调部队在突破城垣后，部队要立即向纵深猛进，“先吃肉后啃骨头”，前面部队拣容易的敌人打，比较难打的堡垒留给后续部队攻打。先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穿插迂回，不顾敌人侧面火力，向纵深猛进，直接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林彪还要求炮兵的第一棵炮弹要打到敌人的指挥部，这实际上就是空地一体的“斩首行动”）。同时分割敌人的防御阵地，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这种打法常使敌人的首脑机关在我攻城不久即迅速遭到打击，难以对部队进行有效的指挥，加上敌人的防御体系被打乱，阵地被分割，很快就形成崩溃，所以四野打锦州、天津，打的都很爽。看看美国人打伊拉克的战略战术（空中打击的“斩首行动”，地面部队绕过中小城市直接攻击巴格达）就可以发现四野攻坚的战术思想的至少领先他们50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落后。 　　 　　对比之下，三野的战术就比较差了，它没有向纵深猛进穿插迂回的意识，而是一层一层的向里死打。敌人的防御阵地没有被分割，防御体系没有被打乱，敌人的指挥机关一直可以有效的指挥，用机动部队反击我突破部队。淮海战役打黄伯涛兵团时，三野就是用这种一层层向里死磕的笨拙打法，黄伯涛可以比较从容调用手里为数不多的机动部队反击我突击部队，往往是我军刚占领一个村子（部分），脚根还没有站稳，就被敌人的反击部队打回来，甚至全部被消灭，因此伤亡巨大，进展缓慢。三野打上海时还是用一层一层向里死磕的笨拙打法。打了四天后，刘昌义可以率4万部队起义这个事实也说明敌人的指挥体系仍然完好。四野打锦州、天津的时候，敌人的指挥官早已失去了与部队的联系，想起义都不可能。三野这种缺乏分割敌人的战术意识，甚至把原本分散的敌人往一起赶的打法一直到朝鲜战争打美一师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5．对城内的堡垒和指挥中心等军事要点，在有精确的图纸和情报保证的前提下，总攻开始时用精确的炮击，打掉对方的指挥部和一些炮兵阵地应该是必要的军事行动，这不能称为打烂城市，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三野因为不具备这样的水平而没有用炮只能说明他们水平不够，而不是什么仁义用兵。 　　 　　至于城内的巷战，无论是三野还是四野都没有用炮。三野在上海城内不许用炮很正常，四野在天津城内一样也没有用炮，这不能成为三野在城内进展缓慢的理由。对城内的堡垒，四野用的是他们善于使用的 “四队一组”、“一点二面”“穿墙战术”迂回作战等战术，对城市的破坏并不比从正面用炸药包炸碉堡要大。其他也野战军的统帅没有林彪这样的战术意识和素养，伤亡就要大一些，进展自然要慢一些。三野在上海城内进展缓慢，伤亡大，只能说明他们的战略战术水平比较差。 　　 　　关于攻坚战的标准，敌人必须是战死或被俘虏才能算攻坚战,起义或投诚是不能算的. 因此，上海有四万人投诚、济南有近3万人投诚，都不能算完全的攻坚战，因为如果算的话，四野迫使北平敌人20多万起义大概可以算是最漂亮的“攻坚战”了，他们也是在军事压力之下被迫“起义”的，我军无一伤亡，不费一弹消灭敌人20多万，拿下一个大城市，比上海、济南战役更符合“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浏览：369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7/24 11:5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