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魏文学字、思想家。上虞人。本姓奚，为避怨迁谯国县（今安徽县西南），定居嵇山边，遂以山为姓。其父嵇昭，字子元，做过督军粮及治书侍御史。其兄嵇喜，做官到扬州刺史。嵇康出生不久，他父亲便去世了，《幽愤诗》中说：“嗟余薄祜，不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他靠母兄抚养长大。嵇康少有奇才，善说理，为文，身材魁梧，风度翩翩，却“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称“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竹林秀士 山阳隐居 　　 　　嵇康生活的年代，正是魏晋之际政治剧烈变动的时期。二十多年间，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司马区得胜，曹氏集团中人几乎被杀绝。大约是同乡的缘故，嵇康与曹家结了姻亲，他娶了沛穆王曹林之女（或云孙女）为妻。曹林与曹丕、曹植是异母兄弟。嵇康与魏之宗室联姻，除了获得一个中散大夫的头衔外，政治上不见得享有什么特权，但由于与曹家有姻戚关系却招来司马氏集团的疑忌，也在嵇康生活的后半生中埋下了祸根。 　　 　　嵇康有一个俸禄六百石，掌议论的中散大夫的虚衔，是并不需要到朝迁办事的。他有相当一段时期隐居山阳。《晋书·嵇康传>说:““(王)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知山阳是嵇康主要居住地。当时除嵇康外还有阮籍、山涛、王戎、刘伶、阮咸，他们七人常作竹林之游，人们称之为“竹林七贤”。东晋时，袁宏、戴逵等作〈竹林名士传〉，“七贤”之名更为人们传颂。这些被称为“名士”的人物，都高蹈遁世，并且都有一些旷放的行为。以表示对礼俗语的鄙视和对现实的不满。针对名教的虚伪，他们矫枉过正，处处要表现出直情任性，顺应自然，他们又都擅长清谈，有的还擅长音乐，住在山阳的七位名士，经常在竹林聚会，谈玄说理，饮酒赋诗，弹筝抚琴，无拘无束，真是“高雅”得很。在“七贤”当中，就其生活作风而言，嵇康比较严肃，他虽也喝酒，但很反对纵欲，魏晋名士中一些腐朽的生活作风在他身上是找不到的。 　　 　　嵇康隐居山阳时，名气已很大，其风度又极好，〈嵇康别传〉云：“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知非常之器。”魏晋升人是很重视风度的。嵇康文才、风度都有好，便使许多人为之倾慕。其中突出的例子是赵至，他十四岁参观太学时，遇见正在写石经古文的嵇康，便很崇拜他。十六岁离家出走追随嵇康到山阳，求他指教。从中可见嵇康在当时是有相当的号召力的。 　　 　　清谈玄学倡导虚无 　　 　　魏晋名士的重要樗是能清谈。嵇康当然也是一位清谈家。他们清谈的主要内容是玄学。玄是玄远、玄妙的意思。当时老子、庄子、周易三部书是最流行，是清谈家们的主要依据，六朝人总称之为“三玄”，谈者通过思辩、推理，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多方面地阐述这三部书。玄学是特定时期的产物。 　　 　　嵇康是魏晋玄学思潮中的重要人物，他所论到的“声无哀乐”、“养生”等，都是清谈名理的重要命题。但是，嵇康与其他清谈名士有很大的不同，他身处魏晋之际，表现狂放。倡导虚无，实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并具有冲击礼教的积极意义。在嵇康身上，入世与出世，愤激与超脱，有着深刻的矛盾。在他仿屈原《十居》而写的《十疑》中，这种种矛盾表现得很具体。如文中问道： 　　 　　吾宁发愤陈诚，谠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将卑懦委随，承旨倚靡，为面从乎？……宁斥逐凶佞，守正不倾，明否臧乎？将傲倪谓稽，挟智任术，为智事囊简？……宁如伯奋、仲堪，二八为偶，排摈共、鲧，令失所乎？将如箕山之夫，颍水之父，轻贱唐虞，而笑大属乎？…… 　　 　　从这些问句看来，嵇康又何尝忘情于世事？揣摩句意也隐然若有所指，这里丝毫也看不出一个高蹈遁世者的形象。《十疑》与《十居》不同，它不象《十居》那样爱憎分明，揭示了两种人生观的对立，在某些问句中，《十疑》真正表示了作者的犹豫，困惑。在《十疑》中，嵇康将老、庄作了适当的区别。他问：“宁如老聃之清净微妙，守玄抱一乎？将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入逸乎？”嵇康主要还是心向老子守玄抱一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嵇康是有抱负的，他曾受过儒学的熏陶，只是因为身处乱世，又看到野心家们利用名教干出种种卑劣的勾当，出于愤激，才要以“真”来揭“伪”，以自然来对抗名教。嵇康的诗中，一再提到环境的险恶：“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洋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极更相市，大道暨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他常以鸾凤自比，而悲叹：“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因此他才向往于“逍遥游太清”，幻想远远地离开险恶的环境，离开层层的罗网。可是嵇康又是一位感情激越的人，他不能不说，不能不写，所以在他的诗文中多的是对现实的批判，对伪善者的讽刺，这些地方和他“游心太玄”的愿望，可说是背道而驰的。 　　 　　名理文章 “清峻”诗篇 　　 　　嵇康的名理文章、诗论的是比较抽象的道理。如李充《翰林论》所说：“研覆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矣”（见《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嵇康的论文，观点明确，论点集中，具有论辩的特点。另一方面，他的这类文章，也不管对社会的揭露和对礼法之士的批判。如《养生论》，主张“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批评士族中的“声色是耽”的纵欲生活。针对当时情况。这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这类人又想长寿又要享乐，“心战于内，物诱于外”患得患失的心理刻划，特见精彩。嵇康的《释私论》也是一篇谈哲理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公私之辨全在于真、伪。论点虽稍偏激，但作者所以这样强调，是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的。《释私论》揭出在充满虚伪变诈的社会里，有许多似非而是和仅是而非的事：“……或谗言似信，不可谓有诚；激盗似忠，不可谓无私。”其时“名教”是伪善的集中表现，故而嵇康提出 “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文章中对“名教之士”则作了尖锐的讽刺：“明君子之笃行，显公私之所在，阖堂盈阶，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颜退议而含私者，不复同耳。”嵇康的名理文章很有创造性，他颇受王充的影响，敢于“违众诡俗”进行激烈的争辩。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嵇康的论文，比阮藉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的确，嵇康以他新颖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对于虚伪的礼教，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在古时的士大夫中是位数不多的。 　　 　　嵇康的诗，今存五十三首，体裁有四言、五言、六言、乐府。嵇诗有“清峻”之称，它大多是发挥老庄思想，幻想高蹈出世，然而同时又旨烈地揭露了统治集团间欺诈倾夺的情形。他的诗，有的写得清宕遐远，有的写得慷慨豪迈，都是他内心的独白，情感的流露。嵇康的四言诗写的尤其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如： 　　 　　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交交黄鸟，顾俦弄音。感寤驰情。恩我所钦，恩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兄秀松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这首诗以清新俊雅的笔调写出了明媚的春光，创造了十分新鲜的意境。王夫之赞叹说：“‘春木’四句，写气写光，几非人造。” 　　 　　嵇康的诗篇追求的是超脱旷远的诗境，可纵观其诗篇中偏多危苦之言，那象恶梦一样缠绕着他的世事，总是来破坏他清高悠远的遐想，以至其诗篇中还出现了讽刺的形象：“斥晏擅蒿林，仰笑神凤飞；坎井蝤蛭宅，神黾安所归？”（《述志诗二首》）以及对友人的指责：“功名何足殉，及欲列简书。”（《答二郭三首》）嵇康终究不是一个高蹈避世的隐士，而是一位感情激越的诗人。他那种“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想相随”（《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的愿望，也只是矛盾心情的反映。 　　 　　得罪权贵 广陵散绝 　　 　　嵇康居住在山阳，时常在门前的柳树下打铁，他打铁主要是个春爱好，凭着自己的性情去干，同时也多少含有不理孔孟轻视劳动的那一套而表现出抗世疾俗语的意思。一日，他正同向秀在柳树下打铁，司马氏的亲信钏会忽然来访。钟会其父钟繇曾为魏太傅。他善书法，也喜欢谈玄理，曾撰《四本论》讨论才、性的同、异、合、离的问题。《四本论》写好后，他想让嵇康为之鼓吹。但却不敢送去，只是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这一次。他带了大批宾客大模大样地来访问嵇康。然而嵇康却自顾打铁，给他个不理不睬。等到他怏怏离去时，嵇康才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如去？”揭穿他来意不善。而钟会则居心叵测的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见《世说新语·简傲》这便种下了嵇康的死因，钟会在杀害嵇康一事中，果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司马氏大肆屠杀曹魏集团中人，嵇康是曹家女婿，本已在被疑忌之列，偏偏他犀利的笔锋又常常针对时事，揭穿司马氏的伪善，当然更是取死之首。景元二年（261年），山涛被任为吏部郎，举荐嵇康自代，嵇康便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一篇绝妙的讽刺文章，他举出官场奉迎、庸俗交际等等七件事情来，说明这些是决不堪忍受的，而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和“刚肠疾恶，轻肆直言”这两条，又敢犯当时忌讳，决不为当世所容，故而不可以出来任职。这七不堪二不可，充分表现了他对庸俗世态的痛恶和虚伪礼教的蔑视。 　　 　　这篇〈绝交书〉引起司马昭的震怒，加之嵇康又被牵连进“吕安事件”之中，不久便被逮下狱。嵇康是一个受人敬慕的人物，所以“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是豪俊皆随康入狱（见〈世说新语·雅量〉）这不能不给司马氏造成相当的压力。而钟会则在旁力劝司马昭杀害嵇康。他举姜尚诛华士，孔子诛少正卯为证，说明“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钟会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嵇康终于被杀害了！在洛阳城东，建春门外的马市刑场上，嵇康临刑自苦，他要来五弦琴，弹奏了一阕悲壮的曲子，叹息说：“广陵散於今绝矣！”（《晋书·嵇康传》）一代文豪便死于礼教的屠刀之下。 　　 　　嵇康是正始时期代表作家之一，诗文都很精彩，尤其是论文，批判礼教，嘲笑虚伪，并能展开争论。这样的作者在文学史上还是少见的，其诗文集梁时有十五卷，录一卷，宋以后则仅存十卷。近世鲁迅、戴明扬先后据吴宽丛书堂钞本及其他版本、其他书籍加以精校，方成可读之书，为从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批判继承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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