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上旬参加绍兴解放50周年座谈会期间，老同志见面，不由地都想起诸敏同志，知他因病不能来参加，实为一大 遗憾，并遥祝他早日康复，颐养天年。不料没几天，噩耗传来，诸敏同志于1999年5月19日在京逝世。尽管我早巳知道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这一噩耗是意料中事，但获悉之时，还是如闻惊雷，望着墙上挂着的他送给我的墨宝“有勇有谋”4个大字，呆呆地怔了半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一位好首长。 　　 我认识诸敏同志是1948年1月浙东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之时。那时宣布他是我们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我是“钢铁”部队的排长。这以后，我们经常在一起战斗。可以说，浙东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几次恶仗，我和他都在一起。 　　 1948年3月27日凌晨2时发动的中村战斗，我们“钢铁”部队负责主攻，率领我们的就是政治部主任诸敏。是他带头冲进敌驻点，在火线的最前面，冷静观察，指使我用青岩战斗中刚缴来的枪榴弹，打进敌顽的楼房窗户．．．．．． 　　1948年4月8日，在“坚强”部队的配合下，诸敏同志率领我们“钢铁”部队，占领洪家洋东北附近的有利地形，伏击敌浙江保安团，一直把敌人放进离我三五十米时，才一个“打”字，命令机步枪齐射，杀伤一批敌人，又是“冲呀”一声，带领王龙英、张传元、史群等十几人沿大岭猛扑下去，冲得敌人溃不成军。这次洪家洋大捷，毙伤敌20余人，俘敌12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余支，枪榴弹筒3个，子弹数千发，而我无一伤亡，是一个很好的战例。他就是这样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1948年5月下旬，从大山村到牛塘再到虹岭，我们以劣势兵力，与超我数倍的“浙保”周旋，边打边撤，拼死血战三昼夜，重创敌人，赢得了反“围剿”战斗的又一次胜利。这一仗的主要指挥者也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诸敏同志。记得在虹岭的山头上，敌人似乎发现诸敏的指挥位置，几十挺轻重机枪射在一个点上。诸敏同志的周围，子弹像狂风暴雨般呼啸。而诸敏同志却如同一座巨大的铜像，屹立不动，注视着敌人的每一个动静，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这是无声的号召，这是无畏的榜样。有这样的指挥员，我们战士斗志旺盛，愈打愈勇，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尽管敌人多次冲锋，我们多次反冲锋，终于把敌人压下去，以我们的胜利告终。 　　 1948年5月28日上王岗鏖战，可以说是我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北撤后，规模最大，战斗时间最长，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亡也最重的一次战斗。浙江省的顽敌惊得哇哇叫，什么“上王岗炮声隆隆，激战竟日，敌我伤亡各半”(国民党《东南日报》大标题)，“四明山空前激战，双方伤亡均重”(《东南日报》语)等等。其实我们是伤10多人，牺牲5人，而却毙敌百余人，俘敌排长以下30多名，缴获轻机枪1挺，手枪1支，步枪28支。上王岗抗击来犯之敌的最前面山头上的部队是“钢铁”部队，指挥者依旧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诸敏同志。他始终在最前沿的关键之处，指挥我们“钢铁“部队，鏖战了一整天。他身边的通讯员王万富中弹牺牲，他的衣服也被子弹打破了，依旧铁板钉钉似地岿然不动，冲锋——反击——冲锋——反击，一直打到黄昏时刻，浙东临工委机关和四明工委的同志全部安全撤离，才带领我们转移。记得战斗形成拉锯式胶着状态时，”钢铁“部队的队长李明又负了伤，形势非常紧急。我向他建议，派一小股兵力，迂回过去，突然侧面出击，可能改变态势。他立即采纳，马上调“坚强”部队一部分兵力和“钢铁”部队由一排附吴志坚带着的一个班，从敌左翼迅速迂回上去，这一下敌人乱了阵脚，我正面部队一个猛冲，便把敌人压了下去。他是支队的领导，肯听取我一个排极干部的建议用兵，可谓是实行军事民主的典范。 　　 这以后，他奉中共浙东临委之命，率“坚强”部队挺进会稽地区，由于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奇袭三界、伏击上洋岭、火攻澄潭等等，七战七捷，对打开会稽地区局面起到重要作用，所带的“坚强”部队也由此而更为坚强了。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成立时，他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我也由“钢铁”部队的副大队长调到纵队司令部任作战参谋（不久调任纵队直属警卫大队副大队长)，我们又生活战斗在一起。攻打天台，解放三门，东阳巍山镇阻击来犯之敌，解放绍兴，他都无不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他是个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浙东又是个领导干部，但他没有半点架子，深入群众，对部队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对下属的疾苦非常关心。例如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与日寇战斗中，左脚后跟负贯通伤，是二等残废，行军、作战带来很多不便，在那个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封锁物资进入我游击区的情况下，他却想方设法特地给我买到了一双回力高帮球鞋(在那时，不是一般人穿得起的)，这鞋底轻而有弹性又耐穿，给我解决了大问题。 　　 解放后，由于工作需要，天各一方。诸敏同志后来调军委装甲兵政治部任副主任。我调到南京空军搞后勤工作。虽然见面不易，但经常通信。至今，我还保存着他30多封书信。在书信中，我们谈学习，谈工作，忆往事，论得失，友情、同志情越来越浓。 　　 “文革”开始不久，我奉命去“支左”，一段时间没有得到诸敏同志的确讯。不久，有消息传来，说他在装甲兵党委会、常委会上说了些真话、老实话，特别是为贺龙元帅和许光达大将挨批斗鸣冤叫屈，于是他也被批斗、抄家，头上的帽子有好多项：“贺龙死党”、‘许光达黑干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顶顶帽子都是致命的。又听说他被什么“专案组”轮番拷打批斗了十天十夜，肋骨也打断了好几根，逼不出口供，被押送到某农场劳改去了。 　　 1975年夏天，我去北京，不管三七二十一，穿着军装，特地去诸敏同志家拜访。刚好，那时他从襄阳的某劳改农场回来治病，还没有“解放”，头上还顶着“叛徒、反革命”的帽子，连军装也不让穿，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很乐观，相信严寒既然来了，春天也就要到了。我们还一起到北海公园去照了一张照片，以资纪念。 　　 这以后一直到1979年上半年末，得到消息，诸敏同志在这一年的1月份终于平了反，平反后不久不顾自己多病的身体，多次打报告要求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前线，最后经军委批准，他任党委书记率50余名营以上干部，去广西南宁，转赴前线，指挥作战。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气概!何等的精神!这也是他晚年留给我们后代的又一宝贵财富。 　　 1982年诸敏同志由军委任命为高级陆军学校政委来到南京。这以后我们的交往与联系更多了，特别是我俩都办了离休手续以后。 　　往事如烟，欲说还休。而我为什么要罗哩罗索地说上以上那么—大堆呢?不是为了说明我与诸敏同志的交情有多深，也不是为了他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诬陷摧残10多年鸣冤叫屈(组织上巳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近10多年来，浙东地区—些年轻的党史工作者往往向我提问：诸敏同志是个政工干部，在浙东解放战争时期不是—把手，也不是二把手，连三把手也不是，可是大家一谈到解放战争时期关键性的战斗和事件往往首先提到他，在指战员心目中威信特高，是什么道理?用这些事实让大家来找答案；二是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我要大喊一声：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浏览：198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20/8/18 13:4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