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20日，前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刘发清同志病逝于杭州。噩耗传来，不胜痛惜，我又失去了一位可敬的首长。但回忆起与刘发清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我不禁又感到有这样的领导而自豪。 　　 抗日战争时期，刘发清同志就战斗在浙东四明山区。记得在1943年7月28日至30日，他任特务大队大队长时，率一个中队到浒山东北门方向策应并掩护汪伪中警队反正，我有幸为配合工作与他见过一次面。抗战胜利后，他奉命北撤去了苏北，我却因负伤而坚持浙东。到1947年秋，我们留下坚持于四明山区的同志，通过缴枪等手段，有了两个相当于连队建制的武装。此时，急需要有一位坚强的军事领导干部来领导和指挥。不久，华中军区决定调刘发清同志回到浙东。为了加强浙东的武装斗争，1947年10月初，我三支五中队(四明山区刚发展的一个连队的番号)驻于慈南大平地村，上级要我带一个班的武装去鄞西接刘发清同志。这次相见，自然都无比高兴。 　　 他到来后，即被任命为三支队支队长(后来曾一度任四支队支队长)。当时的三支队只有四中队、五中队两个中队，总共也只有83人枪。更困难的是这支部队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仗。刘发清同志任支队长后，抓政治学习，抓军事训练，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很快的使四明山的武装从游击战打到运动战，后来还和其他领导一道一举解放了天台、三门县城。1949年2月25日浙东地区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他被任命为纵队副司令员。我在他的领导下，也从一个排级干部提到中队干部再提到大队干部。大陆解放后不久，我们都被调到华东军政大学高干团学文化。他在一大队(师团干部)，我在二大队(营团干部)，于是我们又能朝夕相处了。正因为我们之间相处得那么久长，那么密切，所以，我对他便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再一个是战士们在他的指挥下有一种一定能打胜仗的信心。哪怕是我们处于被动挨打、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处境，只要有他在指挥，就能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劣势转化为优势。可以这样说，浙东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不到百人的队伍，发展到万余人的纵队，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局面，刘发清同志在这其中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且看下列事实： 　　 一、出击余(姚)上(虞)，旗开得胜。 　　 刘发清同志出任三支队支队长后，便率领我们仅有的83人枪的武装，出击余(姚) 　　上(虞)地区。 　　 1947年10月14日，他率领我们攻打国民党临山区警察所，一举捣毁临山区署，俘2名军政人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恼羞成怒，立即纠集 　　浙江保安第一团和保警队300余人，在10月19日利用夜色向我驻地四海乡祠堂邱驻地疯狂进攻。敌人凭着兵力和火力的优势，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蜂拥冲杀过来。刘发清同志非常沉着，他鼓励同志们说：“你怕死，敌人就成英雄，你不怕死，敌人就变成狗熊。”并把部队一分为三，有的打阻击，有的迂回出击，有的正面反击，迅猛反压过去。他自己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以身作则，始终站在最前列。战士们在首长榜样的激励下，冲锋争先恐后，首仆后继，打掉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我军的志气，使我们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敌人终于招架不住，乱了阵脚，溃不成军，狼狈逃窜。 　　 这一仗我们以牺牲1名(班长胡百林)，负伤2名(排长沈中兴、战士何兴)的极小代 　　价，打垮敌人的进攻，使其溃不成军，并俘敌排长1名，土兵数名，缴获长短枪数支； 　　战果虽然不大，但要知道这以前也是我们这83人枪，也袭击过国民党的乡公所、警察所，也缴获过一些枪支弹药，但一遇保警队、自卫队、浙江保安团，不敢正面硬碰，基本上是“拉黄包车”(敌人撵着我们的屁股追打)，而这一次打的是数倍于我的保安团及保警队，不仅敢碰，而且打得他头破血流，打出我们的威风，为恢复余(姚)上(虞)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二、慈南反击，大灭敌人威风。 　　 紧接着到10月22日，刘发清同志率领我们83人枪的武装，随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四明山工委书记陈布衣驻于慈南马家坞村，不料被控制慈南的浙江保安一团的李斌部的密探探得，于是李斌便率部首来偷袭。当我哨兵发现鸣枪报警时，敌人已冲进了村子。部队一时措手不及，撤到村后山上，连炊事班给临工委首长做保健饭的半只火腿也被敌人抢去了。撤到山上后，刘发清同志观察敌情，立即组织我们四、五两个中队一个反冲锋，排山倒海地压下驻村。这是敌人没料到的一着险棋。自主力北撤后，浙江保安团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到处追捕我们，认为我们只留下几个老弱病残或跟不上大部队的散兵游勇，几支破枪，一点点不像样的武装，最多只敢打打警察所、乡自卫队，万万不敢与训练有素的整营整团的省保安部队交锋，更何况他们偷袭得手，我们便只有逃跑的份儿了，谁知道竟给他一个势不可挡的反冲锋，敌人一下子吓懵了头，掉转屁股喊爹哭娘地向东溃逃。我们追回了半只火腿，还缴获了一百多发子弹。 　　从此，四明山区形势大为改观，敌人不敢再轻举妄动，没有连、营建制的兵力，不敢进犯。 　　三、以少胜多，开辟嵊新奉地区。 　　 1948年1月中旬，四明山区的两个中队编为“钢铁部队”。2月上旬由刘发清同志率领出击嵊(县)新(昌)奉(化)地区。与此同时，会稽地区的周芝山同志带领40多名武装奉浙东临委之命与“钢铁部队”会师，周芝山同志只带了数名同志到会稽地区重建武装外，其余武装人员留在四明山区改编为“坚强部队”，与“钢铁部队”合在一起，成为三支队。这时的三支队，满打满算也只有120来名指战员。 　　2月19日，刚组建的三支队驻于嵊县的青岩村，浙江保安团得悉后即纠集800余人枪向我驻地进犯。尽管敌人兵力超过我7倍之多，武器又比我精良得多，要在过去便采取避其锋芒，溜之乎也。刘发清支队长为打开嵊新奉地区的局面，锻炼部队，决定利用有利地形，迎头痛击敌人。 　　 一开始敌人凭着优势兵力，有猛烈的火力掩护，以密集的队形冲杀过来。刘发清支队长，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对同志们既指挥又鼓励，对敌人猛打硬顶，结果以我“钢铁部队”3名指战员受伤的代价(中队长毛林森、班长沈中兴、战士沈宇康受伤)，迫使敌人溃逃。我除毙、伤敌数人，俘虏数人外，还缴获机枪一挺，枪榴弹筒一具，步枪数支。 　　 这一仗我们居然以低劣的武器，打败兵力超我7倍的敌人，不但士气空前高涨，也为发展开辟嵊新奉地区创造了条件。例如钢铁部队负伤的五班长沈中兴，就在该地区的牛头湾、双桥、白杨树、青岩等地，边养伤，边发展武装，居然发展成了一支10多人的小型武装，成了后来扩展为嵊新奉独立大队的基础。 　　四、指挥着定，上王岗战斗获全胜。 　　 自刘发清支队长来了以后，我连战皆捷，敌人对我侵犯的规模也不断升级，由连增到营，由营增到团。 　　 1948年5月27日，我们三支队和从浦东刚过来的五支队共计350余人，驻于姚南的东茅山、逆河一线的村庄上。敌浙江保安团，调动他的一团(四四编制，1000多人枪)、五团1个加强营、四明山边6个县的保警队、自卫队、总兵力约2000余人，对我发起大规模进攻。 　　 战斗于拂晓打响，一直打到黄昏，整整打了12个小时。刘发清支队长负责全面指挥，支队政治部主任诸敏带领“钢铁部队”为争夺控制上王岗高点反复冲杀。 　　 这一仗是我们部队主力北撤以后规模最大，战斗时间最长、打得最激烈、敌我伤亡也最大的一仗。当时国民党的《东南日报》是这样描述的：“上王岗炮声隆隆，激战竟日，敌我伤亡各半”其实是我用阻击、侧 击、反冲锋等手段打退敌9次疯狂的冲杀， 最后敌溃败逃命；伤亡不是“各半”，而是 敌伤亡100余人，我伤亡20余人(基本上都 是“钢铁”部队的干部战士)；敌人在溃逃时，还被我五支队俘虏一个排，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30余支。正是偷鸡勿着蚀把米，焦头烂额叹晦气。 　　 这一仗打出了我浙东主力的军威，震撼了浙东大地，撕破了笼罩在渐东人民头上的乌云。浙东人民奔走相告：“三.五支队回来了!天快亮了!” 　　五、激战马坑等，打败正规军。 　　 全国内战暴发后，浙东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被陆续调往长江以北，集中兵力对我野战军发动进攻。对我们浙东坚持下来的同志进行所谓的“清剿”，只是一些省保安团、地方独立营、自卫总队、县保警队、自卫队及警察部队。自我们重新建军，起而与之斗争，特别是上王岗那次震撼浙东的鏖战以后，敌人便不敢小看我们了，于是抽调国民党的正规军来对付我们。 　　 1948年11月22日，我们钢铁部队(自1948年8月18日随浙东临委挺进台州地区后，代号改为机动部队，番号称为四支队，支队长为刘发清)驻于新昌马坑等。国民党反动派遣其整编第75师62旅18团的一个加强营(约700来人)向我马坑等进攻。此外还有新昌县县长王武岳带的保警队、自卫队，合计共有千余人。当时在马坑等我方兵力是钢铁部队约120余人，9挺机枪；铁流部队(台州地区部队)40余人，3挺机枪；嵊新奉独立大队(实际只有1个排的兵力，1挺嵊县土造机枪)。三支部队合起来也不过200余人枪。 　　 刘发清支队长得到情报后，决定在这里教训教训这个正规军。他根据敌人来犯的态势和马坑等的地形，将战斗分为两个阶段。 　　 11月22日拂晓，刘支队长命令我带领4个班组成的一个突击排(其中一个班全部 　　用卡宾、汤姆冲锋枪和卜壳枪，近距离突击力极强)，埋伏于马坑等溪坑的两侧，等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先打他个下马威。结果等到中午11点左右，发现敌人绕过我们的伏击点，竟绕到比我们高的中层山去了。我们反由主动变为被动。刘支队长即命令我们向侧面比敌更高的山上转移。我们冒着敌人猛力的火力，经过20分钟争先恐后的攀登，终于绕到高于敌所占的中层山的上层山，并向敌发起冲锋，打得这个先头部队四散逃窜，我缴获了数支长短枪。战斗结束，我们突击排迅速吃中饭以迎击大批敌人的进犯。 　　 我们刚用罢膳，国民党整编75师62旅18团的加强营，分二路向我马坑等山头进攻。西边一路600余人，在20多挺轻重机枪掩护下冲杀上来；东南一路是一个以六O炮排为主的80余人的队伍，其主要作用就是用六O炮掩护西路主力对我冲杀。我们突击排放下饭碗急匆匆跑到刘支队指挥处接受任务，正碰上有2发六O炮弹落在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台工委书记邵明附近爆炸。刘支队长即命令我率突击排及嵊新奉独立大队的两个班，向敌炮阵地发起冲锋。不到几分钟，我们就摧毁其阵地，还缴获了一门半六O炮(所谓半门就是一个炮架子)和一批炮弹，俘虏了一个炮兵班。刘发清支队长立即对名叫胡健的炮兵班长做工作，要他火线反正参加革命，用缴获的六O炮向敌人开炮。胡健还真有点觉悟，根据刘支队长指示，“嘭!”“嘭!”两炮全部打中目标，有力地支援了我西线阻击的部队，也使敌沮丧之极，夹起尾巴就逃。 　　 此战我仅牺牲班长、战士各1名，却缴获六O炮一门半，步枪20多支，六O炮弹10多箱，机步枪子弹1万多发，俘其炮兵一个班。这个炮兵班后来成为我直属司令部警卫大队机炮中队的一个小炮班。想不到所谓的正规军，也像豆腐渣似的，不堪一击，战士们说：跟着刘支队长打仗，无仗不胜，敌正规军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六、奇袭善战，打开临天仙新局面。 　　 新昌马坑等一战，虽然打败了国民党正规军，但驻在新昌境内及附近的那个75师有近万人。此外，新昌还有几百名自卫队、保警队、警察部队，而我们只200来人，至于武器，更不能相比，整个形势敌强我弱。刘支队长当机立断，跳出新昌，经宁海、三门，11月25日午后，进入临海双港区。为打开临(海)天(台)仙(居)地区局面，决定首先奇袭临海西乡的双港区署。 　　 兵不厌诈，更何况是袭击，刘支队长使出一着怪招，将马坑等俘虏的军装替换下来，让尖兵班战土全部换上整编75师的军服，大白天大摇大摆地行进在前面。果然，当我尖兵班走过双港区署西南方的山口，进入设有区署的盆地，区署的哨兵大大咧咧地背着枪观望，直到发现我穿灰色军装的后续部队才急忙鸣枪告警，被我已到跟前的尖兵一枪击毙。于是立即发起冲锋。那区署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竟不作抵抗，一个劲地向田畈里四散逃跑。一些跑得慢的做了俘虏，一些跑得快的越过田畈将接近大山。刘支队长就命马坑等战斗中缴获的六O炮拦截。“嘭!”的一炮打到敌军政人员的前头，一下将他们吓懵了，除少数几个漏网外，都乖乖地扒在地上当了俘虏。那区署就这么似秋风扫落叶般地被摧毁了。自然也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和物资。 　　 摧毁临海双港区署，使国民党在台州府的那些顽固派慌了手脚。于是，台州徐梦高的自卫部队，楼光明的台州独立营、堪乱工作队、警察大队等900余人，聚成一大窝，向我蜂拥追踪而来。 　　 11月26日傍晚，太阳还没落山，我哨兵发现我驻地对面山上环形盘旋的羊肠小道上，敌人密密麻麻地向我袭来。刘支队长得悉后，在山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并不为敌人的人多势众而动容，而是沉着地命令钢铁部队迎着敌人迅速前进，在一处敌人必经地段，摆下一个钳形的“龙门阵”，准备把敌人分割成两截，让前半截进入我伏击圈，用火力将后半截分开，而后迅即用优势兵力关门打狗，歼灭包围进伏击圈里的敌人，再全力反击其后半部分。 　　 敌人越来越近，向我驻地这座山上爬来。我们也看清楚了打头阵的是台州的警察大队。等打头阵的进入我伏击圈后，刘支队长一声令下，机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扫猛砸，这个警察大队便被分割出来了。我们用一个机枪班(三挺轻机枪)阻击圈外之敌，集中兵力追击四散逃命的警察。可惜天色已暗，能见度极差，山上草木又茂密，只活捉了20多个警察。 　　 在我搜索歼灭其警察大队的同时，在包围圈外的台州楼光明独立大队、徐梦高自卫大队、堪乱工作队，感到阻击他们的火力不是很强，便仗着优势兵力疯狂反扑过来。我机枪班班长徐长法指挥三挺机枪英勇反击。尽管险象环生，但还是灵活坚守，拚命硬顶。但要以一个机枪班阻击700多敌人的进攻，即使有地形上的优势(我在山的上方，敌在山的下方)，其艰巨的程度还是可想而知的。刘支队长自然明白形势的紧迫，眼看已俘虏了敌警察大队不少警察，逃散的一时也追之不及，便立即调整部署，全力反击向我进攻之敌。于是在9挺机枪的掩护下，我们向拥上来的敌人反冲锋(在这次反冲锋中，八班长徐长法臂部负伤，我腿部负伤)。敌人顶不了多久就全线崩溃，靠暮色的掩护逃之夭夭。 　　 这次战斗的胜利，为开辟临天仙地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钢铁部队”在刘发清同志的指挥下，也真正锤炼成比钢铁还强硬的一支队伍，成为浙东根据地的主力，为1949年2月10日解放天台县城，2月17日解放三门县城创造了条件，终于在5月份配合大军进军绍兴、宁波，完成了解放浙东的历史使命。 　　 有人说，“往事如烟。”这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用血与火写成的历史能化成烟吗?刘发清同志安息吧!浙东人民的革命史上，您的英名永远不会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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