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的人都晓得我是拿枪杆子出身的．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士兵、班长、排长、中队长、副大队长、 纵队作战参谋，一步不拉。解放后又任不同军职工作到离休，但很少有人知道我还当过近一个月的专职军医，治好了两名伤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7年10月，我们三支队的四中队和五中队，从四明山区出击姚北地区。头一天攻打临山城，摧毁了敌区政权。第二天傍晚，敌浙保一大队，利用夜色向祠堂丘我军驻地猛烈进攻。我们二个中队在刘发清支队长指挥下英勇反击，向敌猛打猛冲。敌人最后招架不住，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我第五中队牺牲一班副班长胡百林、战士何兴和第四中队的一排长沈中信负伤。 　　当时我在三支队第五中队任排长，见两个伤员急需治疗，而我们部队刚刚重新建立，谈不上有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不由得着急起来。 　　 我没读过一本医书，当然没当过一天医生，但我当过伤员。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打日本鬼子负的伤。负伤后，住过纵队部四明山晓岭后方医院和芦坑后方医院，部队北撤时，伤还没痊愈。我带着医疗用具和药品回到姚北，慈北农村隐蔽，自我治疗。在几个月治疗过程中，我从医务人员中学到了医疗枪伤的方法，操作技术和一些用药常识。俗话说：“久病成良医。”我这点疗伤的本领也许能管用，总不能眼巴巴看着英勇的战友在痛苦中呻吟，便自告奋勇向支队首长表示：“我会！我会治疗外伤，别人治疗过我的枪伤，我也治疗过自己的伤口……。”于是支队首长就决定我当兼职“军医”。我搞到一些治外伤的药品和医疗用具，开始为两个伤员治伤， 沈中信头部面皮受伤，伤处似半个弹丸槽的形状，上了三次红汞纱布以后，恢复较快，可以自己正常生活了。而何兴的伤势重一些，子弹从下腿肚穿过，虽未伤着骨头，但不能行走，需要离开部队专门治疗。 　　部队回到四明山区后，五中队与四中队分开活动。我们五中队回到经常去活动的上虞小南山地区。 　　 上虞虞东地区的小南山，是肖东长期坚持斗争的地方，由于她的努力创建了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动，组织上决定，要我暂不当排长，专职去当“军医”，带了何兴同志离开部队，先到小南山的瓦窑岗断堂阿妈家里，在肖东的关怀和帮助下，我们在瓦窑岗附近的柴丛中住下来。 　　这是一个绿的世界，住的地方是一片茂密的灌木，枝叶高过人的头顶好多，经常有竹叶青蛇在我们头顶的柴枝上游来游去。到了晚上，柴枝“嗖嗖”作响，是野猪出来觅食了。至于野兔，不论白天黑夜，窜来窜去，屡见不鲜。我们就在这个绿色世界的一个山坡较平坦处，铺上几束稻草，便成为我们的“床”兼“疗养所”了。 　　在这个“疗养所”里生活之困难自不必讲，但我们不怕。首先是肖东坚持在这一地区进行地下斗争，不断奔波于胡家舍、瓦窑岗、箭山、黄泥岗等村落，还布置那些村子的一些地下党员和可靠的妇女经常给我们送药送情报，并问长问短地对我们鼓励和慰问。其次是我们有独户房东断堂阿妈可依靠，她不仅是我们的情报员、联络员，而且是我们的勤务员。于是尽管当时到处有敌人，环境恶劣，条件差，困难多，但我们终于一个个克服了。例如最大的麻烦是做饭、烧水，因为要冒烟，一冒烟便要暴露目标，招来敌人搜捕，于是我专拣枯柴、干竹来烧，并设法改变冒烟的位置，用地下打烟道的办法，让烟四散开去，改变烟向天上冒。再如伤员需要营养，我便向丛林要肉食，我想出多种办法抓野兔，给伤员烧烤兔肉吃；没有青菜吃，我在柴丛外的荒地上开出一小块地，种上鸡毛莱，于是便又吃上了新鲜的叶绿素。 　　 　　 经过20余天的治疗和不断的锻炼，何兴的伤口愈合了，身体健康也慢慢恢复了，能独立行动了。最后那一天，他练习着冲锋的姿势和动作，感觉一无妨碍，高兴得像小孩子似地对我说：“徐排长，我可以出‘院’了！” 　　 何兴是四明山菱湖人，学过缝纫活，1947年夏，参加我三支五中队，在二班当战士，战斗英勇顽强，在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每遇困难时，他往往说：“现在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等到敌人消灭了，我们解放了，工人当工厂的主人，农民有了土地，穷苦人能彻底翻身……。”也可能是他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所以他的枪伤好得也格外地快。 　　 他出院后，打仗更勇敢，工作更积极，战友的衣服破了，他主动帮助缝补。后来他到钢铁部队八班当战士，当部队到台州地区，因工作需要，抽调到临海地区的武工队当班长，在—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50多年了，我不断地怀念这位我亲手治愈枪伤，后来又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捐躯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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