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与石达开 　　 　　吴三桂与石达开，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两个人物，一般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反面的，这是站在现今的立场上，我们无法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只能跟据他的行为判定他的忠奸，既便如此，也不能说是全对了，抛开研究历史所必须摈弃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色彩，在真象没有浮出水面之前，对吴三桂和石达开这样的人物，还是不要盖棺定论，真理与谬误往往就在一线之间，一念之差，足以把人变成鬼或把人变为神，还他们以人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 　　 　　吴三桂，祖籍高邮，生于辽东，武举出生，袭父职，官至辽东总兵，封平西伯明末时驻防三海关。在崇祯年间，面对满族的强大压力，吴三桂对于明王朝而言可谓安危系于一身。实际上他在降清之前，也一直兢兢业业，力保北京的北大门不失。他旗下的辽东兵团，是明王朝最精锐的部队，面对比李自成更加凶悍的满州铁骑，崇祯始终也不敢调动吴三桂的一兵一卒来保卫北京。吴三桂本人参加过明王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大战——-松山之战，那次战役几乎使明朝的全部精锐丧失殆尽，吴三桂也是在那次大败饶幸脱逃后地位大增的。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吴三桂面临三条路，一是投降李自成，二是降清，三是做明朝的忠烈之士，既不降李，也不降清，打着明朝的旗号继续固守山海关。很显然第三条是一条必死之路，而且除了会给吴留下一个忠臣的名声外，对于驻守山海关的十几万辽东将士将会是一个灾难，对抗清与剿李的大局毫无作用。吴是行伍出身，他基本不会考虑这条路，假如换成袁崇焕或史可法，也许就会以一种书呆子气甘心做崇祯的殉葬品，吴决不会做如此选择。那么剩下来吴就只有两条路可走，降李或降清，这对吴三桂而言无疑是一个难题。一边是异族鞑子，一边是乱臣贼子，这种两难无疑使他无论选择那一边都注定要留下千古骂名，当然他不是圣人，无法预料他以后北年的历史，只能在两者之中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很难判断的。李自成进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使吴三桂看到了降李之后的某种下场，北京城明朝遗臣的遭遇无疑使他产生了恐惧心理，当一个人无法判定好坏时，个人的利益也就成了唯一的价值取向，这应是吴最终选择降清的理由。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只不过是文人附会的书生之见。 　　 　　实际上吴三桂的选择是对的，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冷静地看，从吴自身的命运来说，降李后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忠诚如李岩尚不能幸免，何况是一个亡明的降将？而从国家的命运来说，李自成真成了正统，不过是继承了明王朝的衣钵，继续抱残守缺，难免不腐化堕落，这在当时是无法和充满活力和野性的满族抗衡的，最多不过推迟清军入关的时间表而已，假如李政权果真抗拒了满清，则更是中华的一大悲哀（虽然这种可能微乎其微），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超过一半以上是满清挣来的。吴三桂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最大的不幸是身为汉人，这是最不可饶恕的。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他只能在当时做出他所理解的最好的选择，从他手下将士的反应来看，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逃亡和反抗，也可以证明他的决定的合理性。 　　 　　石达开则是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他是决定太平天国兴衰的关键人物。天京事变时石达开是拥兵二十万的栋梁式人物。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恩怨本来不关他的事，但在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后，洪秀全感到了韦对他的严重威胁，于是派人招他进天京以清君側，不料进京后韦反制住他，石达开在感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后在一天半夜越墙而去，石达开进天京本是为了平息事端，韦昌辉的做法不能不使他连带对洪秀全也产生了疑虑。应该说作为最初起事的伙伴，他对洪秀全之流是相当了解的，杀杨秀清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他看到了未来的下场，险些命丧天京更让他进一步坚定了这一想法。后来洪秀全很轻易地解决了韦昌辉，说明韦的力量并不大，洪秀全借刀杀人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此时的石达开由于战局的不利，更由于天京事变的影响，恐怕已对太平天国这一政权完全失望，并且已失去洪的信任，作出决定已是迫在眉睫。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洪既然有了杀石之心，他留下来就过不了这一关。此时的石达开面临和吴三桂同样的选择，他也无外三条路。一是降清，二是留下，三是自立门护。这对石而言同样是难以决策。但显然他不会留下，可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选择了出走。 　　 　　石达开的出走客观上宣告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他带走了最精锐的二十万大军，但这决不是天朝失败的决定因素，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看来他的出走并非最佳选择，降清可能是最好的。如果他不出走，天朝还可支持几年，这将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太平天国十几年，最后灭亡时江南一带几成废墟，六朝古都毁于一旦，石如果降清，将大大缩短这一进程，减少无数的灾难。 　　 　　吴三桂与石达开的悲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在历史课本上，选择理智的人远没有选择感情的人吃得开，历史是有阶段性的，除了一些主动投怀送抱，以求苟且偷生的懦夫，我们还是少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好。再谈善恶与吴三桂善的标准之一是真，假如是假的东西，那无论他有多么崇高或多么看上去真实，那他必然是丑的，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历史，现实到目前为止我看还是虚假的东西居多，既便是对丑恶的东西也不敢暴露他真实的一面（且不论这种真实是丑的还是美的），对于公认的所谓善的东西，就更加讳莫如深，一定要使它变成善之善者，恶之恶者，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看有很多观点还是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太大，所谓善者自善，恶者自恶，这是中国传统的整齐划一律，这样的传统是否就是善，其本身也是值得怀疑。正因为要摈弃一些形而上学的影响，才有善恶要有一定的转化和与时代挂钩的说法，这个时代有多长，没有一定的限制。很多事是要靠一定的需要和固有想法来确定的，这就难免会带上一些功利和神圣的色彩，这样一来，善恶自明，也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两天在说吴三桂，自然我不说吴就好到那去，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提他就骂汉奸，罪人之类，中国历史上吴三桂似的人物并不少见，几次民族大融合年代的事且不提，就是在民族尖锐对立，矛盾激化的战争年代，也不乏吴似的人物，比如汉代的李陵，无论你用那种观点，他都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但后人对他却宽容得多，再比如在春秋战国年代，多国并列，人员频繁流动，说他们都是汉民族是现在的说法，事实上起码有两个国家的主体是和汉关系不大的，一是楚，一是秦，要说汉奸，商央，李斯，白起简直数不胜数。所以说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困难的时段，把吴三桂，李陵等人说成是卖国贼，那是站在汉本位立场上的一种看法，确切地说是深受几千年中国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后形成的惯性思维。另一个问题是何为汉奸？我认为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所谓汉奸泛指汉族的败类，现也特指出卖国家利益，投靠外国的人。这就很清楚了，按第一种解释，可以说吴是汉奸，但汉族的败类很多，岂独吴为然？就明时来看，搞得民不聊生，亡国灭种的朱家是不是败类？杀人如麻，腐化堕落的张献忠，李自成之流是不是败类？何以不称其为汉奸？是了，前者有正统之名，所谓率天之下，莫非王土，我朱家自己的天下，我爱怎么糟蹋就怎么糟蹋，后者有英雄之誉，揭竿而起，敢笑黄巢，农民起义英雄的光环早已挥之不去。原来如此！按后一种解释，吴三桂是汉奸无疑。看似在劫难逃，实则漏洞多多，概念混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国家等于汉族耶？非也，等于中华民族是也，中华民族者，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是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汪精卫，陈公博之流是汉奸，因为他们出卖的是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族是在满清以后形成的，在此之前，是一个叫明朝的朱某人做主子的小朝庭，自然满清也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可他毕竟是留下了中华民族的现实，说吴三桂是明奸，朱奸则可，说汉奸就大谬。如说他是汉族的败类，出卖汉族的利益，是为汉奸，那好，朱由检，李自成之流为何不见称奸？有一种说法，吴三桂是引满入关的罪魁，没有他就没有满清。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大家忘了是谁在松山大败，丧师十三万，朱明就此一撅不震？是谁杀了袁崇焕，自毁长城？是谁啸聚山林，功城掠地内耗不止？又是谁横征暴敛，贪婪无度，以致民怨沸腾？又是谁任人唯亲，畏敌如虎？还是谁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到底谁应负更大的责任？打个比方，贪污的人，是掌管全局的人责任大，还是那个去银行把钱取出来交到贪官手上的出纳责任大？不言自明。善是真实的，美好的东西，恶是虚假的，丑陋的东西，可我们长期以来不以善为善，不把恶当恶，统治者如是，民众也如是，西谚有云：人民都是愚昧的。信夫。 　　 　　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明白了善，我看一直是胡涂的，以前认为三从四德是善，女子无才是善，二十四孝是善，贞节牌坊是善，西洋鬼子肺有四叶是善，裹小脚是善，天父地师是善，君要臣死是善，吃斋念佛是善，不食周黍是善，后来认为造反有理是善，打倒一切是善，大鸣大放是善，万寿无疆是善，再后来全民下海是善，金钱万能是善，未婚同居是善……呜呼，善之善者，善其如哉！真正的善是要有基础的，一个民族的整体愚味是不会有善的，美学的一个种要发展就是从整齐划一到多样性的转变，可我们今天对善恶的理解还处在整齐划一的阶段，这里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原因，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难道不是一种善恶不分，真假难辩的模糊教育？列宁说过：愚味的人将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个人如是，民族如是，国家也如是，没有整体民族素质的提高，就不会有善，可能也不会有恶，就象一潭绝望的死水爽性在泼些残羹剩饭，仅此而已。 　　——————————————————————————————— 　　看了这篇文章，忽而想到如果吴三桂后来成功了历史又该怎样写？历史留给我们的问号不仅又黑又大，而且如此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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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10/29 13:0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