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狂风幸同船搀扶护卫六十年 　　——深深怀念老战友秦川 　　胡绩伟 　　秦川同我是60年的知交。从1940年起，秦川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科长，协助我共同创办《边区群众报》。1949年又一同进入西安，共同筹办出版中央西北局的《群众日报》，以及安排调派西北五省区新闻事业的骨干人员。50年代初，我们先后调进北京，他在中宣部任宣传处长，我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常常来往交谈。“文革”后，我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十个月后，他调来人民日报担任常务副总编。1982、83年，我辞去总编辑和社长职务，他继任总编辑、社长，直到1985年离休。秦川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元老和站在新闻战线前列的战斗员和指挥员。 　　 　　今年1月17日中午，在一次为迎接羊年春节的聚餐会上，我还见到了秦川。 　　他来的时间晚了些，坐在我对面的一张桌子上。看他的神态，一如往常，静静地淡淡地和朋友们握手，聊天，有说有笑。虽然已经是84岁的人了，看起来腰不弯，背不驼，身体健康。 　　过了三四天，突然，报社老干部局的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秦川突发脑溢血，已经陷入深度昏迷状态，住进北京医院抢救。 　　这突如其来的恶耗，我惊呆了！几天前，不是好好的吗？老伴怕我承受不住这突然发生的事件，一边抚摸着我的手，一边宽慰我说：“毕竟，你们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已经是高寿了，你一定要想得开，千万不能激动！人老了，这一天总是要来到的！” 　　说心里话，我和秦川已经有六十多年的交往和友情。况且，他比我小三岁，他身体比我好，还经常到文津街俱乐部去游泳，每年都要到南方北方去跑跑，他喜欢活动。怎么，说不灵就倒下了呢？ 　　1月27日，我和老伴去北京医院六楼病房探视他，他仍然处于昏迷状态，仰卧在床上，双眼紧闭，两道浓眉深锁着，靠氧气、呼吸机维持着生命。 　　昔日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敢于实事求是，无畏无惧；敢于挑战权威，不计个人得失的“秦大侠”，已经频临生命的终点，就要告别他的亲朋好友，一去不回了！而人们，包括我，却无力留住他。 　　1月29日凌晨一点，秦川走了！ 　　我感到一股闷气蹩在心里。2月1日，羊年初一，觉得有点头昏脑胀，全身无力，正月初二就到医院挂了急诊。老伴怕我去“追赶”秦川，要我住院检查治疗一阵，初八住进了北京医院。 　　2月14日，秦川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我很想去最后看一眼他的遗容，但医生无论如何不准许。主治医生说：“你的病情还没稳定下来，我们不准你出去！”我真是万般无奈，只好遵命。躺在病床上，思前想后，一件件往事浮沉，一片片过眼烟云，涌上心潮。毕竟，人老了，有些事，记不清了，想不起了，淹没在逝去的岁月里了。 　　这篇文章，不仅为了缅怀我们六十多年的革命情谊，更主要是为秦川的刚直不阿的一生，留下几笔丹青，让后人记往这位将一生献给人民事业的“秦大侠”，让他在后人的记忆中永生。 　　初识秦川 共同筹办大众读物社 　　认识秦川，是63年前的1940年2月。 　　1939年底，23岁的我离开成都，离开生我养我的巴山蜀水，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 　　中央组织部早已安排了我的工作，让我到中央青委报到。接待我的是当时在中央青委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他知道我在成都编过三年报刊，分派我到《中国青年》杂志当编辑。他对我说：“你有编辑工作的经验，只要熟悉一下党的方针政策，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他交给我一些中央文件和领导的讲话文章，让我先学习一番。 　　比我晚一个月，周文也到了延安。周文是我在成都时的老朋友。1939年秋，我编辑《通俗文艺•十日刊》时，就是由周文负责的成都文艺家协会主管的。一天，周文来找我，告诉我，他在延河边散步时，碰见毛泽东主席。毛知道周文在左联时（周曾任左联的组织部长）曾经致力于文艺大众化运动，曾把苏联小说《铁流》改写为适于工农大众阅读的通俗读物，引起了文化界的重视。毛说，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低，陕甘宁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更低，文盲太多，要进行革命运动，就必须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毛同周文商量，由周文负责，在延安办一个大众读物社，出版通俗读物，再办一张适宜于工农大众看的报纸。周文非常赞成，满口应承下来。他听说我也到了延安，特来找我协助他筹建大众读物社，由我负责编辑这份大众化的报纸。 　　编一张大众化通俗化的报纸，我已经有三年的实践经验。在主编《星芒报》时我们的编辑方针就是：“让识字不多的人看得懂，让不识字的人听得懂。”办报纸更适合我，是我喜爱的工作，我应承了。一月底，我就调到边区文化协会去筹办出报的工作了。 　　毛主席将办大众读物社的事，交给边区党委负责。当时，边区党委宣传部长是李卓然同志。李卓然将这项工作分配给宣传部的干部秦川和赵守一。秦川代表宣传部协助周文筹办大众读物社，一切人员调配、经费筹措、社址安排、物资供应，都由秦川帮助读物社的秘书长具体办理，任务十分繁重。赵守一分配到读物社担任报纸科科长，具体帮助我筹备《边区群众报》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工作。 　　秦川是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十几岁就在北平参加“左联”活动，主编《榴火》月刊。1937年他到延安在抗大和党校学习。38年分配到边区党委工作。分配他来帮助周文筹建大众读物社时，他是宣传科长。在这一时期，我同秦川有很多接触。当时他身强力壮（不像我当时是一个文弱书生），英俊豪爽，工作认真负责，为人热情，有说有笑，平易近人。很快，他和赵守一同我成了相当亲密的朋友。 　　这年的3月12日，大众读物社正式开始工作。社内分三个科，一个是报纸科，负责编辑《边区群众报》；一个丛书科，负责编辑《大众文库》和《大众画库》；一个是通联科，负责组织稿件，建立大众通讯纲，还编了一个培养工农兵通讯员的刊物《大众习作》。《边区群众报》于3月25日正式出版，先是十天出一期的四开两版的石印小报。当时延安的书报都是用又粗又黄的马兰纸印刷的，而我们的《边区群众报》却是用雪白的晋恒纸。由于受到边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喜爱，很快改为四开四版的铅印周报。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只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我们这份大众化报纸，从一千多份增加到四千多份。因纸张、印刷的限制，增印到一万份就不能再增了。 　　应当说，在创办大众读物社和边区群众报时，秦川和赵守一也是奠基人，是有功之人。 　　抢救运动 秦川力保《边区群众报》 　　1942年初，社长周文调到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大众读物社结束，正式成立边区群众报社，同时承担了原来大众读物的编辑工作。这时，赵守一已经调到解放日报，秦川还是代表西北局（这时边区党委已改为西北局，秦川仍任宣传科长）联系群众报社。他比报纸创办时期来报社的次数虽然少了，但同我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42年底，延安的整风运动发展为抢救失足者的“抢救运动”。所谓“抢救失足者”就是抢救那些被认为是敌人派遣进来的特务、内奸等反革命分子。运动的领导者认为延安各单位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要从严审查。一时间，延安遍地都是国民党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一场红色恐怖的风暴，笼罩着延安大地。 　　《边区群众报》这个小小的单位也不例外，人人被怀疑为特务，个个受审查挨斗，大搞逼供信。凡是外来知识分子都成了可疑对象各单位都下达了指标，一定要抓出多少个“反革命”。顶不住的人就招供胡咬，拒不“坦白交代”的人，就无休止的被拷问，有的还送到保安处关押起来，弄得人人自危，个个胆战心惊。 　　秦川是西北局宣传部派来联系报社工作的代表。每当他看到报社的支部书记将审查对象吊起来逼供，他都进行劝阻：“放下来，放下来，让他慢慢地说。” 　　管运动的一位地方干部（陕北人），文化程度不高，斗争方法比较简单。每次开会，他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放，大有“你不交代，老子就毙了你”的气势。报社一共有三十多个外来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被打成了“特务”、“反革命”、“红旗党员”，最后就剩下我、金照、谭吐三个正副主编了。金照是上海来的，他们怀疑金照有问题，白天被吊起来审问，夜里仍然坚持编报工作。我对秦川说：“你看，天下有这样的反革命吗？白天，吊他，打他，拷问他，夜里他还不顾一切的编报，多忠诚的革命同志啊！”审查小组又要整谭吐，我实在蹩不住火气了，我说：“谭吐是我在成都时入党的，我们一个党小组，我是支部书记，你们说他是‘红旗党’，那我也是‘红旗党’，要打反革命，就连我一块打！”这时我们整个四川地下党都成了“红旗党”，我们的省委书记邹凤平被逼得自杀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打成了“红旗党”。我这个很难发火的人，这时也发了脾气。 　　秦川将报社运动情况，向宣传部长李卓然汇报。听说卓然同志曾是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当年参加过清查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亲身经历过斗争的复杂曲折，更有挨整的经验，因此在西北局所属机关的抢救运动中，在政策把握上比较稳健。秦川向李卓然同志建议：《边区群众报》深受群众欢迎，从创刊到现在，一期未停过，如果谭吐、胡绩伟都当成“红旗党”来整，报纸就无人来编了。卓然同志也考虑到，抢救运动不能把边区群众报搞垮了，那样会引起边区群众和中央领导的关注，还是稳妥一些为好。在秦川的努力下，我和谭吐被保下来，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由于热爱群众报的工作，不论是“坦白”了的，或者是还未“坦白”的，都加班加点的工作，报纸安然无恙，得以正常出版。 　　在这次运动中，秦川对待报社支部领导人的态度虽然十分温和，总是规劝，但他的目的是很坚定的，就是防止出现逼供信的红色恐怖局面，他受到报社同志的欢迎。听说，还有的女同志在悄悄地“追”他。运动结束时，我还以此同他常开玩笑。 　　1945年秋，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人们欢欣鼓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一天，赵守一、秦川和我三个人，躺在清凉山下延河边的草地上晒太阳，互吐心曲，畅谈未来。我们从将来的志愿谈到个人的恋爱婚姻，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们三人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已经是推心置腹的知交了。 　　西北解放 五省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1947年春，延安保卫战开始前，秦川已经离开延安，调到陕北米脂县去搞土改，当了县委书记。延安光复以后，边区群众报同解放日报留在陕北的同志们一起，还有新华书店，组成一个名叫“西北新闻社”的临时机构，承担着边区群众报、新华社西北分社、边区文化协会和新华书店的工作。这时，社长由西北局宣传部长张稼夫兼，杜桴生是副社长，我是总编辑。实际上，我当时已经分配到西北野战军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的社长。西北新闻社的工作由副社长杜桴生、副总编辑丁济沧、秘书长陶信镛（新华书店经理）负责。 　　我同秦川从延安一别，到1949年在西安重逢。 　　1949年初，眼见西安就要解放，群众日报社（《边区群众报》已于1948年更名为《群众日报》）赶快分出一班人马，随军进驻西安附近，准备随时进入西安。这个工作由副社长杜桴生承担。我们留守延安，一面坚持《群众日报》正常出版，一面还要分出一班人马筹备《陕北群众日报》。等西安解放，接收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再把群众日报的主力，移师西安。 　　杜桴生的先遣队进入西安以后，先忙着接收原国民党留下的新闻事业的班底。这时，秦川随军进入西安，他仍在西北局宣传部工作，热情地帮助杜桴生进行接管工作。 　　国民党在西安留下的新闻摊子很可怜，几个报社都是穷报，报纸只发行几百份到一千多份，连像样的社址和较好的印刷设备都没有。在秦川和杜桴生的努力下，军管会答应把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房舍和办公设备都划归群众日报社，作为报社的社址，而这也是一个破烂摊子。杜桴生在成都时曾是四川日报的主笔。他对国民党的旧设备旧人员和旧管理比较熟，报社秘书长陶信镛是原新华书店经理，他对印刷设备和经营管理也驾轻就熟。在秦川的大力帮助下，经过报社行政人员日夜奋战，入城一周之内（5月20日解放西安），就出版了对开两版的《群众日报•新闻简报》。5月底，在延安的群众日报社的人员赶到西安，6月1日正式出版了对开四版的《群众日报》，发行份数日渐增加，到年底达到一万份。 　　九年前在延安创办《边区群众报》时，秦川立了大功。几年后，在西安筹建《群众日报》时，秦川又立了大功。 　　在延安时，我是一个平常少言寡语、个性内向的人，同秦川建立起友谊是渐进的。在西安，杜桴生和秦川都是性格开朗、言谈豪放、感情外露的人，他们两人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不只在事业上合作的很好，在私人友谊上也很快成为亲哥们了。这年11月，西北野战军分出一路大军，由贺龙率领挺进四川时，杜桴生被分配去随军参加成都的解放。临行时我和秦川到车站为老杜送行，秦川和老杜当众热烈拥抱，互道珍重。要知道，在当时拥抱告别是很罕见的。 　　老杜走后，我这个总编辑又兼任副社长（社长还是宣传部长张稼夫兼），同秦川这个宣传部的宣传处长（以后又调任宣传部秘书长）的交往又密切起来。报社要送西北局审查的社论和重要文稿，常常是先送他，他根据习仲勋书记和张稼夫部长的意见进行修改。可惜，很多事记不得了。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召开第一届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时，处理那些统战人物、特别是那些民族上层人物和原国民党军政人物的访问记稿件时，颇费斟酌，必须很客观地肯定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又要防止过分吹捧，这些稿子我和秦川仔细研究和修改以后，才送汪锋（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和仲勋同志审查定稿。 　　随着解放军向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挺进，配合这些省区的解放，必须配备几个新闻单位（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的主要骨干，这个任务落在群众日报社头上（当时群众日报，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是三位一体的新闻单位，以后才分为三个独立的单位）。 　　在1950年初筹建西北军政委员会时，张稼夫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新闻局局长。他说，我是西北局领导下几个新闻单位的头头，只能由我兼任。我再三推辞，说我这个人只会编报，不会作行政工作，我向他推荐秦川。因为从延安时起，他代表西北局领导几个新闻单位，进入西安后，他又担负筹办几个新闻单位的工作，他对工作熟悉，行政工作能力比我强得多。最后，经过西北局研究，采纳我的意见，决定由秦川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新闻局局长。 　　这次筹建西北五省几个新闻单位的任务，人力物力当然由群众日报社负责，但筹划、布局都由秦川这个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新闻局长负责，所以一开始，就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磋商进行。 　　为西北五省的三个新闻单位派出的领导骨干，一共需要一百二十多位。要从六七百名干部队伍中抽出五分之一的骨干，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当时又在考虑让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独立出去，人员安排也是一个难题。 　　我和秦川对这些准备分派到各省的干部，都要仔细查看一下他们的历史档案，还要亲自找他们谈话。有的同志一次谈不成，还得谈两三次，才能定下来。有的同志很爽快，一谈就满口答应；有的同志困难很多，如家属问题，身体不适宜于高原缺氧地区的问题，还有个别同志的个人得失问题，等等，分配方案常常几经反复才能定下来。在这项工作中，既要选派出合适的优秀干部，又要让大家愉快地走上艰苦的工作岗位，我和秦川很费心思和精力。 　　当时有的同志私下责备我，说我“半夜吃桃子，先挑软的捏”；“谁组织观念强，好说话，就分配谁去最艰苦的地方。”这也是事实。老实说，这些能力强、组织观念强的优秀同志，都是在延安同我长期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的老战友。从感情上说，我也舍不得让他们离我远去，何况留在西安，任务也很重，也不能不留下一些优秀的同志。这一苦衷，恐怕只有秦川最了解我。 　　秦川是大西北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这一点可能是很多人所不知的。写到这里，他临终前紧闭双眼的苍白面孔，又闪现在我眼前，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痛，顿时眼里充满了泪水。 　　同我相比 秦川为什么被打成“右倾” 　　进入北京以后，我同秦川之间的来往，没有在西北时那样密切，但还是经常碰头，谈一些“悄悄话”。 　　我们都是西北大区撤消后进京的。我是1952年底调到人民日报，他是1953年初调到中央宣传部的。在延安、西安时，我同秦川差不多是天天见，或者三五天见一面。进北京以后，一两个月内总能见一两次，在中央或者中宣部召开会议时，在会前或者会后，我们经常要单独聊上几句。有时我还顺便到他办公室或者宿舍坐一会儿。我们都常出差，有时三几个月不见面。 　　为了写这篇怀念秦川的文章，我一年一年地回想了一番。我想从我和他的相同之点和不同之点对比一下，谈一谈他为什么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我却没有？这样也许更能清晰地认识秦川。 　　相同的一点，我们都比较实事求是，都一贯反左。除了我在前面所说的他在“抢救运动”中的事迹外，还有在延安保卫战前他在米脂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和县委书记期间，当时西北局习仲勋书记十分注意掌握政策，秦川坚决贯彻执行。记得那时晋绥地区土改中那套过左的作法，以及晋绥日报的一些过左的宣传，毛泽东也是十分赞赏的。而西北局所领导的土改运动却是相当稳健的，侵犯中农、损害工商业、伤害老知识分子的事很少发生，一出现左的苗头，马上制止。当时我经常参加一周一次的土改汇报会，仲勋同志亲自主持，他总是十分认真又十分耐心地引导教育干部，一定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对少数违反政策的事例，他都严肃地予以指出，具体领导进行纠正。米脂县的土改经验是几次受到表扬的，可惜我现在记不得一两件具体事例。 　　在西安时期，在宣传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方面，我同秦川在宣传上也是很注意防左反左的。 　　在北京时期，无论是批武训传，反胡风，或者反丁陈集团；无论是对总路线、或者是对三面红旗的宣传，总的态度来说，我们两人都是反对那种左的作法的。但是他为什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四五年，而我在“文革”前却没有受到批判？ 　　这一点，我反复思索过。当然，我和秦川所处的地位不同，他在中宣部是处长，中层干部，是处于“被整”的行列；我在人民日报是副总编辑，是领导的上层，处于“整人”的地位。这只是一个因素。因为同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也有两人在“反右派”中挨整。仔细分析，我以为还是认识问题和作风问题上有所不同。 　　秦川对中央，特别是中央宣传部的内部情况比我了解的快，也更详细。他常到各地作比较长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对下情也比较了解的更广更深，因而对于我党的左倾顽症，他比我认识的清楚，觉悟的更早。 　　记得秦川告诉我的内部情况有：毛反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观点的情况；毛关于确立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委托中宣部起草反冒进社论的情况；周扬批丁玲的情况；特别是关于胡乔木的情况。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中宣部的会议，部长陆定一坐在台下，台上是副部长乔木在那里唱独脚戏。秦川告诉我，乔木总拿“主席怎么说”，“主席的意见是……”来压定一。习仲勋当宣传部部长时，仲勋的上任讲话，先是念稿子，念着念着，他说“不对，不对”，然后丢开稿子，自己讲起来。秦川告诉我，习的这个就职讲话，是乔木给他拟定的。 　　由于秦川更快更多地了解上层的内情，加上其他原因，他对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就比我高明一些。 　　比如，毛早早抛弃新民主主义路线，转到社会主义总路线时，秦川已感到这是偏激，而我还确信这是列宁的“先革命后建设”的理论； 　　比如，在毛发动大跃进时，开初我还信以为真。秦川已经很怀疑时，我还到陕西在王保京大队同王细算一亩地能打多少斤麦子。我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光化作用的文章，说明充分发挥光的作用是可以亩产几千斤的。 　　比如，在成立人民公社时，秦川对我说：“没有工业化，不可能有农业现代化”时，我还在崇拜苏联的集体农庄，向他说：“能够很快做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不是也很好吗？” 　　在反右派运动初期，毛的“引蛇出洞”的计谋开始实施时，秦川是心有疑虑的，他没“大鸣大放”，我却主张“新闻自由”、“民办报纸”，想到新闻座谈会上去发言。幸好邓拓几次叫我不要去参加“鸣放会”，我才逃脱了这一场劫难。 　　秦川比我更了解下情。我每年也下乡，每次跑的地方多，时间短，大都是走马观花，秦川下乡比我深入。大跃进时期，1958年6月，他在四川等五省进行调查研究。他知道我这个四川人关心四川，回来时向我谈到四川的情况。如谈到1949年李井泉从山西到四川反“地方主义”的情况，我们的老战友杜桴生被打为“三老会”及被整死的情况；谈到李井泉破坏都江堰水利工程和破坏冬水田的情况；特别是“大跃进”时搞得这个天府之国民穷财尽、饿死人的惨象，秦川都绘声绘色地说给我听。 　　秦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大罪状，是向上反映农村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的情况。他向中央递交的调查报告中，认为中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这种“主观主义也会亡党亡国”。他的大胆进言，恳切陈辞，被认为是“秋后算账派”。 　　相比之下，我于1960年1月到湖南省的著名模范大队——长沙天华大队进行了三个月的农村调查。我的第一份调查报告，还是首先肯定这个大队是“模范”，只能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想指导下，揭露“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刘少奇同志来湖南在天华大队蹲点，我协助他作了第二次调查。少奇同志批评了我们的第一次调查，指出了天华大队的种种问题之后，我才敢大胆地揭露它刮五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真实情况。 　　秦川被打成“右倾”的第二条罪状，是“吹捧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当时，总编辑吴冷西参加了庐山会议，天天打电话给我，向我“吹风”，了解中央会议的情况，掌握报纸宣传动向。头一天吴冷西向我吹风，说彭总万言书如何揭露“三面红旗”的真象，第二天送回万言书的文稿，我读后十分赞成彭总的看法，钦佩彭总敢于直言的胆识。当时，我从冷西天天打来的电话里，我也很快了解到毛主席批判彭总，把庐山会议主题由反左为主变为反右为主，很快，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就刮起来了。当时，我内心是十分惧怕的。因为，在1947年延安保卫战中，我是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追随彭总身边一年之久；我又是西北出来的干部，是习仲勋的老部下，很容易被牵连进去，总觉得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所以，我抱着谨言慎行的态度，凡事三思而后行。再加上我是吴冷西的第一助手，编辑部的工作离不开我，他也力保我平安过关，所以我又逃脱了“反右倾”这一劫。 　　我的胆小怯懦同秦川的仗义执言是无法相比的。 　　文革结束 秦川投入平反冤假错案浪潮 　　“文革”结束，是党的新生，也是党报的新生。 　　1976年月10月粉碎“四人帮”，11月我被调回人民日报。1977年1月，中央正式任命我作总编辑，党的振兴和党报振兴的序幕拉开了。1977年11月，秦川调进人民日报任第一副总编辑。 　　经过揭批“四人帮”那套极左路线，清理“四人帮”的帮派势力，以及开始在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等一系列宣传，人民日报从“四人帮”的反革命宣传工具转变为党和人民的宣传武器；令人厌恶的“帮八股”面孔，一扫而光，开始体现人民意志的报纸面目，比较生动活泼，可爱可亲。一张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逐渐展现出来。 　　1976年11月，我回到人民日报时，是迟浩田同志挂帅，他是第一把手，我是副手，分工管理编辑部的工作。迟浩田同志长期从事军事工作，不愿改行，他见我尚能担当起报社领导工作，就下决心把整个报社的重担放在我的肩上。在他的推荐下，中央在1977年1月，任命我为报社总编辑。那时，报社是总编辑负责制，浩田同志十分令人敬佩，他甘居我之下，屈任副总编辑之职，分工管理报社的党和行政工作。到了下半年，浩田同志所主持的清查工作即将结束，他请求回到部队，要我马上担负起报社的全部领导工作，这的确令我有些发怵。 　　我在人民日报虽已二十多年，但我毕竟只是第二把手，分工协助总编辑管理编辑部的工作。我深知自己写作能力不高，管理整个报社工作的能力更弱，缺少独当一面的领导能力。在这新的困难面前，我想到了老战友秦川，如果他能来报社帮我一把，就比较有信心了。 　　在“文革”风暴袭来以后，我和秦川天各一方，音讯断绝。到“文革”后期，他比我先解放，1973年出任北京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我到1975年才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编辑毛选五卷。十年后，老友重逢，说不尽的相互思念之情，我们恢复了经常交往。我劝秦川到报社工作，我对他说，教育工作当然好，但你所熟悉的还是宣传工作。右倾处分结束以后，他分配在中央工交政治部工作了一个时期，这时，工交政治部也要调他回去，他正在犹豫之中。在迟浩田快要离开报社之前，我又同秦川深谈了一次，他终于同意来报社。我立即给中央写了封申请信，要求调秦川到报社。经过中央批准，人民日报社于1977年10月24日送走了迟浩田，11月，迎来了秦川作人民日报的第一副总编辑。 　　秦川的到来，除了协助我处理重大的宣传工作以外，还接替迟浩田同志分管报社党和行政工作。 　　秦川一到报社，正好是人民日报在胡耀邦同志的指导下，于10月7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的评论，掀起了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斗争。这篇文章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在一个月内，报社就收到了一万多件表示热烈拥护的群众来信。可是，这篇评论却受到一些省市委组织部门的反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也很反对，连说：“这是一派胡言”，是“大毒草”。一时间，在中组部大院内，贴满了群众的大字报，除了表示拥护《人民日报》的评论外，尖锐批评了中组部部长的顽固态度，揭露他压制一些同志的平反要求。中组部和中央监委的一些老同志，把这批大字报选择了一部分送给人民日报。秦川领导读者来信部和国内政治部的同志，日夜加班处理这些来信，单独编出或综合编出稿件，印发《情况汇报》（人民日报出版的内部参考）送给中央和有关部门。对于中组部送大字报的老同志，秦川热情接待，商量处理办法。秦川带着报社的同志向耀邦同志汇报，耀邦同志提出可以选出一部分来信，在报上刊登。以后，耀邦还约中组部和中监委的一些同志专门谈了话，还商定了一系列的宣传计划。 　　秦川对耀邦布置的这一系列文章，十分关心，有一些稿子是由他组织、督促、定稿的。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处理关于张志新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文章。 　　1978年初，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刊登了原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与“四人帮”进行斗争惨遭杀害的事迹，要求平反，得到广大读者的赞同，但当时辽宁的掌权者迟迟拖延不决。人民日报知道后，特约《共产党员》杂志的记者采写了一篇题为《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通讯。这件事，先报告了中央书记处主管宣传的胡乔木，他反对刊登。秦川催问了几次，他都故意推托。他特别提出，通讯中报导张志新在押赴刑场以前，当局为了禁止她喊口号，把她的喉管割断，使她发不出声来，乔木认为这太残忍了，登出来影响不好。以后，秦川又请示耀邦，得到同意，只把割喉管的一段删去。文章登出来后，引起读者的强烈反映。以后，秦川在谈到这件事时说，胡乔木认为《人民日报》登这篇文章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可是耀邦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到，我们党在历史上有很多为革命而献身的人，张志新是“当代的刘胡兰，无愧于时代的英雄。” 　　我以为，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秦川所作的特殊贡献，就是他为陶铸、陆定一、刘少奇几位革命元老的冤案平反中所起的作用。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找到秦川，要求为陶铸平反。她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经过秦川的审阅，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写了《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的申诉信，交给秦川，由秦川批发在《情况汇报•特刊》上，特别送给中央在京的领导同志和中央委员。经过耀邦同志亲自主持，由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并经中央批准，由中央组织和公安部两位副部长到监狱医院把定一同志接出来休养治疗。 　　少奇同志的儿子刘源写了一封申诉信，到报社来找秦川，秦川还带着他到我办公室来谈少奇同志平反的事。我们对他的申诉信提出了一些意见，由秦川当面指导他如何修改。改好以后由秦川批发《情况汇报•特刊》送给中央。这份材料对中央下决心为少奇平反起了推动作用。 　　记得当时有一件小事，值得在这里提一提。就在中央酝酿为少奇同志平反时，人民日报印刷厂购进了一台新式的影印机，想找一本书试印一下。我和秦川商量，把延安时期（1942年）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影印出来，这里面有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章，这是当时受到毛泽东称赞过的著作，也是“文革”中大批特批的所谓“黑修养”，也是“钦定”少奇同志为“修正主义头子”一大罪状的黑书。秦川到几个图书馆去找，都没有找到，只在中宣部图书馆里找到1949年6月新华书店重印的一本。在秦川主持下，我们偷偷地影印了这本书，悄悄地发到全国各地，吹了一股新风，表明少奇同志的冤案快要平反了。 　　1980年12月，中央正式宣布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乔木在起草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写上了为少奇平反是“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讨论时很多同志都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意见认为这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因为毛泽东当时违背宪法把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又违背党章决定“永远开除出党”，这才是当时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现在为刘少奇平反，恰恰是纠正毛的错误，怎能反而说这是恢复毛的本来面目呢？可是胡乔木不听大家的意见，还要人民日报编辑部以此为题撰写为少奇平反的社论。编辑部许多同志都不同意，负责撰写社论的评论部十分为难，但又不能不执行乔木意图，只好不能自圆其说地凑了一篇社论，题目改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胡乔木定稿时，仍然要用他拟定的题目。最后，经过报社编委会讨论，决定给乔木和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封信和改稿，最后由我、秦川、王若水定稿，送给中央。 　　这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件事，余焕春同志（当时报社的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他的著作《人民日报风云录》中专门写了一章，我就不细述了。从这些事情里，可以看出秦川在平反我们共和国第一大冤案时的坚决态度和他所作的特殊贡献。 　　农村改革 秦川是热情的促进派 　　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运动初起，直接冲击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广大农民和各级干部十分拥护。可是，那些坚持旧框框的人，包括某些长期领导农村工作、走惯了老路的高级人物，抵触情绪很大。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1979年3月中旬，他把一封反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信，附上一个“编者按”批发给报社。主管报纸农业宣传的副总编辑李庄（当时兼任夜班总编，主持版面安排）、农村部的负责同志，不同意刊登。我恰好住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李庄打电话向我汇报这封1500字的来信和700字的“按语”的内容，同我商量如何处理。开初我也不同意刊登，后来冷静下来一想，报纸不能一边倒，应该发表不同意见；何况登出这样一篇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和按语，可以让读者知道这决不是出自一般人的手笔，引起读者的注意，可以从负面来提高认识。 　　按照常规，刊登这类负面稿件，总是放在报纸的次要地位。我当时心里有火，心想：反正是你大部长批下来的，我们不能不登，不如索性登在显著的地位，引起各界的关注。于是我同李庄商量，决定登一版头条，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权威性的不同声音，看看反映如何？ 　　果然，这封署名“张浩”的来信和《按语》，在1979年3月15日登出以后，那些反对农村改革的人奔走相告，说什么中央政策出了错误，要纠偏了！而各省广大干部和亿万农民却十分气愤，纷纷打来电话或者来信责问人民日报。农村改革先锋的安徽省反映特别强烈，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打电话给秦川，反映第一书记万里同志的意见。守一同志还同秦川商量，如何赶快采取办法来进行弥补。 　　守一同志“文革”前是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结束后，由于陕西省揭批工作和平反工作进展的比较缓慢，守一同志没有及时得到解放，秦川和我都为他的问题尽快解决进行了一些努力。守一同志得到解放后，中央分配他到安徽去作万里的助手。守一到安徽以后一直同秦川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有关安徽农村改革的重要情况，常常是他通过秦川传给报社的。 　　守一和秦川通话以后，秦川同李庄和农村部的同志几次商量，终于约好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也写一封来信，主要是从正面阐明安徽农村包产到户以后的大好形势和广大农民的热情，用具体的事实批驳了张浩的来信。以后，人民日报又继续发表了拥护包产到户的稿件，还发了一篇《因地制宜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评论，这样，才消除了那封来信的影响，挽回《人民日报》在群众中的威信，终于使一件坏事变成了好事。 　　以后，农业承包很快发展到副业承包。《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广州市郊承包渔塘，使淡水鱼增产的报道，广州郊区农民受到很大鼓舞。这篇报道又遇到胡乔木的反对，他批评人民日报，说这是“搞资本主义”。他还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要求马上制止这种“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这时习仲勋同志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秦川长期在仲勋领导下工作，同仲勋保持着经常联系。为这事，秦川同仲勋同志联系过几次。省委很重视乔木的信，马上组织调查组调查。乔木也指示社会科学院组织调查组赶赴广州。秦川把这些情况向耀邦汇报了，耀邦认为农、林、牧、副、渔都可以承包。秦川同我商量，决定在报上开展一场“渔塘能不能承包”的讨论。秦川也把耀邦的意见也反映给仲勋。 　　两个调查组由于指导思想不同，调查的出发点不同，调查的方法也不同，结果一个事实作出两个不同的调查报告。省委找市委有关同志，认真研究了当地渔塘承包后的情况，又对比研究了两个调查报告，向中央反映了省委肯定渔塘可以承包的意见，也得到中央的肯定。于是广州郊区的低洼地很快都发展起渔业，广州市场很快出现了多年不见的鲜鱼供应，市民热烈欢迎。 　　渔塘承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活跃了市场。广州经验也很快推广，不少城市的水产品供应也逐渐活跃起来。促进这一好事，广州市人民和广东省委有功，人民日报有功，秦川同志为此付出的心血，恐怕是鲜为人知的。 　　政治改革 秦川经常冲锋在前 　　秦川常常代表报社列席国务院的例会。1978年7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他受到一位领导人的“当众训斥”。 　　7月初，《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批评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这天，在国务院的例会上，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批评《人民日报》不该登这封来信，并当众大声责问：“人民日报来人了吗？”秦川答：“来了。”“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子？”秦川站起来说：“我叫秦川。”这位领导人声严色厉地指责人民日报：“你们批评省市一级领导，事先为什么不打招呼？为什么没有先请示中央？”他上纲到人民日报违反党报的党性原则，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秦川深知，这里不是讲理的地方，也不是讲理的时候，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就忍了下来，一声也没有吭。 　　马上，中央很多单位就传开了，说：“人民日报犯了错误，挨批了。” 　　第二天，耀邦把秦川请到办公室，笑着说：“怎么样，昨天挨批了？”秦川很平静地说：“没事。人民日报是执行中央揭批“四人帮”的指示，受到某些人的指责和责难是常有的事。”耀邦见秦川没有一点埋怨的情绪，满意地说；“那好，我还怕你受不了呢！你们登的那封读者来信，没有什么错！”耀邦安慰秦川，又布置了一些宣传题目，鼓励人民日报不要灰心，再接再厉！ 　　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人民日报》批评了北京市委“捂盖子”。 　　揭批林彪、江青等几个“四人帮”头面人物以后，在干部中引出了一个争论：所谓“四人帮”，是不是只是那几个头头脑脑？是不是还有一个“帮派体系”？中央肯定有。这样，首都新闻界就开始了批判“四人帮”的死党——帮派人物。《人民日报》在1978年初就发表了一篇评论：《清查工作还要抓紧》，阐明了这个问题。《解放军报》为这些死党画了像，连发了三篇评论：《论风派》、《论溜派》和《论震派》，阐明这些人凭借“四人帮”的权势欺压人民的罪恶。《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评论以后，还写了一篇《论捂派》的评论。评论中说：“本文所要剖析的，是兼有这三种人物特征的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既具有‘风派’的‘转’，又具有‘溜’派的‘滑’，还具有‘震’派的‘闹’等恶劣品质，他们至今还掌有一部分大权，在那里捂盖子……。”文章阐明这种捂派捂着揭批“四人帮”的盖子，包庇一批死党人物，其目的也是保他自己。 　　在这以后，《人民日报》陆续刊登稿件，揭露了一些省和专区的领导捂盖子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批评了北京市委捂盖子。耀邦肯定人民日报作得对，没有犯什么错误。很快，中央撤换了北京市委的领导，群众庆幸北京市的盖子终于揭开了。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一句话：“人民日报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秦川对我说：“这种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多犯一点是好事。” 　　政治改革首先是党的改革，党的改革首先是从自身做起，应该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注意教育全党纠正好大喜功、爱吹不爱批（评）的老毛病，提倡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五中全会上，又通过耀邦同志主持制订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耀邦同志亲自指挥下，《人民日报》上的批评稿件，在数量增加上和质量提高上都明显地突出了。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省市党报的合作下，人民日报在1980年一年内，就对国务院的四位部长和两位副总理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公开批评，中央对这几位领导同志也作了严肃处理，这在我们党的整风史上和党报宣传史上都是罕见的；在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这些批评，有对当时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关于山西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的批评；对石油部和主管的副总理关于大港油田渤海2号沉船事故的批评；对化工部部长弄虚作假的批评；对外贸部部长收受贿赂的批评；以及对商业部长多吃多占的批评。这些批评和中央的处理，我在我的回忆录《震动朝野的第三次开展报纸批评》中有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细说了。 　　我只想说明的是这几件公开批评的报道中，秦川同我相互配合的情况。我这人的长处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熟悉编辑业务。缺点是不善于在报社外进行必要的联络活动，做到消息灵通，耳聪目明。恰恰在这一方面，正是秦川的优点。在秦川同志调到人民日报社以后，在很多重大宣传上，我们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他同我密切配合。在这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报道中，秦川时而跑这一个部，时而跑那一个部；时而找书记处某书记，时而找国务院某副总理；时而同这个省联系，时而同那个省联系。特别是报上登出一件重大的批评稿以后，连连称赞的来了，挑毛病的也来了，写信上告的来了，揭发新事实的来了，骂娘的也来了。当我感到为难、压力很大的时候，秦川总是悄悄地出去工作，为我化解矛盾，鼓励我不要灰心，同我商量如何继续战斗。在他列席的国务院例会上，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不满、责难、大骂之声都有。批评到那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时，有人指责人民日报“要砍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批评到石油部的时候，有人大骂人民日报又要“砍掉工业学大庆的红旗”，对这些东一榔头西一棒锤的敲打，秦川都把怒火吞在肚子里，坚韧顽强地战斗在党报宣传的第一线。看到人民日报一浪又一浪地冲过难关，看到报纸日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也就心满意足地继续进行着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 　　仗义执言 敢于碰硬的秦大侠 　　1982年年底，我辞去总编辑职务，中央任命我改作报社社长，秦川继任，作了总编辑。在编辑工作上，他从后台走上了前台。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要“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号召“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任务，都要破除旧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耀邦总结了五年来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指出一些地区、一些同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示下，在手工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也试探进行一些企业管理责任制。“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叫作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管理责任制。”这样，耀邦就把前一阶段各方面摸索前进的改革加以总结提高，既肯定了已经进行的改革，又鼓励了更进一步的全面开展改革。 　　乔木对于耀邦的这个报告十分反感。他在2月16日把 我、秦川和王若水叫到他家里，表面是训斥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宣传又犯了错误，实际上是指责耀邦同志这一时期对改革的领导，特别是集中批评耀邦1月20日的报告。 　　乔木指责人民日报不应该按照耀邦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批评“人民日报对这一点宣传的太多，跟的过快”，指责报纸不应该以“中央某一次会议，哪一个人某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对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谈话，不要马上忙于宣传，弄得过分不好。” 　　乔木这个谈话中的“中央某一个人”、“中央负责同志”，一听就是指耀邦。他在谈话中，严厉批评了工商业、国营企业、交通运输业不应该搞改革，批评首钢不能搞承包，批评对知识分子不能搞万元户，批评科学家不能搞“第二职业”。 　　乔木批评耀邦“要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是“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违反“十二大宣传共产主义”的精神。乔木公然露骨地说，耀邦这个讲话：“他请我改，我改了一次，……又改一次，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的还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胡乔木所强调的十二大精神是什么呢？小平同志阐明的十二大精神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是乔木认为“十二大精神就是建设共产主义”。他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布置如何宣传十二大时，就说他拟定了一百个题目来宣传共产主义。当然，在书记处内，对党的大政方针，可以有不同意见，对总书记的讲话也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必须正式提出。对耀邦有意见可以当面讲，也可以在正式会议上讲，在私下向自己的下级议论自己的上级，这是很不正常的。搞这种声东击西、指桑骂槐的手法，是不光明正大的。 　　乔木讲话以后，我们几个人马上核对笔记，由若水同志整理出一份书面记录，由秦川和我审阅后正式送给中央，及时纠正了这种违背党规党纪的行为。 　　胡乔木总是找人民日报的岔子，运用的是“声东击西”的策略。“声东”的最终目的是“击西”。但他的“声东”并不是“虚晃一枪”，而是真“击”。一来，要直接“击西”，难度较大，“声东”是第一步；二来，人民日报这个“东”是“西”的有力助手，是“西”的前沿雄关，如果把党中央这块最重要的宣传阵地抢到手，这样，就可以大长“狐”威，长驱东进，夺取“西京”。乔木之所以朝思暮想要首先抢夺人民日报这块阵地，就是这个目的。对此，他是绝不会松手的。 　　果然，在他的“官邸训话”以后，仅隔一个月，他向人民日报又发起了一场更为猛烈的进攻。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周扬、王若水事件”。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3月7日，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科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了学术报告会，周扬作《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学术报告。为准备这个报告，周扬邀请了上海文艺评论家（原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参与起草。报告结束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与会的党校校长王震、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都上台与周扬握手，表示祝贺。 　　3月8日，报告会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报告会的消息，在第五版刊登了报告摘要，3月16日发表了报告的全文。 　　谁知这却引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周扬被逼得一病不起，由植物人到郁闷而死；王若水被撤职，长期纠缠批判，直到要强迫调离人民日报；对秦川一再责难，直到强迫作出书面检讨。对这一事件的原委，王若水在他的著作《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书中，已有详尽的记载，我不必再加以引述。 　　这年3月初，我到福建去采访，月底回京，又忙着准备带领新闻代表团访问日本，所以这一重大事件从发生到处理，都是秦川一人率领报社同志抵挡乔木这一进攻的。这里我只想就秦川在这一件事中冲锋陷阵的情况，做简单地叙述。 　　首先，胡乔木指责王若水参与起草报告，是“有意钻进去”塞进了自己的不正确的人道主义观点，企图借周扬之口推向全国，成为理论权威的观点。 　　秦川为王若水力辩：当初王若水正忙于报社的编务和自己的写作，不想接受这个任务，是秦川再三动员他去协助周扬，这就不能说是若水自己“有意钻进去”的。周扬也力驳：即便是王若水的观点，但这个报告经他的审阅定稿，就应当由他负全责，不应该追究王若水的责任。 　　其次，胡乔木和邓力群指责说，胡乔木已明确表示过，周扬报告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王若水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秦川力驳：胡乔木与邓力群从没有向人民日报说过此文不能发表，因此乔、邓不能在事后捏造事实。秦川还说，乔木也没有向周扬明确说过不能发表，只说有一部分讲的不够充分，要修改一下再发表。周扬当面对乔木说，很难修改，发表了也无大问题。秦川说，消息也发了，报告摘要也发了，发表全文预告也发了，这些你胡乔木、邓力群都是事先知道的。为什么你们不明确告诉报社不能发表报告全文，为什么发表以后才出来指责呢？何况，这中间，乔木曾经几次同周扬交谈，乔木都没有表示过人民日报不能登。 　　这并不是一笔糊涂账！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的。有的老同志说，这篇讲话根本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这个报告是为胡乔木起草的，是由胡乔木来作的，而不是周扬，那就什么错误都没有了！ 　　说老实话，胡乔木将他自己视为党的最高理论权威，谁也不能超过他。周扬的报告受到国内外理论界的赞扬和好评，这使他心里不舒服。但是当面直接挑剔周扬报告中的毛病，他又有所顾忌。当着周扬的面，乔木绕着圈子，含含糊糊，只说要修改，而未说不能发表，这明明是胡乔木耍的整人花招。 　　第三，周扬的报告在3月16日全文发表后，邓力群才把胡乔木于3月8日给中宣部打的电话记录稿送给人民日报，以此证明人民日报故意违背乔木的意见，擅自发表周扬的报告。 　　秦川力辩：乔木3月8日的电话记录，中宣部一直压下不告知人民日报，事后才拿出来证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擅自刊登周扬的报告，这是故意陷害。 　　乔木对周扬报告，当面说的一套，背面又说的一套，被中宣部说露了馅，使乔木更为恼怒。 　　第四，乔木在那篇批判人道主义的文章后面，特别表示欢迎提出不同意见，欢迎批评。乔木还找人来征求若水的意见，欢迎他写稿发表自己的意见。若水说，他既然欢迎我写文章，我就写。报社同志都劝他不要写，因为这是乔木“引蛇出洞”的老把戏，如果若水写了，可能会引来一场大批判。可是，若水坚持要答辩。正好《哲学研究》杂志社来向若水约稿，若水就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反驳文章。乔木知道以后，又多方阻挠，使《哲学研究》迟迟不能发表。在这个时候，不知谁把若水的文章送到香港，由《镜报月刊》登了出来。 　　老实说，若水熟读马恩著作，比乔木高明得多。若水的文章引经据典，对乔木的理论和诡辩一条一条地批驳，驳得乔文体无完肤，乔木更是怒火万丈。他认定若水私自把自己文章送到香港去发表，说“香港是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桥头堡”，“香港反革命刊物”欢迎若水的文章，说明若水“里通外国”，指示国家安全部对王若水立案审查。经过安全部在国内和香港的探查，没有抓到若水的任何罪证。 　　秦川就此又为若水与乔木力争。秦川说，香港虽是英国殖民地，但有新闻自由；香港是法制地区，刊物有保护稿件来源的自由。若水已经一再申明，他的文章绝对不是他自己拿到香港去登的，何况《镜报月刊》是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主办的，不是反动刊物，怎么能给若水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呢？秦川气愤地说，私自动用安全部加害于同志，才是违法的，是卑鄙的。 　　第五，乔木要秦川把若水调到商务印书馆去作副总编辑。若水说，我的问题发生在人民日报，一定要在人民日报弄清楚，不弄清楚我不走。秦川对此也硬顶着不办，弄得乔木只能干着急，一场整人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4月23日，我回到北京，秦川和若水向我汇报了这件事。秦川和我商量，由我出面给中央写一封信，请求中央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提出应当弄清是非，弄清事实，弄清责任，决定处理意见。并提出不经调查，是非不分，事实不对，责任不清，就对若水作出处分决定，处理结果就很难合理。我的信和王若水的申诉，都未得到相应的回应。 　　在这场斗争中，秦川顶着强大的压力，仗义执言，他的豪情侠气，很受同志们称赞，报社内外朋友，称秦川为“秦大侠”。 　　通情达理 内务工作的好总管 　　在秦川任第一副总编辑的五年内，他还分工主管报社内务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能得到上下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当然表现在宣传工作的成就上，可是，如果没有报社内务工作，包括干部人事工作、经营管理工作、出版发行工作等等的日益改善，有力地保证和配合编辑部门的工作，否则编辑、采访、评论、理论、国际、文艺、通联等等部门的工作，也很难顺利地发挥出优异的力量。 　　我曾经检讨自己是“只管稿子不管人”。这话显然说的绝对了一点。但是，如果没有秦川在管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也是难于集中精力去办好报纸的。 　　“文革”以后，人民日报社突飞猛进的发展，报社内部事务日益繁重，这主要归功于内务各部门同志的辛勤劳动，也同秦川的领导分不开的。 　　秦川一到报社所面临的难题，是对报社内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在迟浩田同志的主持下，“文革”十年最主要方面的大是大非基本弄清楚了，十多年来受冤屈的同志很快解放了。秦川接任后，“反右倾”中受冤屈的同志，随着彭老总的平反也逐渐解放了。比较难的是“右派”平反和多年来因家庭出身问题造成冤案的平反。 　　应当承认，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由于邓拓同志领导，总的来说，报社运动还是比较平稳温和的，邓拓还暗中保护了一批同志。可是，在四五百人的编辑部打了三十几个“右派”，使这些才华出众的同志和家属受了长达二十年的压制和折磨，是令人心痛的。何况，我当时负责分管这方面工作，也负有很大责任。当时，我虽然处在自身难保的境地，幸亏邓拓的提醒和保护，才免于灾难。在整个“反右”运动过程中，我采取“明哲保身”和消极应付的态度，仍难免犯了不少错误，更难辞其咎。“文革”结束后，我曾经为此作过检讨，还公开向受苦受难的同志一再道歉。 　　这次平反，我把任务完全交给秦川，他认真负责，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难办的是对刘衡同志的平反。她的父亲在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她坚持认为她父亲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右派”，她自己也因此被划为右派。二十多年来，她始终不松口，结果以她“死不认罪”为由，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更大的打击和迫害。这次为她平反，摘掉右派帽子，她坚持说我不是右派，根本不存在摘帽子问题，僵持下来。秦川和成坊（党委书记）专门去拜访她，说服她，她还是坚持不变。她说：“摘帽子不摘帽子，是你们的问题，与我没有关系！”秦川向她解释，这次平反，根本不问当时该不该反右派，也不问给你戴右派帽子，是戴得对还是不对，现在都一律平反。秦川劝刘衡先同意摘掉帽子，先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职务，其他是非问题以后解决。秦川说：“过去都把你当敌我矛盾，同你谈问题是很不平等的，摘掉帽子以后，再讨论问题，你就取得了平等地位，无论是政治待遇问题，还是生活待遇问题，就好解决得多。二十多年前的是非问题，这笔账留到以后去算好不好？”这样，刘衡同志的问题，才算解决了。 　　我们党在这几十年来，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冤假错案。每次平反时，都不愿意认真分析错误的原因，也没有认真承认错误。反正当时整你，我是对的；现在为你平反，我也是对的。这次为“右派”平反，事实已经证明百分之九十九是错的（实际上百分之百是错误的）。但是当时主持反右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仍然坚持认为，当年反右派是对的，只是扩大化了。我们党自认为一贯正确，对也正确，错也正确，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在报社召开的平反右派大会上，党委代表的讲话，也没有作什么检讨，只是一个一个地宣布某某予以平反，受冤屈的同志听了，从心里感到发凉。这时，秦川突然跑到主席台上，他向在座的难友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句：“同志们，委屈你们了！”他的举动，使不少人热泪盈眶，深为感动。 　　平反工作结束以后，紧接着就是安排他们以适当的工作，解决他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秦川也注意趁各单位处理干部问题的机会，调进一批干部充实人民日报的编辑队伍。 　　丁济沧同志原是陕西日报的总编辑，“文革”一开始，被打成“走资派”。“文革”结束后，由于陕西的平反工作进展迟缓，丁济沧迟迟得不到解放。丁是我和秦川在延安、西安时期的老同事，他本人也愿意调到北京。陕西又以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为由，不同意调出。秦川作了不少工作，终于征得陕西有关方面的同意,先把他调进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负责解决他的平反问题。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很好。以后又采取这个办法调来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到人民日报作副总编辑。 　　在这一时期，先后调入人民日报的中层干部，还有商恺、王飞、姚力文、陈勇进、田流、张南舍、林里、刘宾雁等知名的编辑记者，充实了人民日报的干部队伍。这样，人民日报在建国后十七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临近“文革”时调进的一批大学毕业的新闻专业的高材生，他们经过十年“文革”的磨炼，也成为比较富有经验的骨干；加上新调进的一批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使得人民日报的全体同志在这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骨干力量的带动下，在中国新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意气风发的戏剧。 　　这一时期，也是人民日报蒸蒸日上的发达时期。报纸发行量突破六百万份，最高达到六百四十多万份，这在人民日报史上，是空前的。 　　人民日报发行量高涨，当然是靠报纸内容日益受到读者喜爱。同时，也少不了报社经理部门在经营、管理、印刷、发行方面的努力。这时逐渐扩大了航空版的运送和电传版的建立，报社印刷厂设备的更新、改进和扩大，全国各地印刷点的增加和设备的更新，以及纸张、油墨、器材的供应，等等，不仅逐渐跟上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超前作好准备。 　　随着发行量的增加，收入增加，报社经费也逐渐从半自给到完全自给自足，不仅不要国家补助，每年还向国家上交一千万到二千万元的利税。人民日报作为一个国营事业单位，很快达到这样水平，在经营管理上也受到国家的一再奖励。 　　人民日报的资金比较雄厚了，秦川和我就想将这一报纸事业向一个综合性的企业发展。我们成立了人民日报出版社；恢复了《新闻战线》杂志；创办了我国第一张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报纸《市场报》；还大力资助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张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和《中国农民报》；还与社会科学院合办了新闻研究所，和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办了新闻研究生班。办这些新闻事业，要钱、要人、要办公室、要宿舍，都由人民日报调拨，都是经过秦川同志筹划落实的。 　　在人民日报的事业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原来在王府井大街的社址，已经无法容纳了。报社工作人员分布在城区的各个小院落小宿舍里，也很不利于工作了。于是就酝酿大搬家。从选择社址、交涉、筹建、搬家、扩建办公楼和宿舍楼，新建印刷厂、纸库和专用运输道路，更新现代化的印刷设备，等等，都是人民日报社这一支管理队伍日夜费心尽力操办起来的。这中间，经过多少复杂繁重的工作，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劳动！我这个埋头于编辑工作的领导人，是知道得太少太少了。秦川，他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他在这方面付出的辛劳和智慧，也是我和编辑部很多同志很少知道的。 　　老实说，当时，人民日报不仅培养锻炼出一支优秀的编辑工作队伍，也培养锻炼出一支优秀的经营管理工作队伍。可以无愧地说，人民日报这个新闻大舞台，在我和秦川当政的十年里，演出了很多有声有色的戏剧，都是这两支队伍，一支在前台，一支在后台联合演出的。 　　至于在我离开人民日报以后，秦川还坚持了两年，秦川在这一时期所做出的贡献，我就不大清楚。总之，在人民日报发展史上，秦川所做的贡献，将是不朽的。 　　辞职下台引来的风波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先后三次辞职。每次，我都同秦川商量，每次他都表示反对，我却一意孤行，不接受好友的劝阻，下决心不干了。第一次，我以满65岁为由请辞总编辑职务，中央留我，不批准。第二次再次辞职，中央要我退入后台，当社长，让秦川走上前台，当总编辑。1983年，我又请辞社长职务，离开人民日报。谁知这正中胡乔木的下怀，引来了一场灾祸。我一再不听秦川的劝告，悔之晚矣。 　　我一再辞职的原因，外因是胡乔木等人处心积虑地要把我赶下台，把人民日报这块最重要的宣传阵地抢夺去，达到他推倒耀邦的目的。 　　内因是我自己的软弱。我已经日益厌倦和胡乔木的斗争，想用消积退让的办法，摆脱同他们无休止的纠纷。我觉得自己几十年一心一意为国为民，没有私心，没有官瘾，中央号召老同志退居二线，我衷心拥护。同时，我感到这些年来，由于我的原因，使报社不少同志受我的牵连，使他们蒙冤受屈。我以为我主动退了，左王们的攻击目标不存在了，人民日报就会安稳些，我相信秦川会比我做的更好。 　　我第二次辞职前，正在酝酿召开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我看到中央拟定的十二大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子，我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正要辞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职务，推荐秦川作总编辑，所以希望中央把中委名单中的胡绩伟改为秦川。 　　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在召开十二大以后，我正式递上第二次辞呈，中央批准我退居二线，秦川继任总编辑，我任社长。 　　1983年10月，当中央批准我第三次辞职，同意我离开人民日报以后，竟然引来了一场灾难，却是出乎我的预料的，而秦川却先我想到了。 　　批准我辞去社长职务，中央书记处开了一次会，报社几位正副总编辑都应邀参加。会上，耀邦、仲勋、启立等都一再表扬了我，肯定了我的成绩。唯独胡乔木与众不同，却说我长期抵制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一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当场，几位同志都为我作了辩驳，秦川讲得比较系统。 　　谁知过了几天，乔木和邓力群到人民日报召开全社紧急会议，趁传达中央批准我辞职的机会，大讲我犯了同中央不保持一致的错误，给我扣了一堆大帽子。同时还批评了王若水犯了和我同样的错误，号召人民日报社开展整风，批判我和王若水的错误。由于乔木的讲话捏造事实，加害于人，引起报社同志的很大反感，积极响应的人寥寥无几。 　　在这个时期，书记处几次讨论人民日报工作的时候，秦川都一再为我辩护，列举件件事实，批驳了乔木。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在会上会下，也批评了乔木在报社大会上的讲话。五个月后，乔木不得不再次到报社召开干部会议，扭扭捏捏地作了一个文过饰非、言不由衷的检讨，向我和王若水道歉，还一再声明他“从无害人之心”，玩了一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令人啼笑皆非。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乔木在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竟然说我在“文革”时是“造反派”，是“井岗山的黑后台”（当时报社造反群众分两大派，井岗山兵团和遵义兵团）。“文革”末期，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乔木向江青写了一封效忠信，揭发批判邓小平的错误有十四条之多。“文革”后，有人抓住这一点，要把乔木列入“四人帮”帮派分子的行列。耀邦、我、秦川、于光远、曾涛等人都出来力保乔木，说他有错误但并不是帮派分子。没想到，五六年之后，乔木反而诬陷我是“四人帮”帮派分子。 　　这引起报社同志的义愤。当时曾参加过井岗山兵团的几位同志向秦川写了反驳材料，秦川和李庄联名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为我洗刷乔木企图加给我的罪名。 　　这是我离职后，秦川又一次保了我。我辞去社长职务以后，乔木以为把我赶走了，就可以把人民日报这块宣传阵地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谁知大失所望。社内的一些同志用“四人帮”时流行的话讽刺乔木说：“秦川执行的是没有胡绩伟的胡绩伟路线”。 　　可是，乔木仍不死心，新的花招又出来了。 　　胡乔木在几次会议上讲：“人民日报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工作，“主要文章要送中宣部审查”，这些话引起报社一些老同志的注意。他们看透了胡乔木之所以如此说，是想把中央党报变成中宣部的报纸，要求秦川向中央反映。 　　秦川找我商量。秦川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从来都是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是中宣部的同级单位，怎么能划到中宣部领导下呢？”秦川对我说：“从延安解放日报起你就在中央党报工作几十年，由你出来说话更有力量。”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历数中央党报几次换代，中央直接领导党报的体制没有变过。当时我说，陆定一（解放日报总编辑）和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还在，请中央找他们证实，看我的话是不是事实。结果，经过书记处了解，肯定了我的说法。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耀邦重申人民日报归中央直接领导。胡乔木、邓力群这一计谋又破产了。 　　可惜，“六．四”以后，秦川保我也吹了，秦川和我保人民日报也吹了，这是我国历史的悲剧，也是人民日报的悲剧，更是秦川和我的悲剧。 　　珍贵的四张照片 　　在这篇怀念秦川的文章即将结束时，我想起了秦川为我拍摄的两张珍贵的照片和我与秦川合影的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1950年初新中国刚刚建立，我们都还在西安工作。恰好，这年春天我们都因公先后来到北京。我妻子胡一哉在北京市妇联任秘书长，我因参加中央宣传代表团去访问苏联到北京集训，一家人得以团圆。老友秦川来看望我，为我们全家拍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的背景是市妇联在东华门宿舍的院中。 　　第二张是1988年夏天，胡耀邦在烟台疗养院养病，我和秦川也在养马岛疗养院休假。一天，我们两对夫妻特地去看望耀邦夫妇。那时，耀邦正患坐骨神经炎和脊椎炎，站立和走动都不方便。秦川要我和耀邦照一张合影，我就坐在他坐的沙发扶手上。耀邦一下把我拉下来，同他一起紧紧挤坐在这张单人沙发上，充分体现了我同耀邦的亲密关系。 　　第三张是我和秦川同耀邦的合影，也是这次拍摄的。告别时，耀邦站起来，坚持要送我们出门。他虽然很吃力地走着，还是高兴地同我们道别，这一别竟是永别。 　　最后一张是1985年，陆定一同志再次当选政协副主席时，他专程到报社来看望我和秦川，我们一起在外宾接待室合影留念，照片中有王若水、郑莉莉（她是人民日报外联室的日文翻译，是陆定一的儿媳妇）。定一同志是延安时代的中央宣传部长，又当过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是我和秦川的老领导、老上级。 　　2001年1月，朋友们祝贺秦川八十寿辰举行聚会时，我写了四句祝寿诗，在这次祝寿宴会上朗诵过。诗句是： 　　暴雨狂风幸同船， 　　搀扶护卫六十年。 　　哀哀朋辈成冤鬼， 　　庆存群鹰踞雄巅。 　　祝贺 六十年并肩作战的老友秦川八十寿辰 　　胡绩伟拱手敬贺 狄沙举杯同庆 　　2000年1月22 日 　　六十年来，秦川和我有幸在暴雨狂风中同甘共苦，相互搀扶，相互卫护，度过无数惊涛骇浪般的年月。看着这四张照片，读着这一首贺词，忍不住涔涔泪下。 　　2003年3月21日初稿，4月10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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