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里秦川”，曾是中华文明和中国革命的核心地带，秦川年轻时在那里战斗过，并取了这样的名字，听上去自有一种黄土地上吞吐八荒的气概。秦川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初期在边区政府和西北局宣传部门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宣部任职，“文革”后到了人民日报社，堪称中共宣传史的“活化石”。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5日，秦川从东北军抗日先锋队来到陕西投奔红军，17岁就参加党刊编委会。1953年从西北局奉调进京，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副处长。该处成员有龚育之、郑必坚、何祚庥，同级干部则有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文艺处副处长丁玲、电影处副处长江青。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党内民主大滑坡，秦川却未自觉，凭着实地走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陕西、四川、云南、内蒙古等省份的观察，斗胆断言中央“被胜利冲昏头脑”，危言耸听“主观主义也会亡党亡国”。他竟然“不识相”地把彭德怀的“万言书”推荐给妇联作为形势报告材料，又自作主张把“自由平等博爱”写进国庆宣传纲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下放劳动，在全国大饥荒中体重下降到96斤。他虽然得到过中宣部陆定一部长的照顾，却不幸被参加中宣部领导工作的康生咬住不放，扬言“10个极右派也不换一个秦川！”1964年，秦川被允许离开中宣部“自谋出路”，打电话给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谷牧。谷牧在电话中敲定，让他到政治部当宣传部部长。康生闻讯，坐着车子赶到谷牧处质问：为什么要收留秦川？！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在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任上的秦川顶住政治局委员兼市委书记吴德的压力保护学生，大包大揽地说：“北工大一个有问题的学生也没有，要处分就处分我！” 　　　　真正让这个贵州汉子大放异彩的，是他在1977年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及后来又接替胡绩伟当社长的那一段时期。那个万马齐喑、创深痛巨的“十年浩劫”刚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级新闻单位奇迹般地冒出一个大彻大悟、敢作敢为的团队，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抵制和批判“两个凡是”，突破几十年的条条框框，平反更多的冤假错案，鼓吹民主和法制，支持农村“包产到户”，反省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营造“改革”和“开创新局面”的“话语权”……秦川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主将。 　　　　当刘少奇案还是中国头等忌讳、刘的妻子王光美仍被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川就示意刘少奇的子女争取为父亲平反。秦川后来回忆说：“想当年，左的东西如泰山压顶啊！有的冤案曝光和批评报道，起初是我们这些‘小萝卜头’自作主张搞的，在遇到阻力后，是耀邦挺身而出给予宝贵的支持。像张志新之死，是辽宁《党的生活》杂志率先披露，引起争论后，《人民日报》在全国性大报中率先响应、组织讨论。事后在一个党内的会上，有三个人站出来严厉批评我。耀邦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讲话中，列举为革命而献身的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时，最后提到了张志新的名字，说她是当代的刘胡兰、无愧于时代的英雄。” 　　　　1979年《人民日报》登出一篇批评北京市的报道。在国务院的一个会上，有人拿着一张转载此文的香港报纸，走到分管北京市工作的李先念副主席和华国锋主席面前告状。有人厉声问道：“《人民日报》来人没有？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虽然华国锋没有表示什么，但会场气氛高度紧张，问题提到了《人民日报》是否遵守党性的高度。第二天，胡耀邦把秦川叫去，劈头就问：“怎么样，昨天挨批了？”秦川说没事。胡耀邦说：“那就好，我给你布置几篇社论……”一场风波，就这么轻轻揭过。像影响更大的“渤海2号沉船事件”的批评报道，在受到指责后也幸有胡耀邦撑腰。秦川感慨系之：“那段时间，实现了党的新闻事业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闻自由，生逢其时真是我们的幸运。” 　　　　这个幸运的团队是相当自觉地呼应当时正在奋力成为党内“主流”的邓小平、胡耀邦，铁了心“为王前驱”的。刚进人民日报社时，他是胡绩伟的副手，两人配合默契；胡绩伟靠边站后，秦川主持工作。有领导奉劝、要求秦川“不要东倒西歪”，还有老同志干脆在电话中骂道“秦川到底有几个脑袋？”对此，他都一笑置之。1983年初，中共十二大开过不久，秦川从《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那里听到有人在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擅自传达胡耀邦的“错误”，嗅出了其中不寻常的味道，当即把这个原始记录本呈送给中央书记处的一位西北局老领导。后来，小平同志和叶剑英制止了这一非组织行为，维持了十二大的人事格局。历史见证了秦川的忠诚、机敏和胆识。 　　　　1983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演说，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演变为一场很大的政治风波。秦川坦然承担了批准《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周扬文章的责任，因此没有少被“敲打”。秦川倒也无怨无悔。周扬在医院的病床上变成植物人前，用残存的清醒意识对前来探视的昔日部下秦川说：“我的事你清楚，我想透了，我们不能再重复‘左’……秦城……我想了许多许多……” 　　　　这年下半年，在一些人的鼓噪下，出现了剪披肩发、剪喇叭裤管的风潮。《人民日报》没有跟风，岁末在中央打招呼后及时发出“前一段时间‘清污’走了点样”的公开报道，协助制止了一场28天的“小文革”。秦川和其他同志的一致想法是：不能用封建思想反对资本主义，不能影响和冲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这一年王震表态支持对尚在争议中的经济特区，要求秦川派记者到深圳采写出长篇通讯，王震亲自撰写短评。老道的秦川扣住王震的短评未发，还勾掉了记者通讯中一些刺激性的语言。王震打电话表示不满，秦川解释说，您批的实际上是一位老同志的观点啊。“胡子”王震不服气，当即说“我找小平去！”这就有了1984年初王震陪同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小平在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秦川等人因为反“左”和主张全面改革屡屡成为“被告”，为此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出言词恳切的检查信和辩护状，但事后依然故我，“冥顽不灵”之至。在几个关键场合，秦川也瞅准机会当了几回“原告”，比如1984年就以他个人的名义上报了一个参阅件，历数当时宣传工作领导人“左”的错误。他还跟这个领导人在电话中相互摔过话筒。 　　　　新闻界的这个团队批“左”都是好把式，但有时也走得太急、太远。《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曾批评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占公家小便宜，胡耀邦主张这位同志还年轻，可以从轻发落。秦川以为这是在讲妥协，更加来劲，一连发了好几期内参。气得胡耀邦摇头叹息：“秦川想把我逼到哪里去？把我逼得无路了！”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当年反“两个凡是”、反左的冲锋陷阵，秦川后来作过这样的反思：“我本不是一个论战式的人物，是历史把我推到前台。我作为人民日报的具体负责人，在抓住小平同志的改革路线、开创新局面方面宣传得不够，认真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理论不够，没有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忙于应付‘清污’，对清查文革‘三种人’的宣传也做得不够。现在看来，不必跟他们争论了，还是腾出精力好好办报纸。” 　　　　人民日报社的不少同志至今还记得，1985年12月10日秦川被忽然宣布免去社长职务。秦川闻之哈哈一笑说：“以后你们谁管我的饭啊？”颇有无官一身轻的味道。 　　　　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前，时任七届人大常委的秦川就在人民大会堂大声疾呼反左，以年迈之躯加入了党内外重拾改革势头的强大舆论声浪中。这一年秦川给老领导陆定一祝寿，陆定一在生日家宴上的一席话让秦川击节赞赏：“我们党战争年代靠的是投身革命的‘军阀’，他们教我们如何建司令部、作战科、通讯科、后勤部，如何操练、打靶、挖战壕。我们依靠他们、驾驭他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搞现代化，要靠‘财阀’，他们教我们如何管理现代企业、开拓市场。我们要学会依靠‘财阀’、驾驭‘财阀’。”一席话，竟是对历史走向的敏感预测和深刻概括。 　　　　秦川很有人情味，“一贯的调皮”（西路军将领李卓然语），“读书不多”（陆定一语），“爱讲牢骚话”（胡耀邦语）。在人民日报社，他从不过问“内政”，工作比较放手，只把握政治方向，大事不糊涂，有什么“错误”就挺身承担。 　　　　闲谈时，秦川提起过有关刘少奇的两个细节： 　　　　刘少奇1945年说过一句沉痛的话：“死去的同志中，很多经过党内斗争的考验。” 　　　　刘少奇平反后，少奇的儿子对秦川说：“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 　　　　在羊年春节前夕，又一个“经过党内斗争考验”、伟大而孤寂的灵魂离我们而去了。在他木樨地22号的寓所里，挂过一幅朋友送的对联：“茶为临泉试，松宜带雪看”，宛若秦川光明磊落的人生写照。■ 　　　　作者为原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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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6/22 10:5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