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原名苟克宽，字忠恕，1920年5月生，贵州赤水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晌，1934年赴北京求学，旋加入“左联”，不久加入少年共青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被党派往西安张学良部东北军工作，亲历“西安事变”。1937年元月赴延安，先后进八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学习。曾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边区文协工作，并任过米脂县委书记。1949年随彭德怀大军解放大西北，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改委员会文教委员、新闻局局长，1952年被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宣传处副处长。1959年被划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75年平反恢复工怍，调北京工业大学任党委书记。1977提调《 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以后任社长兼总编辑。曾任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秦川 　　为真理而斗争 　　 杨宗和 　　面对一部生动的中国革命史 　　他是一位在毛泽东思想影响下成长的革命战士，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终生不悔的革命老人，一位胸襟开阔的和善长者。他已经82岁，他在鲁迅左翼文学影响下，从14岁开始就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他的一生都在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少历史事件，得到了锻炼，受到了党的教育培养，不断成长，且老而弥坚，在党内极“左”路线、极“左”思潮肆虐、泛滥的时候，他部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体现了他刚正不阿、光明磊洛的精神和战士风骨。 　　他获得了党内外的普遍尊敬。他就是继邓拓、吴冷西、胡绩伟之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第四任社长兼总编辑秦川同志，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一位为党为人民作出过贡献的，响当当的贵州人。 　　2002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秦老在他位于北京木樨地的高楼寓所里接待了我们。作为同行和晚辈，面对这位享誉中外的新闻界老前辈，我们是景仰有加也颇为拘谨的。老实说，我们不知道这位中国新闻界的元老和耆宿将对我们的采访持什么态度，也不知道我们之间能否找到那个彼此沟通的契合点和认同感。 　　这位具有68年革命经历的老人，在抗战爆发前夕就奔赴延安，从16岁开始，在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战斗了13年。1947年以后又跟随彭德怀、贺龙等同志转战大西北。1953年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1977年调人《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1984年以后为《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和中央委员。68年在革命生涯，都处在党中央的核心周围，我党我军著名的老一代革命家董必武、王若飞、李卓然、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陆定一等都作过他的直接领导，并和这些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参加过“西安事变”、延安整风，参加过“抢救失足者运动”，参加过红军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也参加过解放大西北和建国以后的各项政治运动，参加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作为《人民日报》总编和中央委员，他参加过党的各种重要会议，他熟悉党的历史，了解党内多次政治斗争的真实情况……他是一位阅历丰富的老革命，一部内容丰富的现代中国革命史。自1934年他离开故乡赤水以后，中国近70年的革命史，都满溢地贮存在他饱经风霜的头脑里。伴随着半个多世纪的故乡情、故人情，都在他头脑里膨胀、发酵，等待一个喷发的时机，只要有人轻轻地触动一下，他的故事就会滔滔不绝地喷涌出来。 　　在21世纪的今天，秦老无疑是一位难得的革命历史的见证人，也是一位被忽略和冷落了的革命历史证者。 　　当我们简单说明来意之后，秦老便认同了我们的采访。他并没有以中国权威大报社长兼总编辑的身份对我们的来访表示犹豫或矜持，而是以一个真正贵州老乡的身份和我们热情地攀谈起来，对贵州的任何情况，秦老都十分喜闻乐听，兴致勃勃。故乡的来人、故乡的话题，似乎触动了老人数十年来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故乡情结，每当谈到高兴处，他就要禁不住感叹一番。他说：“参加革命以后，我很少回故乡，这些年，也很少回故乡，但毕竟是个贵州人啊，所以总是想念着家乡的一切，家乡的变化。这些年，贵州来京的人也很少，你们来了，我很高兴！贵州很遥远，很闭塞，也比较落后，贵州的同志应该出来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这对贵州的改革开放有好处的啊！” 　　听得出来，秦老对我们的到来十分高兴，这使我们想到了那首著名的唐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木末芙蓉花，春来着花未？”乡思、乡情、故乡人，一下子打开了老人的百宝箱，他和我们作了三次长谈，每次都是半天以上。到了中午，他不让我们走，用家乡的菜肴招待我们。我们相对坐着，边吃边聊，老人那一份对党、对人民、对民族未来的关注与深情，对家乡对亲人的那份眷恋和牵挂，都使我们咀嚼出无穷的韵味儿和无限的真诚！ 　　他说得很多很多，还给了我们一些材料。但那仅是他丰富的、战斗一生中的风毛麟角、沧海一粟。 　　站在这位矍铄的老人面前，我们像站在一座革命历史宝库面前。面对着一部生动的中国革命史，我们既惭愧又庆幸！因为我们毕竟开始采访他了，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不应忽视的贵州人。尽管我们不能反映他壮丽的革命一生，但也没有因为我们的无知而使之失落。因为他不仅是属于贵州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未来的。 　　让我们打开这部尘封已久的，精彩的历史吧！ 　　从赤水到北京：从文学青年到革命者 　　秦川原名苟克宽，1920年5月，出身在贵州赤水县城的一个富裕的书香之家。祖上不但给后代留下一片不小的街房，在清未还得到贡生的功名，是赤水县有名的旺族和世家。他的舅父段雪笙是著名的左翼作家，早期共产党人，担任过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和许多早期共产党人、左翼作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赤水地处川黔交界处，一条静静奔流的赤水河，把这座位于黔北末端的古老县城与浩浩奔流的长江紧密联系起来，又与灯火相映的川南大地遥遥相望。由于赤水河带来的便利，赤水县很早就成为川盐入黔的唯一交通要道，也成为长江流域先进文化进入黔中大地的必经之路。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贵州公路很少，交通闭塞，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新思想，却能顺利地沿着长江溯流而上传到赤水，使它成为当时贵州交通最为发达的地方。由于它地接川南，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在川南的革命影响和革命活动，也很快地传播到赤水。1925年，在川南地下党的影响下，赤水建立了贵州第一个最早的地下党支部。秦川的好几位亲友都成了地下党员。他们在赤水县办小报，开书店，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影响了一批思想激进的年轻人。 　　秦川是这些人中突出的一位。由于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喜欢各种剑侠小说，任侠尚气，爱憎分明。“五四”新文化传到赤水后，他又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许多左翼作家的著作，使这位朝气勃勃的富家少年，变成了一位痴迷于革命文学的热血青年。面对英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想成为一位作家，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振兴呐喊呼号，抛洒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父母先后去世，三代单传的他，本应该继承那份丰厚的家业，做一个富裕悠闲的公子哥儿，但“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使这位原名“苟克宽”，字“忠恕”的年轻人，再也无法在老家呆下去了！革命的风云在召唤着他，民族解放战争的号角在召唤着他。于是，他抛弃了父亲要他变成一个克己宽仁、具有“忠恕”之道的人的希望，他决心奔赴祖国的北京，去寻求革命的真理，去奔赴民族解放的火热战场。 　　1934年春天，刚满14岁的秦川，腰间用布袋缠了200块银元，穿了一件青布长衫，从赤水到重庆，在重庆坐上一条外国轮船，下长江，过三峡，奔武汉，准备从武汉上北京。 　　为了节省，他买了一张三等统舱票，所有旅客，都相挨着席地而睡。上船后他碰上了一位表现相当热情的中年人，老是称呼他“兄弟，兄弟”，非常关心亲切的样子。秦川第一次出远门，遇上一位热心的同路人，自然十分高兴，于是引为友伴，二人相挨而卧，统舱里又闷又热，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便是沉沉的酣睡，不知道轮船已过了三峡。天明亮时船到宜昌，秦川醒了，感到腰间没有了往日的重量，用手摸摸，200块大洋没有了！看看那个昨天一直跟他称兄道弟的家伙，却早已没了人影，不知这家伙几时下船溜掉了！还好，他还剩下一张船票和几块银元，武汉还可以到达，但北京是去不成了。 　　来到武汉，他找到他大哥一位在国民党军队当官的朋友借了些钱，在武汉三镇游玩了一阵子，看了许多风光，在龟山之巅、鹦鹉洲上、黄鹤楼头，凭高远眺，望着滚滚大江，抒发了许多年青人的感慨和白云苍狗的兴亡之叹。 　　可是，借来的钱又没有了，北京之行仍然无望。于是，那位大哥的朋友又介绍他去为一位军官的女儿作家庭教师。除了小说和文艺，秦川对教书完全没有兴趣。大概由于他是赤水的富家大族和他那位颇有名气的大哥的声誉，不久，又从另一位赤水同乡武汉大学教授那里借到一笔旅费。1933午7月，秦川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在东城区一个叫李阁老胡同的地方租下两间房子，在附近的一所普通高中里上了学。当时的古城北京是动荡不安的，敌我消长，犬牙交错，左中右俱全。但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力量却十分活跃，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学青年，很自然地成为党的主张、路线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很快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民族的危机越严重，时局的变化越迅速，这种裂变的状况越显著。倾向革命，倾向抗日，成了当时大多数进步青年学生的主要倾向。 　　就在这段时间和这样的背景下，秦川认识了四川籍的左翼作家王志之，以后又认识了王若飞的堂兄弟王景仁和专做东北军兵运工作的东北人吴山，他们都是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专和进步青年学生交朋友，吸引他们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看着秦川老实巴交地学习，王志之告诉他：“你这书别读了，这样读下去没用，干脆自学吧！” 　　于是，读完半学期后，秦川和王志之等来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自学，先读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又读30年代的中国文学。这种自主性、趣味性很强的自学，大大提高了他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本来就反映很快、记忆力极强的秦川，简直犹如龙游大海，鸟翔蓝天。那颗刚刚十四五岁的年轻而活跃的心，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海中自由沉浮，使他感到其乐无穷。为了和别人抢读当时数量极少的名著佳作，他几乎是一天一本，免不了生吞活剥。至今82岁的他，每天仍能读七八万字的能力，就是从那时训练出来的。秦老至今仍留恋那段生活，他说，图书馆中午还提供廉价午餐，2毛钱，一碗饭，两根腌黄瓜，一碗酱油汤。吃饱后到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睡一个小时的觉，下午继续读。 　　这真是神仙般的快乐日子，既满足，又惬意。这正是1935年那个对中国命运来说十分关键的一年，红军已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由于秦川的进步和积极向上，他已被王若飞的堂弟王景仁和王志之介绍先后加入了左联和少年共青团，次年又由少年青团员共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完成了他从思想上、组织上的飞跃。一位从赤水河畔走出来的文学少年，变成了一位年轻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这期间，他边自学还参加了一系列党的地下活动，像电影上的惊险镜头一样，深夜里到大街小巷贴标语。他总是提着糨糊桶，用衣服掩着，看看没有人的城墙或街巷拐角处，猛刷两刷子，后面的同志就迅速贴上一张，既紧张又惊险。有时，第二天还到贴到过标语的地方瞧瞧，听听围观者的反映和议论，就感到极大的快慰和满足。1935年5月，他用家里寄给他交学费的钱，和王志之等人办了一个进步的文艺刊物，取名《榴火》，沿用“五月榴花红似火”的意思，并勇敢的寄给鲁迅先生。鲁迅在他的日记里为这个小小的文学刊物慎重地记上了一笔：“某年某月某日，收到‘榴火’Ⅹ册”云云。秦川在这个刊物上写诗作文，把一个热血少年向往革命的热情和决心表达出来。得知红军开始长征以后，他又争着要去追赶红军，但那已经没有可能，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又向他的舅父段雪笙提出，他要到延安去，要到前线去。舅父告诉他：“你去了就别回来。” 　　那时要到延安是很难的，但他的决心已下，或迟或早，那一步都会走出去的。一位热血纯朴的山区少年，就像一股山间的泉水，沿着赤水河曲折的航道，已流入滚滚长江，急欲化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潮。 　　从西安到延安：董老和李卓然的关怀 　　这一天终于很快到来。1936年，张学良的东北军受蒋介石之命开赴西安围剿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方针和《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痛失东北三省的张学良和杨虎城转向抗日，酝酿着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党中央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参加东北军，争取把20万东北军变为抗日的同盟军。秦川、谷牧以及后来成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王一平等200多人，都被党中央送到了西安东北军的卫队营学兵队，争取把他们培养成东北军的基层干部。与他在北京就建立了战斗友谊的共产党员吴山，成了专搞东北兵运工作的兵委书记。来到西安之后，有感于三秦大地的雄浑古老和悠久历史，他把名字改成了秦川。 　　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国共内战，尤其欣赏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因此对这批由党派去的青年，基本没什么限制。大部分政治思想工作和教育工作，都由共产党人在做。在学兵队讲课的，也多半是共产党员，他们上政治经济学，讲社会发展史，讲阶级剥削、阶级斗争，灌输先进的革命思想和世界观。效果很好，东北军的革命性改造有了希望。 　　但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反共内战。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秦川等人所在的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参加了临潼逮捕蒋介石的行动。事发当晚，秦川所在的学兵队也枕戈待旦。刀出鞘，弹上膛，警惕地守卫着东北军卫队营驻地的一座城楼，随时准备着和蒋介石国民党控制的宪兵队、保安队战斗。 　　但是，事情发展得意外的顺利，蒋介石很快就抓住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张学良却被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在南京扣留，东北军被迫解散，奉命西移甘肃宁夏，学兵队的命运和前途就成了问题。是跟着东北军西移呢，还是走别的道路？为了继续争取东北军，周恩来同志指示这批人继续跟着东北军西移。 　　离开西安的第二天，学兵队露宿在一片田野里。半夜以后，有人轻轻地踢秦川，原来是王一平。“干啥？”秦川悄悄地问。党小组长王一平神秘地说：“穿好衣服，带好武器，这里呆不下去了。咱们走，到延安，找红军去！”于是，王一平、秦川和一位新疆的同志，悄悄地离开了学兵队，连夜向西安进发。那正是1936年12月下旬的一个严寒的夜晚。他们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发现还没有离开宿营地多远，深夜慌忙中，他们的方向走得不对头。 　　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西安，人人满面灰尘，满身臭汗，接着又奔咸阳附近的云阳镇。因为他们知道，左权将军和杨尚昆同志率领的红军前敌总部就住在云阳。 　　杨尚昆同志接见了他们，原来前后来到云阳要求去延安的人还不少。杨尚昆报告了周思来同志，周恩来指示，凡是从东北军来的人都有回东北军！秦川们死活不干，急得呜呜地哭了。杨尚昆看看他们，原来是几个十六七岁的小孩子，便改了主意说，其他人都回东北军，这几个小孩子送到延安去！秦川他们破涕为笑，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年轻的生命历程，又出现了一次新的转折。 　　1937年元月，秦川来到了红都延安。他开始分到中央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了三个月，接着又被送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这是一片与众不同的崭新天地，单纯、明朗、友爱、团结。人人穿一样的灰军装，吃一样的伙食，没有官兵之分，上下之分。领导对人都很亲切，老同志经常给小伙子们盖被子。董必武同志是红军大学（后改抗大）的政治委员，林彪是校长，董老给他们讲政治课，朱老总给他们讲红军史。董老温和、宽厚、慈祥，很喜欢秦川他们这帮小孩子，经常找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有一次董老找秦川谈话，问他：“你是哪儿人呀，生活习不习惯呀？”不料这一问竟触动了秦川的心病，他不无怨尤地咕哝着说：“我是贵州人，可我们这里贵州人太少了，就我一个，连个老乡都没有！” 　　董老听了哈哈大笑，说：“老乡少了，你咋不写信多找几个老乡来呀？” 　　秦川为此真的给几个老乡寄了信，但这些人来到武汉就被国党堵回去了。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在王若飞同志手下当了一名小干事。 　　1938年，李卓然同志接替王若飞后，秦川和李卓然有了接触，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小插曲。李卓然是一位1922年在法国人党的宽厚善良的老红军干部。这一年的夏天延河涨大水，水退后河滩小坑里留下一些小鱼儿。自小生长在水边的秦川因延安长期吃不上鱼，很馋，便抽空拣了一小铁罐往延河跑。当时李卓然正在找他，一见秦川端着一罐东西急匆匆地跑来，便拉下脸严肃地问：“秦川，都上课了，你这是在干啥呀？” 　　秦川慌了，同学们也为他着急。他只好把罐子举了举，涎着脸支吾说：“我……弄了一口点小鱼儿，弄点儿盐炒一炒，味道儿蛮好的哩……” 　　李卓然一听，会心地笑了，严肃的面孔松弛下来，然后又关心地说：“你得把它冼干净点儿啊！” 　　李卓然走了，秦川高兴得心花怒放。他感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宽厚、慈祥，使他一直怀念到21世纪的今天。 　　在延安的日子：王岩飞同志的精神和风范 　　前面已经说过，秦川是1937年10月到王若飞同志手下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王若飞同志的精神和作风，却给了他以深刻影响，使他终生受益。 　　王若飞同志是一位十分严肃又十分宽厚坚定而质朴的人，具有大山一般的性格和贵州人扎实厚道的特点。他廉洁刚正浑朴淳厚，原则性很强。他坐了国民党好几年的牢。“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他才从国民党的监狱里释放出来。几年的单独关押和与世隔绝，使他身体出了毛病，连说话都有些迟缓。 　　回到延安以后，党中央安排他作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宣传部长，负责主编机关刊物《团结》杂志。他手下有三个干事，一个是大干事陈昌浩，是张图焘红四方面军的政委；第二个是郑依平，也是个老资格；第三个自然是刚去的秦川，他被称为小干事。他不但资历短，年龄也小。陈昌浩资格老，每月津贴5元，王若飞也是5元，二干事郑依平每月3元，秦川只有l元。 　　秦川原来并不认识王若飞，分去那天他们才第一次见面。秦川把他的介绍信和党员证明递过去后，王若飞看了看，见秦川的入党介绍人是他的堂弟王景仁，就高兴地笑了起来：“啊，你是个小老乡呀，好好。”接着，王若飞就拿起墙上了的一只洋铁碗说：“走，跟我吃饭去！”说着，就把他带到他舅父黄齐生住处，拍了拍黄齐生先生的大门，就高兴地叫了起来：“舅妈，来了个贵州的小老乡秦川，给他炒碗鸡蛋饭吃！” 　　原来，王若飞入狱后，一直是舅父黄齐生先生出面组织营救，王若飞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也是黄齐生先生教育培养的结果，舅甥俩感情极深。王若飞出狱后回到延安，黄齐生先生也一同来到延安参加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王若飞的堂弟王景仁又是秦川的人党介绍人之一，这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乡情和亲近之感。 　　那一天，王若飞特别高兴，秦川也特别高兴，他不但见到了真正的贵州老乡，而这个老乡还是他的直接上级，他还吃了一顿香喷喷的蛋炒饭。这在当时物资特别困难的陕北延安，是一种怎样的特殊待遇啊！就凭着这些，他以为王若飞会在工作上给他更多的照顾。 　　但结果完全没有。王若飞分配他在办公室整理图书、报纸，糊马粪纸信封。糊着糊着，心中就来了气。当时秦川刚17岁，少年气盛，血气方刚。他觉得自己参加过左联，办过刊物，写过文章，还进过党校，怎么分自己整图书、糊信封？这未免小瞧了自己，还是个老乡呢。这样，当他再看王若飞的时候，他觉得不是那么亲切了。你看，他那么胖，说话那么慢条斯理，一句就是一句，没有一点转弯抹角，也不加任何修饰，直来直去的。他因坐牢后，落下了病，还爱喝一口小酒。既不像王明那样，长篇大论，侃倪而谈；也不像康生那样，戴着金丝眼镜，一开口就是：“亲爱的、年轻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听起来很有鼓动性和煽动性，也有文采，年轻人很爱听。相反，他觉得王若飞这位老乡太朴拙，好你个慢条斯理的老农民。而且工作上特别严肃认真，要求十分严格，他从没轻易地表扬过这位小老乡，使秦川干啥都不敢马虎。有一次秦川作校对，大样上李卓然的“卓”字误为“卑”字，却没有校出来，王若飞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一件小事儿，王若飞竟这么认真，达使秦川牢记了一辈子。以后，当他作了《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之后，他仍然时刻记住这件事，使他对一些重要文章不敢丝毫马虎，或稍存侥幸。 　　王若飞只表扬过他一次，那是一件让他感到棘手的事情。 　　那是1937年下半年的事儿。靖边县委的一位组织部长，要了一位国民党过路军官的5的块钱，这事反映到王若飞那里，组织上派秦川作为巡视员去处理。那位组织部长是位老同志，平常工作不错，县委的大多数人要保他，工作很难做。人们都怀疑秦川这个17岁的大小孩能否把这件事处理下来。但秦川满身胆气，他独自一人，引经据典，舌战群儒，用党的政策原则说服了县委一班人。终于作出决定，开除了这位组织部长的党籍，维护了共产党人的纯洁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也维护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 　　秦川回到延安后，王若飞拍着他的肩膀高兴地说：“小孩子，你干得很好。” 　　一年以后，王若飞到中央军委做了秘书长，秦川从此离开了这位严格认真的老领导，但他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青少年时期的秦川留下了一笔受用无穷的精神财富。好些年后，秦川才深深感到，王明、康生一伙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和危害，而王若飞同志那种实实在在、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又是多么可贵！秦老说，一个人的第一个领导很重要，他要求严格，就能培养出好干部，好作风，让你终生幸福！他庆幸王若飞同志作了他的第一位领导，使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真正共产党人的风格和精神。还有一件事也是使秦川终生难忘的，那就是王若飞同志独立不依，敢于坚持真理，不随流俗的坚定精神和战士风骨。 　　那是他和王若飞同志共事的那段时间。有一天夜里，王若飞同志喝了点酒，步履沉重地走过秦川的窑洞口，口里不停地念着：“独秀，独秀……” 　　秦川诧异了，怎么王若飞同志老念独秀、独秀呢？后来秦川才知道，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陈独秀要求重回党内工作。据说毛泽东同志都同意了，但康生不同意，王若飞同志为此十分感慨和压抑。听说后来有一次王若飞和毛主席说起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会议，那次会议因为王明、米夫等人的把持，毛泽东等同志被排挤在外，陈独秀没有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而被王明等人夺了权。王若飞同志感慨地说：“如果我参加了六大，我就要投陈独秀一票。”毛泽东同志也说，如果他在，也要投陈独秀一票！ 　　这在当时是独排众议的，也是孤立的，但王若飞同志就敢说出自己的观点，保持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竖持真理，不随流俗的大无畏精神。后来的事实证明，王若飞的看法是正确的，陈独秀几经磨难、饱受误解，至死没有说过一句党的坏话。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为革命英勇牺牲，他也没有一句怨言。这是何等的精神和风骨！王若飞能独立思考，正确评价陈独秀同志，这又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识！ 　　还有一件事也让秦川记忆犹新，那就是王若飞同志坚持原则，保护干部的精神。1940年前后中央局一位领导人对一个叫郑依平的干部不满，总是想整治他。郑依平是1928年人党的考党员，北大学生，有文化也有点骄做，看不惯那位领导的主观和粗鲁，提过一些意见。这个领导便怀恨在心，三次找到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王若飞，要求要整治处理郑依平。王若飞不同意，说：“思想问题不能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恩想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分开。”那位领导人虽然很不高兴，但郑依平同志却得到了保护，解放后成为哈尔滨市的第一任市委副书记。 　　这就是真正的贵州人，大山一样坚定的性格和精神！秦老青年时代就按受过王若飞同志的影响，在他以后的革命岁月里，这些性格和精神都会——表现出来。 　　从延安到西安：他正走向成熟 　　从1937年元月到延安至1949年随彭德怀解放大西北，秦川在延安呆了13年，这是他生命历程中最重要、最幸福的时期。那时他青春少年，朝气蓬勃，在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从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青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经受过许多考验。他办过报纸，带领过文工团、宣传队，参加过延安整风等种种运动，做过陕甘宁边区农村调查，当过米脂县委书记，为革命做过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大西北解放后，他担任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新闻出版局局长，取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经验，为他后来承担《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间有几件事是使他至今难以忘怀的。 　　一件是1940年以后，由于康生等人极“左”路线的影响，延安不但搞了所谓“肃托”运动，还搞了在我党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所谓“挽救失足者运动”。这次运动，把许多根据党中央的决策与国民觉进行合作的干部与国统区来的学生和干部，都打成“失足者”、叛徒、特务或投降派，进行残酷迫害，关押吊打，刑讯逼供。秦川由于历史单纯，没受到什么迫害，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些运动的核心或负责人。但随着运动的深人发展，他也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但他没法改变当时的潮流。然而他很同情那些因莫须有罪名而深受迫害的同志。他当时负责的部门是陕甘宁边区文艺家协会，简称文协，许多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成了受迫害的对象，他不但没有对他们搞逼供信，还组织他们下乡演出，让他们在运动中有所表现，从而较好地保护了他们。运动结束后，他负责的这个部门，没有出现一个被迫致死的现象。一次，他晚上下班以后路过一棵大树下，有人正在吊打迫害一位老干部，据说是他过去的通讯员揭发这位老同志有迫害中央领导的意图。其实都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老干部坚决否认，于是被吊打，弄得奄奄一息。秦川问明后，说明了党的政策，制止了继续吊打拷问，将这位老干部放下来送回了单位，保护了这位老同志的生命。 　　1983年，这位老同志已生命垂危，当他得知秦川要去医院看他时，老人把所有的儿女找到面前对他们说：“这就是我经常给你们说的秦川——秦叔叔。在延安时，不是他救我一命，我早就冤死了。” 　　在1936年以后延安的每次运动中，包括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秦川都是作力积极分子而被重用，参加了中央的许多会议，或作记录，或作基层运动的负责人。但由于他的正派和宽厚，都没有为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往往是在运动以后，才证明他是对的。因此年轻的秦川，一直受到王若飞、李卓然、张稼夫等同志的赏识。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建设巩固的陕北根据地，毛主席号召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于是，1939—1940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是我党为突破国民党的长期封锁进行的一次战略决策，对党和边区政府的稳定和发展十分重要，也为以后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土改过后陕北农村情况怎样？人民生产生活有无提高，有什么问题和经验？土改过后党在农村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什么等等，都亟须总结和提高。为此，党中央以张闻天同志为首组成了一个中央调查组，1941年9月24日～11月25日，中共西北局宣传部也派出了一个6人调查小组赴陕甘宁边区的固临进行为时两个月的农村调查，调查组的组长是李卓然同志，秦川和后来成为中国驻英国大使的柯华都是主要成员。 　　两个月内，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户，一村村、一户户地对几个不同类型的区乡进行了深人调查，对土改前后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政策的宣传普及，干部素质和生产力的提高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深刻的分析，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很受陈云同志的重视。在这个被称为《固临凋查》的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土改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也指出了由于文化的落后及边区长期地瘠民贫等历史原因，边区经济的发展和税收的增加仍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不是一下子就能扭转。而且明确提出，由于教育文化的落后，干部素质、群众觉悟、生产发展和抗战宣传，政策宣传等都受到影响，这对后来边区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些观点，60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报告明确提出了当时边区人民赋税过重的问题，很有见地和胆识。 　　《固临凋查》是我党在陕北的第一个农村经济社会现状的综合调查，这个调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印发整个陕甘宁边区，对推动边区生产经济的发展，增加财税收人，打破敌人的封锁，巩固边区建设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个调查报告的40多个小专题中，有三分之二是由秦川同志执笔的。 　　1949年，秦川随彭德怀、贺龙同志进军大西北。西安解放后他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新闻局局长，写了一些重要社论和评论文章。1951年6月，正是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和西北各省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不久的动荡时期，为了宣传好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宣传好党的性质，增强西北人民对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他用三天时间口述，由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记录，写成了一册《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人》的宣传手册，生动形象地宣传了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这本宣传手册多次再版重印，在西北地区发行l00多万册。 　　新都调查前后：为民请命的代价 　　由于秦川同志出色的能力和工作，L952年，他被调到中宣部宣传处作了副处长。面对解放初期的严峻形势，在陆定一等部长的指导下，从宣传的方针政策、宣传口径到宣传的方式方法等，他都作了很多奠基工作。我国后来宣传方面的规范、原则、纪律和要求，大部分都是那时确定下来的。 　　当然，这些具体工作都是繁琐的，细致的，没有什么传奇性和故事性，但却要付出许多心血和劳动。那段时问，秦川同志热情高涨，经常带着宣传上的问题刭全国各地调查研究。直到今天，秦川同志还骄傲地说，他到中宣部宣传处后，几年间跑遍了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很多省市自治区的情况他都了解，没有下车伊始，搞主观主义和瞎指挥。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实事求是的认真精神，使他在1959年的大跃进中，被打成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靠边处理十多年。 　　那真是一桩冤案！ 　　1959年初，四川的大跃进、浮夸风已出现严重问题，但四川省的某些领导还在捂盖子。当时的新都县被认为是四川大跃进搞得最好的。他们深入新都县桂湖公社调查了一个月后，发现了那里出现的严重问题，便给当时的中宣部写了一份名为《四川省新都县桂湖人民公社调查报告》的材料。这个材料开始的部分，迫于当时的形势和气氛，对全县和桂湖公社大跃进中的事物和情况也作了一些明显勉强的肯定，但接着就用大量的篇幅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报告》说： 　　我们在同生产队、耕作区、公社以及县级和县级以上领导机关派来帮助工作和下放干部的接触中，感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热情很高，执行上级的指示也很坚决。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作风简单生硬，有事不和群众商量，不会走群众路线。常常把上级的东西和外来的经验硬往群众脑子里灌，遇到灌不进的时候，便采取压的办法，给群众扣大帽子，如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没有高产思想，缺乏高产信心等等。有些有关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甚至不经群众讨论，便做了决定，并且付诸实行。 　　群众普遍的反映走现在社员当不了家，只是上级叫干什么就做什么。一些社员说，去年为了突击积肥时，干部不和社员商量就随便拆人家的房子。还有一些社员说，今年为了抢季节栽早稻，把本来可以留下的一块五亩地的麦子也给割掉，眼看到嘴的粮食就送样白白地糟蹋了。 　　在有关生产的技术措施方面，群众的意见最多。好多社员都说，去年县里在这里搞了一些试验田，当时我们在深耕、密植、上肥和田间管理方面，都提过诈多意见（见附件一），可是领导上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要我们包产，不包产就得包质量。后来证明好多试验都失败了，浪费了许多人工和钱财。 　　这是何等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报告分析说： 　　为什么有些同志总足听不迸群众的意见，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一）不承认农民的经验有它极为宝贵的科学价值，总以为农民的意见多半足保守的狭隘的，无足取到的；（二）看不见在农业生产上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况，总以为一个地方的经验，别的地方一定也都能适用，在这些同志的口中常常有这样的话：“别的地方都能做到，你这里为什么就做不到？”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反映。 　　这是何等击中要害，报告接着指出： 　　我们认为，所谓在领导生产当中走群众路线，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很好重视农民的经验问题。正确的办法，还是应该向主席所指示的一样，先当农民的学生，后当农民的先生。把农民的经验先学过来，然后加以提高，加以科学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共槽粕。同时，善于从不同的地区中吸取不同的经验，把一般和个别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是领导好生产的胜利关键。 　　这里的社员给我们讲了一些生产方面的经验，尽管我们在生产方面还非常缺乏知识，但是，我们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有道理。比方社员说，做庄稼是一件很深沉（印非常深刻复杂之意），很不简单的事情，光有理论和别的地方的经验，不联系本地的实际还是不行。又比如有些社员说，衬庄稼必须看田种作物，看田用种子，看田施肥，看苗施肥，看作物密植，看作物深耕，庄稼才能长得好。我们认为，就很合乎中央提出的含理施肥，合理密植，适当深耕，因地制宜的精神。 　　现在，在水稻的技术措施方面，干部和群众仍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主要的争论集中在密植的程度上。群众认为太密了秧子不活，草薅不死，一定不能增产。干部则认为，只布密一点，增产才有保证，究竟密植到多大程庋，增产才最布保讧，从这个县看，还缺乏足够有力的资料。在这种惰况下，找们认为唱点对台戏也好，即大部分土地按上级的规格来种，每个生产队不妨也拿出几亩地来按照群众自己提出的规格来种，连续槁它几年，看最后究竟那一种种法能够得到高产。这样做，无论对打破群众的保守思想或克服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有时候即使上面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群众想不通的时候，就应该采取各种办法教育说服，甚至在某些地方做一些让步，采取生硬的往下灌的办法总不是好办法。因为实际去做的人总归还是群众，群众要是思想不通，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抵抗，干部再监督也监督不过来。事实上这种情况去年已经发生了，有些同志现在也慢慢懂得了这个道理，懂得了不讲清道理，再好的东西也是灌不下去的。 　　反映在干部作风方面的笫二个问题，就是有许多同志在领导农业生产时，不承认或不大承认客观自然界布自己的发展规律。总以为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就能改变一切。这些同志误解了中央提出的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以为口号提得越响，指标订得越高，就越有共产主义风格；以为耕得越深，种得越密，上的肥越多，土地就越能加倍给我们报酬。不承认农业增产究竟有一个过程，不了解主观能动性在目前只能发挥到一定的程度，而是只能以客观规律为依据。 　　在这一大段里，指出了群众经验的科学性，提出了尊重群众，向群众学习，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等观点，强调要承认自然界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要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有限性，不要以为口号提得越高越好，甚至主张“唱点对台戏”、“作些适当让步”等等。今天看来这是何等鲜明正确啊！ 　　接着报告举了两个计算高产指标的可笑例子说： 　　比如试验队今年种的油菜，每亩指标l万～1．5万斤，我们问这里的干部的指标究竟是根据什么订出的，回答是：按每株油菜30个枝枝，每个枝枝又生10个分枝，每个分枝长100个荚荚，每个荚荚又长30个菜籽，每棵油菜共收90万粒菜籽，每斤菜籽15万粒，每棵收6斤，每亩种2000～3000棵，共可收l万～l.8万斤计算出来的。而个推算又是以去年忠县培植了一个单株油菜打了6斤多为依据的。…… 　　还有更突出的例子。这个试验队也学忠县一样，种了几十棵大株油菜，实行单株培植。每株深耕二尺五，光化肥每株就用了100斤，指标订的是50斤。另外，有一块姑娘大株油菜试验田，每株指标订的是100斤。我们问经手试验的同志有什么根据，他们说，完全没有什么根据。当时只是觉得，别人都在跃进，我们也要跃进，别人一株油菜能收6斤，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收50斤、100斤。指标就这样订出来了。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大跃进、高指标是何等违背科学，违背自然规律，违背群众意愿，又是何等的可笑和可悲啊。如果说，以这样“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去指导生产、要求群众还是一种可以容忍和可以理解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话。那么，接下来秦川所揭露的明目张胆的虚报浮夸，就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罪过。秦川的报告中，对虚报浮夸的问题是这样说的，他说： 　　去年的虚报粮食产量问翅，群众反映很强烈。他们把现在有一些食堂停伙、有些食堂靠统销粮过日子完全归咎于去年虚报产量而致增重了征购任务。这种看法当然不一定是全面的，但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粮食产量确有虚报，而且比较严重（见附件二）。据了解，虚报粮食产量开始于早稻收获时（七八月）。原幸福农业生产合作杜的早稻产量报了三次，最初报的是全社平均亩产545．5斤，7月30日笫一次“查产”后成为824.6斤，8月5日第二次“查产”后成为1392斤，比最初报的分别增加了51．16％和155。13％。这个产量的增加，并不是依靠实际的检查，而仅是依靠账面上的查漏洞，主要的一个“漏洞”是“以干产报原产”（即使说各队是拿干谷产量当作原场湿谷产量上报，要折回原产）。全社笫一次查产时仅此一项就加了44．5％，这个比数是令人难以至信的，中稻的虚报方法是编造高产划码单。我们找到了原幸福杜第十队中稻原场划码单和改编的划码单，根据前者，全队总面积78．915亩，总产量52491．5斤，亩产665斤；后者则是面积49．605亩（缩小37.14）总产量137443.5斤（扩大161.61），亩产2770.5斤（扩大316.62）。现在我们已找不到全社的中稻产量记录，据说当时曾有布置，只准留一套划码单，所以毁掉了一些。同时，当时正值转公社，没有来得及做完整的统计。 　　群众是知道虚报后的产量的，他们讽刺说“这是跃进数字”，是“划码单上增的产”，是“电话上增的产”。说“这是诓毛主席，诓共产党，诓自己的肚皮”。他们批评“干部挣到了顶子（高产称号），整得我们饿了肚子”。 　　这是何等的尖锐、深刻，又是何等的无私无畏！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那个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时代，谁敢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半个“不”字，就会受到批判斗争，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那样的非常时刻，秦川敢于为民请命，说出了真相，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啊！他不但基本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提倡“唱点对台戏”、“作些适当让步”，这又是多么针锋相对啊！ 　　 秦川老人告诉我们，就在他调查挨近完成的时候，时为西南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井泉同志到了新都，见了秦川就问：“秦川同志，你们调查了一阵子觉得怎样呀？”秦川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直率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没有多久，庐山会议召开了，秦川被打成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靠边十多年，被迫离开中宣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重新起用。 　　在《人民日报》任上：要为真理而斗争 　　“祸兮福所倚”这句话，大概可以说明秦川同志60年代和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顶政治帽子，他自然不被重用，便也省去了“文革”中的一些麻烦和犯错误的机会。但他毕竟是个从延安出来的老干部，工作是要给的，出路也是要给的。 　　于是，“文革”中，他先后被派到上海中华造船厂和太原化肥厂当工作组组长。不过由于秦川工作认真，实事求是，他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欢迎，没有瞎指挥。 　　1975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他被调到北京工业大学担任党委书记，1977年清明前后，北京学生为了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掀起了所谓的“四”天安门事件，秦川害怕学生到天安门闹事吃亏，便整天守在校门口劝说学生不要去。有一天他在天安门附近碰到延安时的老朋友胡绩伟，胡绩伟当时正任《人民日报》杜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就对秦川说：“我那里忙得不可开交，你是不是到我那里帮几天忙？” 　　面对当时胡绩伟的困境，老朋友这个忙是不能不帮的。于是秦川来到了《人民日报》，想在最困难的时刻帮胡绩伟一把。 　　不料几天以后，中央就通知秦川，调他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胡绩伟早就想再找一个得力的助手，秦川去后，他很快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求调秦川到《人民日报》作副总编辑，中央有关领导立即作了批示，于是秦川就正式调到了《人氏日报》，回到了他过去一直擅长的新闻宣传工作战线。胡绩伟、王若水等都是富有经验的老报人，他们的配合自然是非常默契的。 　　胡绩伟作为社长兼总编辑，他要参加许多中央会议和政治活动、外事活动，许多日常工作自然落到秦川肩上。那时秦川57岁，正是人生成熟的旺盛之期，又正值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大抓平反冤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时候。于是，他抓了一系列典型报道，对全国的工作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1979年某月的一天早晨，他照例提前十分钟来到办公室。照例又有一叠重要稿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些文章，都是需要总编辑看后作出决定的要文。 　　他翻着翻着，突然一篇关于张志新为捍卫真理而英勇牺牲的文章吸住了他的目光。 　　他很快读完了这篇通讯，被张志新同志坚持真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他深知在一种极“左”思潮笼罩全党的时候，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真理是多么困难，需要多么伟大的人格和精神，需要付出怎样的牺牲和代价。然而张志新同志却那么年轻，她为了什么？他心里禁不住隐隐作痛，热泪，情不自禁地涌满了他的眼眶。他回顾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他感到自愧不如，他从张志新的身上，看到了党和人民的希望，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泪眼模糊中，他仿佛看到了张志新的鲜血，看到了无数烈士的鲜血，听到了他们永恒地留在这片中华大地上的最悲壮的歌。 　　“……要为真理而斗争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 　　英特纳雄奈尔 　　就一定要实现……” 　　这时，一种庄严的情感，一种神圣的境界，一种喷薄的热情，立刻涌到他的心上。他抹去欲淌的泪水，挥笔把这篇通讯改成了一个崭新的题目《为真理而斗争》。 　　张志新的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全国的震动，接着是陶斯亮的文章和其他许多人的文章，他们用血淋淋的、铁一般的事实，对“四人帮”绝灭人性、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罪行，进行了强烈地批判，对“两个凡是”和极“左”思潮、极“左”路线，进行了无情的荡涤和清除。于是平反“文革”冤狱、落实干部政策由此拉开了序幕。 　　中国进人了一个新时期，老而弥坚的秦川同志，也由此进人了他一生中最为坚定、最为辉煌的新阶段。秦川同志告诉我们，他说，自张志新事件以后，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和内省，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他认为，在捍卫真理的大是大非面前，只有像张志新那样视死如归，义无反顾，才能真正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秦川同志说，只有从这以后，他才真正成熟了，无畏了。如果说过去捍卫某些真理和原则是属于天性使然的不自觉状态的话，那么，至此以后，他的捍卫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神圣自觉。何况他己感到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在他以后升为总编与总编兼社长的几年里，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没有因为保乌纱而逡巡不前，模棱两可，执其两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 　　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本讨论的时候，他跟上去了； 　　沿海改革开放引起姓“社”姓“资”大辩论时，他扑上去了； 　　有人要搞清理精神污染，断送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时候，他顶上去了…… 　　他终于得罪了那些主管意识形态的大人物，他们一次次给他打招呼，要他“不要东倒西歪，要拿定主意”，并一再向他示好，放出话说：“希望在您身上。” 　　而这时的秦川呢？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他已深刻感受到极。“左”思潮、极“左”路线对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惨重损失，他早已拿定了主意，他绝不会东倒西歪，也不会随意听命于某些个别理论权威。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他应当和《人民日报》一些老同志一样，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听党和人民的将令，而不是站在某个所谓的权威一边，听某个权威自以为是的指令。因此，他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已无法顾及也不想顾及了。 　　1985年，他被迫提前离开了《人民日报》，按五年一届的规定，他还应该再干两年，但他已经无所谓了。对党和人民，他没有违背良心，他该说的，都说了；他该做的，都做了；该斗争的，他也斗争了。他无怨无悔，心境平和，充满希望。 　　不过这里有份绝妙的材料，它是一份秦川在一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发言的打印材料，那时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也正是苏联解体和国内姓“社”姓“资”辩论激烈的那段关键时刻。看了这份发言稿，你会看见他斗争的英姿，听到他尖锐的抨击，感受到他捍卫真理、维护改革开放路线的火热激情。现将这篇题为《注意有人从“左”的方面影响党的路线》的发言打印材料全文抄录于下。 　　苏联的瓦解内因是主要的，外部势力推行和平演变并没有按西方的意图发展，内因是路线错了，而中国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尽管国际形势变幻，我们都能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贯串看一条红线，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紧紧地推动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句话，我们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但是， 这一年来有些动向值得我们注意。一位有影响的同志谈到建国以来历史时讲“‘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必要，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说什么“小生产者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资本主义”，“有些地区私营经济的发展规模很大，通过剥削手段聚集的财富很多，尽管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但是一个新生的剥削阶级正在形成之中”，这是企图攻击我国社会主义路线的一个信号。 　　一年来，大致在两个问题上有人大作文章：一个是改革的性质问题，即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正确的问题。矛头是扭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光明日报》首先发表文章，提出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这本来是去年七中全会时已经解决的问题。《人民日报》也不落后。上海为加快浦东的改革与开放，宣传中央领导同志上海的批示精神，《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笔名连登三篇评论。九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发表前，社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凭空加上“现在的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等字句。当晚广播发出后，中央立即加以制止，派人从《人民日报》拿来原稿，加以修改。第二天见报时，姓“社”姓“资”的几句话才没有出现。有人对于中央的纠正齐不高兴。9月18日《人民日报》内部文件发了一个材料，中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矛头所指不是很清楚的吗？奇怪的是在发表此材料的编者按中，又加上“人生白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白己的一切，这是为什么？ 　　事情并不就此结束，在杨尚昆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讲话后，12月10日该报理论却主办的《理论参考》又发表一篇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兼析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教训），公然批评“经济搞好了，无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的说法站不住脚。 　　提出：“完善杜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目的，因此对于改革的手段就不能不问它是姓‘社’姓‘资’。”又说：“是否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非检验改革唯一标淮。”又提出：“既要解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是的问题，又要注意克服过分夸大改革作用的倾向。”须知，这个理论部的负责人就是在“六四”中打着“小平不倒，小康不了”标语的人，在“文革”中搞造反的一个人。在八中全会之前，《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文革”中的论点基本一样。 　　以上只就我身边有限材料摘出。主要想说明现在确是有人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影响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绝不能等闲视之。 　　这就是秦川，一个敢于大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一个敢于坚持真理、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人，一个从赤水河畔走出去的贵州人！ 　　据说，当他发言完毕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些人都涌过来和他握手，说他讲得好！赞扬他的精神，支持他的观点。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贵州人——秦川！ 　　他站在高楼上瞩望着过去和未来 　　17年前，当秦老65岁的时候，他就提前离休了。尽管他现在已经82岁高龄，但他黑黑上扬的浓眉，方正微褐的脸膛，高矮适度、壮硕得有如一位举重运动员的身胚和那恰到好处的中短平头，都显示出他生命与精神的力度和强度。他爱把一双粗壮的手臂向上弯曲着上下移动，好像在举着一对无形的扛铃练着背力，试试自己还能举起多大重量。只有当他思考着口答问题的时候，他才习惯地闭上双眼，用右手支着微低的头颅，很像那座名为《思想者》的雕塑。无论他的体形或是他的状态，都生动地证明着，秦老还很健康，也许这就是将近70年革命风雨的锤炼给予他的一笔财富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大概就是秦老晚年的写照吧。他早已休息了，但心并不休闲，他每天还要看七八万字的东西，他在思索些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一天不看东西就不行，思想就会僵化，观念就会落后。他依然在追逐着这个时代的潮流，感受着这个时代的节奏。他不愿落后，因为落后会使战斗者寂寞。 　　他爱站在寓所的阳台上远望，下面就是灯火辉煌的西长安衔，由西向东，车水马龙，看不见头尾，那是一条灯的河流，车的河流！繁荣的河流，朝气蓬勃的河流。它们仿佛是从西边遥远的历史深处飞驰而来，一眨眼间，又从他身边驰向未来遥远的天际，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这也许就是历史，就是人生，他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从而汇入了时代的大潮。但他永远记得：他的起点在赤水，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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