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同志，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个上级。 　　我是一九五二年秋天从清华大学结业，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的。我的第一个上级，是赵氵风同志。他是一位知名的音乐家，我们以前都唱过他译配歌词的苏联歌曲。音乐家，却当了科学卫生处长，这似乎不大好理解，其实反映出建国之初在草创党中央联系科学院工作的机构时，在物色干部方面的艰难。为新建中宣部内的这个机构，从北大、清华调来了参加过地下党的、学习自然科学的一名教员和几名毕业生。这些人都只做过基层党支部工作，处长，还得找一位有经验的老干部来担任。这样，赵氵风就勉为其难了。但是，让一位音乐家当科学卫生处长，终非长久之策。我来的时候，赵氵风正在为文化部组织全国第二次戏剧汇演，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就调到文化部当办公厅主任去了。这才是用其所长。不过，我们科学卫生处却没有了头。一群学校里来的年轻人，谁来领导？那时，胡乔木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秘书长，他直接管了我们好几个月。这也不是长久之策。于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的秘书长秦川，就被调来当中宣部科学卫生处第二任处长了。 　　我们都急切地等待着新处长的到来。听说他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政治上很有经验，在西北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掌握政策很稳，我们更是非常高兴。一见面，出乎我们的意料，他显得很年轻，简直像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也没有领导干部似乎必有的威严。同他一起从西北来的，还有一位戴临风同志。他们同我们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很容易沟通，也同我原来的同事们一样很关心和照顾我的身体和工作。我那时慢性肾炎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饮食还得限制盐的摄入量。科学卫生处办公，在中南海海边迎春堂一院南边的正屋里，一明两暗三间，东边一间是处长的办公室，摆了一张床，中间和西边两间是其他同志的办公室。那个院子的西屋，是未婚青年们的集体宿舍，好多人一间，每人两条长凳架一副床板。为照顾我，赵氵风在时，反正他的屋子没有人在，我就在东边那间屋办公，睡赵的床。秦川来了，我就在西边那间办公室里拉一个布帘子，后面摆一张床。秦川当然另有宿舍，但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也常到办公室来，他还请我们去看过他夫人主演的话剧《保尔·柯察金》。我那时很少到外面参加活动，主要是在办公室里伏案工作，正承担着一项任务：编译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斯大林有关科学技术工作的论述。这对于刚刚建国的我们，当然很有学习和借鉴的意义。这项任务，工作量不轻，除了搜集已经译成中文的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以外，还要从俄文的列宁斯大林全集中查阅，把其中那些没有译成中文的有关文字翻译过来，并且要把这两部分材料按专题分类加以整理和编辑。秦川对这项工作也很支持。我记得，我的新译文和对材料的编辑方法，要分送一些同志征求意见。我的字写得不好，抄写或复写若干份，在我是实在为难。秦川就要打字室的同志帮我。那时可不是现在，机关里打字，还只是为领导服务。打字机也很笨重，一根夹字的“手臂”，在一个几千字的巨大字盘上移来移去，找到那字，哐铛一下，才打出一个字来。要想打几份，就得用极薄的纸夹着复写纸打。有了打字室的帮助，对我真是一个解放。编成《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以后，合不合适出版，又有不同意见。秦川是支持出的，中国科学院的党组书记张稼夫也是支持出的，后来就由中国科学院出版了。 　　秦川到中宣部来之前，曾经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成员，访问过朝鲜。到中宣部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浸沉在一部歌颂抗美援朝战争的歌剧的创作中。我们这时候才知道他热心于文艺创作，才知道他在抗战前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个作家。他把自己写成的歌剧稿本给我们提意见。我们哪里能提出什么意见呢？尤其是歌剧剧本，那又是剧本，又是诗呀！他为这部歌剧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 　　其实，秦川也不是科学卫生处长的合适人选。他的长处在另外的方面，在科学卫生处并不能施展他的才能。一九五四年科学卫生处改组，卫生工作单独设处，科学工作也单独设处。科学处不但联系自然科学机构，也联系社会科学机构。中宣部副秘书长胡绳这位学者兼任科学处长，于光远这位自然科学出身又长于哲学和经济学的学者任副处长，不久于光远接任处长，科学处的领导人选这才稳定下来。 　　秦川则调到中宣部宣传处任处长，施展他的长处去了。 　　按当时中宣部里流行的一个说法，秦川主管的宣传处的工作，面对的是“六亿”人民，而我所在的科学处，我接触较多的教育处、文艺处，主要工作范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以我同秦川同志几乎再没有什么工作上的联系，但都在中宣部工作，还是时常相见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一时之间，秦川成了中宣部里的风云人物。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一九五八年狂热的大跃进后，一九五八年底一九五九年初党中央开始注意纠正大跃进中的“左”。面对“六亿”人口的宣传处长秦川，常常下农村下工厂调查研究，比较了解实际情况，对“左”的错误有较多的觉察，对错误的后果有较深的忧虑。秦川写了一个四川调查，还做了一篇内蒙讲话，可惜现在我手头都查不到了，只记得其中的独特之处，是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民主革命，起义，打仗，有胜利，有失败，看得清楚；建设社会主义，是不是也有胜利和失败？大跃进的超高指标没有完成，还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算不算一种失败？这问题提得发人深省。但是，庐山会议一转向，狠批彭、黄、张、周，狠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中央批到全党，在中宣部里，秦川就首当其冲了。办公楼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说秦川的报告和讲话不仅“从东海龙王那里搜罗来”很多“攻击”大跃进的材料，而且抛出了一个理论，大字报上把它概括、上纲为“社会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还能失败？宣传这样的理论，那还了得？于是，秦川成为部里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除了秦川以外，还有好几位同志，大都是比较深入实际、了解民瘼的干部，也落入反右倾的网中。戴临风同志，已经调往广播事业局了，调动手续还没有办完，回到机关，看到批秦大字报，说了几句为秦辩护的话，被人听见，也被端到大字报上来，受到猛烈抨击。这场运动，中宣部落难共有九人，大字报上曾经很伤人地称他们为九条“大鲨鱼”。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社会主义可不可能失败”的问题，真是提得太深刻、太超前了。不仅超前于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次大会初步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而且超前于一九八一年的建国以来历史决议（那个决议重新评价了三面红旗、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和剧变，不也是提得超前了吗？ 　　反右倾以后，秦川去农村劳动了几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搞甄别，秦川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但工作得到安排，去了工交政治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日子大概也不好过。但不在一个机关，我也就不知他的详情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许多干部恢复了工作，听说他到了北京工业大学任党委书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保护了北工大的不少师生，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原来中宣部的同事中，当然不只是中宣部的同事中，一时传为美谈。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秦川调到了《人民日报》，当了总编辑，当了社长。主持党中央的机关报，这是党中央对秦川的信任和重用。《人民日报》在人民群众中历来是威信很高的，但是，大跃进呀，反右倾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损害了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酝酿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人民日报》积极地、勇敢地推动和引领了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历史潮流，走在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前头。这恐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秦川在《人民日报》任职，我想，对于报纸适应历史需要、实现历史转折，是有功劳、有贡献的。这从他的回忆文章，谈他所亲历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场风波，就可见一斑。现在人们都希望《人民日报》办好，办得三贴近（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扭转不少人越来越不想读甚至迳直不读的状态。我想，《人民日报》如果办得同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之初那样好，一样贴近人民心中的历史需要，那就了不起了。 　　秦川同志退下来后，还想办一个杂志，叫做《精品》。约我写稿，我不能推辞，送去了一篇。但是杂志后来没有办下去。他还写过几篇回忆文章，我读到的，一篇是回忆中宣部“阎王殿”里的“阎王们（部长们）”的，一篇是关于胡耀邦的，还有一篇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人民日报》经历的那场风波的，有的发表在境内，有的发表在境外，我都很有兴趣。我期待着读他更多的回忆文章。近些年在一些场合，倒不时见到秦川，我向他致意，并表示了这个希望。今年一月十七日，在一个春节联欢会上又见到他，又表示了这个希望。他只是笑笑。他为什么写得那么少呢？是不是还有什么障碍？是环境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谁知，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在友人中，秦川同志被称为“秦大侠”。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赠他这个绰号。但从他一九五九年的敢言中，从他天安门事件时的敢行中，从他在《人民日报》的作为中，的确使人领略到一股豪侠之气。 　　秦川同志走了！秦大侠的豪侠之气，在他的友人们的心中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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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6/22 11: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