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 　　 　　一 　　 　　首先是一个旧时代的暮春的拂晓。两团灰白影子－－一辆载人马车与一辆载满书籍及文稿的马车，前后仓皇疾驶于古老北京长安街两畔宫烟沈沈的御柳之间。由于当时天色尚未大亮，试图描绘马上骑者的面容与神色显然是困难的，但从不带家眷仆从，且无朋好相送，行迹慌张，仓促出京这些特征来推断，说此人身遇急难进或大祸临头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后来的文史专家对于这一点也都一直有着这样的共识。考虑到这个细节在本文中的特殊意义，记住它的发生时间也就十分必要。好在这个日子－－乙亥岁四月二十三日－－被准确记录在出逃者后来陆续写于旅途的一些诗稿里。当然，这里用的是旧历。如用在道光年间已相当流行的德国人汤若望为崇祯特制的西历来完整表述，那么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就是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这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的开始。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换上一个角度，即纯粹从叙事及情节的完整性来考虑，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这个故事的结束。 　　 　　一个同样衣冠不整，神态惊惶的年轻官员吴虹生在距都门七里外的凉亭里等他。作为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与同僚，同时也是京师里大大有名的一个悲歌慷慨之士，此时却表现得审慎而忧形于色。匆匆说过几句话以后，彼此满饮三杯，洒泪而别。当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满斟者其实系茶非酒。这也正是吴甘愿冒着天大风险赶来相送的更为内在的原因。规劝抑或责备，或者这两层的意思都有吧！对于这位多次因酒醉狂言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的生平知己，吴为安排这个非同寻常的场面可以说费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时也指望自己精心设计的相送细节能对他今后的生活多少起到一点警戒与提醒的作用。 　　 　　当天傍晚时分骑马人已到达南北必经的通衢大县固安。斜阳残照、衰柳暮鸦之间，他庸倚马身朝北京城里最后望了一眼，然后眼噙热泪，猛勒缰绳。森严而显赫的帝都在沉沉暮霭中犹如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旧梦。他知道，在马首缓缓转动的那一瞬间，他的功名，他的事业，他的爱，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剑与他情欲的怨箫，都将在他身体内被永久埋葬。另外，他的现实身份也将从一个昔日倚才傲物、名动公卿的狂士，迅速转化为一个怯懦的爱情的逃亡者。他为自己命运的乖戾感到悲哀。尽管他对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后悔。 　　 　　此后两年他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里东藏西躲－－当然是在造谒名山，寻访耆旧的良好借口之下。行踪诡密、谨慎，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在僧舍与孔庙度过的。而在公众场合，他又刻意作出醇酒美人、放荡形骸的浪子形象，并和一个名叫灵箫的风月女子打得火热。他仿佛一直在掩饰什么，又仿佛总想要表白什么。他象一只白昼的蝙蝠在权势与谗言的强光里惊惶地飞行。但他的求生意识与佛忏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他自己。公元一八四一年，在江苏丹阳的一所书院里，他突然于酒后暴卒。由于随身携带的行囊内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个闻名京师社交界的贵族美妇的自画小像，从而使他的死成为清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著名疑案之一，史称“丁香花案”。当时英国人强横的大炮的余响尚在长江水面上回旋，而另一种暴力－－来自国家内部的暴力－－却采用同样残忍的不道义的手段，将一个人的肉体与他自由的精神永远分离。 　　 　　数十年之后，死者的儿子龚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朴的小说《孽海花》里现身说法，从而撩开了这一引人入胜的历史疑案关键性的一角。虽说小说家言不足为据，但它的主要事实部分却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陈士可、周星诒、罗瘿公、戴文节、冒鹤亭、王半塘等学者名宿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论点还得到了死者生前几乎全部书信、随笔、诗词，包括近百年来陆续发现、刊印的有关当事各方的作品如《天游阁诗》《写春精舍词》《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持。这一切再加上前不久终于浮上水面的久佚的《东海渔歌》全刊本，看来也就成了我为什么敢冒浅薄、妄诞之讥，有恃无恐，在这里象引用史实那样大胆引用这些小说中文字的较为充足理由： 　　 　　 　　“……有一天，有个老仆送来密缝小布包一个，我老子拆开看时，内有一笺，笺上写着娟秀的行书数行，记得是太清笔迹：‘我曹事已泄，妾将被禁，君速南行，迟则祸及，别矣，幸自爱。’我老子看了，连夜动身向南。过了几年，倒也平安无事，戒备之心渐渐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阳，在县衙里遇见一个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当年的赌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摇了两夜的摊，一夜回来，觉得不适，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声‘不好’，知道中了毒。” 　　　　　　　　　　　　　　　　　　－－ 《孽海花》第四回 　　 　　这位骑在马背上担惊受怕、书剑飘零，最后被迫成为一次理想化的爱情殉葬品的不幸者当然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也即被柳亚子先生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的清代名士，杭州人龚自珍，我相信大多数读者最初都是从已故政治领袖毛泽东所深爱的“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诗中认识这位天才诗人的。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逃亡作为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没有为他后来的不幸结局带来什么改变，但对创作而言却形成强大的推动，仿佛情感的煤炭为悲痛的火焰所点燃－－在心灵的矿层下面。结集于该年年底的《乙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作为他个人一生创作的巅峰，同时也是近代文学史上最灿烂瑰丽的珍宝。这部自传性质的诗集虽然借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记录的却是他一生的人事、交游、理想、精神遭际，以及仿佛难以言说又低回不止的苦难与悲痛。它的结构在我看来完全符合构成一部宏伟的交响乐所需要的全部特征，在一组悲怆的管乐撕人心肺的轰鸣之后，你往往可以听到小提琴低缓的、仿佛暗夜流水的那种倾诉。 　　 　　诗集还用相当篇幅回忆了他一生的爱恨与私情，这又是让他京师的朋友们为之头痛并担忧的事情。以旁观者的身份检讨自己从前的暧昧与放诞，大约是他在这些诗篇中所持的基本立场。虽然象征与隐喻的大量使用造成读者视觉上的扑朔迷离，如他在此前出版的《无著词》《红禅室词》等集中所惯作的那样，但撩去语言的面纱明眼人依然不难窥测到事情的真相。在并非开放时代的十九世纪中叶，应该说还很少有人真的敢这么干。因此，它的问世立刻在某些当事人的家庭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们可以想像那种因家族荣誉被认为受到玷污而产生的愤怒乃至忌恨。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这些朝野上下迅速传播着的诗篇与他一年后丹阳云松书院的突然暴毙之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内在联系。在因仓皇出都而渐归平息的谗言的湖面上，他再次投下巨石。但爱情的吟咏非但不能如他想象那样给心中的秘密情人送去慰藉，相反，它象骤起的大风再度催生了仇恨的火苗。他应该为真实记录自己从前的生活而受到指责吗？当然不是。但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谈论真实却必定要付出某种代价。啊，真实，这是何等奢侈的话题！遗憾的是，道理虽然十分浅显，但几乎一直到死，我们天真的诗人对这一点可能都不明白。 　　 　　二 　　 　　太平湖，一处由植物、峰峦、绕湖寺院组成的幽绝风景，位于北京宣武门内大平街的西侧。水光潋滟、山色空朦之间，一座豪奢的森严的黄色建筑物，仿佛一大块熠熠发光的玛瑙，在世俗的眺望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晚清以降它的其它称呼分别是七王爷（醇亲王）府、北京进步党本部、中央音乐学院等。而在公元十九世纪前期，这里是声名显赫的道光侄子绘贝勒奕绘的私家别墅，时称荣亲王府。作为世袭的王公和当朝政府的大臣，自号明善的此间主人虽然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但他却似乎更愿意别人把他的身份看成是一名诗人。与他同样持这种有趣生活观点的还有他的爱妻顾太清。这对坎坷结合的恩爱夫妇、精神文明的典范、世人眼睛里的神仙眷属，一生钟情文学，诗酒酬唱，生活上也是典型的西方贵族的时髦作派，如喜欢听歌、观剧、写作、狩猎、修剪花园草坪什么的，同时还时不时的在府邸内举办文学沙龙和诗会。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龚自珍的局外人的闯入使这平静而有秩序的一切不复存在。 　　 　　早春，这里的海棠与杏花持久地发出令人意迷神醉的气息，使路过湖边的任何游客都觉得自己简直就象是花海里翩飞的彩蝶。如果你有意观察，你会发现于此间徘徊吟哦，留连最久的一个人就是翰林院的内阁中书龚自珍。五月，湖对面的枣花寺应该已是游人如潮，寺中那双株据传出自朱竹坨、王渔洋之手的互成连理的丁香作为京师西郊的一大景观，每年都为一团和气的老住持平添了不少香资。顾太清与闺中女友许云姜、石珊枝徜徉花下，正好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何绍基等一帮前来纵酒高歌的朝中名士撞了个正着。二月，新做母亲不久的顾太清与她的诗人丈夫同去西山潭柘寺踏青，“马上弹铁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见者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冒广生《校本天游阁集》），又与前来考察京师防守形略，有志于军务的龚自珍在寺中意外相见。十二月太平湖红梅新绽，疏影横斜，龚自珍有感于怀，情不自禁写下纪事性质的《纪游》、《后游》两首。龚学专家王镇远先生经考证后推断，“他寄情的女子叫做‘梅’，或与梅有关的名字，所以两首诗中都以梅来暗指她。”（王镇远《剑气箫心》）而顾太清的小名恰恰叫做梅仙。元宵，内阁元老杭州人阮元照例又要举办家宴招待在京的门生和同乡，顾太清作为浙中名臣兵部主事许宗彦的义女，向同样前来出席宴会的龚自珍请教了诗艺，回来后集宋词为七言绝句多首，中有“肠断魂梦两沈沈，只愿君心似我心”云云。七月，在同为道光侄子的镇国将军容斋居士的府上，两人又以对学习满文的共同兴趣成为知音。九月，太清在尺五庄看荷花后，又独自去三官庙看桂花，忽忽心有所感，在诗前的长题中写下“冷暖相摧，气候无准，向来北方此二种（花）都不能同时……”这样语意凄然、感慨良深的文字。 　　 　　采用明善诗集《流水编》的形式记录龚顾情事的最初交往片断，显然出于我对这位出身帝家，又笃好风雅，宅心良厚的文学爱好者的敬意。作为丁香花一案中被动的关键性人物，他的贵族风度不仅表现在艺术的精通以及文学修养上，对精神与自由的尊重，也是他时刻告诫自己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的课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龚顾二人柏拉图式恋爱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他一直采取一种忍耐、大度、既不支持也不阻挠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但这种表面上的中立对当时正发生于他生活中的事件实际起到的却是某种保护作用。（当事人的不动声色是证明流言空穴来风的最好说明，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他拥有的权势使他只需动上一个小小指头，就能击倒一个甚至一百个龚自珍。但事实上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道光十五年龚处境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把他弄到自己担任总管的宗人府（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来做事，以至仅仅几个月后连他自己也成为谗言的直接牺牲品－－被他的亲叔叔道光突然免职，并在两年后的一八三七年郁郁死去，终年四十岁。明善个人短暂的、大起大落的一生相对于整个满清王朝政治上的翻手为云覆手雨固然微不足道，但他在这场棘手的爱情纠纷中表现出的宽容与克制却带有明显的文明社会的印记，即使在他死前所作被认为别有深意的《六铭》一诗中，更多表现出的也仅仅是某种规箴与自勉之意。如咏《镜》中的“虚乃明，明乃容，容乃公，公乃大矣。”咏《笔》中的“夫言与行，君子枢机，可不慎欤！”以及咏《剑》中的“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者，恐亦有悔”等。明善的人格看来称得上是清代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心灵典范，但他的诗词却令人不大敢恭维，满纸的陈词滥调加上生硬而工整的格律，给了我几乎与他印在诗集扉页上那张单调、刻板的脸同样的印象。一想到他在这本书上耗费了差不多一生的时光，禁不住让人悲从中来。是的，选择诗歌作为人生梦想的主要栖息地，也许是明善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唉！叫我如何形容他呢？他的心灵象黎明时分港口的汽笛可以瞬息到达彼岸，他贫乏的想象力却象又破又旧的驳船不得不在水面吃力地爬行。 　　 　　与她缄默、敦厚的夫君相比，顾的才貌以及社交能力无疑都要高出一筹。这个身世神秘的女人，多愁善感的女人，既精通琴瑟针线上也照样拿得起的女人。作为谪戍的满清名臣鄂尔泰的孙女，她二十岁以前的生活对文学史家来说至今都是一个难解的谜，回到北京后最初几年的行踪同样也罕为人知。自二十六岁嫁给与她同龄的荣亲王明善到后者四十岁因病逝世，十四年的婚姻生活尽管珠绕玉围，但在夫唱妇随、互敬互爱的日常表层之下，她的内心深处似乎一直有一个空间保存着完全属于她个人的情感与秘密。她诗词中大量出现的、乐此不疲的赠怀游冶之作，也向我们发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危险信号。近世有些文章谈到她早年苏州的歌女生涯，还有人甚至直接说她在青楼为妓。就算我们对这些说法姑置不论，但让一个从前的风流人物在婚姻中按部就班、循规循距还是有些残忍的。因此，明善与太清的结合在我看来颇有点象是香港的烟草商人黄和祥娶了影星巩俐。可以想见在太平湖畔的这座风光旖旎的幽深邸宅里，她的幸福生活如同门前春天的湖水那样清澈明静，而她的寂寞差不多也有同样的深度。另外考虑到习性、思想、观念、行止上的种种差异，我敢担保她与她的婆婆绵亿夫人、明善正室妙华夫人、非嫡生的长子载钧等的关系混得也不会怎么样。这一点从这些人一开始就对婚事持反对态度就可得知。唯一对她爱怜有加并可以倚之如长城的一个人就是她的丈夫，还有一只雪狮子猫和一只名叫双环的小狗，也即龚自珍诗中所谓“长安俊物”。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发生在当初的这场围绕丁香花案展开的争论是多么的片面且于事无补。再翻出张璋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的附录部分，有那么多文人学者卷入了这场讼案，舍本求末地各执一词。藏书家陈士可好不容易弄到久佚的太清词集，著《蕙风词话》的况周颐被里面的内容吓坏了，删改大半，抽去八首，硬是把阮玲玉弄成了祥林嫂模样后才敢由西冷印社出版。吴昌绶编《定庵先生年谱》，置龚父任上海警备司令多年，岁入巨万，动辄几千银子汇至京师供儿子买古董的事实于不顾，将龚道光十九年的出逃说成是“先生官京师冷署，俸入本薄……境遂大困。”冒鹤亭从其外祖父周星诒先生处得闻龚顾韵事，私心慕之，除转述好友曾朴外，另作《太清遗事诗》八首纪怀。身为满人之后的书法家启功先生对此颇多诘责，“无论其事曾氏无从得的知，即冒翁又何从而目遇？”好家伙，不是亲眼看见的简直就不能说了。龚逃离京师后老婆儿子多次致信要求将她们接回杭州，然而龚始终“惮国门不敢入”，“遣一仆入都迎眷，自驻任丘县待之。”“儿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于雄县。又请，乃又进，次于固安县。”这样出于龚自述的证据凿凿的事情，也被丁香花案否定派的主将孟森说成是“定公清兴所至，原难以常理论。”另外，对于龚在丹阳的暴毙，当代学人朱维铮先生认为“说不定就是乱吃乱喝，得了某种急性传染病而死。”在此之前，女文豪苏雪林甚至将龚诗中对一大脚女子的毫不掩饰的持久赞美，也要小心翼翼地绕过顾太清，将之考证为是对另一满族女子的爱情－－道德捍卫者的用心真是良苦得可以。但有一个真实得让人害怕，象天安门矗立在长安街上那样的事实他们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龚写于流亡途中的那首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具体的地点、场景、人物，具体的交往情节与特殊环境中人的服饰，除顾太清外简直不容读者作第二人想。即使强词夺理、百般矫饰如孟森者流，也不得不承认“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孟森《丁香花》）但如果谁认为这种对私情的大胆暴露系作者行文粗疏，失于检点所至，那他肯定是错了。实际上这是龚自珍自以为是的深谋熟虑的产物。要知道在当时黑云压城、风声鹤戾的危急情况下，通过这样的过激形式，将自己的行状一下子全部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中，应该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包括他的突然离京，辞职理由的自相矛盾，将妻儿扔下不管，以诗告别诸友等一系列反常行为，也可看成是这种策略的一部分。从离京后致好友吴虹生的札中形容自己的流亡生涯“弟颓放无拟，往来吴越间，舟中之日居多”，到在杭期间一连用十多个“劫生”“浩劫”来表达自己的生还之喜，到后来敢于接受丹阳县的教职，我们大致可以相信他在惊惶之余，对自己亲自设计并努力扮演的这个角色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尽管两年后仍然遇害，但正是在这弥足珍贵的两年间，他以一种完全处于自由状态下的激情、悲愤和汪洋恣肆，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很难想象十八卷的《龚自珍全集》中没有《乙亥杂诗》和《庚子春词》，那情形就象是从鲁迅的小说里抽掉《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龚自珍的一生中没有顾太清，那情形也象鲁迅先生四十五岁那年没有遇上许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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