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忠君思想，宿命思想，爱民情操及实际情况(即天王已死，天京失守，幼主、干王无信，自己被俘)，李秀成在生最后几天很显然以为革命既然已经失败了，自己死前最后的责任只能是劝敌人允许他想尽一切办法解散太平天国的残军(无论是真情与否)，避免继续流血，避免“内乱外患”。这难道是很可耻的想法及行为吗?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农民起义在社会没有发展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前，没有新式政党的领导，总是要失败。没有这样的社会及政治条件，农民战争必定传染着忠君思想、宿命思想、狭隘的爱民情操、狭隘的政治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等局限性。那么，为什么要求一个农民战争的军事领袖超越历史条件及阶级条件？评价李秀成的讨论中曾有不少人提到历史与阶级局限性：戚本禹曾经这样说：如果李秀成的思想及行为是由于局限性而产生，那么为什么其他的太平天国领袖，在同样的情况下没有同样的表示？有人提起陈玉成，而曾有推倒忠王抬高英王的倾向。李晴先生在《历史研究》l979年第一期的论文中已经提到两点关于英王被俘前后不及英雄资格的实事。在我看来，陈玉成与李秀成同样是犯过只顾自己根据地不顾全面的错误，而英王被俘基本上是这个错误的后果。据“刀口余生”《被掳纪略》记载：“英王常云：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并说当苗沛霖提出与英王共攻汴京时，旁人说苗不可靠，英王却不听。在宽待清官方面有下述一事：英王生擒安徽巡抚李孟群“卑礼劝降”，但李孟群“会陈邀共食，逐碗击之。”英王才把他杀死。英王被俘后，拉到清官面前开口就诅骂，这显然与李秀成的态度不同。但应该指出，李秀成是落到曾国藩的手中，而且无论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如何，他不能跟屡次被英王打败的无能的满族贪官胜保比较。陈玉成也有供词，但仅仅是审问记录而已，并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审问官没有把英王的话全部记下来，但其中“我受天朝圣恩，不能投降”这一句大概可信，而与李秀成的报恩思想差不多。再看“刀锯斧钺我一人受之，与众无干”这一句，也和李秀成欲保护部下军队的态度相同。况且在陈玉成被俘后，他的亲兵三千“皆降于沛霖为致死力”。本来一个高级领导人的亲兵应当是最有觉悟、最有锻炼的兵士，他们这样投降“龙胜帮龙虎胜帮虎”的“无赖小人”苗沛霖，在最低程度上是表示严重的、狭隘的忠君思想。 　　 　　也曾有人拿洪仁玕与忠王比较。的确，洪仁玕在自述中并没有表示悔过赎罪的思想，却自称“本藩”，称敌为“妖”；但是全文为自己辩护的口气很浓厚，宗教色彩也很浓厚，并强调说太平天国“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洪仁玕虽提到文天祥却没有提其抗元，而只说他“亦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于天抗也……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这总是宿命论而已，与李秀成没有什么大差别。洪仁玕也有忠君思想：“我主恩加叠叠，念予苦志求名……特加殊封。予自受以来，亦只宜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至于赖文光的自述，的确充满“君子”口气，也表示浓厚的忠君思想：“……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以听天命……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这也是很显明的忠君及宿命思想，与李秀成没有什么两样。当然应该承认赖文光自述是尊严动人的文件，但绝不能说是满有农民革命精神的革命宣言。 　　 　　太平天国，正象其他农民战争所产生的政权一样，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很好地反映及满足群众模糊而不集中的，却客观上革命的渴望，尤其是当农民起义者企图超过区域性的范围而在全国建立一种代替当权封建统治的新政权，担负全国的行政，特别是其财政(即赋税)的一切。起义的领导人物得到政权或军权所给予他们的光辉和威风之后经常享受到较好的、甚至奢侈的生活，而在报恩君主时却忘记自己的来历及原有的朴素的革命精神。千百年的宿命思想传统使得这种人万一失败被俘，便感到其运动及自己的遭遇的确是“天”和“命”对他们原以为是“正义”的事业下最终的谴责——“天败于予，又何借哉”！ 　　 　　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革命精神当然不能单从他被俘后对敌人顽强不屈的程度来衡量。敌人的审问庭并不象某些现代的公开的法庭一样：有来自各地的新闻记者在场，可做顽强对抗的革命宣传讲台。严格的说来，向敌人提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等于与敌人合作的行为：提供自己名字是承认敌人有知道其名字的权力，提供革命经过是承认敌人有权力知道其经过。提供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把“真情”传下去，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名誉及威风而述，但这也表示提供的人对敌人起码有点信任，肯把“真情”留下而不毁灭，不然提供只能是为自己辩护而已。敌人当然不会让革命宣言传出去，而今天不存在一件真正的“歌颂革命”的供词可能也有这个原因。象长枪会首领焦桂昌、王贯一那样顽强词句：“我们同会之人，现在尚有二万余人，万不甘心投顺，终久必来报仇，且看日后如何结局就是了。我们死也不屈”，的确少见于现存供词中。一定也曾有过不少类似的顽强词句而敌人不录，但极大多数的，无名的英雄是“除了锁链无所可失去”的，不考虑自己威风及名誉的，无可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而牺性在敌人的刑刀下。 　　 　　太平天国领袖被俘后对敌的态度由许多主观及客观的因素所决定。一般说来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敌人面的的表示如何，而且他们所说的话那是经过敌人的手——或录，或不录，或歪曲。至于李秀成《自述》，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手迹》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但忠王被俘所讲、所想，我们当然无法全知。《自述》由于丧气的情绪显然不能代表他十四年革命斗争中的思想及精神。反过来说，《自述》所表达的李秀成不能说与英雄的忠王无关。 　　 　　如果采取既不饰美又不抹煞的科学的历史唯物观点来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最突出而最有价值的结论必定是属于局限性。如果这样的局限性不仅是他一人特有的，那么应当进一步分析研究太平天国的局限性。在我看来，整个太平天国局限性的概括现象是其政权制度，包括一般的，尤其是高级领导人员在内。由于客观的因素就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的代表太平天国运动的理想：即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平等公平的渴望而牺牲的精神。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一日初稿 　　十月二十三日修改 　　（本文系作者本人用中文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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