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最大的历史价值之一，在我看来，是在它说明李秀成的思想及其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他到底“忠不忠”？除了《自述》所供应的资料以外，几乎没有理由怀疑李秀成不是完全忠于太平天国。相反地，他从兵士升到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封“忠王”，他的战绩和保幼主出京等事都证明他是一生忠于太平天国的。但是，从《自述》可以看出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李秀成写《自述》时可能是夸大些他与天王之间的意见分歧。但两人之间曾有过严重的意见冲突，这是完全可信的。内讧之后，一人掌握兵权而不引起天王的怀疑大概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兵权当然也起着保护李秀成的作用)。据《自述》这些意见分歧多半是在政治范围之内，而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考查洪秀全的性格及作风，这也可信(却不见得没有其他原因)。没有这样的意见冲突却是不可能的，因为李秀成有实际的行政与军事责任，而洪秀全深信自己为“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的确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人。忠王在《自述》强调甚至夸大这—点，主要是因为他感到委屈，他的意见被拒绝以致“国破被擒”；这可以说是自己辩护，也可以说是个人英雄主义，却不能说是不忠于太平天国，他并没有叛变。 　　 　　他虽然是广西人，投降的机会不是没有：“不忠早亦他走”。当赵烈文问他“何不早降？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受其爵位”。《自述》中说“深情有义，肯报古过情者不亡(忘)。既为其臣”。天王死后，李秀成以为他的忠君责任就应当继承在“幼主”身上：“我受过其思，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尽忠于“幼主”终使自己被俘。虽然忠，我们根据《自述》知道他并不是完全不动摇。他“如骑虎背不得下”，作为广西人“下虎”比继续“骑在虎背”更加危险。只有他愿意帮敌人打革命军才有保身的可能，而说他愿意走童容海的道路是没有根据的。宋永祺之案不能证明李秀成自己是在协商投降，因为在此案中他好象不是主动者。如果宋永祺或其他人已经与清方谈判过忠王投降问题，在清方档案中应该有记载。赵烈文日记(四月二十七日)中记载“中丞来，见示城贼傅振纲与陈舫仙密启，大旨言城中秉政之人，已生疑心，甚为防范、其事欲须少缓云云。先是有湘乡人胡恍喜与傅为亲家，傅伪封列王……其人在忠贼名下颇信任，于二三月间通信陈舫仙处，欲献城出降。微探其旨，似忠贼亦有异志”。推测“忠贼亦有异志”决不证明李秀成与这“献城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已经有过忠王想变节的谣言，而郜永宽的儿子曾告诉戈登忠王有意投降（戈登致母亲信，1864年2月）。李秀成与李昭寿投降后继续有来往，卫护陈得风、郜永宽等叛王亦是动摇的现象。 　　 　　很显然、李秀成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及报恩思想，而不能简单地说这就等于忠于革命。单从《自述》看来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思想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积极性。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尤其重要，因为群众抗清决心以及要求平等公平的思想和太平天国某些社会改革政策，多是以宗教思想来表达。拜上帝会的宗教意识首先团结了反清的骨干分子，加强了他们的信心，也起了鼓励群众的作用。他们良好的纪律，兄弟性的团结，他们朴素的道德，虽起源于农村社会和抗义的传统，都由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所加强。有了这样的思想武器，太平军的作风、精神及道德对于群众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从《自述》看来，李秀成却对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意识好象没有什么兴趣；他讲得很少：“自拜上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除此以外只有一个地方提到宗教思想，即批评天王“靠实于天，不肯信人”。李秀成被审问时并说干王所编各书“皆不屑看也”；在忠王现存的各示谕等文件中，除了回信英国教士艾约瑟之外，很少提到宗教方面。另一位外国教士也曾说李秀成谈话中对于基督教没有表示很大的兴趣。这是不是因为忠王比其他领袖，甚至比天王有更高明的政治思想认识，超过了“宗教外衣”，看穿了宗教迷信呢？我以为不然。但是李秀成在《自述》里故意不谈“异端”怕曾国藩见怪，这当然是可能的。 　　 　　《自述》里也没有直接反满或反对清朝的话，而原因绝不仅是忠王怕得罪曾国藩。我认为没有理由否认李秀成曾经常对满清官员宽待：《自述》里有这样的证据：比如对赵景贤，米兴朝和林福祥的宽待；这大概是实事，而李秀成宽待被俘清官和礼待清官死尸，绝不会是他为了准备投降先给自已写保险签而做。何况宽厚政策与干王所公布的《诛妖檄文》的精神相符合；文中有这样的词句：“宣谕天下军民官绅士庶人等……然从前尔等官兵为妖所用，本系被其迫胁，原难深罪……”，“亦皆是天父之子女”，“……奋兴有志，共成后日功名”，“三五年间俱是开国勋臣，那时分茅裂土，衣锦荣归，闾里辉煌，方不负大丈夫建功立业之志……切勿以曾为妖鞑之官兵，自怀疑畏，裹足而不前”。 　　 　　有不少人曾批评过李秀成在江浙地区对敌人“招降纳叛”的政策，以为不是瓦解敌人而是瓦解革命。不战而取胜在原则上当然不是错的，但在具体情况下其结果的好坏决定了对投降后的敌人采取什么措施。在李秀成所统制的区域里“招降纳叛”的后果当然不好，具体情况不必叙述；但是，如果说“招降”政策是李秀成一人的错误，而不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般政策，那就不符合实事。《诛妖檄文》的路线全是“招降纳叛”的精神。而太平天国后期的衰落之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没有很好地改造教育叛军。 　　 　　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生存，要求平等公平，要求和可恨的贪官算帐是其拥护及参加大平天国运动的有力动机。这些要求及渴望多少反映在《天朝出市制度》及其他改革性的政策。但《田亩制度》无论在前期或在后期总没有执行。1860年后在江浙的地政不见得与其他地区有基本上的区别。 　　 　　李秀成的忠君思想及其对太平天国朴素的革命精神缺乏深刻的信心和热情，便决定他被俘后的情绪及行为。他和赵烈文谈话的表示，在审问中的态度和整个《自述》的语气都证明他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了而没有挽救的可能。这当然是他主观的看法，但是我们以百多年后的眼光来看就不能完全否认这个看法大体上是符合实事的。太平天国在1864年夏并不是处在临时的军事危机中。而已经早进入衰落时期；在两年内童容海、骆国忠、古隆贤、郜永宽、汪安钧、周文佳、邓光明等人都背叛；1862年冬，虽统二十多万军队，李秀成不能解围天京，何况那时湘军只有三万兵而“军中疾病孔长，摧折我精锐几有三成，存者不过七成，又将有四、万成久病不痊者”，1863年忠王西征也失败。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衰落病症。李秀成开始写《自述》时已经失去他的根据地，天京也失守，天王已死而自已被俘；“幼主”洪天贵福，如果得脱，是不是可做挽救革命的焦点呢？“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幼主果能到外，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此人必不能有了”。李秀成亲自把战马交给“幼主”，而不久与其他太平军无意分离，都证明这一批数千人的军队，在闯出城后就各求生路而不顾领导者的安全；故忠王以为“幼主”不会得脱是很自然。万一得脱，洪天贵福真有能力代替天王吗？赵烈文在审问忠王时问“三、五年前已见幼主下诏，此何礼也？曰：使之习事也”；但洪天贵福在供词中说：“朝事都是干王掌管，兵权都是忠王掌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很显然，洪天贵福是一个毫无经验，毫无政治认识的宠坏孩子，被俘后在临近刽子手的刑刀时却幼稚地说“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 李秀成低估“幼主”，在我看来，绝不是为欺骗曾国藩。 　　 　　在《自述》最后一页李秀成提醒清方“要防鬼反为先”；这一警告虽然完全正确，而表示忠王的政治意识与爱国精神，却因为在最后才提出，好象附语似的，而且只是提出买洋炮之类的意见，我们决不能说劝告曾国藩反抗帝国主义是李秀成写《自述》的主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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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9/14 14:5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