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旧讨论复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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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茅台镇 周恩来批评用茅台洗脚 --真是糟踏圣人！ 2006-4-26 11:36:30[点:16] (518字)
2005-03-17 10:06:30 中华网文史 长征时，红军进入贵州茅台镇。长途行军，大家都很疲乏，他们发现茅台镇酒多，便纷纷用酒擦脸，洗头，洗脚。由于茅台酒能舒筋活血，消炎去肿，战士们顿时感到浑身痛快，解除了长途跋涉的疲乏。 正当战士们兴高采烈的时候，周恩来到达茅台。他见大家用茅台酒擦脸，洗脚，十分生气，连声批评道：“真是糟踏圣人！” 周恩来为何说“圣人”二字呢？传说东汉末年，曹操主持朝政，一天，尚书侍郎徐邈在家喝酒大醉，正好曹操派人唤他进朝议事，他躲闪不及，就倚仗酒劲儿说：“回禀丞相，臣正与圣人议事，不得工夫。”来人一听“圣人”，便糊里糊涂地复命去了。曹操也糊里糊涂，没有追问下去。事后，徐邈与友人谈起此事时说：“不想‘圣人’二字竟救了我的命。”从此，“圣人”便成了酒的别名。显然周恩来同志是借用酒的这个别名批评我们红军战士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这是我们国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贵州茅台酒啊！”接着又给大家讲了有关茅台酒的故事，在场的红军战士无不深受教育，再也没人拿茅台酒擦脸、洗脚了。 《老年文汇报》章鸣/文 2. 惊魂未定的科学家们对这一幕大感兴趣，遂要求调查炸弹扔下来时舰队的水兵们是不是在使用什么电子器件 --剃须刀在大西洋战场上干扰导弹 2006-4-26 16:24:13[点:17] (1341字) 剃须刀在大西洋战场上干扰导弹 李学华 1943年8月27日，盟军军舰“白鹭”号与另外一艘军舰在大西洋上的比斯开湾护航时遭到了德国空军的猛烈攻击。两架德国“道尼尔”DO-17轰炸机向它们发射了4枚制导炸弹，其中1枚准确地落在“白鹭”号甲板上。剧烈的爆炸使舰上225名水兵魂归大海。而让“白鹭”号舰毁人亡的德军这一秘密武器就是编号为HS-293的制导炸弹。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德国人就在他们的轰炸机上装备了这种有500公斤重的新式空投武器。它装有无线电接收装置，并在尾部安装了助推器，能在无线电指令的控制下自动调整飞行方向。从理论上讲，HS-293能在轰炸机飞行员遥控下，准确地击中任何目标。目睹过HS-293攻击的盟军官兵给它起了个形象的绰号——“追我的查理”。 在“白鹭”舰遭袭之后，比斯开湾的盟军船只不断出现被“查理”“追赶”的情况。盟军损失惨重。为阻止“查理”的“追赶”，找出对付这种秘密武器的方法，英国皇家海军决定用一招“苦肉计”：派一支搭载科学家的小型舰队进入比斯开湾，引诱德国人使用HS-293攻击，为科学家们创造一次实地考察的机会，以便他们能在第一现场研究出干扰飞机和炸弹之间制导信号的方法。“诱饵”舰队的任务落在了英国皇家海军的第2支援舰队头上。 德国人的反应出奇地快。第2支援舰队刚刚进入比斯开湾，就遭到了他们12次攻击。随行的科学家们对满天飞舞的“追我的查理”束手无策，把带来的仪器摆弄了个遍也没找出干扰其制导信号的办法来。所幸舰队指挥官沃克技艺高超，每次都指挥军舰灵巧地躲开了德国人的攻击。 第3天，盟军的机会来了。德国轰炸机向第2支援舰队中的“野鹅”号护卫舰一气儿发射了两枚HS-293。眼看“野鹅”号无处可躲，两枚炸弹却踉跄着偏离了正确方向，远远地落入水中！ 惊魂未定的科学家们对这一幕大感兴趣，遂要求调查炸弹扔下来时舰队的水兵们是不是在使用什么电子器件。事情很快弄清楚了：德国人的炸弹扔下来时，舰队另一艘护卫舰“燕八哥”号上有位军官正在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科学家们立刻兴奋起来。他们意识到，肯定是工作中的电动剃须刀影响了德国人的制导炸弹！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沃克指挥舰队靠得离海岸更近了一点儿，以吸引更多的德国轰炸机和“追我的查理”。果然，整整一个中队的德国轰炸机带着“追我的查理”蜂拥而至。沃克也早有准备。他下令将舰队中仅有的4只电动剃须刀集中在一起，在德国轰炸机发射“追我的查理”的同时把它们全部打开。这一冒险的试验竟然取得了成功。小小的剃须刀让德国人发射的HS-293全部失灵，像蝗虫一样落入海中！ 什么原因呢？原来电动剃须刀转动时会产生微弱的电磁波，这些电磁波的波长碰巧与制导HS-293炸弹的无线电波波长相似，从而对HS-293的遥控指令产生了影响。就像现在我们看电视或听广播时，如果有人在附近使用电动剃须刀，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电视屏幕上布满雪花、广播里充满“沙沙”声。这就说明电视或广播信号受到了电动剃须刀电磁波的影响。 无意间，小小的电动剃须刀居然让德国人的秘密武器失去了准头。科学家们的发现给盟军带来了惊喜。 3.毛泽东们的红色割据与李宗仁们的占地为王 --中华网 2006-4-26 16:41:24[点:17] (2178字) 读关于中国军阀史的着述再反观中国革命史，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对自身革命行为的一种定位：红色割据、工农武装割据、红色山大王、在军阀混战的环境下生存、在强势军阀势力薄弱的边界进行割据。再读由唐德刚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则更对所谓的“割据”印象深刻。 军阀的特点是以自己完全掌控的军队并控制一定的就食区域为标志。他们是不是能够取得更大的存在可能，一是其名号上的合理性，即拥有一定的现实支持率；二是兵力是否真正强大，在与其他军事争锋时是不是有把握取胜；三是所据地区的富庶程度，即是不是可以养得起足够的军队。 从北洋军阀时代到民国新军阀时代，这三个特点都明晰地存在着。以北伐成功后的四大军事集团而论，无不是如此。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拥兵五十万，占据了浙江、江苏、广东等富裕地区；阎锡山坐拥山西并窥视京津，加之算盘很精，也可以说是富的流油；李宗仁的广西并不富裕，以致于在两广统一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方面宁可让其自已负责给养，但因为治理有方，一年的税收也达一千多万。冯玉祥和张学良在军阀之间的斗智斗勇方面分别落了下风，分别是因为冯的智慧不足（西北军还是特别能打的）和张的战力有限（既打不过苏联人和日本人也打不过红军）。 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和蒋介石的第一军都具有足够强大的战斗力。李宗仁以一个只有一千多人退避六万大山的穷困之师，终能击败广西境内实力远远高于自己的陆荣庭、深鸿英并抗拒拥有六万之众的云贵强敌唐继尧，不能不说广西猴子能打硬仗。尤其是在拒唐战役中，面对龙云等，李宗仁确实如同以前以后的多次战斗一样以少胜多。 湖南人也是相当能打仗的。最能打仗的河南军阀，当属后来被列入北伐第八军军长的唐生智。虽然他如果单打独斗并不是直系巨手吴佩孚的对手。 获得了苏联武器装备的各路北伐军一次次以少胜多，战胜了直系重将吴吴佩孚和孙传芳，并一路收编了大量的杂牌军，充分证明了各自的割据实力。 反观红色割据势力，却远没有强势军阀们的战斗力。因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国焘，都不以打硬仗为荣，宁肯选择以足够优势的兵力打歼灭战。每一次只是对敌人的击溃而同样造成了自身重大伤亡的遭遇战，毛泽东都视为是败仗。原因无他，“共军”初期的兵力构成，除了那些从敌方阵营中投过来的职业军人集团，如朱德手下的原叶挺独立团、毛泽东手下的原武汉警卫团、彭德怀手下的湖南军队、董振堂手下的西北军二十六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其他部队因为大多由起义农民组成，并未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且武器落后，所以，在参与割据的过程中，只能选择敌人相对薄弱的地区，选择相对“好打”的对手，抓住敌人之间大战的间隙发展自身。 军事人才方面，新军阀方面也拥有更多。从日本的士官学校到袁世凯的保定军官学校再到云南讲武堂、广西陆军小学之类的地方军校再到蒋介石创办的黄埔军校，甚至还包括一些受过美国、德国训练的人才。而共军方面，除了一些被奉为至宝但实际上只受过六个月军政训练——用李宗仁的话是受的是士兵训练而不是军官训练——的黄埔军人（如毛泽东手下的林彪、张国焘手下的徐向前还有分别在毛张周手下干过的陈赓还有后来牺牲了的蔡申熙、刘志丹以及被错误处决了的许继慎等），就是在苏联受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如刘安恭、肖劲光），更多的则是人士后提拔出来的勇敢且命大的分子（如杨成武、许世友等）。 共军方面也打过许多硬仗，比如有第五军大刀队参加的赣州攻击战，周恩来与朱德指挥的反第四次围剿（挑选的对手甚至是陈诚的第十一师），但在整个红军史上，并不太懂具体的士兵训练的毛泽东是不赞成打这种得不偿失的恶仗的，不管彭德怀、刘伯承等职业军人是如何地迷恋这种真正的战斗。 总体而言，是红军的战斗力的原因，让毛泽东、张国焘们选择了在敌人薄弱的地区进行割据。毛泽东从井冈山移向敌人力量较之于湘军要弱的江西和福建、在长征中建议在贵州建立根据地、后来转向四川西部和陕西北部，张国焘从鄂豫皖移向通南巴都是从这种敌强我弱的认识出发的。张主席也曾经考虑向富庶的四川进军，可他不仅仅在成都吃了败仗，便是当年企图通过建立联邦政府从四川诸军阀中分一杯羹的目标也没有实现。 无论是红色割据还是军阀割据，占据一个固定的地盘，最终的目的都是“就食”，具体说就是“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可太穷的地区，这三个方面的资源都特别有限。于是，当资源被征用的差不多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得不转向“外线”的情况。红军的长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原因——本地资源枯竭，搬家换个地方。有专家专门研究过中央苏区的税收强度，索尔兹伯里也讲过红军长征前进行大规模扩红、借米、铸币的情况。事实上，这是割据的通性而可能与割据者色彩无关。在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对当地财源的“搜刮”，也达到了横切征暴敛的地步。冯玉祥割据西北，当地又何尝不是民不聊生呢。不过，相对而言，红色割据的三征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比如他们会分配给农民土地，并在精神上解放他们。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三征”的义理性更加说得过去。 整个红军史就是红色割据史。它与军阀的割据相伴而生，构成了1928年到1937年在功能意义上的军阀即北洋军阀已经消灭后仍然存在的“新军阀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而红色割据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也正因为敌人也不是铁板一块。 4.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被 --环球时报 2006-4-26 16:43:10[点:17] (901字) 点数:11579 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 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党史就要另写了! 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 5.遗嘱中建议将粗暴的斯大林免职！ --在三件事上与斯大林产生分歧 2006-4-26 16:47:52[点:16] (5570字)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由于他无法正常工作，党和国家的某些事务处理出现了偏差，引起了他的不安。斯大林粗暴的工作方法，包括与列宁妻子发生的冲突，又导致了列宁与他关系的恶化。而列宁最后一次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生的不愉快，则是造成这位革命导师病情急剧恶化、最终英年早逝的重要因素。 在三件事上与斯大林产生分歧 1922年3－4月，俄共召开第11次代表大会，会后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总书记是新设职位，主要领导书记处，处理党的日常事务，不具有以后党的第一把手的地位。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由于列宁不能视事，党和国家某些事务处理失当，引起列宁的不安。主要有三件事：一件是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时，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即让乌克兰等各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否定了这一方案，主张“再建一层新楼”，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独立共和国一律加入新成立的联盟。第二件事也与“自治化”有关。当时几个主要共和国都对斯大林的方案持程度不同的反对态度，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坚决反对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为此受到斯大林等的打击迫害。列宁表示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批评斯大林的做法。第三件事是党内多数领导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而列宁认为，放松垄断会造成猖狂的走私活动，不利于国家的经济。这三件事都直接涉及斯大林本人的态度和处理能力，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从9月底恢复工作之后，列宁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据说，列宁生病之后，斯大林对病情极为关注，看医学书籍，找医生打听情况。也许因为有这个底数，他对列宁的某些主张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9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给加米涅夫的便条上就民族问题写道：“我看，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列宁）。”这种情况在过去是罕见的！ 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的文章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信件是给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的，其实不然，是写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后来通常叫做“列宁遗嘱”。 此后列宁经过认真的思考，对写于12月24日的信作了重要补充。12月24日的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3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关于斯大林，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 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做“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做《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第45卷才恢复原貌！ 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导致病情恶化 在此期间列宁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1922年10月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削弱外贸垄断的决议。列宁获悉后非常不安，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在此之前，列宁一方面做各中央委员的工作，另一方面，请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全会上捍卫共同的立场，于12月13、15日连续写信给托洛茨基谈维护外贸垄断问题。到12月18日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列宁的主张已经得到多数的赞同。为此列宁经医生许可于1922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信是克鲁普斯卡娅笔录的。 此事被斯大林知道了，于是他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求助。12月23日，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列宁是什么时候获悉此事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1923年2－3月，这就导致了下面这封“绝交信”。这是3月5日口授的给斯大林一封绝密信，同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顺致敬意！列宁。1923年3月5日。 由于问题严重，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3月7日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斯大林在信的末尾最后写道：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实际上，这涉及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斯大林要求放松外贸垄断，列宁坚决反对，最后列宁的主张取得了胜利。为此，列宁向斯大林的对手托洛茨基去信，要求他不要停顿，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全部怒气撒到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显然是发泄一种不满。 最后三封信所涉及的问题使列宁不安和激动，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3月14日开始发布列宁病情公报。 最后一次回莫斯科 列宁凭借着坚强的机体和顽强的意志同疾病搏斗。5月上半月列宁病情略有好转，5月15日用汽车把列宁送到乡间别墅哥尔克疗养。在这里，列宁每天做恢复语言的练习，健康状况有所好转。8月8日，列宁请求给他报纸，从8月10日起列宁每天阅读《真理报》，后来又增加《消息报》和其他报刊。这些报纸列宁先浏览一下，划出要看的材料，然后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8月，撤销医生的昼夜值班，9月停止了护士值班。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费尔斯特和多博罗加耶夫在9月表示相信，列宁能逐渐恢复语言功能。 1923年10月18－19日，列宁最后一次回莫斯科。对这次莫斯科之行，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10月19日，并且说一共呆了2－3小时。后来才承认列宁在18－19日回过莫斯科。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 1934年出版的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写道： 10月……有一次他坐车到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的房间里去看了一看。在归途中他又在那正在筹备中的农业展览会停车看了一会。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了。 60年代出版的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是这样记述的： 1923年秋，列宁常常乘汽车出游，而10月18日则从哥尔克来到了莫斯科，来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在图书室挑走了一些书，10月19日最后一次走过莫斯科的街道，并在返回哥尔克的途中参观了1923年8月就已经开幕的农业展览会。 这次莫斯科之行，起初列宁心情非常愉快，进城时列宁脱帽向首都致意。但是后来情绪变了。当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从马良托维奇那里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后者是通过认识的医生了解列宁莫斯科之行的某些细节的。据瓦连廷诺夫的描述，大致情况为： 列宁先到会议室，然后回住所，在那里久久地寻找什么他在第三次发病之前写的放在住所的东西。列宁有个习惯，不许任何人碰一碰它保存的任何文件。他在去哥尔克时曾要求秘书福季耶娃锁上办公室桌子抽屉的锁，不要收拾，住宅也同样如此，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谁都不许动他的札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迅速便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当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现他所规定的秩序不知被谁破坏了，在他认为可以找到东西的地方却没有他所要的东西。列宁对此非常恼怒，开始嘶哑地说话，出现痉挛。吃惊的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把他扶上汽车，送回哥尔克。此后几天他处于重病状态，已恢复的语言功能又失去了，尽管时间不长。 列宁文件泄密是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实。1922年12月23日起列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列宁明确交代是绝密的，不得交给任何人看，当然也包括政治局委员。然而，这些信到12月底，已经被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看到了。关心列宁文件的人在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是否会去光顾列宁的办公室，很难说。 可以看出，莫斯科之行确实恶化了列宁的健康。 党内争论和列宁逝世 在1923年底，还有一件事更使列宁激动不安，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围绕“新方针”发生的争论。1924年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发表在《真理报》的关于俄共代表会议的报道，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 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谈论决议中度过的。 20日列宁感到身体不适，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出去散步，说眼睛有病。21日下午5点半，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断断续续，逐渐失去知觉。6点50分逝世。 当时在场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布哈林一人，他因为感冒正在哥尔克休息。然而，几天之后，1月30日《真理报》刊登的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俄国永志不忘的六天》中却写道：“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哥尔克逝去的伊里奇身边：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不能给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荣誉！在1937年的2－3月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当着克鲁普斯卡娅的面指责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说法是撒谎！苏联的历史就是这样改写的！ 党内争论和党的第13次代表会议就争论做出的决定，显然使列宁深感不安。第一，争论涉及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这都是列宁发病前后所关心的问题。第二，被戴上“反列宁主义”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宁甚至同意与之结成“反官僚主义集团”的人。第三，关于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7条，列宁当时曾经表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只是一种极端措施，希望不要运用，提议不予公布。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公布这一条，极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样看来，列宁在读报过程中“激动不安起来”，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解释显然不足以使列宁平静下来，此后病情急剧恶化而终于与世长辞。 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伊·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娜.克鲁普斯卡娅 托洛茨基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2年秋天。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的悲痛时刻，立即给开始失势的托洛茨基写这样一封表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医生多次警告不能让列宁激动，但从1922年到1924年初，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他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他要干预，他要奋斗，但已经力不从心了，他手中无权，身患重病，完全失去控制局势的力量了。英年早逝，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后人不禁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 6.毛泽东为何重用林彪而“轻视”刘伯承 --白崇禧也称他是“共军第一号悍将 ”， 2006-4-26 16:54:33[点:17] (2624字) 毛泽东为何重用林彪而“轻视”刘伯承 刘伯承，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有人认为他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甚至比林彪还高出许多，称他为现代“孙武”、“军神”。白崇禧也称他是“共军第一号悍将 ”，但毛泽东却对他别有看法，为何？ 其实，如果熟知党史军史的话，就不难理解了。 八一南昌起义时，刘伯承就已是党内公认的军事家，是周恩来依靠的军事参谋团团长，这使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而林彪当时仅是个连长。军事参谋团是起义军的主要军事决策和指挥机构。起义军很快被击溃，原因固然很多，但军事指挥屡屡失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刘伯承是有一定责任的。 1928年刘伯承到苏联学习军事，32年到中央苏区，他与其他从苏联回来的人一样，对毛泽东的一套战略战术不以为然，对苏联的战法推崇备至，使毛泽东备感压抑。而在这期间，年仅24岁的林彪已在腥风血雨的反围剿战争中从一大批红军将领中脱隐而出，成为中央红军战斗力的核心--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并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一起，经常交替担任前敌总指挥在前线指挥中央红军对敌作战，其指挥艺术和战绩甚至超过了当时最着名的战将彭德怀。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被排斥，刘伯承再次担任周恩来的军事参谋长，竟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命令前敌指挥员林彪“以遭遇战的方式消灭来敌”，多亏林彪机断专行，连夜将遭遇战改成了大规模伏击战，指挥中央红军主力一举歼敌二个师，使第四次反围剿转危为安。 当参谋长的经历，刘伯承自己在建国初期中央希望他再次担当总参谋长时曾说过“总参谋长都当了四次了，总也没参谋好，还是不当总参谋长了，去办军校，当教书匠吧”。 当参谋长没当好，单独领军打仗如何？应该说刘伯承领军打仗在中国现代军事家中还是比较出色的一位，但与林彪相比还是略有逊色。 长征途中，在决定红军命运的生死攸关的泸锭桥争夺战中，毛泽东决定由林彪和刘伯承各领一路人马沿两岸狭江而上，限时两天半内竞相夺取 320里之外的泸锭桥。本来这次机遇是偏爱刘伯承的，因为他这一路已经过了河，在夺取泸锭桥时至少不需要在铁索上爬过桥。然而左路军在林彪的强令和激励下，雷厉风行，一路昼夜兼程，当刘伯承的右路军人马到达时，林彪的部队早已在九小时前冒着枪林弹雨强攻夺取了铁索泸锭桥，创造了红军战史中最传奇的部分。这九小时恐怕正是刘、聂所部按常规宿营吃饭睡觉的时间。 抗日战争初期，在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毛泽东也主张八路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不要与日本人硬拼。在“皇军不可战胜”、“亡国论”甚嚣尘上之际，林彪率 115师逆势而上，勇不可挡，首战平行关痛击日本侵略军，举国为之一震。毛泽东虽电贺八路军首战胜利，却将 115师一分为三, 再次强调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但林彪率不足一个旅的兵力（缺 6个连）仍杀性不减，在广阳设伏再次告捷。这两次歼敌每次都在千人以上，都是抗战初期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打的最大最漂亮的歼灭战。林彪在外敌面前不屈不铙的勇气和精湛的指挥艺术，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让中国人不禁拍手称快。而同期刘伯承率 129师出师未捷就差点损失一个团，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命刘伯承率13万人马挺进中原，以解延安之围，哪知刘邓大军在中原自身难保，被白崇禧逼困在大别山，人马损失近一半，辎重也几乎丢失干净。白崇禧戏称刘伯承是“共军第一号悍将”恐怕更多的是为了抬高自己。林彪率11万“多山头部队”去东北，却由弱到强，愈战愈强，在消灭了蒋介石百万精锐部队的同时，自己也迅速发展成为一只百万雄师，其人马之众多、装备之精良、战略战术之精湛、士气之高昂、战力之强大、运动之神速令中外敌友人士瞠目赞叹不已。 积现代战争之大成的辽沈战役是林彪的辉煌已不必多说，平津战役中林彪作为前委书记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却很少有人提及。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平津战役的总战略是“先打两头后打中间”，即：北打新保安、绥远、大同，南打塘沽、大沽、芦台，然后再对北平、天津之敌包围歼灭。对这一战略当时上下均认为很高明。但林彪却对这一战略做了根本性的重大调整。即：“放弃两头打中间”。南面放弃打塘沽、大沽，集中兵力包打天津，北面放弃打绥远、大同，调“两杨兵团”参与集中兵力围打北平。林彪担心按毛泽东的打法，在我先打两头时，北平、天津的敌人重点兵团会乘我中间兵力相对薄弱，“以孤注一掷之决心强行突围，以图饶幸之成功。”那样的话，平津战役打成怎样的结果就很难说了，至少敌我的伤亡要增加很多。毛泽东当然也是聪明人，林彪一点即通。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一点也不固执己见，立即同意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即改变战略部署，集中所有的兵力将北平、天津之敌 50余万人团团围住，形成 “不战而趋人之兵”的巨大军力优势。一着“臭棋”在落子之前终于变成了一着妙棋，而且一步就“将死”了傅作义，弄的傅作义打也打不过，逃也逃不了。天津之战粉碎了傅作义的最后一点饶幸之心，使他不得不举起了白旗，共产党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平津战役的彻底胜利。 林彪一生以善战着称，打了无数的胜仗，有常胜将军的美誉，是共产党内公认的征战能手。有人说这是因为林彪的机会好，但机会从来只亲昧勤奋而有准备的人。林彪不但善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捕捉战机，而且机断专行，敢于打没有命令、变更命令、甚至违抗命令的胜仗。林彪打仗都是深思熟虑，精心组织。在强敌面前不莽撞，不盲干，以智取胜。自己占优时也从不骄傲、不轻敌，而且“勤于学习，做事认真，”这一点最受毛泽东的喜爱。打仗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要有正确果断的决策和严密的组织外，还需要整个参战部队的良好综合素质。林彪不光能打仗，而且善于带兵和培养干部，无论是在红军时期的井岗山还是在后来的东北野战军，林彪一贯注重部队战术素养的提高和战斗意志的培养，“他带的部队平时管理很严，但他却又得士兵的爱戴，训练有办法而积极，他的部队特别整齐而又有朝气。”从井岗山开始林彪所部就一直是共产党军队中士气最高、战术素养最好、装备最整齐、战斗力最强、机动性最好的部队。林彪“作战时，身先士卒，勇敢善战。给他的任务，虽艰险而不辞，且均能彻底执行。” 对这一切，作为诸多军事事件的当事人和知人善任的统帅毛泽东是最清楚不过了。因此，毛泽东重用林彪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7.同样是“山头”环绕，为什么蒋介石折戟而毛泽东屡胜 --《毁灭的种子》 2006-4-26 16:56:31[点:16] (1744字) 同样是“山头”环绕，为什么蒋介石折戟而毛泽东屡胜 易劳逸的《毁灭的种子》一书第一章，就写了蒋介石在应对各方地方实力派中的心力交瘁（1）。他实写的是云南，虚写的是山西、广东、广西、湖南、西北军、东北军等。蒋介石旗下的国民党，好听的说是各方势力的联合体，难听些说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 在这样地方势力林立、派系林立、利益集团林立的态势下，蒋介石几乎已经做到了最大限度的“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收服了一个个的异己为自己的国家和党所用，又运用弱势平衡原理（2）成功地击败了一次次针对中央政权的觊觎。他在整合国内各方势力团结一致向前看方面，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用尽了纵横之术、帝王之术。只是可惜，共产党的持续对抗，日本人的入侵，让他在“攘外”和“安内”两条路上挥汗如雨，再也难于拿出足够多的精力彻底地收服那些暂时被他“招安”的军阀、政客和投机者们。 因为内部不稳，蒋介石永远也不敢倾注自己所有的嫡系用于一个战略方向。按易劳逸的分析，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选择对于各地方实力派的策略时的失误而让自己最终处于四面楚歌的地步。他以武力解决了龙云，又对曾经受到过龙云庇护的民主人士大打出手，这使得他不但彻底地得罪了云南人、云南军人，以致引来后来一场接一场的云南军人起义，而且大大地激怒了各方实力派，不仅李济深组成的动员委员会时时准备在蒋失势后接管政权，就连罗隆基等组织的民盟也开始成为他的敌人。三大战役结束后，正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帮，成功地将其逼下宝座。一九四九年，从湖南到四川，从绥远到新疆，到处都是地方实力派发出的起义通电。 在对待各大“山头”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基本策略没有多少不同，无非也是“扔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九字真言。在细致和阴狠程度上，蒋先生甚至远胜毛先生一筹，因为毛泽东对待各大山头更多的是使用“阳谋”。可是，为什么蒋介石就在山头面前折戟而毛泽东则能屡屡得胜呢？要知道，蒋介石可以住手的力量可是远比毛泽东能够借重的力量要强大的多啊。 也许，蒋介石属下的山头都已经是百年老店、根深蒂固。这就使得那些山头不仅有潜在的破坏力而且有现实的破坏力。比如东北军这支几乎从来没有证明过能打仗的部队，玩起窝里反来却是毫不含糊，比如西安事变，比如二二事件。比如广西的李白同盟，从来与蒋介石都是面和心不和，随时可能会对他实施致使一击。 而毛泽东治下的各大山头，则大多没有如此强大的破坏力。比如张国焘和项英算是两个很有实力的军人山头吧？可他们压根就没来得及对毛泽东构成特别大的威胁就因为自己不争气而退出强者序列。毛泽东如同对付蒋介石和日本人一样，绝对不会选择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决战。对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强硬态度，毛泽东一走了之，根本就不给你一决胜胜负的机会。 其次，蒋介石总是不得不同时面对多个山头的联盟的威胁。而毛泽东则总是能够成功地拆散可能联盟的各方势力。比如在长征中，他努力避免张闻天与彭德怀的联手（3）；在抗日战争中，他又努力拆散周恩来与王明、博古的合流。 再次，蒋介石总是不得不把自己置于与多方政治军事势力交锋的复杂局面下，而毛泽东则能够抓住重点对最要紧的对手实施重重的一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疯狂扫荡逼迫根据地实施精兵政策；日军的主力南撤，又让根据地的压力减少。毛泽东适时把高级干部调回延安，开始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山头的集中清算。延安整风大大地强化了党内团结，确保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迅速战胜国民党军队。 第四，蒋介石总是处在明处和风头浪尖上，也使得他成为各大山头的集中攻击目标。而毛泽东显然深得党内斗争之三味，他先是在遵义会议上有意识地不清算政治路线而努力抓军权，又在博古交权后“让”给张闻天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作用同时让其承担更多的矛盾。王明返国后，毛泽东认可书记处集体领导制度，一直到把各大山头通过延安整风治服后才正式成为党的主席。与蒋介石有些相似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也屡受各大山头之扰，致使他一怒而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强硬措施，也因此而让他的政治威望和地位大受影响。 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而“蒋介石为什么败给了毛泽东”将是一个可以争论一万年的话题。 8.王必成与张灵甫的较量 -----七十四师的灭亡 --黄埔四期生，林彪同窗 2006-4-26 17:08:03[点:19] (8240字) 王必成与张灵甫的较量 -----七十四师的灭亡 王必成与张灵甫的较量 -----七十四师的灭亡 这是一段50多年前的故事，两个主角，一是王必成，二是张灵甫。今天，王必成将军的传奇已尽人熟知，不必赘述，倒是另一个主角张灵甫得在说故事前着些笔墨。 张灵甫，陕西长安人，名钟麟，字灵甫，黄埔四期生，林彪同窗。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思狡诈、性勇悍。据说，一次张灵甫乘火车，忽遇土匪打劫。劫匪个个手持利刃，乘客皆噤若寒蝉，掏钱息事。张灵甫见状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因见其雄壮魁梧又身着军装，气势不凡，群匪竟有怯意，言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干。唤作别人，此时收场既保了自身钱财，又平平安安地挣回脸面，可谓上策。而张灵甫早已血贯瞳仁，飞身独斗群匪。一时间车厢内乱作一团，慑于劫匪人多且手持利刃，上百乘客竟无一人相助。一顿拳脚过后，张灵甫瞄准时机，拔枪力毙匪首，群匪作鸟兽散。 张灵甫年轻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写得一手好字，着名书法大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看张灵甫现场挥毫后，连称：“奇才！后生可畏！”可惜张灵甫生逢乱世，因见学生运动软弱无果，愤而投军，考中黄埔军校四期生。1927年3月黄埔四期开学典礼，张灵甫身着戎装，立于学员队中。同列者：林彪、刘志丹、胡琏、李弥... ... 参军后，张灵甫的文采收敛，勇悍渐渐显露出来。1937年，张灵甫率部在嘉定与日军血战。日军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国民党军渐渐不支。情急下，张灵甫摔军衣于地，抄起一挺轻机枪赤膊上阵，带领百余名敢死队员向日军猛冲。日军大溃。抗战期间，张灵甫与日军多次拼死血战，因用兵多变且作战勇猛，屡挫日军精锐，他的右腿也在战斗中负伤，虽然蒋介石亲派飞机送往香港治疗，仍落下残疾，走路跛足，人称“跛腿将军”。 历史弄人。身为军人，张灵甫本意抗敌报国，对日寇作战英勇顽强，却不想在抗战胜利后，充当起了蒋介石内战的急先锋。于是便有了与华野虎将王必成的三次较量 计陷淮阴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其中，国民党“五大主力”之列的整编74师、第5军和素有“钢军”支撑的第7军战斗力最强。开战伊始，敌军兵锋甚猛，天空中战机隆隆，地面上坦克滚滚。华中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下，七战七捷，歼敌5万，逐渐控制了战场态势。其中王必成率领6师在一个半月内接连五战，歼敌1.2万人。苏中战场胜利在望，相邻的淮南解放区形势却急剧恶化。在国民党三支主力的强攻下，解放军被迫撤出淮南根据地。随后，张灵甫率领74师沿运河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淮阴。 淮阴是苏皖解放区的首府，战略地位重要，得失事关全局。因此，解放军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紧急驰援。粟裕一面飞调成钧、皮定均赶往淮阴城下，阻击74师；一面亲率1师、6师从海安城下撤围，奔赴淮阴，准备围歼74师。 华野主力到达前，淮阴守军顽强抵抗，使74师在城下寸步难进。眼看华野主力就要赶到，74师处境危急。千钧一发之时，张灵甫的狡诈与勇悍开始体现出来。他派出一支小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发动偷袭，透析点就选在防线中央——从战术角度看最难突破的地段。守城部队未料到一向害怕夜战的敌军居然敢于夜袭，更想不到进攻的地点恰在防线最坚固地段。74师乘机破阵，张灵甫挥军入城。一天后，华野主力赶到，但战机已失，只好撤退。张灵甫乘胜挥师南进，3天后又占淮安。至此，两淮地区完全失陷，解放军退到苏北根据地。 作为华中解放区心脏，两淮地区及整个苏中根据地的陷落，严重影响华中军民的士气。一时间人心浮动，连解放军内部也产生了种种悲观论调。粟裕、谭震林等华野将领们心情沉重。 应该承认，在淮阴战役中，整编74师确实表现出了相当的战斗力，其火力的强大和战术的灵活，给解放军参战部队留下了难忘印象。当时很多参战官兵都说：整编74师比抗战中的日本军队还难打。尤其是一些刚从国民党军投诚过来的“解放战士”，甚至出现了“恐74师症”。王必成听到这些话，火冒三丈。他一拳砸在桌面上：得喝这个张灵甫碰一碰！ 一战涟水 王必成的愿望不久就变成了现实。 淮阴失守后，双方争夺的锋芒，转到了苏北的重镇涟水城。涟水城在淮阴东北35公里，为联结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的枢纽。张灵甫率74师占领淮阴后，下一个进攻的目标便是涟水。本来，蒋介石准备调这支“御林军”回南京休整。但是张灵甫坚决不同意。这其中还有一段传说：张灵甫迷恋南京一名“非上将不见”的名妓，时为中将军阶的张灵甫决心凭借战功，在3年内使自己跻身上将之列。此时，张灵甫看到华中野战军主力屯集苏北，认为这是再建大功的好机会，于是向蒋介石发电：“等打完苏北最后一仗再回南京”。 解放军担负涟水防御的主力是成钧第5旅。一个月前的淮阴之战，74师就是在该旅的防线上打开缺口。涟水城下，两支部队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张灵甫仍是巧攻。他先向城外的茭菱镇发起猛攻，吸引守军注意，然后亲率主力直取涟水城。1946年10月22日，74师集中全部炮兵，对涟水城的南门渡口发起撼天动地的炮击，部队乘橡皮舟渡过废黄河。解放军守军一个排舍生力战，全部牺牲，南门渡口失守。74师直扑涟水城，幸而援军及时反击，重新封闭了突破口。但是74师已经在河岸立住了脚跟，并在河面上架起了浮桥，准备第二轮猛攻。 |